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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一
;不知不觉，湘鄂赣苏区论坛已经举办了10年，在宣传湘鄂赣苏区革命历史、推动湘鄂赣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一是，湘鄂赣苏区这片土地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领导秋收起义的重要发源地和发生地。可以说，鄂南三县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如果说，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全国秋收起义的高潮，那么鄂南三县的秋收起义就是这个高潮的前奏。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在这片土地上创建湘鄂赣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是，湘鄂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最初酝酿地，此后又成为中央苏区的战略策应地和重要屏障。1930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曾决定由湘鄂赣和赣西南两大块根据地组成中央苏区。后因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湘鄂赣苏区始终无法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没能成为后来的中央苏区所属范围。但这样一来，中央苏区反倒多了一个战略策应区域，湘鄂赣苏区始终是中央苏区西北侧翼的重要屏障。
三是，湘鄂赣苏区是红一方面军的产床和摇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湘鄂赣苏区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五军，红八军，红十二军，红十五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红三军团，红六军团，红一方面军，湘鄂赣边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等红军主力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四是，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唯一攻占过省会城市，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的地区。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长沙成为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唯一攻占过的省会城市，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这在当时是有重大政治影响的。
第一，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红军建设实现正规化的标志。
所谓正规化，一是指统一编制，集中指挥；
二是指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早在1929年12月，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就提出了这两个目标，但它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相继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相继成立就是实质性的转变。到1930年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使活跃在赣南、闽西、湘鄂赣苏区的两支主力红军实现了统一指挥，同时第一个实现了由在一个大战略区域内的游击战为主到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因此，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红军的正规化建设，提高红军战斗力，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黨军连续对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动三次“围剿”，投入兵力最高达30万，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兵力的集中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在继续运用游击战术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和运用兵力，开展运动战，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事实证明，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及其战略转变的效果和意义，在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得到立竿见影的体现。
第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促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的主要军事保障。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苏区开始迎来鼎盛时期。此后，红一方面军各部先是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领导，由此称中央红军。
第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和发展，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的干部人才。回溯历史我们发现，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都是从红一方面军走出来的。毛泽东自不必说，其他的，如十大元帅中有八位，十位大将中也有八位，是红一方面军出身。从红一方面军发展演变而来的许多著名部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中，红一方面军无论从成立时间、部队人数、涌现的人才、参加的战役战斗、队伍成分等方面，都当之无愧地居于首位。值得一提的是，红一方面军不仅涌现出许多军事人才，而且涌现出很多政工干部。
第四，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斗争，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运用，提供了直接土壤。红一方面军也叫“朱毛红军”，是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培育和指挥之下成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主力红军，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等，都进行了不可替代的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实践；
反过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又直接指导着红一方面军的军事斗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恰恰证明了离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是不行的。
第五，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及其发展，使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风等方面的要求，在红军中得以普遍遵行和创造性实践。红一方面军成立前8个月，红四军党的九大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不良作风。红一方面军成立后，这些建军原则在红军中得到更加普遍的实施，由此成为人民军队发展的根本保证。红一方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建军原则。它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这是一支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起来，有着坚定信念、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拥有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善战、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真理。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红一方面军正是承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而来，英勇地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根据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8月19日在纪念红一方面军成立90周年暨第六届湘鄂赣苏区历史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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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竞争，这一观念已成为企业界的共识，而人才的竞争一方面在于企业能否得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更在于企业能否用好现有的人才，能否最大限度地培训开发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挖掘出企业潜在的人力资源。因此说，企业间竞争的一个重点区域——企业培训工作已为众多成功或发展较快的企业所认识、重视。企业发展战略中无论是产品开发战略、产业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还是组织结构战略，都离不开相应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要使企业整体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具备能同国内外一流企业抗衡的竞争力，没有更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作保证，也是不可能的。因而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把员工培训放在突出的位置，使之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样，员工培训就必须同生产、营销、设计开发等经营工作同等看待，甚至应该视员工培训比其它经营工作更为重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关键是培训的竞争。培训之于企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现职工作或担负更高级别的职务，从而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专题培训。员工培训作为整个人力资源管理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培训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培训是企业对员工最好的奖励。就企业而言，对员工培训得越充分，对员工越具有吸引力，越能发挥人力资源的高增值性，从而为企业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效益。最近，美世咨询公布了对上海40家跨国公司的最新薪酬调查。调查显示，这40家公司认为吸引员工最为重要的三项因素分别为：员工发展计划78%、对员工的奖励和肯定60%、薪酬福利56%等。其次是培训计划40%、工作环境28%和工作内容25%。可以看出，除了为员工提供较高的薪酬、福利待遇外，还要非常重视员工的培训与发展以及员工的工作环境。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这40家跨国公司保持了相比上海整体市场低4到5个百分点的低员工流失率。有资料显示，百事可乐公司对深圳270名员工中的100名进行一次调查，这些人几乎全部参加过培训。其中80%的员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表示满意，87%的员工愿意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培训不仅提高了职工的技能，而且提高了职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对工作目标有了更好的理解。
二、员工培训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培训能促进企业与员工、管理层与员工层的双向沟通，增强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用人首先是培养人。只用不培养，人不会成长，或不会按公司需要成长，效率会越来越差。员工的素质决定着企业的素质，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才可能谈得上持续发展。通过培训，可以使新员工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之中，可以使老员工补充新知识新技能，以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培训使企业人力资本整体增值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自身的价值。不少企业采取自己培训和委托培训的办法。这样做容易将培训融入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对全体职工进行企业意识教育的微观文化体系。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认同企业文化，不仅会自觉学习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而且会增强主人翁意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从而培养大家的敬业精神、革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形成上上下下自学科技知识，自觉发明创造的良好氛围，企业的科技人才将茁壮成长，企业科技开发能力会明显增强。
争力的重要途径，不培训公司的产能就不会提高，最后肯定要被竞争对手超越，被市场淘汰。不重视培训的公司，员工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成长，有思想的员工会迷茫，会流失，留下的只是沙子。公司破产，指日可待。公司没有统一的培训，每个人会形成自己特色的工作风格或管理风格，公司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管理者是各自为政，一人一个做法，一人一派，相互不服气，公司由管理问题，演变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员工培训是造就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企业需要人才，一种方式是从外面聘请，另一种方式是在内部培养。相比之下，内部培养的人才，更适合于企业，更能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在国际上，很多大企业的总裁，都是内部培养起来的，比如麦当劳公司美国总裁，最初只是一位发报纸的工人，通过培训和他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总裁。
行分析时发现，一个技能低下的油漆工人，仅在使用油漆喷枪一项上，一年就会浪费近10万元的油漆。在某种意义上说，员工培训，是一项回报极高的投资，通过培训，使员工队伍素质得以提升，从而实现增收和节支双重回报。
企业，肯德基自进入中国以来，带给中国的不仅是异国风味的美味炸鸡、上万个就业机会，还有全新的国际标准的人员管理和培训系统。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德基奉行“以人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因此，员工是肯德基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的关键。肯德基不断投入资金、人力进行多方面各层次的培训。从餐厅服务员，餐厅经理到公司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这些培训不仅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技能，同时还丰富和完善了员工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个性发展。肯德基工作和受训经验，使员工变成人才，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进而成长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出色的企业管理人才。
一、企业领导对培训的认识不足。
