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九篇(模板)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一

求真务实是我党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工作作风，但究竟求什么真，务什么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我党始终会求民族振兴之真，始终会务人民幸福之实。

当前，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求真务实就是要做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做好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等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有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做，有没有做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判断各级党委政府有没有求真务实的标准。而在现实的工作中，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个标准，更不承认上面所谈到的真与实。

求真务实而提出的，如此谁真正的求真务实就是最大的不求真务实，如《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与草原上的五班；以至于光搞表面工作，光搞隔靴搔痒的“政绩”，不敢碰触百姓痼疾，专打擦边球。因为，这样足以在领导面前邀功，足以在媒体上面宣扬，这也正是他们所求之真、所务之实。这样就足够了。

上述两种“真”两种“实”，一种是众乐乐，一种是独乐乐。第一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第二种导致了贪污腐败。我党应该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让两种“真”两种“实”得到统一:即追求众乐乐，其必乐；追求独乐乐，其不能乐。

其实，我党讲究求真务实并不是要求每名公务员都成为焦裕禄、孔繁森，只是要求每名公务员能够做到尽职尽责、拥有最起码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公务员作为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很强势了，莫要让享乐贪欲吞噬了自己的良心，让我们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二

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由黄麻起义胜利后遭受敌人反扑、守城失败后辗转到这里的72人，点燃星星之火，不到三年时间，形成方圆百里、人口百万、兵力数千的燎原之势，逐渐发展成中国革命的一个大战略区，人民军队的一个大方面军。红军主力长征后，大别山红旗不倒，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定论。

柴山保建成革命根据地的原因

柴山保之所以能够建成可靠的革命根据地，是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上，具备了毛主席所说的红色割据的5个条件；主观上，是因为有一批“土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攻占黄安，到退据木兰山，再到主动进军柴山保，开辟根据地，体现了一个由照搬外国经验到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痛苦而又成功的过程。

红军初创时期，我党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就起义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但相对于其占领大中城市以迅速推进革命胜利的既定目标来说，又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但凡在挫折中实现战略目标转换，由城市转向乡村，在具备条件的边界山区建立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都必然造成革命胜利发展的好形势。邓力群曾经给井冈山题词：“上山伟大，下山同样伟大。”在这一点上，柴山保与井冈山是同样的道理。不上山不能立足，不下山则不能实现全国的解放。

中国革命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包含三个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个问题，又归结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战斗力，而正确领导和战斗力取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做了艰苦而又有效的探索。柴山保共产党人，是积极有效的探索者之一。他们在井冈山经验传达之前和之后，在实行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土地革命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农村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等等方面，都创造出了优异的成绩，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遗憾的是，张国焘在大好形势下来到这里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借肃反之名，大开杀戒，杀害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断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与鄂豫皖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过程。“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鄂豫皖的悲剧，更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柴山保革命根据地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柴山保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所包含的意义和贡献，如上所说，远远超出了自身地域范围，它的地位影响是战略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它的历史地位，那就是“小井冈山”，或叫“第二井冈山”。大别山和井冈山一样，是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

伟大贡献中的耀眼亮点：革命的文艺

在柴山保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中，有一个耀眼的亮点，就是革命的文艺：既是宣传战线的轻骑兵，又是大众的辅导员；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百花齐放，万众喜爱。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八月桂花遍地开》，它起初的名字是《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是为了庆祝鄂豫皖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府，采用新县民歌《八段锦》，由私塾先生戴觉先填词，根据地领导人曹学楷、郑位三、戴季英反复修改而成。1929年8月，在柴山保举行的光山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首次唱响。从此，这首歌随着红军的脚步响彻大江南北，一直流传到今天，长盛不衰。这只是个典型，当时的革命前辈们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创作了很多感染力、战斗力很强的文艺作品，成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新县文化馆收集整理的135首革命历史民歌中，一半以上来自柴山保。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路子，对9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柴山保的革命文艺，多是领导和参与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发掘当地艺术形式，加以改造，赋以革命内容而成的。比如《穷人歌》，一共12句，前六句写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生活差别，由红31师参谋长曹学楷写；后六句写贫富不是天定的，而是阶级压迫的结果，只要穷人团结革命，就一定能翻身，由红31师三大队队长徐其虚写。短短79个字，把贫富差别、农民苦难、阶级压迫、团结斗争求解放的道理，说得清楚易懂，人人能唱。如果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融会贯通，不是直接发动穷苦农民干革命，不是面对群众的“穷富天定”、农民对自己力量缺乏自信等种种思想障碍，不是对当地群众的苦难生活有深切的了解，是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好作品的。由此想到后来的延安，不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怀着一腔热血到延安，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革命，但是由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需求，拿不出为斗争所需、为群众所爱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连队去。这一“去”，解决了大问题，他们的创作犹如蛟龙入海、鹤翔蓝天，各种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柴山保的革命文艺，都是紧紧围绕着革命的政治任务展开的，服务于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投入到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去。比如：《张桂英送郎当红军》，就是根据张湾村的张秀英送自己的新郎当红军的真实故事编写成柴山保新民歌的。一传唱开，就出现了许多妇女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透彻地分析了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此后的创作，都是围绕着革命的中心任务，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许多优秀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因为植根于人民事业，也就永存于人民心中。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有社会责任心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对推动改革开放及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所谓人性化、人道主义化、个性化的思潮笼罩下，出现了混乱景象。在崇尚人性的旗帜下，我们的文艺思想退回到欧洲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出现了借歌颂“抗日英雄”否定解放战争的作品：借怜悯某一地主的遭遇，对土地改革反攻倒算的作品；借着“说实话”歌颂日本鬼子、糟蹋八路军的作品等等，这己经由革命的文艺变成了否定革命的急先锋；不仅起不到团结教育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人民事业的作用，而是制造思想混乱，涣散瓦解党的队伍。这种文艺要是出现在当年的柴山保，会怎么样？要么导致革命失败，要么被群众群起而灭之。

