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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时代书法文化篇一
;“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鲁褒在其《钱神论》中对钱币的表述，阐释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大众与钱币的关系。钱币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频繁摸到、想到的物件之一，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频繁，才使人们忽略了钱币对自己影响的潜移默化，及其暗含的艺术价值。
其实，中国古钱币发展以来所采用的材质之多、数量之大、币形之丰富都已堪称世界之最，而古钱币上的书法更被考古学家誉为“微型字碑”。这些书法风格或古朴遒劲，或粗犷豪放，都传达着书法名家的个性特征，甚至透露出了不同时代所流行的美学信息。探寻中国古钱币上的书法艺术，对我们追本溯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小篆——化繁为简，圆起圆收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出现在商周时期，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钱币上已经出现简单文字，形体采用的是古朴苍劲的大篆。此时的钱币是方孔圆形的形状，传达出了人们天地方圆的宇宙观念。
所谓大篆，是一种先秦文体，根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等书籍记载，大篆即“籀文”。在西周时期，周宣王曾命史官编写《史籀篇》，是教儿童读书写字的文章。这种文体讲究装饰意味，特点是字画复杂，线条精细，审美理念趋向华丽[1]。而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政策后，钱币上的文字出现了第一次统一而大型的修改，开始采用标准字体。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文字，过程中‘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此可知，小篆是从古字大篆中演化而来的，经历了省减、改造的过程，是李斯奉秦始皇之命制作。
相传秦朝所铸造的这种统一钱币上的“半两”二字为李斯所创，布局严谨，钱文凸起，相较过去的字体少了复杂雍容、华丽修饰之气，而多了些许刚健端庄。传说尚值得考证，但能看到的是，此后的小篆确实清新古雅得多。首先是线条粗细相等，笔势绵长而颇具张力，字体结构又透露着秩序和谐的美感[2]。
這种字体风格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不无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面动荡，秦统一六国以后设立了一系列诸如兴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决策，在文化方面亟需从以往包括秦国在内的七国之中抽丝剥茧，创造出形体统一、顺应新政权的崭新字体，小篆便应运而生。
到了西汉时期，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先是罢用汉初的五铢钱、契刀、错刀；然后因为大钱太重，小钱使用不便而推行了五种材质、二十八个面值的币种[3]，随着政策不断变化，铸币的技术也进一步提高，解决了精密性的问题。而这时，铸币开始采用悬针篆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在于竖笔的下端出现了锋芒，犹如悬挂着的针尖一般，是以南朝宋王愔在《文字志》中形容：“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
悬针篆突出表现在第二次币改的大布黄千和第四次币改的货布当中，而这种钱文字体的变化并非空穴来风。新莽时期的四次币制改革从总体上改变了以往钱币风格丰满笃实的特点，加上铸工更为精湛，货币的宽度愈发精致细微，只有书体纤细、出锋挺拔的悬针篆能够铸在其上。这其实也是钱文上的书体从应用走向艺术的一种尝试。
到了南北朝时期，古币钱文上的字体又出现了多样化，最出彩的有韭叶篆，字如其名，这种篆体笔画曲折，起笔尖，住笔锋。而北周钱币中采用的“玉箸”篆体，则端庄均匀，形体如筋，被视为六朝钱币之冠，对后世钱币影响颇深。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像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翔灵动之势。书法造诣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二.隶书——轻重顿挫，方便快捷
相传从篆书到隶书的变革，是秦代程邈所为。隶书打破了篆书在形体上屈曲回环的结构，被蔡邕称为“删古立隶文”，也成为了新的古币钱文。由此可知，两种书法的过渡并非只是形体结构的变化这么简单，还牵涉到许多文化的原因。
其实，篆书演变为隶书是古今文字的转折点。小篆来源于大篆，虽然简化了许多，但其本质仍是以象形线条作为标示。而进入到隶书阶段，它打破了象形字体的基本结构，开创出文字笔画的格局，进一步加强了文字的符号性。
就书法本身而言，篆书的书写横竖同宽，隶书却增添了许多轻重顿挫的笔锋转折，在书写时加强了提按的动作，笔画也有了粗细的变化，增加了美感。
而隶书首次出现在古币上，还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史书《旧唐书·食杂志》明确记载：“开元通宝之文，欧阳询制词，其字含八分及隶书”。即当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币形仍是方孔圆钱，钱文是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字体结构劲健含蓄，字形古朴美观，给人一种稳重典雅的感觉。
如果进一步对篆书和隶书的转变进行释读，可以发现，隶书从诞生到被铸造在古币上经历了百年时间。这段时间以来，或许钱币以外的人间俗世已经兴起了隶书之风，甚至有取代篆书之势，所以才有了更改古币钱文的做法。