多数企业管理者已经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但对培训的认识还不够，培训仅仅停留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没有意识到培训的战略意义，没有将培训上升到战略的层面上，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
1、培训需求分析不
全面、缺乏针对性。
2、缺乏合理的培训计划。
3、培训组织实施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4、缺乏健全的培训评估机制。
总之，员工培训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是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真正重视职工培训，对企业、对职工将会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三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座里程碑，其颁布实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国民法典的出台对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保障。我国民法典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也吸收了人类法律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更对当下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具有其他民法典所不具有的时代性，代表了更为先进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民法典; 权利本位; 时代性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法典制定的重要意义作了精辟、全面、深刻的阐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1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深刻体会，充分认识此次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民法典颁布实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
法律制度的建构历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考察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明时，总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考察这种文明中律法制度的健全程度、先进程度。而法典无疑是集大成者，法典的制定、颁布和实施，不仅需要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且要求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建设必须达到相当的高度。人们耳熟能详的，既有来自遥远古代的汉莫拉比法典，也有近代代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这些法典都被作为文明的载体而流传于世。因此，是否拥有法典、法典内容的逻辑性、法典篇章安排的系统性等，往往被作为衡量文明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
近代以降，在英美法与大陆法的比较借鉴中，中国法律学者将制定和拥有中国人自己的法典作为摆脱封建桎梏、建设现代国家的梦想。从清末修订法典开始，数代中国法律学者将制定民法典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并为之付出艰辛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4年启动了首次民法典制定工作，其后又分别于1962年、1979年、2001年3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的相关工作，但均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我国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再次被提上日程。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了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别审议民法总则、民法典各分编、民法典3个草案。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得以颁布、即将实施，几代人的梦想成真。我国民法典的出台，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奋斗成果，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建设成果的总结和体现，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民法典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于普通人而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首先需要知道的便是自己拥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的边界在哪里;他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自己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被侵害或如何在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取得赔偿……所有这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都需要法律规范的指引。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整个法律学科体系中，民法与人们的生活最为息息相关，人们的婚丧嫁娶、分家析产、财产转让、交易买卖、邻里交往等，都需要民事法律的指引和规范，这是建设社會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民法典注重保护人民权益，凸显法律保护中权利本位思想。民法典共分7编、1260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条文最多的规范性文件。民法典内容虽然庞大，但“有一根红线或者说一根主线，把民法典串联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具有逻辑性的整体。这根红线是什么呢？这就是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1我国民法典中，不仅有一般民法典所有的总则、物权、婚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等内容，更突破性地以合同编通则作为债权总则，将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围绕着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构建起严谨的逻辑体系，凸显法律保护的权利本位思想。民法典通过对人民权利的保护，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决心。
民法典的出台将更为有效地规范和指引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包括新中国初期颁布实施的婚姻法，还有1978年以后陆续出台实施的民法通则、新婚姻法（1980年重新颁布实施）、继承法、合同法、收养法、侵权法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如此众多繁杂的法律并不总能及时有效地为普通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均以单行法的形式出台，又由于我国立法极简主义的传统，法律条文大多抽象和原则，需要一系列的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地方法规等进行配套，从而形成了具有复杂位阶关系的规范体系，这对于一般人而言，过于艰深而晦涩;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飞速发展，法律法规不停地被修订，修订工作难以做到同步开展，从而使得非法律人士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其次，不同的单行法律之间，法律位阶即使完全相同，也有新法与旧法、普通法与特殊法等区别，一些条文内容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之处。最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具有滞后性，当社会经济生活出现新情况新事物时，往往会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而此次民法典的出台，对之前几十年出台的各单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了梳理、总结和归纳，并按照严密的逻辑结构编排在一起，不仅便于普通人查找和学习，也利于行政执法部门和人民法院理解法律，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
民法典的出台将进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法律保障。商法脱胎于民法，与民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陆续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涵盖商事活动各个领域的大批法律规范。其中，既有涉及商事主体资格的三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也有规范商事行为的保险法、票据法、拍卖法、证券法、海商法等。但是，这些单行法均只能涉及和调整商事活动某一特定的领域。在更为宏观和基础的层面上，多年以来，我国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基础性规范一直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对商事关系的原则性规定。而现在，民法典对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原则性、基础性问题有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回应，在我国没有专门的商法典的情况下，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都必然会成为我国商事立法和执法的基础和保障。
民法典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纵观各国法律，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虽只适用于特定地域，但依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立法精神和原则、价值取向、逻辑结构、立法模式、编章安排等不断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仿效。我国此次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虽只在我国法域内生效和适用，但编纂过程有重大发展和创新，人格权独立成编即是最大亮点，反映出我国人格权法理论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其他国家的人格权法理论研究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1作为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发展的后发国家，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不仅仅面向过去，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律文明建设有益成果。同时，我国民法典更是一部面向未来的法典，它直面当下社会经济中的疑难问题和前沿问题。在世界日益密切联系的今天，这些问题并不仅仅为我国所独有，如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数据和虚拟财产问题，居住权、人格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因此，我国民法典具有其他在先制定的民法典所不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更为先进的价值取向，更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安排。如果说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20世纪初民法法典化的里程碑，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法律文明成果，那么中国民法典必将在21世紀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刘燕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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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我国古老的经典，被称为“天书”。是由学问与术数两大部分组成，内容涉及到哲学、历史、军事、医学与民俗等多个方面。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它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泛深入的古代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探讨，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被孔门弟子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周易》被列为“三玄”之一(即《老子》、《庄子》、《周易》);唐代修撰《五经正义》，《易》为首经;宋代注解《十三经》，《易》为第一经;元、明、清三代，《四书》、《五经》为钦定教材，《易》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纂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为第一部经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据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可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经学中的经学，哲学中的哲学”。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还大发感慨，谓“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由此可见，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将之融汇贯通的人则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易》道的确广大。而我们今天将之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还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学术界习惯上将《周易》分为经、传、学三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经”，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也就是带有符号系统的《周易》古经;所谓“传”，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解释《周易》古经为宗旨的十篇专论，古人曾称之为“十翼”，后人将之合称为“易传”或“易大传”;“学”则指汉代以来的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分法比较符合《周易》的历史实际，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学习和研究时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为《周易》或《易经》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古经文和“易传”。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自西汉费直将“易传”的“文言传”附于乾、坤两卦之下，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古经文之后，遂成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们习惯上便将它们称之为《周易》或《易经》。狭义的《周易》或《易经》则专之古经文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事实上，经是经，传是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分清经是源，而传和学只是流。若将源、流混为一谈，则既不利于对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对传的探讨。在本书中，我们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经与传两个方面，而在需要时则将经、传分开叙述。