柴山保的革命文艺，有着坚强的领导。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既是领导者，又是创作员。即使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干部，也都是战斗员。他们和其他干部一样，所想的一切，都是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革命斗争的胜利。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始终牢牢把握文艺的大方向，使之始终成为革命的轻骑兵；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教育，提高其思想水平和战斗力。尤其在农村条件下和战争形势极端严酷的时候，更注重思想教育；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和专业人员一起深入群众，深入斗争实践，挖掘民间流传的各种文艺形式，赋予其新的内容，成为鼓舞人们团结战斗的号角。柴山保短短三年时间，就动员起百万群众，造就一支革命大军，文艺工作功不可没。李德生政委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回忆当年当儿童团长、参加光山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时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后来，我参加红军，长征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这首歌唱到那里，这首歌，最好听了。”李政委的话，是当地军民共同的心声。

新时代的文艺战线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把自己作为伟大时代、伟大事业中的一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文艺工作者才能有所作为。我们即使进入信息时代，即使“90后”登上舞台，情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作为社会的人，没有变；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没有变；社会随着最广大人民的脚步向前曲折发展，没有变；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任务，没有变。这些都还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各个阶层的劳动者中，深入到各项事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才能创作出时代需要的、人民喜爱的好作品。

对文艺工作实行强有力的领导，对文艺工作队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始终与党和人民心连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党和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这是我党我军从井冈山包括柴山保以来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在今日是不是过时了呢？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假设一下，从国家层面看一看，就会明白。假如我们的有关部门衙门化，有关干部官僚化，对文艺工作者不加教育引导，在“创作自由”的旗号下，随心所欲；假如不讲党和人民的立场、原则和事业，个人任性发挥；假如以表面繁荣为骄傲，不管开的是玫瑰花还是罂粟花；那么，有一天，烈士墓可能就会被推倒。到那个时候，再想去加强领导，没有机会了。今日的懒政、庸政，就是明日的息政。前苏联的幽灵一直在空中徘徊。所以，习近平主席讲，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由此形成的优良传统。党的各条战线、各个队伍都要不忘初心。文艺队伍，尤其要不忘初心，发扬优良传统。

因此，优良传统不能丢。我们今天纪念柴山保革命根据地90周年，就是要传承、发扬它在各个方面的好传统、好精神，这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我们也看到，新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继承和发扬了柴山保的优良传统，从全县脱贫，从各行各业的清新面貌和昂揚精神，乃至文化生活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纪念柴山保革命根据地90周年，通过这些活动，把优良传统推向全国，让全国各条战线的人们都从中受到教育、启发和引导。从而以更好的思想基础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习主席和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克服困难，把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三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加，面临的执政形势也在不断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说，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又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的群众路线，一直以来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胜利的有力法宝。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更应该不断认识到群众路线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坚持群众路线的新机制，始终牢固建议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新的发展。

[关键词]群众路线；党的建设；作用；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加，面临的执政形势也在不断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说，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又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的群众路线，一直以来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胜利的有力法宝。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更应该不断认识到群众路线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坚持群众路线的新机制，始终牢固建议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新的发展。

一、坚持群众路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程里，群众路线这一光荣传统和法宝必须要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群众路线与科学发展观里面的“以人为本”是一脉相承的，核心都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要通过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密切党用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让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各方面的利益问题已经上升为影响和谐和稳定的首要问题，人民的利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已经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关键部分。如何能够正确分配各方面的利益，如何能够协调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重点问题，必须要不断地加以重视和解决。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不断地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地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人民群众才能真心的拥护我们，党的之政治基础才能得到稳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早日建成。要想真正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首先要从大局出发，坚决维护人民利益，有机地协调好个人与集体、短期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等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为党的建设注入活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动力。其次，要注重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从人民群众中获得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牢记人民群众才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离开人民群众，一切事业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目前，我们党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严峻挑战，要想真正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就要丰富和完善符合实际、顺应民意、保护群众利益的新思路和和新政策。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来讲，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发地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疾苦，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消除引发社会矛盾的隐患，最终实现和谐发展。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途径

（一）有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在基层的堡垒，是解决人民群众切身问题的第一线。需要看到的是，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有集中爆发的迹象，党的建设更加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风险。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如何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如何创造性地发挥自身的堡垒作用，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和落实党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新时期，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党的各个关键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发挥党的群众路线的巨大作用，促进党的基层组织不断壮大，不断发挥作用。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坚持群众路线，可以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深化。基层党组织紧密贴近人民群众，根植于于人民群众之中，是离群众最近的，如果能在基层组织建设中，大力坚持群众路线，必然可以获得人民群众更大的支持，工作也会更好开展。其次，坚持群众路线，可以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对象是群众，如果不能坚持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就会脱离群众，工作方式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无法与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就会大大下降。如果能够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制定工作方法就会更贴近人民实际，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执政面临着冲冲危险和挑战，面临着“四种风险”和“四种挑战”。如果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再丢掉了群众路线这个有力武器，党的执政基础就会进一步削弱，执政形势就会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坚持群众路线工作，当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有力武器，切实地抓紧抓好。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因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一项长远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的。在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人民利益，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同时，只要不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树立群众思想和意识，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人民群众是一切事业的缔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有跟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以人民群众为师，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三）有利于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是一直是党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新时期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央一些重要决策部署的出台，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和长足的进步，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在一些领域和地区，腐败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个别的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个人意识膨胀，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深入的剖析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党员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与人民群众拉开了距离，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知所急。因此，党风廉政建设要想切实开展好，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个别干部脱离群众的意识和行为，就必须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地开展好。

三、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支撑

（一）有助于巩固现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果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群众基础非常好，能够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能够及时地了解群众意愿，反映人民的心声，是沟通党和人民群众的有效渠道。同样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政治协商工作开展的重要机构，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依法进行民主监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都是以有效传达人民群众诉求为根本目的。所以，要想使这些民主制度切实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在群众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解决人民群众的隐患和矛盾，切实保证了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也可以对这些民主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因为，党的建设的国内外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新的形势不断变化，新的机遇不断出现，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就必须牢牢抓住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关键不放松，以人民的利益和诉求来作为改进和完善民主制度的有力参考，不断促进各项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二）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

