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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人物生平故事 梁思成的生平简介篇一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梁思成“开玩笑说”，“他的生日，4月20日，和希特勒是同一天。”
1912—1914年在北京汇文中学学习。
1915—1923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
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肄业)，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
1928年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接着到南欧结婚旅行并观摩各地建筑和美术半年才回国任职。
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1928—1931年)。
1931—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及兼任研究员。
1944 —1945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1946—1947年)，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1972年)。
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年与林洙结婚。
1972年1月9日逝世于首都北京。
1.出身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出生时，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梁思成(1901.4.20~1972.1.9)，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梁启超曾经送给长子梁思成这样一副对联：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这是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勇往直前。
1925年，梁启超得到一本重新出版的800多年前宋朝颁布的一部建筑书《营造法式》，当即托人带交给梁思成与林徽因，并在扉页上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先宠也，……遂以寄思成、徽因永宝之。”梁思成与林徽因尽管当时还看不懂书中的宋代建筑术语和内容，但父亲激励的话促使他们产生了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愿望。
2.求学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获学士学位。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
3.工作
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
梁思成认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建筑物表面上的赞扬和发思古之幽情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份遗产，去探索其中的奥秘。因此，一开始他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说：中国古代建筑在文献上记载很多，但不经过实地调查，即使读破万卷书，仍只能得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词藻而终不得建筑物的真正印象。他生动地比喻，犹如古人熟诵《史记》对刘邦的记载，“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如果在路上遇到刘邦仍不认识。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
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以后的几年里，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同事一起查阅史料、翻看县志，找出何省、何县曾有古代寺庙及塔刹；深入地方，访问老者寻找古建的线索。梁思成在蓟县时遇见一位中学教员，言谈中得知这位教员的家乡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有一座类似独乐寺的大庙，梁思成闻之大喜，回北京后又立即带人去宝坻县调查，找到了已有900余年历史的广济寺三大士殿。民间谚语中说：“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梁思成就据此调查了民间传说的四件宝贝中的三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式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严格，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地区，百姓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1932年他去河北宝坻县，如今只需3小时的汽车行程，那时却要经历8、9小时。
途中过箭杆河土桥，乘客都要下车涉水过河，让汽车空车过桥；一路在泥泞中颠簸，左右摇晃，倾斜几达30度；下车还要换乘骡车到县城，然后身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达山中寺庙。当时的不少县城，也十分破旧与贫困，找不到一家干净的旅店可以住宿，在贫穷的雁北地区，甚至于买不到白面做的主食。
有时住在庙中，白天随着和尚吃素斋，晚间与蚊子、虱子为伍，有一次住在正定隆兴寺附近的小学校内，晚上冻得只好把报纸压在薄被上以御寒冷。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梁思成对测绘工作的要求都坚持一丝不苟。对建筑从整体到细部，都要详细绘图测量；对各种构造、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要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抄录无误。他和助手们经常爬上梁架，手按几十年的积尘，佝偻身体，俯仰细量，惟恐探测不周。那时室内摄影还靠在现场点燃镁粉闪光，每当镁粉一亮，躲藏在梁架间的成群蝙蝠见光振翼惊飞，扬出难耐的秽气。他们有时心中还惦记着时局的变幻，耽心着日寇会随时侵占华北，为了抢时间，往往一天坚持连续工作十几小时。1934年，在调查应县木塔时，为了摄取塔顶照片，梁思成登上60多米高的塔顶，手抱铁链，两脚悬空地攀登塔刹，去丈量尺寸；又退到塔顶边缘去拍摄塔刹的全景，助手们都为他捏一把汗，终于摄取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时也忘了害怕，要是再后退几步，真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他对自己对助手都要求严格，力求研究成果达到高水平。有一次，他把当时还只十几岁的莫宗江叫到房中，拿出几本当时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国外建筑书刊，指着上面的图对莫宗江说：“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水平，我们的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你画的图也要达到这个水平”。莫宗江教授回忆说：当时梁思成就培养大家要有一股志气，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东西当然应该达到世界水平。
正是凭着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民族志气，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虽然工作艰苦，但却乐在其中。当他们借着老工匠的指点弄清楚了古建筑的某一处构造时，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们不顾污秽，爬梁攀架，在昏暗中发现一组宏大的斗拱时，会顿时忘却疲劳而欣喜若狂；当他们在古建筑上见到一个宋代《营造法式》上刊之有名的构件时，真像突然遇见久别的故人一样，引起长久的兴奋。他们不仅调查名刹古寺，同时还有意识地到山沟荒野里去发掘那些不见经传的民间遗迹。为此，梁思成、林徽因曾专程到晋汾一带调查，途经8县，还两次到北京四郊访古寻迹。
1932年，他们夫妇二人在京郊八大处到香山的途中，发现在马路旁边，微偻的山坡上有3座小小的石佛龛，佛龛由几块青石板合成，貌不惊人，但都已经历了七百多年的风霜，龛上的石雕呈现出南宋的遗风。梁思成赞赏这3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平郊建筑杂录》)。巍峨的长城，嶙峋的古城楼，晨曦中的塔影，这些记录着中华民族不朽历史的胜迹都会给予人们以无尽的诗情画意，但是在建筑师眼里，除了诗情画意之外，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触，梁思成把这称之为：“建筑意”。他们在调查中，就经常因为领悟到这种“建筑意”而兴奋。梁思成深深感到正是通过这些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由衷深情和对劳动创造的无比尊敬。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同仁先后到过50余座城市，调查了建筑、崖墓、汉阙、石刻等古迹800余处。乡间的民房是他们的工作室，晚上靠小油灯照明，只能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作参考，出版的刊物不能用照片，也无钱用铅印，完全靠用毛笔手抄文字，用钢笔画线条图，用石板一张张印刷，依靠连家属在内的全体人员用手工装订成册。尽管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写出报告的内容到绘制的图纸仍保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平。梁思成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32年到1941年的10年期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共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足迹遍及190县市，自宫殿、寺庙、石窟到园林、民居，从唐代古建到清代建筑，它们给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提供了充足的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于1942年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四出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代替照片的不足。在多病的妻子林徽因和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后方的小山庄里完成了。