所谓象、数、理、占，一般是针对易学研究史上的学术流派而言的。大致说来，象学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探讨;数学派偏重于探讨《周易》中包含的数理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理学派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经传中包含的哲理;占筮派主张将易学研究用于社会生活实际。事实上，不论哪个学派都离不开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以及它所包含的道理，因此，一般学者只将它们笼统地归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这种归类是适当的，因为不论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代学者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们的研究倾向往往或偏于象数，或偏于义理。况且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便不同，象数派从卦象和数理入手，最终的归结点往往趋向自然事理;义理派从卦象和卦爻辞入手，最终趋向社会与人生事理。因此，我们主张将象数和义理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把占筮派作为参考。因为占筮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实际操作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迷信的道路。当然，不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他们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占筮，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不了解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没有办法进入《周易》殿堂，也无法探究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占筮仅作为参考的主要原因。
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全面研究，首推二十世纪初的郭沫若，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专列了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将《周易》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并且在“精神的生产”一节中从宗教、艺术、思想三方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 郭先生的研究显然偏重于就时代论时代，缺乏纵向的掘进。迨至当代，高亨、朱伯崑、唐明邦、刘纲纪、金景芳、张政烺等学者，或遵循传统的训释方法;或从哲学、伦理学、美学、史学、文学等角度加以探讨;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尽管朱伯崑、刘大钧、周止礼、李申、潘雨廷、胡道静等学者，曾试图从纵、横两方面对《周易》的研究历史进行总体探讨，也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文化问题，但要么偏于史，要么偏于某一学科，再不就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一般性比附，未能真正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互相影响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曾专门撰文探讨《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张岱年先生的《〈周易〉与传统文化》、台湾张廷荣的《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可惜又只是宏观上的综论，缺少细致的具体分析。关于伏羲八卦与《周易》的连带关系，近年来，随着《帛易》、《简易》等出土文物的增多，张政烺、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等学者，从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初步倾向传说中的伏羲八卦当是数字卦，《周易》中的阴阳符号是由数字卦的“一”和“六”演变而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文字考证的角度入手，间或涉及文化社会学的范畴，又可惜未能从宏观上作更深入的系统研究。
在学术界，一般将《易传》定格为阐发《周易》本经的哲学著作，而对于《周易》本经的看法则主要集中在是筮书还是哲学著作的争论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首先是卜筮之书，因其中包含一定的哲学思想，所以随着对它的解释，到《易传》时才逐步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冯友兰、高亨、朱伯崑等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经的哲学蕴涵，就不会有传的哲学阐发，并且《周易》本经的成书过程极为漫长，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独特的哲学著作，这种观点以李景春、张善文等学者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是一部史书，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而应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平心、胡朴安等学者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杭辛斋、薛学潜等持此观点。然而这部著作却包容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郭沫若先生曾将之列为“《周易》时代”加以考察，现当代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婚姻以及农、林、牧、渔、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故我们将《周易》本经定格为硕果仅存的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我们认为，《周易》本经不仅仅是一部筮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或天文历法著作，而只能说它包含了一些哲学思想、史学内容和有关天文历法的思想内容。因为这部独特的著作，像甲骨卜辞一样，用卜筮的方法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诸如享祀、征伐、畜牧、渔猎、行旅、婚姻、饮食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众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初步认识。同时这部著作不像甲骨卜辞是零散的记录，而具有严密的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独特的著作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完整而具系统性的真实记录，它不但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史料。所以，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以卜筮为表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化典籍。正因如此，我们应将视野放开阔一些，除了从哲学角度研究外，更应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内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观照。
目前在国内，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只有有周止礼的《易经与中国文化》，李申的《周易之河说解》，胡道静、戚文等编著的《周易十日谈》以及朱伯崑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等几部。尽管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作了或深或浅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尚处于知识普及性的起步阶段，论述还显简略和随意。正因如此，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既没有收入这些研究成果，也没有进行专门论述，正如方克立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本书“对二十世纪后20年易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如《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未作充分的论证。”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确还很有限，论述也还不成熟。
综观目前国内对《周易》与古代文化所作的相关研究，尽管讨论非常热烈，但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在过于庞杂，既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又有社会科学的内容，若非通才，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二是这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须作大量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既懂《周易》又兼通古代文化的人才较少，尚需进一步的培养。鉴于上述情况，本教材也只是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在教材中我们不仅首次提出了应将《周易》古经视为一部文化典籍从宏观上加以观照，而且提出应将经、传、学分开来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微观考察。以故本教材首先对《周易》的性质及其内容作了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历代易学研究概况作了一些评述，同时就如何解读《周易》古经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以期在学习中对《周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次，我们分别从《周易》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美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几个方面分经和传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从而阐明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然而受编著者的专业知识和学养所限，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探讨，只能就传统的文、史、哲三个大的方面作一些基本探讨，以求窥斑知豹。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乃至你的思想都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来的，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无条件承认并接受它的熏陶。中国文化最起码应该包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两大方面，而文化的继承性又决定了没有古代文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化。因此，不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珍惜中国的古代文化，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而要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学习和了解《周易》以及必要的易学知识，就显得颇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因为《周易》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渊薮和先导。
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具体角度讲，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学派——儒家和道家，它们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与《周易》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儒家所遵奉的是《周易》的乾道，即刚健有为;那么道家则遵奉的是《周易》的坤道，即柔顺无为。当然，无可否认，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源头还有别的方面。比如儒家思想与古代祭祀礼仪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与商代敬奉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或者说一所新的思想大厦的建立，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必须借鉴前人多方面的先进理念作为其思想基础，否则这所大厦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说《周易》是儒、道思想的源头之一，就绝不是生拉硬扯和牵强附会，而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客观实际的。换个角度来讲，今日学术界针对《易传》是儒家著作还是道家著作的争论，也正好反证了儒、道两派曾经借鉴过《周易》的事实。虽说《易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它在解说《周易》本经的过程中借用儒、道两家已经成形的思想来加以说明，不正说明儒、道思想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们一直尊奉“天人合一”和“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主流的思想渊源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不仅探讨自然宇宙问题，也探讨人生事理，它研究探讨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天人合一”，只不过它是通过占筮方法来进行探讨的罢了。而儒、道两家的思想只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思想加以阐发而已，作的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罢了。事实上，他们所研究的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宏观上讲，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后世之所以讲“儒道互补”，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在更高层次上作了整合。所以，我们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源头之一。既然《周易》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之一，那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就必须对《周易》的思想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将不得其门而入。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界向来讲究文、史、哲不分家，《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也自然包含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叙述。
如前所述，《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文化典籍，这部典籍之所以倍受青睐是与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分不开的。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哲学思想的`萌芽，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正因它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成分，《易传》才能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挥。