一方面，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对基层的民主建设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人民民主广泛性和真实性最强，只有实现基层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调发展，才能有力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基层民主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完善的问题，个别地区的政策制定不完善，落实不到位，民主渠道阻塞，人民群众的想法和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这就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健全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切实保证人民依法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主权利。在加强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心声，正确传达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全力支持群众实行自我的管理。另一方面，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可以有效地促进民主体制的改革。在改进和完善民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使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发展相协调。

总之，党的群众路线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一切事业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执政基础的有力手段。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矛盾不断凸显，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党必须坚决地继承和发扬这一有力武器和法宝，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在坚持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方式进行有益创新，使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新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责任编辑：谭文富〕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四

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创造

在15世纪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始终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然而，到15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迅速崛起，并走上了对内剥削、对外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资本主义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侵略步步紧逼，封建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旧式的农民战争、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自强运动、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改良和革命的方案，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要解决中国近现代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引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振兴的科学理论和正确道路，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阶级和领导力量。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壮丽史诗，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

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演变和中国社会的变革，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的成就和经验，我们必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重要成就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既是其他成就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巩固其他成就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未来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描绘了中国梦的美好蓝图，阐明了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精神支柱和强大力量，强调：“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和追求，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凝聚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夙愿和探索。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丧失依托，甚至化为乌有。历史反复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而没有别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能够指引和保证我们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在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言的那样，首先发生在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从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国具体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有效的实现形式。列宁过早去世，来不及解决这个难题，但他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反之，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则“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 。斯大林同反对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并在实践中构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模式对苏联的强大和世界格局的转变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又出现过严重的曲折和失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才更加自觉地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这个“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坚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进”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结合上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阐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观点，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观点，强调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观点，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观点，提出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观点，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观点，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观点，提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思想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思想观点，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阐明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思想观点，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倾向；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既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开拓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引领时代潮流的科学社会主义。

成为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的发展进步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中国共产党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执政地位时，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经过60多年的奋斗，我们不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有了自己生产的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而且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超级计算机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曲折发展，我们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國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成败得失，发达国家继续发展面临的矛盾困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它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必然包含着普遍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有世界和平发展的普遍性；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又必将越出一国的范围，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国际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到21世纪50年代，“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

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是否科学的最终标准，也是衡量社会道路和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尺度。170多年前，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满清王朝的统治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13亿中国人民赶超时代潮流，迎来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五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许多新变化。这既给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课题，迫切需要给予科学回答。经过长期思考，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初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强烈反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什么？应当怎样理解它的重大意义？

人类认识水平的每一次提高，思想活动的每一次升华，都是时代孕育和催生的结果，都是在回应和解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的。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敢于迎接新考验，善于回答新课题的政党。已经走过了80多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新考验呢？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局势变动的新考验。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发展的任务很重，统一思想的任务很重，维护稳定的任务很重。能否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大局发展的新考验。

从党的自身状况看，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的地位、任务、队伍状况和所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如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自身状况变化带来的新考验。

这些新考验，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旺盛活力，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时代向我们党提出的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既是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

必须体现的发展要求

2001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海南考察期间，一位黎族农民对他说，“原来我种地用牛。牛是生产力，但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现在我买了旋耕机、拖拉机，这就是先进生产力。要种好地，必须掌握科学技术。”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这位普通农民用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感受和体会。那么，怎样才能不断用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呢？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方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一切奋斗，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通途。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看，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邓小平说得好，“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体制的改革，积极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更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要坚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特别要看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越来越显示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就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工业化路子，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必须明确的前进方向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特别是先进文化，作为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从来就是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80多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思想基础。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利于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

为了发展先进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不断发扬光大，使崇尚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使全体人民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不断增强。

必须维护的根本利益

民本民贵思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古代，均有倡导者，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说得好，剥削阶级的生活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段话生动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党同人民血肉相连、利益一致的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邓小平则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前提。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一再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谋人民之所求、解人民之所忧，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全国人民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六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吕文浩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潘光旦的重要地位大约毋庸置疑。韩明谟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中，就将他列为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另三家为孙本文、陈达和费孝通)。与此同时，他还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生学家、性心理学家，有成绩的民族学家和重要的社会史家。作为学者的潘光旦，可以说既学有专攻，又博识多能，属于那种思想敏锐、特色独具而又积极用世的“学术大家”一类。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社会史研究潮流刚刚兴起之时，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都经历过一个热心“悦读”潘光旦和费孝通著作的时期。潘氏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两书和费氏的《乡土中国》等书，堪称那个时代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滋养的代表之作，它们曾带给无数雄心勃勃的学子以学养的积淀、研究的激励和方法的启迪。后来，在探讨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认同的过程中，潘氏那种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独到“民族”界说，以及在《性心理学》译著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融会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衷的赞佩和敬意。像他那样有社会关怀、富思想能力、轻学科界限且底蕴深厚的学者，得到学人喜爱、渐受学术史家重视和研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若要将潘光旦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选择潘光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对象，人们的观点则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得不坦承，在阅读吕文浩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之前，我是从未认真思考过潘光旦算不算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地位或代表性这一问题的。甚至最初见到该书标题的时候，还曾产生过一丝何必要步余英时命名其胡适研究论著之后尘的疑惑。但读过此书之后，或者说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和想法。

长期以来，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书写，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文化和经济等思想史为辅，关心和叙述的都是精英人物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近些年，葛兆光等先生提倡“一般思想史”研究，呼吁人们重视那些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了切实影响的普遍思想观念，我是深表赞成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一般思想”不仅要具备普遍的“社会性”，还要能体现打破各门学科、各个领域专门界限之思想的“基础性”；同时，其思想者主体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层，如葛先生所提到过的“一般水准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文化人”，而更需考虑“精英”与“大众”互动的复杂情形。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观念发生重要转型的特殊时代，此种一般思想观念形态的形成，显然无法漠视精英分子的思想参与和作用过程。