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调查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文献到实物，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详细分析，他按中国建筑结构方法及其发展列举了中国古建筑的7大特征，并且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观念，建筑的传统体制等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征的形成原因。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接着梁思成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建筑文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图象中国建筑史》。
美国学者费正清对梁思成的这一时期工作作了如下的评价：“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美国讲学，梁思成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心情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敬佩和赞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此赠授梁思成以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
当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开始时，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全身心地投入到首都建设工作之中。他根据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性质，参照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预见到古都北京与新首都之间的矛盾，于1950年初，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
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她的传统风格。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她们代表着古老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
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了，城内的牌楼被拆除了，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他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各部门都想在北京长安街新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市中心主要干道的质量，保护北京城的民族传统风格，特写信给周，要求这条干道的建设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要求各部大楼设计应具有民族形式，注意相互协调，而且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有权修改这些设计。中南海要兴建楼房梁思成设计出方案，特别采用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比例和门窗形式，以取得新建筑与周围古建筑的和谐，探索民族形式新建筑的创作道路。梁思成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北京这一座世界上仅存的，规模宏大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城，即使在整体上难以保住，也力争在局部保住古城的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以求古都北京不致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消失。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思成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
4.磨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梁思成没有想到他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因此所写材料都不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他的“罪行”。
1966年7月，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之后，只要梁思成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被勒令一搬再搬，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反派们肆意查抄、勒索梁思成的家，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
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林洙说：“在“”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说，宁愿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也要死在祖国大地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他有点儿迂，因为很多人都跑了，但是他就是这样坦然。”“梁先生说北京城是封建社会的博物馆，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味道了。”
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主张“从整体上对老北京进行保护”。然而方案没有被采纳。
半个多世纪后，当北京城里许多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已经在推土机前灰飞烟灭，当人们为出行和堵车问题怨声载道时，当初的保护主张再次被提起，被热议。
梁思成的人物生平故事 梁思成的生平简介篇二
1.学风严谨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校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
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他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断掉。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的联系日趋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记得上学时的民主气氛：“那时四个年级在一个大教室里，我觉得很有好处，高年级的同学固然常到我们的图板边提意见，我们也常常对高年级的作品评头论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说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种学术民主、互相切磋的风气……我和比我高的四个年级的同学老混在一起，一道听梁先生和林先生讲课，听蔡方荫和侯仁之的讲座，一道跳土风舞，一道和老师们过节联欢，一道进城去游行。所以虽然在年龄和学识上有差异，但这四个年级的同学感情竟如同班一样，我后来觉得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学术民主，鼓励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另一方面让大家互相影响，互相取他人之长，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朴质的学风“不苟同、不固执也不拘泥，心胸开阔，接纳百川。”
2.人格典范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而梁思成的雕像就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
1956年之后，由于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思成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当数《营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40年代，在完成了本书部分内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顿下来。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特地选派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书“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图样，以及有关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定名《营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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