《易传》是公认的哲学著作，事实上，我国古代的许多哲学问题正是《易传》通过阐释《周易》来展开的。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象数、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都来源于《易传》。因此，不懂得《周易》经传，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且可以这样说，自《易传》始，历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周易》经传。汉代产生的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说、费直为代表的义理说以及借助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就都是从《周易》经传的阐发中逐步形成的。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王弼、韩康伯为代表的玄学派易学以及稍后的“郑王之争”(即郑玄派和王弼派的学术争论)，郑玄主象数，王弼倡义理，两派之争的实质是关于《周易》究竟是以象数为主还是以义理为主的问题，同样没有离开《周易》经传。唐代的易学哲学则融合了象数、义理两派的观点，尤其是孔颖达以义理为主又结合象数派的观点，发展了王弼的玄学易，将玄学派的贵无论引向了崇有论，重新肯定了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为易学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这一贡献依然未能离开对《周易》经传的阐发。至于宋明理学，不论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还是就其理论形式来看，都是通过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学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则无一例外地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都来源于易学问题。而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邵雍、张载、陆九渊、杨简、王守仁、王夫之等不仅是理学大师，也都是易学大师，并且均有著名的易学著作传世。如果不懂得《周易》经传，要想真正懂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说他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古代所谓的天人之学，也就是易学;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沟通古今的变化之道，而易学本就是研究古代关于变化规律的学问;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易学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完成的。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作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疑也是一部史学著作。且不说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颐、杨万里等著名易学家就曾引史证经，单从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屈万里等学者就利用《周易》卦爻辞中的材料，揭示了中国上古尤其是商周时期的许多古史秘密，也足证《周易》本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顾颉刚对商周史事的考证，他在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考证的基础上，借助《周易》卦爻辞材料，进一步推衍王说，撰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殷商先祖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部落、殷高宗讨伐鬼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等一系列商周史事，为后人解开这些历史谜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研究成果则填补了长期以来使史学界感到困惑的部分商周古史的空白。由此可见，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更不能离开《周易》古经。
同样，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也不能离开《周易》。《周易》古经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的最早最完整且成系统的用散文写成的古籍，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散文史应从《周易》写起并非没有道理。不仅如此，《周易》的卦爻辞有许多是用古歌谣的形式写成的，并且往往押韵，被学者们视为“古代文学的起源”，“中国诗坛上最早的萌芽”，“是中国诗歌的先声”。著名易学家高亨先生还就这些卦爻辞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其中许多歌谣形式的卦爻辞分别采用了赋、比、兴手法，从而认为它们是《诗经》的先导。由此看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散文史也好，诗歌史也罢，都是难以离开《周易》古经的。
同时由于《周易》的卦爻符号和卦爻辞都采用“立象以尽意”，或者说运用了“假象寓意”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从而对先秦文学中的象征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做了高度概括和总结，进而提出了“象”与“意”、“化”与“神”、“阳刚”与“阴柔”等许多美学范畴，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就是依据《易传》的基本理论而来的，作者刘勰在该书的《序志》也明确表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不仅全书的编排依照“大衍之数”设置为五十篇，而且全书的内容几乎处处与《易传》相关联。因此，不懂得《易传》也是不大容易真正懂得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
当然，《周易》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它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管理、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军事、教育、宗教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它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自然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学习《周易》经传不仅对了解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建立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显明的指导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的思想基础源自《周易》，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周易》本身来看，它所谓的易道，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它认为自然宇宙是由一阴一阳组成的，并且由一阴一阳相互推荡而生生不息。《说卦传》则将这种阴阳变化之道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仅认为自然宇宙是由阴阳规律所组成，而且社会人生也是由这个规律所支配。这个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维模式构筑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内涵、以天地人为主体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之理，它所探讨的是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并用它来指导人事，特别是社会政治。虽说《说卦传》的这种概括有些牵强附会，但它的这种整体思维方式无疑具有指导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整体思想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揭示了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它所追求的是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观。先秦时期的学者们普遍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把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投射到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周易》乾卦的《彖传》则明确提出“太和”的概念，对天道和人道的整体和谐关系做出了最完美的论述。它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道(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的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保全和合太和之气(《周易本义》释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就能守持正固。天开始生出万物，使万国都安宁。可以说这种“阴阳会合”的太和之气，不仅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使天下安宁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阴阳和谐，才能风调雨顺，也才能使万物茂盛生长，从而形成五谷丰登、万民欢欣的和谐局面。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人也需要保全这种太和之气，才能达到阴阳和谐，而个体的和谐才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和谐。虽然《易传》作者的思想尚未上升到通过个体和谐达到集体和谐的这样一个境界，但它为后人的进一步阐发却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和谐观点，但是儒家所偏重的仅仅是社会人生的问题而不及自然，而《易传》作者却将两者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它的这种天人和谐观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是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孰不知中道观念其实源自《周易》。在《周易》卦爻辞中曾多次提到“中”和“中行”，虽然这些“中”的观念还不完全是后人所理解的中道观念，但“中行，无咎”是《周易》本经首次提出的。而且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属于二爻和五爻这两个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辞，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吉利的。关于这一点，《易传》的《系辞传》曾做过很好的总结，它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又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不仅指出了二与五“多誉”、“多功”而三与四“多惧”、“多凶”的客观事实，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们先不管它寻找的原因正确与否，我们只就这一事实也足见《周易》本经对卦爻辞安排上的显明倾向。事实上，《周易》本经有两个最基本的编排原则，那就是崇阳抑阴和居中则吉、居偏则有休咎。由此看来，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正是《周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尽管这一思想观念是在卜筮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确实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在批评别人时喜欢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这种批评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周易》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不中不正”是从上下卦的爻位关系来说的，二、五两爻为上下卦的中位，中则正、不中则不正，本来就是《周易》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三不四”是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上说的，因为上天、中人、下地构成了所谓的“三才之道”，这个道是不可违背的自然之道，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自然之道。具体来说，五、六爻为天位，三、四爻为人位，一、二爻为地位，而“不三不四”也就是不在了人位上，人位居中，不在人位上也就是离开了中位，离开了中位的人也就不称其为人了。这是多么刻薄的教训言辞，而这种教训言辞背后所包含的中道观念又是多么的发人深省，真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四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六爻绝大多数是不吉利的，六爻是一卦中的最后一个爻位，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它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而发展到了尽头的事物只能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是《周易》通过卦爻的变化告诉我们的又一基本规律。对此《系辞传》作者将它总结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变通思想同样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人们常说“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其中所暗含的正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变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穷”，也即到了尽头的时候才可变，而不是毫无原则的变通，必须与前述中道观念结合起来运用。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宽厚仁慈、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崇阳抑阴是《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它在提倡崇尚阳刚的同时，又不忘提倡宽厚仁慈的柔顺之德，事实上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阳刚之道而无阴柔之道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一阴一阳的自然规律的。《大象传》在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象时明确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这两句名言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来源于此。它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的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人文精神，值得后人进一步借鉴并使之发扬光大。《周易》经传中还有许多值得后人继承和借鉴的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顺天应人”的革命精神，“与时偕行”的发展观点，深沉强烈的忧患意识，“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甚至“致命遂志”的人格尊严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具体叙述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既是我们立国立身的根本，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依靠，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传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周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周易》是一部卦爻符号与文辞相结合的独特著作，加之文辞晦涩难懂，向来被视为“天书”。