当然，文浩主要从“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突出代表的角度，以知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为方法论意识来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也是别具见解、很富启发性的。诚如他所言，以潘光旦为突出代表之一的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依托于学院体制的职业学者，其充当思想界的重要角色，往往在思想论述中打上深深的学术烙印：“也许他们的主张多具书生意气，但他们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西学知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判断，往往经过科学的盘诘，具有更加扎实的学理依据。”(见该书“前言”)。因而他们对传统和西方文化往往采取较为平静与理性的态度，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的思想批判。亦多能予以双重的反省。这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也正体现了时代思想水准的总体提升。

潘光旦留学时所学专业为优生学，回国后又长期任职于社会学界，在他身上。那种经由优生学训练和社会学熏陶而形成与强化的“社会选择”(他有时又自称为“人文选择”)的独特思想方法，可以说是牢不可破、自觉到家的。他以此观察和思考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也以此评断世间诸事。这是他作为学者型社会思想家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因此当他读到胡适主张对西方文化取“wholesale acceptance”(全盘接受)态度时，便忍不住要起而辩论，因为“wholesale”乃好坏不分、整个“批发”，恰是要省略掉那万万不可省却的“选择”功夫。后来胡适虽接受潘氏批评，承认自己的说法有“语病”，自嘲即便是99％也不能算作“全盘”，但其实他却未见得真正领悟了潘氏所批评的要领。正因为重视“选择”，潘光旦对主张改造中国民族性的思想同道张君俊也要严厉批判，指责他对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说缺乏了解，强调“民族素质的改造，除去选择，更无第二条路可走”。为此，他主张“婚姻要选择，生育也要选择”，一切的一切都要选择。而为了选择，控制和引导的功夫实在又必不可少见潘光旦《评(民族素质之改造)》，《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卷，p588－589)。

这种主动“选择”的运思方式既成习惯，也就有力地保证了潘光旦总体思想的理性品格。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经书，他既反对那种“完全唾弃不讲”的简单态度，也并不赞同“谈不上整理、谈不上选择”地去读经；他强调中华民族“有过几千年的阅历与经验”，这“整个民族的生活经验”，的确值得“当代人的一盼”，但又认为只有用现代眼光加以“选择性整理”，它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转移世界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等等(可参见_此书第八章“潘光旦的中西文化观”的有关论述)，不一而足。

他看来，翻作“适应”，很容易使人狭隘地误解为是对环境的一味“迁就”，这样人的能动选择性就不免要被忽视和轻视，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

“位育”一词的灵感来自《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位育”又被称之为“中和位育”，它体现着一种自然与人道的动态合一境界。这样的翻译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它却无疑凝聚了潘光旦融会中西的旨趣与精神。那种学者自是的“书生之气”，也在这一创构之词中一并汇集，彰显无遗。

“位育”之道提醒人们在做选择时，不仅要有一种自然适度的节制，还务必保持一种平静无偏的心态。自大的态度和自卑的情结，都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潘光旦对“早婚”话语的论析很有典型性。清末以降，以梁启超为首的启蒙思想家总爱将早婚与国家积弱联系起来，认为早婚伤身弱种，罪大恶极，以致人人以为至理、信奉不移。而潘光旦却从优生学原理出发，并引证当时大量的科研成果指出，早婚迟婚其实各有优劣，早婚既不必与伤身有直接关联，也并不必然导致缺陷较多的产儿。梁启超式的论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国人积久的自馁心理作怪罢了：“自馁心之所至，至认种种不相干或不甚相干之事物为国家积弱之原因，从而大声疾呼，以为重大症结端在乎是，早婚特其一例耳。”(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卷，p168，可参见此书第六章“潘光旦对婚姻家庭问题的见解”中的有关论述)这种近代中国少有的“异见”，对我们理解“禁早婚”的主流话语之特性，意义不言自明；而潘光旦思想的反思特质，也可以由此略见一斑。

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潘光旦关于“社会选择”或“人文选择”的思想还有待于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揭示与阐发。而这种思想有时来源于或体现为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批判意识。比如他对中国人游艺生活中“麻将”的流行及其社会效应的分析，就颇有些发前人所未发之妙论。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民族性与麻将牌中间，实在有一种固结不解的心理因缘在”。麻将牌与外国纸牌的玩法不同，它完全用不着“合作的功夫”，不仅用不着合作，而且合作还要不得。玩家一定得假定“其余三人无一不是你的敌人，要对他们钩心斗角，一刻不可懈怠。——他，无时不在想占便宜，或至少叫别人也占不到便宜”。(见潘乃谷、潘乃和编《夔庵随笔》，p182)他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对麻将牌的酷爱与民族病态心理有关，而反过来，此种日常娱乐方式的社会选择，又不断固结强化着此种民族心理。诸如此类的社会批评，在潘光旦的文字中并不少见，文浩此书中也多有论述，它实际上反映了“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在力图超越此前启蒙思想家的同时。对其启蒙主题也有一种深沉的延续与自觉的继承。

关于潘光旦的思想，认知的视角自然很多，其丰富的内涵，也绝非浅学者所能尽揭。文浩研究潘光旦多年，又受过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两种学科训练，故在综合认知和整体把握其思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读该书，我觉得他对潘氏思想的重要内容、特点与意义等问题，都有出色的阐述和深入的论析。在解读潘氏思想的过程中，他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学理”依据一点，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与文浩是同道也是朋友，对他的为学态度和认真劲头向有感触。他劬学覃思、不喜“花枪”、重视资料、讲究表述，这种风格也是我所喜欢的。蒙文浩信任，命作序言，因得以先睹大著为快，并草此读后之感，以与作者和读者交流。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七

论群众路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摘要】群众是一个党和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个政党能否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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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路线；廉政建设；重要地位