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确实如此，秦篆在后期逐渐式微，原因在于小篆字体无论是字形、体势或是线条都太过于讲究，书写起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4]。这种篆法苛刻、书写不便的问题，使得秦朝官方在写昭文之时也采用了流畅的字体，更不用说普通民间。因此简化后的隶书，其符号性更契合时代需要，解决了书写上的问题。
而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推动了古币上钱文的改变。秦国地处西陲，长期与西戎等民族为邻，从秦襄公开始便征战不断，养成了秦民尚武的性格和豪迈的斗志。这从《诗经·秦风》中就能看出端倪。例如《无衣》诗曰：“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种特性使得上级在推动“书同文”政策时，也贯彻一种庄重正式的文体。而到隶书盛行之时，中原已太平多年，春秋六国那种拔剑弩张的氛围不复存在，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自然随性许多。
因此古币上钱文的变化，不过是时也势也。
三.草书——飘逸如活，极具观赏
唐朝开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代，达到了古币创作发展的巅峰。例如在币形上，既流行过小平折的钱币，也流通过大钱。除此之外，宋代的钱文大小、钱文内容、钱文位置、钱身厚薄等都有不同，并且每换一次年号就铸造一次新币，因此宋代的币版特别丰富。
草书形成于西汉时期，有狂草、章草等类型，特点在于笔画勾连，注重情感的宣泄和表现性，能传达出书写者的状态和情趣。这种字体的观赏性极高，但相应的实用性则弱了一些，所以在古币上比较少见，而“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则是其中的精品。两者是宋太宗在“淳化”“至道”年间所造，又亲自题写了钱文，开创了“御书钱”的先河，而宋真宗、宋徽宗等也有多种这样的御书钱。
除了御书钱，宋代还流行一种“对钱”。所谓对钱，即同一种年号名称的两枚钱，它们的大小、材质、薄厚、穿孔等细节完全一样，只是上面的钱文采用的书法不同，有隶书与篆书对、行书与篆书对等，形式多样。“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就是宋太宗用草书、行书和楷书三种字体写成[5]。这种古币的出现与宋代的对称审美不无关系。
宋代古幣上的钱文还对过去的字体进行了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继位甚早，成为皇帝以后仍喜爱书法绘画。他自创了一种“玉划银勾”瘦金体。据《书史会录》记载：“宋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逑，初学薛稷，变起法度，自号瘦金书”。这种字体也被铸造在了古币之上，宋徽宗就亲自写过“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
此外，北宋还有一种九叠篆的“皇宋通宝”钱。九叠篆原本是用于印章镌刻，在宋元时期也用在了钱文上。“九叠”并非确数，视笔画的繁简程度可以有五叠、六叠，甚至九叠、十叠。“皇宋通宝”钱是唯一一例将九叠篆用于钱文的古币。
在钱币史上，两宋将钱文和书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两宋的钱文精美、版式丰富达到了历史之最。两宋的钱文文体也并非只有草书，还开创了草书用于钱文书写的先河，成就了精品。所以清代古钱币学家翁树培说：“北宋钱字体不同，而模范特精、笔画飞动、飘逸如活……然也因其书法，实各臻其妙，是以作范者能传之”[6]。
而古币钱文的书法艺术在宋代能够发展大观，与其厚实的文化土壤不无关系。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宋朝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并未与唐朝产生断裂，甚至在其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腾飞，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先是“坊制”突破、集镇兴起，随后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完成，产生了大批书画名士和文学大家。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有益于不同币版的古币推行。
四.行书、楷书——字迹工稳，实用性强
行书似乎没有硬性的标准，它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中间的一种文体，作为书写效率较低的楷书和难以识别的草书之间的过渡。这种字体大约产生于西汉末期，在东晋时就已经作为钱文出现在古币上，称“太元货泉”，这或许是行书最早应用在古币上的范例。
但最著名的以行书作为钱文的古币，应该还是宋哲宗元祐年间所制的“元祐通宝”。这种钱文采用了行书和篆书，相传是名士苏轼所写。字体苍劲豪放，撇中有飘逸之悠，折处又有缚肋之锋，一种与苏轼那洞明世事却旷达超脱的处世态度极为相似的气魄跃于字里行间。
虽然后人亦有猜测，苏东坡曾因文字谤君的罪名被捕，出狱之后又被贬职，绝无机会书写古币上的钱文，也有人推算出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能书写钱文，正是因为后来被捕被贬，才导致该币版被停铸销毁[7]。过去的种种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我们仍能透过这枚难得的孤品推测出宋代的书画名士，乃至皇帝为古币书写钱文是常事，行书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应用较多的古币钱字。
相较于过去的钱文，楷书是最容易辨认、实用性最强的一种文体。它由隶书转化而来，省却了其中的一些笔势，横平竖直，符号性强而又简洁易懂。楷书流行于魏晋乃至唐代，魏太傅钟繇被称为开派宗师。