因此，我们又必须先对如何学习与研究《周易》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关于学习和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黄寿祺、张善文撰写的《周易译注》列举了八条建议：一是从源溯流;二是强干弱枝;三是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四是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五是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用的《易》学条例;六是应当结合考古学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蜜辨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七是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八是应当注意国外汉学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进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这八条建议可谓既全面又细致，值得认真借鉴与参考。现根据自己学习《周易》的一点心得体会，并结合前述八条建议谈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步，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所谓由易入难就是先阅读一些有关《周易》及易学史的入门读物，以期对《周易》经传的基本内容和易学史的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去学习《周易》经传。如孙振声的《白话易经》，金景芳的《周易讲座》，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廖名春等编写的《周易研究史》等。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因为入门读物毕竟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容易读懂，也容易接受。同时对易学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易于选择那些在易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而不致于在一开始学习《周易》就走弯路。由于易学著作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如不了解易学史则很容易将术数类的著作误认为是易学著作，导致入门之初就误入歧途。
第二步，由传及经，由浅入深。在具体学习《周易》本经之前，应对《易传》内容有所了解。一方面传毕竟是为解经而作，理解了传，方能登堂入室;另一方面《易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所作，从语言难度上讲远比完成于商末周初的《周易》为简，更易于了解和把握。但是一定要分清源流，经是源，而传是流，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传代经，误认为传的内容就是经的内容。事实上，传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的思想，并且有许多地方作了发挥，与经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前两个步骤其实只是铺垫，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卦爻辞。而如何解读《周易》卦爻辞的确是颇为犯难的事，因为直至今日对许多卦爻辞的解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说，解读卦爻辞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具体说来，首先必须熟练掌握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象，因为卦象与卦名、卦爻辞紧密相关，不懂得卦象就连卦名都无法理解，更别说解说卦爻辞了。比如大有卦的卦象为上离下乾，也即上火下天，火又代表太阳，因此这个卦象所揭示的就是如日中天的形象，放到人事上来讲，就象征人到中年、大有收获，故命名为大有。而如果不懂得卦象，就会觉得这个卦名莫名其妙。卦名的解释是如此，卦爻辞的解释更是如此。因此惟有懂得了卦象，才能正确解释卦名、卦辞以及爻辞。其次，要熟练掌握卦位、爻位以及爻象的各种关系。卦有卦象、卦位，爻则有爻象、爻位，若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卦爻辞。比如上下卦位的问题往往与卦辞密切相关。再如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具有同位关系，爻辞的吉凶与否往往和这种同位关系紧密相关。这些都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再次，借助今注、古注，尤其是易学史上的名家注解。这些注解，不仅注释精当，而且兼释卦象，对进一步理解卦爻辞不失为最佳捷径。比如今人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朱熹的《周易本义》等。再其次，以传解经、经传合参。等到对经有了一定了解后，应回过头来将经传合到一起再行解读。这时对传的解读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区分何者为经的思想，何者为传的发明，以求从思想的高度对《周易》经传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周易》作好铺垫。最后，应注意从多角度挖掘《周易》经传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目的，也是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价值所在。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五
周易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周易的地位与意义，欢迎大家阅读!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它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影响极为广泛深入的古代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探讨，曾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至多的精力。该书约在战国时期即被孔门弟子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汉代则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因西汉武帝时曾设“五经博士”，专门讲论《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周易》被列为“三玄”之一(即《老子》、《庄子》、《周易》);唐代修撰《五经正义》，《易》为首经;宋代注解《十三经》，《易》为第一经;元、明、清三代，《四书》、《五经》为钦定教材，《易》居“五经”之首;清代阮元编辑《十三经注疏》将《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时编纂大型的《四库全书》，同样将《周易》列为第一部经书。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周易》占据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可看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渊薮和先导。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与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它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商周时期古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其中不仅包含古代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包含古人关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正因如此，历代学者面对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为之孜孜以求、探赜索隐，作注解疑之书，可谓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古代有关研究《周易》的著作，将近三千种，居各种经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门丰富多彩的专门学问——易学。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经学中的经学，哲学中的哲学”。它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皮锡瑞还大发感慨，谓“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由此可见，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将之融汇贯通的人则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易》道的确广大。而我们今天将之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还须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长进。
学术界习惯上将《周易》分为经、传、学三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经”，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也就是带有符号系统的《周易》古经;所谓“传”，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解释《周易》古经为宗旨的十篇专论，古人曾称之为“十翼”，后人将之合称为“易传”或“易大传”;“学”则指汉代以来的学者对《周易》经和传所作的各种解释。这种分法比较符合《周易》的历史实际，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学习和研究时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为《周易》或《易经》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古经文和“易传”。本来经与传是分开的，自西汉费直将“易传”的“文言传”附于乾、坤两卦之下，将“彖传”、“象传”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将“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附于古经文之后，遂成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们习惯上便将它们称之为《周易》或《易经》。狭义的《周易》或《易经》则专之古经文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辞。事实上，经是经，传是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必须分清经是源，而传和学只是流。若将源、流混为一谈，则既不利于对经的研究，也不利于对传的探讨。在本书中，我们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广义的《周易》或《易经》，包括经与传两个方面，而在需要时则将经、传分开叙述。
所谓象、数、理、占，一般是针对易学研究史上的学术流派而言的。大致说来，象学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探讨;数学派偏重于探讨《周易》中包含的数理与卦象之间的关系;理学派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经传中包含的哲理;占筮派主张将易学研究用于社会生活实际。事实上，不论哪个学派都离不开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以及它所包含的道理，因此，一般学者只将它们笼统地归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这种归类是适当的，因为不论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代学者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他们的研究倾向往往或偏于象数，或偏于义理。况且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便不同，象数派从卦象和数理入手，最终的归结点往往趋向自然事理;义理派从卦象和卦爻辞入手，最终趋向社会与人生事理。因此，我们主张将象数和义理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把占筮派作为参考。因为占筮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实际操作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迷信的道路。当然，不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他们的研究都不可能离开占筮，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现的，不了解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没有办法进入《周易》殿堂，也无法探究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占筮仅作为参考的主要原因。
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全面研究，首推二十世纪初的郭沫若，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专列了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将《周易》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并且在“精神的生产”一节中从宗教、艺术、思想三方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 郭先生的研究显然偏重于就时代论时代，缺乏纵向的掘进。迨至当代，高亨、朱伯崑、唐明邦、刘纲纪、金景芳、张政烺等学者，或遵循传统的训释方法;或从哲学、伦理学、美学、史学、文学等角度加以探讨;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尽管朱伯崑、刘大钧、周止礼、李申、潘雨廷、胡道静等学者，曾试图从纵、横两方面对《周易》的研究历史进行总体探讨，也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文化问题，但要么偏于史，要么偏于某一学科，再不就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一般性比附，未能真正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互相影响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曾专门撰文探讨《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如张岱年先生的《〈周易〉与传统文化》、台湾张廷荣的《易学与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可惜又只是宏观上的综论，缺少细致的具体分析。关于伏羲八卦与《周易》的连带关系，近年来，随着《帛易》、《简易》等出土文物的增多，张政烺、李学勤、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等学者，从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初步倾向传说中的伏羲八卦当是数字卦，《周易》中的阴阳符号是由数字卦的“一”和“六”演变而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从文字考证的角度入手，间或涉及文化社会学的范畴，又可惜未能从宏观上作更深入的系统研究。