【资助项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一、群众路线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它领导人民群众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又来源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党的领导权力始终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首要前提的，其实质是为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干部与群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构成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体，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分子，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有分工不同，并无功劳之别。如果实在要分清楚，普通群众的功劳其实更大一些，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千万群众的觉悟和奋斗，就不可能有一次革命的真正实施；没有千万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一个政权的真正稳固；没有千万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旦在思想上有所动摇，主观上脱离群众，就容易大搞特权，扰乱党章和党纪，甚至利用职权逍遥于法律制裁之外；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个人主义，腐蚀党内风气[1]。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应该是普通群众获得的社会公共资源更多，而现实中的情况恰恰相反，小部分的社会精英人士及干部群体在动用国家公器及获得社会资源方面远远超过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只会令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与发展进步渐行渐远，我们将会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问题，不能令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否则后患无穷。群众对党的领?г嚼丛讲宦?，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渺小。如果一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会被人民抛弃，就注定了它的失败[2]。

党的路线、政策只有来源于群众，能够反映群众要求、合乎群众的利益并且实事求是，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需求，才能真正适用于群众，造福于群众；相对地，一切脱离群众的方针政策注定是不科学的，是不被接受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3]。因此，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和政策，唯有依靠群众、围绕群众，才能被群众所接受，才能动员群众共同参与，才能将廉政建设渗透到方方面面。

二、群众路线是衡量党风廉政建设的唯一标准

群众的声音是最真实、最实际的，是检验廉政建设工作的试金石。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成效一般还是较为突出，随意应付还是真抓实干，群众眼里看得最清楚，心里想得最明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就是标杆和准绳，反腐倡廉工作应该怎么做，从哪里做起，都需要听听群众的声音。

一个工作做得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如果只是花架子，而并没有密切联系群众，那么这项工作也就白做，更甚者会引起群众的反感。如今，一些干部仍旧只是把反腐工作流于形式，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宝贵时间。群众只会反感，腐败风气也依旧存在，廉政建设就无从谈起了。

相反的，如果将廉政建设工作深入细致地去做、踏踏实实地去做，就一定会为群众所接受，增加群众对于党组织的信任。一个政策如果只是昙花一现，而并没有四季常青，那么纵使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这种“惊艳”最终还是会被时间冲刷干净，人民群众并不是固定的一批人，他们是绵延不断的，是流动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者[4]。所以，唯有绵延不绝但深刻公正的政策方针才能在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才会真正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肯定。“踏实”和“长久”，才能使党风廉政建设在真正意义上取得成功。

三、基层廉政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坚固堡垒

茂密的森林离不开肥沃的土壤，如果土壤开始贫瘠，那么森林终将消亡。如果将国家比作森林，那么基层就是土壤；如果基层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基层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同样，基层的廉政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基础所在。在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基层廉政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体廉政建设的成败与否。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所创造的效益是长远的。

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第一站。基层干部所要面对的就是社会大众，解决的也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基层干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直接处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只要有一言不慎就很容易导致纠纷，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形象。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位基层干部必须要拥有过硬的作风和良好的修养，才能够从容应对和解决基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基层队伍中的腐败问题被一一揭露，权钱色的交易潜规则也受到更多国人的关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高瞻远瞩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勇气让人拍手称快，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正悄悄改变，焕然一新。然而，某些官员的腐败已经让善于吸引眼球的媒体把基层公务员这个词汇冠于每一起案例之上，这种舆论误导已经引发并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民众对基层公务员的厌恶和仇恨。其实腐败问题可以跳出来看，如今的每一个国家，腐败问题都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一个政府中，这是全人类都无法逃避的尴尬境地，社会不可能处于完全开放的竞争之中自我运行，必须有一定的规则和保障规则落实的机构，那么只要政府服务于社会，只要政府去管理社会，就需要执行者去完成相关任务，而人贪婪的本性便使得腐败难以避免，那么我们只能尽力去消除它。然而，在腐败存在的土壤里，不是所有的存在者都是参与者。社会的“一刀切”式的思维，无形之中对许多奋战在第一线的基层组织造成很大的误解，也给基层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因此，在打击腐败整治腐败风气的时候，不应矫枉过正，让社会的部分群体从一种不平到另一种不平，更不应让那些在基层挣扎的清廉的党员成为惩治腐败的牺牲品，成为埋葬贪官的陪葬品。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八

【摘 要】 文章介绍了“问题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原由，分析了“问题小说”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点。探析了“问题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社会意义：其“五四”时期出现后就注重“写实”的手法，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和思考社会的、人生的普遍性问题，乃至民主革命等的创作主张及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被一直继承并不断发展延续了下来。

【关键词】 现代文学;中国;“问题小说”;地位意义

在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界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划分，即在现行的中国通常语境里，我们一般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划分成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中的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年迄今为“当代”的划分，相应也是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三大阶段的划分。 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指从1919年“五四”以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这个阶段中文学发展的历史。而始起于此发展阶段中的“问题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推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问题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原由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在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五四”以来产生的以冰心、叶绍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一同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主要小说流派——受鲁迅作品影响，以文学研究会成员冯文炳、王鲁彦等为代表20年代所出现的“乡土小说”，也叫“田园抒情小说”;以蒋光慈为代表，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派小说”;以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代表30年代初所形成的“新感覺派小说”;以周作人、沈从文等为代表旅居上海、北京的作家30年代所形成的“京派小说”;由胡适倡导以路翎、丘东平等为代表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所形成的“七月派小说”;以徐讦等为代表40年代在国统区所形成的“浪漫主义流派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红色政权下的根据地及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所形成的“解放区文学”。另外还有不断重新孕育形成之中的“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在这些不同的小说流派中，“问题小说”是更重要也更为突出的一个。