最早使用楷书作为钱文是在唐高宗乾封元年间所铸的“乾封泉宝”，也是唐代第一枚年号钱。虽然其被使用的时间不长，但铸造工艺十分精美，字体清秀，气均力匀，起笔轻盈，收笔沉着，极有舒展大气之味。而楷书钱文流行起来仍是在宋代的宋徽宗时期，皇帝赵佶自创的“大观通宝”，字体秀丽，运笔挺拔，单是钱上“大”字的一捺就充满飘逸之感。彼时的古币已经极具观赏性，大小适中、字迹清晰，字体和钱币形状已经富有美感。后来宋徽宗还写过“崇宁通宝”和“宣和通宝”，字迹上又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综合来看，宋代是各种风格的古币大发展时期，无论是篆书、隶书、草书、行书还是楷书的钱文都得到了极致的运用，并且版式之多、数量之大、推行之广已超过了数百种。这与两宋时期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状况是相应的，也离不开朝廷涌现的多位大书法家献技，这种重视和推广也为纸币的出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但宋代一过，古币之后的钱文发展却愈发显得后劲不足起来。元代仍用楷书铸造过钱币，是朱元璋时期的“大中通宝”，文体尚端庄。这是因为元末社会动乱，经济体被破坏，纸币无法流通，各地才又恢复了使用铜币。
而明清时期的铜币就更偏向于楷书钱字，如“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但当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钱币政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例如钱币上出现了满文或满汉合璧的形式，而书法也不再是书法大家展示才华的媒体，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并且铸钱管理更为严苛，引入了机器制造，更加一体化、标准化。虽然也不乏精品，清代“咸丰重宝”就是画家戴醇士所书，还有背面满文、正面“光绪重宝”四个字的铜钱，暗花精致、铜质细腻，但总体而言，铸钱方法由机器铸造取代手工铸造的转变，也意味着圆形方孔钱的结束[8]。
钱币上的书法不说承载了悠悠书法史上的艺术兴衰，却也能见微知著。它与时代内核紧密相连，总体上是由繁入简、由观赏性向实用性过渡的过程。如此看来，钱币虽小巧，放在手里不过几十毫米，却讲述了不同时代当下的文化风貌、民间喜好和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
[3]李建雄.王莽改制的币政举措研究[d].兰州大学，2016.
[8]刘泽.中国古币书法研究[d].山西師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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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书法时代的表哥邀请我与他那玩，现正值暑假，就顺便上他那玩
我大摇大摆的下了飞机，哪知飞机下竟是一帮追新星族，原来，我刚才的作品通过卫星传遍书法时代的大江南北，现在，我只好戴墨镜咯！
不多说了，表哥让我和他切磋切磋“武艺”，我会死的很惨咯！
书法时代书法文化篇三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同志必须自觉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下面是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后的一点感想。
书法是术，还是道？书法是技艺，还是学问？面对这个问题，所有书家皆应有明确认识和准确回答。我坚定地认为，书法是道，是学问，是大学问。
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中国艺术，是从实用升华而来的。它利用毛笔和宣纸的特殊性，通过汉字的点画线条，在字体造型的组合运动与人的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构对应的审美关系，使一个个汉字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呈现出书法家的精神气质与审美追求。书法是一种心灵的写照。书法创作中，线条变化与空间构造表现出某种宽泛的情感境界，自由灵活地将书法家的内在气质和个人生命情调带入笔墨，使之成为一种人格与精神的映照。所以，且不可把书法仅仅归结为技术或技艺。
在中国古代，很多有作为的书家都认同，书法是道，是大学问。南齐书法家王僧虔认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唐代著名书法批评家张怀瓘《书断》也说：“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又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故有“书者，如也”之说。
书者，心画也。写字，除了有自娱之娱，还有娱人之功。上面说的“书则一字已见其心”，这个“心”，既是书家对自己的认知、认同和把握，又是书家对身处的外部世界的一种精神认知和把握。这两点，就使得书法艺术的审美世界具有了广阔和深邃的内涵。有人说，艺术活动是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握的有机统一，是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有机统一，是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它不仅以美感人，更以情动人，使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享受。此论十分精准。正因为此，书家对待写字“娱人”的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十分谨慎，亦因为此，书坛就诞生了流传久远的“五不写”和“九不写”之约。提出“五不写”的是北宋一代文宗苏东坡。他曾如此说：限定字体大小的不写；未曾谋面的人不写；绫绢不写；想借他字画扬名后世的不写；文无深意，无法下笔不写。可知在苏轼眼里，玩书法是件十分严肃而庄重事，特别是羞于“文无深意”而不写，足见其对书法教育功能视之重。提出“九不写”的是明代大书家费瀛。他曾这样说：“书者，舒也。善书者风雨晦暝不书；精神恍惚不书；服役不给不书；几案不整不书；纸墨不妍妙不书；匾名不雅不书；意违势绌不书；对俗客不书；非兴到不书。”从费瀛“九不”之论亦能知，严肃之书家对书法主体的要求甚苛。费瀛遵从书法这一“天下清事”之雅范，列出违范不书九条之多，尤其明确宣示“匾名不雅不书；意违势绌不书；对俗客不书”，亦足见其对书法教育功能之垂青。