在学术界，一般将《易传》定格为阐发《周易》本经的哲学著作，而对于《周易》本经的看法则主要集中在是筮书还是哲学著作的争论上，一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首先是卜筮之书，因其中包含一定的哲学思想，所以随着对它的解释，到《易传》时才逐步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冯友兰、高亨、朱伯崑等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经的哲学蕴涵，就不会有传的哲学阐发，并且《周易》本经的成书过程极为漫长，是古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独特的哲学著作，这种观点以李景春、张善文等学者为代表。第三种观点认为《周易》本经是一部史书，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因而应从史学的角度来解释，平心、胡朴安等学者持这种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文历法的书，也就是一部科学著作，其中所蕴含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杭辛斋、薛学潜等持此观点。然而这部著作却包容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郭沫若先生曾将之列为“《周易》时代”加以考察，现当代也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家庭婚姻以及农、林、牧、渔、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故我们将《周易》本经定格为硕果仅存的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我们认为，《周易》本经不仅仅是一部筮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或天文历法著作，而只能说它包含了一些哲学思想、史学内容和有关天文历法的思想内容。因为这部独特的著作，像甲骨卜辞一样，用卜筮的方法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诸如享祀、征伐、畜牧、渔猎、行旅、婚姻、饮食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众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初步认识。同时这部著作不像甲骨卜辞是零散的记录，而具有严密的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独特的著作是我国上古时代社会生活完整而具系统性的真实记录，它不但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史料。所以，应将《周易》本经视为一部以卜筮为表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化典籍。正因如此，我们应将视野放开阔一些，除了从哲学角度研究外，更应该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内对它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观照。
目前在国内，关于《周易》与古代文化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只有有周止礼的《易经与中国文化》，李申的《周易之河说解》，胡道静、戚文等编著的《周易十日谈》以及朱伯崑主编的《周易知识通览》等几部。尽管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作了或深或浅的论述，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尚处于知识普及性的起步阶段，论述还显简略和随意。正因如此，杨庆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既没有收入这些研究成果，也没有进行专门论述，正如方克立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本书“对二十世纪后20年易学研究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如《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未作充分的论证。”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确还很有限，论述也还不成熟。
综观目前国内对《周易》与古代文化所作的相关研究，尽管讨论非常热烈，但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实在过于庞杂，既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又有社会科学的内容，若非通才，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二是这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须作大量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既懂《周易》又兼通古代文化的人才较少，尚需进一步的培养。鉴于上述情况，本教材也只是为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在教材中我们不仅首次提出了应将《周易》古经视为一部文化典籍从宏观上加以观照，而且提出应将经、传、学分开来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微观考察。以故本教材首先对《周易》的性质及其内容作了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历代易学研究概况作了一些评述，同时就如何解读《周易》古经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以期在学习中对《周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次，我们分别从《周易》与我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美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几个方面分经和传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从而阐明作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周易》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然而受编著者的专业知识和学养所限，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探讨，只能就传统的文、史、哲三个大的方面作一些基本探讨，以求窥斑知豹。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语言、你的思维方式乃至你的思想都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来的，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无条件承认并接受它的熏陶。中国文化最起码应该包括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两大方面，而文化的继承性又决定了没有古代文化就不可能有现代文化。因此，不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珍惜中国的古代文化，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而要懂得中国的古代文化，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学习和了解《周易》以及必要的易学知识，就显得颇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因为《周易》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渊薮和先导。
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具体角度讲，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学派——儒家和道家，它们的思想基础毫无疑问与《周易》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儒家所遵奉的是《周易》的乾道，即刚健有为;那么道家则遵奉的是《周易》的坤道，即柔顺无为。当然，无可否认，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源头还有别的方面。比如儒家思想与古代祭祀礼仪之间的关系，道家思想与商代敬奉天命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是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或者说一所新的思想大厦的建立，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还必须借鉴前人多方面的先进理念作为其思想基础，否则这所大厦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说《周易》是儒、道思想的源头之一，就绝不是生拉硬扯和牵强附会，而是符合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客观实际的。换个角度来讲，今日学术界针对《易传》是儒家著作还是道家著作的争论，也正好反证了儒、道两派曾经借鉴过《周易》的事实。虽说《易传》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然而它在解说《周易》本经的过程中借用儒、道两家已经成形的思想来加以说明，不正说明儒、道思想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们一直尊奉“天人合一”和“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两大主流，而这两大主流的思想渊源本来就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易》不仅探讨自然宇宙问题，也探讨人生事理，它研究探讨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天人合一”，只不过它是通过占筮方法来进行探讨的罢了。而儒、道两家的思想只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思想加以阐发而已，作的更加具体、更加细致罢了。事实上，他们所研究的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宏观上讲，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后世之所以讲“儒道互补”，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在更高层次上作了整合。所以，我们说《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源头之一。既然《周易》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头之一，那么，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就必须对《周易》的思想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将不得其门而入。
对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界向来讲究文、史、哲不分家，《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也自然包含了文、史、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叙述。
如前所述，《周易》是我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文化典籍，这部典籍之所以倍受青睐是与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分不开的。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哲学思想的萌芽，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正因它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的成分，《易传》才能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挥。
《易传》是公认的哲学著作，事实上，我国古代的许多哲学问题正是《易传》通过阐释《周易》来展开的。比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象数、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都来源于《易传》。因此，不懂得《周易》经传，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且可以这样说，自《易传》始，历代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周易》经传。汉代产生的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说、费直为代表的义理说以及借助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就都是从《周易》经传的阐发中逐步形成的。魏晋时期形成的以王弼、韩康伯为代表的玄学派易学以及稍后的“郑王之争”(即郑玄派和王弼派的学术争论)，郑玄主象数，王弼倡义理，两派之争的实质是关于《周易》究竟是以象数为主还是以义理为主的问题，同样没有离开《周易》经传。唐代的易学哲学则融合了象数、义理两派的观点，尤其是孔颖达以义理为主又结合象数派的观点，发展了王弼的玄学易，将玄学派的贵无论引向了崇有论，重新肯定了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为易学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这一贡献依然未能离开对《周易》经传的阐发。至于宋明理学，不论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还是就其理论形式来看，都是通过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的五大学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则无一例外地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都来源于易学问题。而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邵雍、张载、陆九渊、杨简、王守仁、王夫之等不仅是理学大师，也都是易学大师，并且均有著名的易学著作传世。如果不懂得《周易》经传，要想真正懂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说他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里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古代所谓的天人之学，也就是易学;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沟通古今的变化之道，而易学本就是研究古代关于变化规律的学问;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易学作为他的指导思想完成的。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作为“六经”之一的《易经》无疑也是一部史学著作。且不说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颐、杨万里等著名易学家就曾引史证经，单从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屈万里等学者就利用《周易》卦爻辞中的材料，揭示了中国上古尤其是商周时期的许多古史秘密，也足证《周易》本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中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顾颉刚对商周史事的考证，他在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考证的基础上，借助《周易》卦爻辞材料，进一步推衍王说，撰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殷商先祖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部落、殷高宗讨伐鬼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等一系列商周史事，为后人解开这些历史谜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研究成果则填补了长期以来使史学界感到困惑的部分商周古史的空白。由此可见，学习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更不能离开《周易》古经。
同样，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也不能离开《周易》。《周易》古经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的最早最完整且成系统的用散文写成的古籍，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我国散文史应从《周易》写起并非没有道理。不仅如此，《周易》的卦爻辞有许多是用古歌谣的形式写成的，并且往往押韵，被学者们视为“古代文学的起源”，“中国诗坛上最早的萌芽”，“是中国诗歌的先声”。著名易学家高亨先生还就这些卦爻辞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其中许多歌谣形式的卦爻辞分别采用了赋、比、兴手法，从而认为它们是《诗经》的先导。由此看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散文史也好，诗歌史也罢，都是难以离开《周易》古经的。