1、“问题小说”的界定及时代背景

就世界意义上来看，“问题小说”一般就是指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一种小说。从欧美文学发展史来看，“问题小说”始于19世纪中期，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53年发表的小说《露丝》就是西方文学史上较早的问题小说;美国作家斯陀夫人1852年发表的旨在揭露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反对奴隶主剥削压迫非裔奴隶并刺激引发了废奴运动、南北战争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欧美文学史上最早的问题小说。在我国，“问题小说”是1919年“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当时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大潮高涨，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播为背景，形成了文学必须接触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主义主张。因而这个时期的“问题小说”表现和思考的多是“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1]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儿童、教育、劳工等一系列的众多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中国“问题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探讨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为主要题材，与那个时期大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2、中国“问题小说”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问题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整个世界发展形势密切相关，与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与广大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追求、人生态度、社会认知、价值取向及对各种新的思潮的认识等密切相关。可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而言最主要的有两个大的方面。

（1）现实人生中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开始关注思考人生问题。“五四”之后的中国并不是许多激进的中国人所期盼的那样，是一个充满朝气、富有青春活力、具有崭新气象的中国，而事实上中国依旧处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而新文化运动的迅猛掀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在思想上、文化上、观念上极大地启蒙了中华民族，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些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也迫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去探求这些问题。

（2）外国文学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大量西方文学中表现社会与人生问题的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尤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所创作的大量表达人民群众精神状态和基本要求的社会问题剧，以及易卜生本人高度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热情，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易卜生专号”在《新青年》的推出，更使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及其创作主张深入人心，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问题小说的繁荣。易卜生剧作所闪耀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个性与独立精神的光辉及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使广大知识分子、作家及青年耳目一新，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问题小说”的创作。

二、“问题小说”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点

中国“问题小说”的创作，用周作人的评论来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对此，陈望道、沈雁冰等的认识也基本趋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问题小说”从起步时起就所涉猎的主题与题材的范围性征。

1、“问题小说”始起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主题特点

鲁迅1918年5月15日在4卷5号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我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如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继此之后，胡适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一个问题》，汪敬熙发表于《新潮》上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晨报》上所刊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这些都是我国较早出现的“问题小说”。

就思想内容而言，较早出现的这些“问题小说”，思想倾向上都因受外国同类文学思想及题材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特征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劳苦大众的艰辛生活，以及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向往。在艺术技法上多以“写实”为主，口语化色彩较为明显。但因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及思想倾向的不同，初期的这些“问题小说”中有些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而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仅是所谓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2]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

2、“问题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及发展

中国“问题小说”最主要的作家有冰心、叶绍钧、郁达夫、王统照、许地山以及随后的赵树理等。

就这些主要代表作家“问题小说”的主题思想及题材、手法而言，“五四”给中国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思潮，使一批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民主主义革命自觉的知识分子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外国文学特别是问题小说的影响，国内外新思想新思潮与旧的封建残余守旧思想的相互涤荡，使他们走向了社会，走近了底层劳苦大众，也使他们必然会去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的痼疾，并开始思考、探索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因而，“问题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叶紹钧的《火灾》《线下》《稻草人》《倪焕之》，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乃至随后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都堪称是“问题小说”发展中的典范之作。

冰心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极大热忱;《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爱”的哲学，而这一“爱”的内核便是“母爱”;《分》则体现了冰心对社会家庭问题的关注，透露了她思想中开始萌发的某种阶级观念。《去国》通过对留学回国立志报效祖国，却陷报国无门之困境的青年知识分子厄运的描写，表达了冰心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及对人才问题的强烈关注。

叶绍钧发表于1928年、被茅盾称之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通过对被剥削者、毫无反抗能力的社会底层知识分子悲情生活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盛行，激励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可贵的是，后来的“问题小说”也深刻体现了作家们密切关心社会现实的创作主张，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赵树理的“问题小说”。40年代他创作的《李家庄的变迁》，通过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实际，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表露了他对农村问题的深刻见解。

三、“问题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社会意义

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问题小说”。其“五四”时期出现后就注重“写实”的手法，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和思考社会的、人生的普遍性问题，乃至民主革命、阶级斗争问题等的创作主张及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被一直继承并不断发展延续了下来。就同一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文学流派而言，较之“乡土小说”“革命派小说” “新感觉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 “浪漫主义流派小说” 等，“问题小说”深入底层，关怀一般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发现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积极探求解决的方法途径等的人本情怀、人文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其主题鲜明的大众化色彩，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浅显易懂的接地气的表达方式等也颇具鲜明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问题小说”对建国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出现的所谓“社会问题文学”“社会问题小说”或“下岗文学”“ 打工文学”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现代史上，“问题小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宣传革命、教育群众，揭露黑暗、打击敌人，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问题小说”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余庆功，任职于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

群众路线的地位和意义篇九

[摘  要]深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应重视墨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优于其他学派文化特征，特别是其科技文化和工匠精神为其他学派所罕有，且很有当代意义，研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重视墨家文化。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墨家文化;文化多元;儒、道、释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一性的，它是多元文化成分相融合的概念，其内涵是多元性的。它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与其同时存在的诸子百家文化;还包括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积淀的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形式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但不是全部。近年来，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国学热中，儒家文化得到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但是，有很多人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而且只宣讲儒家经典，认为这就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单一性和狭窄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就深刻表明诸子百家各学派为使社会健康和谐发展，都提出各自的关于治理社会动乱无序、化解社会矛盾、克服和解决民生救济之困乏等问题的主张和方略，而且其中均具有推进社会改革和前进的思想精华之基因，这些都会融入发展着的传统文化中的。例如：道家老子提出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思想，庄子的崇尚自然的生存文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能全然代表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秦汉之后，儒家虽然取得了受尊崇的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也没有独占全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其文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秦汉之后，不仅道家文化逐渐的普遍流传和盛行，而且外来的佛教文化也融入传统文化中流传和盛行。同时，先秦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形式，特别是有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有利于实际生活的先秦文化，若隐若显地在民间流传和发展着。如墨家学派鲁班的工匠精神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其次，学界有研究者撰文提出：“全面认识传統文化的内涵”，认为儒、道、释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这三者既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文中进一步提出由这三根柱子撑起的“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并借助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然后包括口头传承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涵。然而此见解并不全面，因为通篇文章中始终未提到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非常不当的。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蕴含的思想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兼爱”“互利”的人道主义文化观;“尚贤使能”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和治理行政管理的文化思想;“强力从事”发展经济的文化思想;“兼爱”“非攻”建立国际和平相处的文化思想;“节葬”“节用”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化观;“非命”“非儒”反对宿命论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想;“贵义”“法仪”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思想;“亲士”“修身”“所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特别是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更凸显其文化思想独特的优秀本色，非常值得研究和传播。因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即文化的多源发生和多向发展的特点。