正是由于这些清醒的著名的历代书家的大力倡导和勇于实践，使中国书法逐渐形成了“词翰双美”为最高审美追求的主流传统，形成了以道德为魂（首），以学识为根，以诗文为体，以气节为骨的基本精种。当然，书法艺术之功能是多样的。
在中国古代，玩书法是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专利。书法殿堂被少数人所垄断。人民大众绝大多数陷于文盲、半文盲之属，字都不认得，又何谈写字之艺术？故久被挡于此道大门之外，乃为理所当然和理所必然之事。所以在古代，书法更多地是作为知识界和上流社会两个小圈子抒心、言志的手段，故其教育功能亦基本囿于这两个小圈子。而人民大众，充其量是间接接受者。他们必须通过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解说和长期熏染才可略知一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大力普及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和知识素养，使“小圈子”把持、垄断书法艺术的局面为之一变。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民大众跨进了书法圣殿的门槛，进而登堂入室，逐渐成了书写和欣赏书法艺术的主体。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人民大众，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很快成了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仅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还成了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书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除了传统的精英书法大显身手之外，大众书法以浩浩荡荡、势不可当之势，崛起于神州六合，无论从人数、声势、冲击力，还是从影响面、涵盖面，都是精英书法不可比拟的。
习主席曾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今时代，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大不相同，就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岁月也有重大不同。当今时代，全国人民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正在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摆在文化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大力發展和繁荣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习主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新辉煌的文化。
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性质，决定了生活并活跃在当代的艺术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为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民大众提供高质量、正能量、品类丰富、数量广大的文化产品；必须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必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不良倾向。我们每一位负责任的有良心的书法家，都应顺应当今时代的呼唤，努力继承和发扬好以“词翰双美”为最高审美追求的优秀传统，努力继承和发扬以道德为魂（首），以学识为根，以诗文为体，以气节为骨的基本精神，创作出涤除躁气，横扫俗气，涵养浩气，聚合正气，展示才气，盈溢大气，营造和气之书法精品和书法妙品。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更加充分、更加自觉地发挥艺术的教育功能。
发挥好艺术的教育功能，坚守“词翰双美”的审美追求，书法家当下首要的课题是解决好把笔挥毫“写什么”的问题。因为“写什么”，首先标示的是书写者的品格、境界、胸襟、追求和责任担当，同时宣示着书写者做人的标准和审美理想以及社会企盼。有人说书法艺术不存在“写什么”的问题，只存在怎么写的问题。这是很片面的认识。还有人说，书法艺术没内容，形式即是内容。这更是胡说！这些年，书坛浮躁之气炽热，睥睨读书之风盛行，极力排斥尚德修品优秀传统，把书法艺术仅仅视为玩弄纯形式、纯技巧的把戏，甚至崇拜形式至上，技巧至上，最终堕落为市场的奴隶，金钱的奴才，迷乐于、醉心于一身铜臭气，不知羞耻，追根溯源，此二论脱不掉干系。
我始终用“词翰双美”的最高审美要求来把控自己的书法创作，努力把书法艺术的教育动能发挥到极至。下面我举几个案例，谈谈自己的一些经历。
其一：