同时由于《周易》的卦爻符号和卦爻辞都采用“立象以尽意”，或者说运用了“假象寓意”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文学意义的象征形象，从而对先秦文学中的象征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做了高度概括和总结，进而提出了“象”与“意”、“化”与“神”、“阳刚”与“阴柔”等许多美学范畴，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就是依据《易传》的基本理论而来的，作者刘勰在该书的《序志》也明确表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不仅全书的编排依照“大衍之数”设置为五十篇，而且全书的内容几乎处处与《易传》相关联。因此，不懂得《易传》也是不大容易真正懂得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的。
当然，《周易》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它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管理、伦理道德、美学、艺术、军事、教育、宗教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它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建筑等自然学科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学习《周易》经传不仅对了解我国古代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建立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显明的指导作用。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的思想基础源自《周易》，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与《周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周易》本身来看，它所谓的易道，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它认为自然宇宙是由一阴一阳组成的，并且由一阴一阳相互推荡而生生不息。《说卦传》则将这种阴阳变化之道做了更加具体的描述，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仅认为自然宇宙是由阴阳规律所组成，而且社会人生也是由这个规律所支配。这个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维模式构筑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内涵、以天地人为主体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之理，它所探讨的是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其中的规律，并用它来指导人事，特别是社会政治。虽说《说卦传》的这种概括有些牵强附会，但它的这种整体思维方式无疑具有指导社会人生的积极意义。而对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的整体思想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揭示了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它所追求的是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观。先秦时期的学者们普遍把天人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规律看作是人类社会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把人们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主观理想投射到客观的自然规律之上。《周易》乾卦的《彖传》则明确提出“太和”的概念，对天道和人道的整体和谐关系做出了最完美的论述。它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道(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的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保全和合太和之气(《周易本义》释太和为“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就能守持正固。天开始生出万物，使万国都安宁。可以说这种“阴阳会合”的太和之气，不仅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也是使天下安宁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阴阳和谐，才能风调雨顺，也才能使万物茂盛生长，从而形成五谷丰登、万民欢欣的和谐局面。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人也需要保全这种太和之气，才能达到阴阳和谐，而个体的和谐才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和谐。虽然《易传》作者的思想尚未上升到通过个体和谐达到集体和谐的这样一个境界，但它为后人的进一步阐发却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和谐观点，但是儒家所偏重的仅仅是社会人生的问题而不及自然，而《易传》作者却将两者巧妙地统一了起来。它的这种天人和谐观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三是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人们普遍认为“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孰不知中道观念其实源自《周易》。在《周易》卦爻辞中曾多次提到“中”和“中行”，虽然这些“中”的观念还不完全是后人所理解的中道观念，但“中行，无咎”是《周易》本经首次提出的。而且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属于二爻和五爻这两个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辞，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是吉利的。关于这一点，《易传》的《系辞传》曾做过很好的总结，它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又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不仅指出了二与五“多誉”、“多功”而三与四“多惧”、“多凶”的客观事实，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们先不管它寻找的原因正确与否，我们只就这一事实也足见《周易》本经对卦爻辞安排上的显明倾向。事实上，《周易》本经有两个最基本的编排原则，那就是崇阳抑阴和居中则吉、居偏则有休咎。由此看来，持中而行的中道观念正是《周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观念。尽管这一思想观念是在卜筮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确实深远。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在批评别人时喜欢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这种批评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周易》的价值取向和是非观念。“不中不正”是从上下卦的爻位关系来说的，二、五两爻为上下卦的中位，中则正、不中则不正，本来就是《周易》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三不四”是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上说的，因为上天、中人、下地构成了所谓的“三才之道”，这个道是不可违背的自然之道，谁违背了它，也就等于违背了自然之道。具体来说，五、六爻为天位，三、四爻为人位，一、二爻为地位，而“不三不四”也就是不在了人位上，人位居中，不在人位上也就是离开了中位，离开了中位的人也就不称其为人了。这是多么刻薄的教训言辞，而这种教训言辞背后所包含的中道观念又是多么的发人深省，真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四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六爻绝大多数是不吉利的，六爻是一卦中的最后一个爻位，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它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而发展到了尽头的事物只能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是《周易》通过卦爻的变化告诉我们的又一基本规律。对此《系辞传》作者将它总结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变通思想同样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人们常说“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其中所暗含的正是“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通思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变通的前提条件必须是“穷”，也即到了尽头的时候才可变，而不是毫无原则的变通，必须与前述中道观念结合起来运用。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宽厚仁慈、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崇阳抑阴是《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它在提倡崇尚阳刚的同时，又不忘提倡宽厚仁慈的柔顺之德，事实上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阳刚之道而无阴柔之道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一阴一阳的自然规律的。《大象传》在解释乾、坤两卦的卦象时明确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这两句名言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正来源于此。它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的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人文精神，值得后人进一步借鉴并使之发扬光大。《周易》经传中还有许多值得后人继承和借鉴的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顺天应人”的革命精神，“与时偕行”的发展观点，深沉强烈的忧患意识，“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甚至“致命遂志”的人格尊严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具体叙述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既是我们立国立身的根本，又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依靠，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全世界的优秀文化，我们也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传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学习《周易》与古代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周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周易》是一部卦爻符号与文辞相结合的独特著作，加之文辞晦涩难懂，向来被视为“天书”。因此，我们又必须先对如何学习与研究《周易》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关于学习和研究《周易》的方法问题，黄寿祺、张善文撰写的《周易译注》列举了八条建议：一是从源溯流;二是强干弱枝;三是在明确经传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基础上，应当以《易传》为解经的首要依据;四是应当掌握六十四卦表现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五是应当掌握前人总结出来的切实可用的《易》学条例;六是应当结合考古学界发现的有关《周易》资料，细蜜辨析《周易》经传的本来面目及易学史研究中的各方面问题;七是应当重视多学科、多课题相互贯通的比较研究;八是应当注意国外汉学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进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这八条建议可谓既全面又细致，值得认真借鉴与参考。现根据自己学习《周易》的一点心得体会，并结合前述八条建议谈几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第一步，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所谓由易入难就是先阅读一些有关《周易》及易学史的入门读物，以期对《周易》经传的基本内容和易学史的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去学习《周易》经传。如孙振声的《白话易经》，金景芳的《周易讲座》，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廖名春等编写的《周易研究史》等。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易入难、由概括到具体。因为入门读物毕竟是用现代汉语写成的，容易读懂，也容易接受。同时对易学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易于选择那些在易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而不致于在一开始学习《周易》就走弯路。由于易学著作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如不了解易学史则很容易将术数类的著作误认为是易学著作，导致入门之初就误入歧途。
第二步，由传及经，由浅入深。在具体学习《周易》本经之前，应对《易传》内容有所了解。一方面传毕竟是为解经而作，理解了传，方能登堂入室;另一方面《易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所作，从语言难度上讲远比完成于商末周初的《周易》为简，更易于了解和把握。但是一定要分清源流，经是源，而传是流，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传代经，误认为传的内容就是经的内容。事实上，传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们的思想，并且有许多地方作了发挥，与经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前两个步骤其实只是铺垫，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读卦爻辞。而如何解读《周易》卦爻辞的确是颇为犯难的事，因为直至今日对许多卦爻辞的解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说，解读卦爻辞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具体说来，首先必须熟练掌握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象，因为卦象与卦名、卦爻辞紧密相关，不懂得卦象就连卦名都无法理解，更别说解说卦爻辞了。比如大有卦的卦象为上离下乾，也即上火下天，火又代表太阳，因此这个卦象所揭示的就是如日中天的形象，放到人事上来讲，就象征人到中年、大有收获，故命名为大有。而如果不懂得卦象，就会觉得这个卦名莫名其妙。卦名的解释是如此，卦爻辞的解释更是如此。因此惟有懂得了卦象，才能正确解释卦名、卦辞以及爻辞。其次，要熟练掌握卦位、爻位以及爻象的各种关系。卦有卦象、卦位，爻则有爻象、爻位，若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卦爻辞。比如上下卦位的问题往往与卦辞密切相关。再如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具有同位关系，爻辞的吉凶与否往往和这种同位关系紧密相关。这些都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再次，借助今注、古注，尤其是易学史上的名家注解。这些注解，不仅注释精当，而且兼释卦象，对进一步理解卦爻辞不失为最佳捷径。比如今人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朱熹的《周易本义》等。再其次，以传解经、经传合参。等到对经有了一定了解后，应回过头来将经传合到一起再行解读。这时对传的解读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区分何者为经的思想，何者为传的发明，以求从思想的高度对《周易》经传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周易》作好铺垫。最后，应注意从多角度挖掘《周易》经传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目的，也是学习和研究《周易》经传的价值所在。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六