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之后墨家文化虽被排斥而“中绝”，但其精华部分仍影响着主流文化的发展和流传。特别是在社会历史发生变革时期，墨家文化治理社会和选用贤才等进步主张，为后来实行变革者所积极传承和弘扬。再如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十大主张，不仅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当下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再次，就作为精神文化本身发展规律而言，文化是不断地随时代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它不是静态的。它不仅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而且还是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因而，传统文化既要保持和传承自身固有内容，又需要吸取、容纳现时代的文化基因及其新的形式，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所以说，传统文化是多元统一的，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着的多元统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我们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多视角、整体性地作综合创新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更能使得传统文化社会功能发挥得更深刻更广泛。

二、墨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墨家学派是由手工业者、小生产者组成的劳动者集团，墨子本人和其他成员一样都是来自社会的下层。墨家学派是在墨子的领导下，自动组成的有严格的纪律、过着极端刻苦朴素生活而掌握一定技能的学术团体，其思想文化渊源来自夏、商、周三代文化。其中以夏、商两代为主，对周文化有所批判，所以，墨家学派特别崇拜夏禹。《淮南子·要略训》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文化优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兴万民之利”是墨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墨家提出“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既有历史上的依据，又有理论宗旨的基础。

在墨家看来，“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在古代历史上对社稷的发展和万民的福祉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圣王禹汤文武均实行“兼爱天下百姓”，为万民谋福祉，竭力废除“七患”，积极推行农事发展五榖丰收，以利万民生活和社稷发展。“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不仅有历史的依据，还有理论宗旨的基础。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宗旨，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墨家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其实质内涵和最终结果的要求，均是服务于“兴万民之利和除万民之害”的实现。

《墨子·天志》中明确指出，“天志”的实质内涵是“爱利百姓”“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是“天”的意志，“天之爱利天下之百姓，为政者必须要顺天意”。《墨子·天志上》强调，“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爱利百姓”既是“天志”的实质内涵，同时也是实现“尚贤”“尚同”规范的主导性原则。《尚贤》是实行贤良之士主政，《墨子·尚同》是同于“天志”。因此，各级贤良之士必须遵守和执行。《墨子·尚同上》中强调：“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规范原则。也就是说，各级贤良之政、乃至全社会都要以“天志”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原则，以保证“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的要求变为现实。墨家为使万民百姓获得实际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举措，竭力倡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和举措。在这些主张和举措中，贯穿着强调重视和调动“人和人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思想。《墨子·非乐上》和《墨子·非命中》均着重说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之“力”可以改变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只要强力从事，勤勉生产，人们就会生活得富裕，饱食暖衣。反之就会招致贫穷，缺衣少吃。在“强力从事”中特别强调农事的重要性。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把青壮年农夫征之学歌习舞。应该让“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使“仓廪府库”实满，人们生活富裕，饱食衣暖。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若人力怕无奈何者，是力不足也，并非命也。这一思想观点与儒家倡导的“不废人事的命”之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坚持倡导“强力从事”反对“命定论”，是墨家文化一大显著特征。

第二，实践的针对性是墨家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家学派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十大主张，而且十分注重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具体实情中，即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是富有针对性的实践特征。墨家学派高举“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旗帜，以崇高的人格和富有针对性实践的入世精神，摩顶放踵，日夜不休，行劳天下，拯世救敝。据史书记载，墨子为了“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曾“席不暇暖”“突不暇黔”，急急遑遑，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未尝一日宁处。他的弟子，为了人民的利益，每个成员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子和墨家学派为救治列国弊病和社会无序，提出的十大治国理政的方略，都是针对实际存在的具体情况的。在《墨子·鲁问》篇，墨子曾教导诸弟子：若去列国从政务民，“必择务而从事”。清代孙贻让对此在《墨子间詁》序中作过阐释：若去存在昏乱为主要问题国家，要竭力宣传和促使施行尚贤、尚同;若去存在贫穷为主要问题的国家，要力主节用、节葬，勤于农事;若去沉湎于淫乐的国家，则积极实行非乐、非命，推行勤务力行，反对命定论;若去存在法礼违乱问题的国家，要强调尊天、事鬼，实现贵义法仪原则;若去企图欺凌他国的国家，则强烈告诫：“诚以兼爱、非攻”。由此可见，墨家学派提出十大主张，即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十大方略并非平列，也不是全部同时使用于一个国家的，而是依据列国的实际国情和社情，有选择的推行其主张。但是，在这十大治理方略之中，仍具有内在的思想逻辑联系，而且都贯穿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旨，以及“兴万民之利，废万民之害”的原则要求的。同时也表明：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不是一般的实践性特征，而是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实践性。