黄黎敏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九十三年的不断发展，这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紧密地联系并且团结人民群众。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原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形成并发展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创造辉煌，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法宝。
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明确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并以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为己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为了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中国共产党先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掀起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潮，并成为大革命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湘鄂赣广大农民的参与，使得这一革命运动内容更加充实。党在这中间研究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和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但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更多的是群众观点。
经过了90年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把转变工作作风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时候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党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背离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要遭遇失败，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损失。当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各项工作和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1.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践行为民的宗旨。群众路线给了我们党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如此，每一位党员才能发自内心的敬畏群众，尊重群众，才会真心实意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才不会停留在口号上，才不会是空谈，而变成全党实实在在的行动。
2.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发扬求实的作风。求实的作风是党的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和科学精神。
3.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培育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阶段，要求党和政府“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工作要有新举措”。做到这些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同时协调好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营造宽松良好的创新环境。
今天，尽管我们还存在着这样的、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确实是不少，因为我们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当中，把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用几十年走完了，等于是压缩了，所以，问题集中呈现，压缩式地呈现。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条我们要充分肯定，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自信地说，而且应该自信地说，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力量在哪里？智慧在哪里？在中国人民中，在亿万有梦、追梦、圆梦的中国人民中。只要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对人类的文明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七
七台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钱换
大家都知道，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定，而腐败是影响党和群众关系、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反腐倡廉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和基本保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腐败对社会和谐的危害性
1、腐败的存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而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直接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2、腐败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致使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实现社会和谐必须保障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发展的基础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腐败分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个人谋利益，破坏利益分配的正常格局和合理秩序，必然造成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3、腐败是对党风的严重损害，造成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党风问题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而腐败的存在必定严重损害党风，腐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权谋私，反映到思想作风上，就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反映到学风上，就是不思进取、专营私利；反映到工作作风上，就是搞形成主义、虚假政绩；反映到领导作风上，就是搞官僚主义，任人唯亲；反映到生活作风上，就是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这就必然严重损害党风，破坏党群干群和谐。
4、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影响和谐文化建设。从文化意义上看，腐败是对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否定，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否定，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腐败分子把以权谋私作为价值取向，一切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出发，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腐败的存在，削弱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削弱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破坏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影响和谐文化建设。
二、加强反腐败斗争，促进社会和谐
1、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因此，必须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促进社会和谐。
2、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担负着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领导责任，党要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首先必须搞好自身建设，尤其是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样才能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不断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增强党的凝聚力，使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3、党内和谐的重要示范作用决定了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党内和谐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而腐败是破坏党内和谐的重要因素。腐败的存在破坏党内生活、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影响党内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将反腐倡廉作为紧迫任务，努力抓出成效，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合法权益，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党内和谐局面，进而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三、加强惩防体制建设，努力营造廉政氛围
1、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体制机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不断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首先应以加强薄弱环节为重点，抓住正确行使职权这个关键，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其次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许多腐败问题是由作风问题引起的。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自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自觉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想观念的侵蚀，是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依靠教育，也需要健全机制和加强监督，双管齐下这样才能取得实效。
3、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反腐倡廉工作，需要大力弘扬廉政文化，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增强抵御腐朽文化的能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一是要求我们要努力探索廉政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实现廉政文化建设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二是积极构建廉政文化教育大格局，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建廉政文化的局面，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和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提高廉政文化教育效果，更好地发挥反腐倡廉作用。
四、规范单位内部管理，积极促进廉政文化建设
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二是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把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考核，与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工作目标考核、考核等有机的结合起来。三是建立和完善报告制度，将贯彻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入总结的工作报告，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市委、市政府。四是建立和完善评议制度，并把这项工作与民主评议、民主测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结合起来。五是建立和完善奖惩制度，将廉政建设作为对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的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2、加强各项工作制度建设。认真贯彻学习中央纪委监察部、宣传部、文化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心领导向全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四项承诺”、严格“五项纪律”、执行廉洁从政“八项规定”，力求实现行政许可零投诉、行政执法零错误，达到领导满意、职工满意、群众满意。同时，为规范服务，要做到定期督促检查，每月对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开展督查督办，并通报情况，提高工作效能，力争做到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防止和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敷衍了事、走过场；力戒重安排、轻落实，虎头蛇尾；力戒讲关系、讲人情，明哲保身、不敢碰硬。
导班子的所有工作都置于全体同志的监督之中。在搞好党务政务公开的同时，还始终坚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公示制度，对家中婚丧事宜及时如实地申报，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办理，接受上级部门和群众监督。
近两年来，我们虽然在勤政廉政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教育培训的面还不够宽，培训的力度和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服务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服务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监督检查的内容和形式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与完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开拓创新不够，面对繁重而复杂的工作任务和矛盾，方法简单，效率不高。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挥“领导班子”带头作用，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持之以恒地为大众服务，为我市卫生系统又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2011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