第三，墨家文化独具的特征，就是它的道技统一的文化，即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一般说来，科技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的产物。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是他們集团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其科技文化的特征，是由他们集团工艺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墨家学派是由从事工艺的能工巧匠组成的，也是当时获得很大发展的手工业者集团，这个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为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的方便，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终年不停地进行工艺技术的创造活动，而且还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工艺技能的水平。如墨子同公输盘关于削竹、削木是用于制作飞鸟供主政者享乐还是用于改进车轮的“销子”，以利于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的对话争辩，对话的最后结论是，用于制作车轴的“辖”。这样不仅能使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而且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同时，以此作为甄别工艺技能的“巧”与“拙”原则标准。《墨子·鲁问》中指出：“故行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从而深刻表明，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是富有人文精神的科技文化。由于墨家学派主要是由具有工艺技能的手工业者组成，其生产的目的性是“以利万民”。所以其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因而，它不存在近现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协调问题。墨家学派宣传和推行其科技文化的主张，是与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墨家推行实施其“兼相爱、交相利”根本宗旨，是依靠其广大成员的工艺技能进行的，每到一处，既宣讲其宗旨，又同时做实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游说列国为政者。如《墨子·公输》篇记载，墨子为止楚攻宋就是通过与公输盘关于“云梯”之辩与试验，说服了楚王放弃攻宋。墨家为不断提高百工农肄的生产技能，改善其生产工具和工作环境，同样是边说边模拟示范，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注重实践，反对空谈的基本特点。由于墨家学派既出身于社会下层，又是具有精湛技艺的工匠，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广大百姓的生活需求，对当时列国的互夺欺凌的局面、统治者的无能及淫乱无礼，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万分疾恨。所以，作为工匠群体的墨家学派，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其技能的发展，迫切要求有一个公平和谐、相爱相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中，墨家学派将自身和庶民百姓的意志外化为“天志”。主张“天为法仪”，天的意志是“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天命说”。

以上论述表明，《墨子》各篇中的科技文化的实际基础，主要是各篇中关于工艺的实际应用和具体技术的改进与提高，这些都是工艺技能的实际经验，并没有升华为理论层面的科学。而后期墨家在《墨经》中将前期墨家的工艺技能经验概括升华为许多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丰富完善了墨家科技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其他学派无法相比的。

三、重视墨家学派科技文化研究的意义

在研究墨家科技文化之际，首先应探索墨家的工艺技术及其工匠精神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步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一般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会有重大影响。如对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手段、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组织管理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的治理、社会的消费需求和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层面，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墨家学派作为具有工艺技术和技能手工业者组成的劳动集团，为万民百姓生产和生活之利，制造出优良、方便和减轻劳动强度的器物，如轮轴的改进、推广滑轮的使用等等，而不断改进和提高其工艺技术和技能水平，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生存的内在要求。墨家学派这种重视工艺技术和技能的创造、创新的工匠精神，是其他学派所不及的。特别是《墨经》中的诸多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这些科学定律和原理是后期墨家发扬创造、创新的工匠精神，将前期墨家工匠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概括和升华建立起来的，更是流传久远。墨家的这种独特的人文科技文化的优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研究和传承的。科学和技术既有区别，更有密切联系。因为技术经验一旦升华为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就必然形成不断践行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创新。这在《墨子》全书诸篇中如从《所染》以下的《非攻》《节用》《非乐》《非命》，至《鲁问》《公输盘》，特别是《备城门》以下诸篇，都蕴含着创造和创新的科学精神，而《经上》《经下》《经说》等篇，均显示着墨家学派科技文化中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科学精神。

当然，每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发扬和实现，是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的存在分不开的。所以，墨家的宗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倡导和主张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废除等级特权的贵族制度，推行“尚贤”“尚同”的社会政治原则，实行贤良主政，建立公平、正义、和谐的平民民主社会制度，以便将科技文化融入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和层面中。但是，封建等级专制制度的顽固存在和延续，致使墨家的社会政治改革的进步主张和科技精神难以实现和发展。

其次，重视研究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思想，就是为了增强文化自信。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的科技文化也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根基的有机成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视墨家科技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国成功发射的量子衛星命名为“墨子号”，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潘建伟院士在答记者中说：“以‘墨子命名第一颗量子卫星，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文化自信，激励国人前进。”[1]这里，既是对墨家学派在光学方面成就的弘扬，又是墨家科技文化绽放出的独特色彩，为建设文化软实力增添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力学、数学、物理学、时空学、运动学等方面的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均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因。《墨经·下》从“景”（即影字），光至景亡开始，以图文结合形式讲述了光学的诸多原理：“物蔽光成影”“双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影的大小与远近”“凹面镜的成像”“凸面镜的成像”“平面镜的成像之理”，这八大光学原理，都对当代科学研究有重要启迪意义和科学贡献。所以，潘建伟院士说《墨子》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地阐释了“小孔成像”理论，以及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原理。“这是光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原理之一，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等理论的基础。”他还说，《墨子》甚至还走的更远，在关于“端”的论述中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这在某种程度上近似提出了原子学说。潘建伟院士的这些精辟评述，既是对墨家在光学、时空学领域诸多基因的积极弘扬，使之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导思想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里蕴含的道理有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揭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却有着某些“相似”的特点，历史的演进与发展存在着古今相通的种种联系，古代科学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发展不是绝对隔绝的。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东方古代科技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交汇发展的趋势。如“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大交叉、大融合的典型的例子，它将导致新医学体系的诞生。第二，揭示出任何一种学说，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其意义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学说，其跨时代的意义大大超过它当时所处时代的意义。墨家学派的科技思想和其他思想成就，就有这一特征。墨家学派针对当时不利于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时弊，提出的“兴利除弊”十大主张，在当时虽未实现，但其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富有现代性的。如“兼爱”“非攻”的和平共处国际观、“尚贤使能”的社会政治观、“强力从事”的经济社会发展观、“节用”“节葬”的崇尚节俭观、“强不执弱、富不悔贫”的和平共处的平等观，以及积极防御的军事观等文化基因，都非常贴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但是，如何使这些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引用墨子的话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利互信的理念，摈弃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现实问题，引用墨子古语的文化基因指出，建设共同安全的网络，事关全球形势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指出墨学研究现代化的原则和目标，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墨子从“兼相爱”中提炼出“兼爱”和“兼”的范畴，用以表达其政治理想。墨家的“兼爱”是无差别的俱爱，爱的对象是不分民族、等级、亲疏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所以说，墨家兼爱说，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精髓，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亟待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深厚的软实力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强调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就是说，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其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这深刻说明，研究和弘扬包括墨家科技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弘扬而弘扬，而是要服务于现时代发展的需求。具体而言，即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制止乐古颂古的保守主义倾向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不但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原则，基本立场和根本目的，同时也启迪我们在研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需重视墨家文化。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