2014年孟春时节，我的一位在北京从事国际物流业的朋友，在欧洲瑞典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欧洲华商、侨商论坛暨中国书画展，与会华商侨商数千之众，成效超出意料外。此举因为声势浩大和涉及范围广，得到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人大侨委办公室、中国国民党中央、中国致公党中央、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外交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欧洲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等部委和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事后，我的朋友要组织一批著名书画家向以上这些部门和部委，赠送书法和绘画作品，以致谢忱。但写什么字呢？总不能写一些大家熟悉的唐诗宋词或“家和万事兴”“天道酬勤”“宁静致远”“厚德载物”一类词语送给上述那些部门和部委吧！必须“词翰双美”！但写什么词句才能达到“词翰双美”呢？我的朋友一时犯了难，不知奈何。
后来朋友从北京打电话向我求救。我用两天时间认真构想，最后拟定如下词语，供他们选写。
对国务院侨办，我建议写：燕翼贻谋（成语。善于像燕子用双翅覆盖乳燕那样，给后人留下好的谋划和幸福。）
对全国人大侨办，我建议写：同气之光（成语。大意是：必须保持同胞同气连根的荣光。）
对瑞典华人总会，我建议写：至德无形（《老子》之言。）
我的回复，解决了他们“写什么”的困境，他们觉得这些词语（大都是成语），内涵丰饶，文采绚烂。
其二：
他非常满意。古人云：“书犹药也”。朋友乐，我亦乐。
其三：
甘肃景泰有一名胜———梧桐山。山上筑有道观和菩萨庙，均为明末遗存。有人出资为该处修了一条上山的柏油路，还在山前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高愈四层楼的大山门。他们专程来西宁，请我为其撰写一副楹联，刻于山门立柱之上。我考察了此山后，觉得山上既有道祖之宫，又有菩萨之殿，应书写两副方为公正。刻于山门正面的一副写“道”，刻于山门背面一副写“佛”。观光游客上山时先见“道”，下山时先见“佛”。不偏道，不倚佛。
山门阳面联为：
紫气盈天地人性如花
欣欣然向善
清音润河山道心若水
缕缕兮通仁
山门阴面联为：
人生如登山摩天须读读般若
心路若渡远穷海定试试宝筏
儒家倡仁，道家尚清，佛家本善。儒为表，道为骨，佛为心，三位一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我的楹联就是讲儒、释、道，殊途同归，核心为一。（为终南山一私人兴办的佛教艺术馆的题写。）
思想和价值观念是艺术的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书法家们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崇高职责，要用自己的妙笔，弘扬正能量，用词翰双美的书法佳作，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反映时代是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有觉悟的书法家们，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习近平语）用自己的作为，强化这方面的教育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精袖认同和行为习惯。”（习近平语）书法家们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时代风采的优秀作品。
伟大的艺术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艺术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好自己。不论是精英书法，还是大众书法，概莫能外。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强化书法艺术的教育功能，要求书法家们：一要强化崇德，二要强化尚艺。大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艺术才干修养。一个思想空虚，才情平平，缺乏对社会与人生具有深刻认识的人是难以产生丰富、强烈的审美情感的，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和出色的欣赏者。
艺术的审美特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标志。所谓审美特性，是指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美学品质和审美价值。艺术作品，它不仅以美感人，更是以情动人，它不仅给人带来视觉的冲击力，让人有悦目之愉，还要让人逞赏心之快，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养德和修艺必须兼得双优。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书法家要把崇德和尚藝作为自己一生的功课来修炼，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礳砺，大力提高：修养、涵养、学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精技艺，德艺双馨。艺术实践已经证明，艺术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大凡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艺术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
书法家们不能任意挥洒，要根据接受者、求书者的身份、职位、爱好、文化品级，有针对性地选择直接或简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美词语来挥毫。服务，也要精准。我常常发现，某些书法家，有的还是很有来头的书法大家，不看对方的具体情况，挥笔就写“宁静致远”“天道酬勤”“厚德载物”“家和万事兴”“精气神”等等，其实这是一种不严肃的表现，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此举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书法艺术的教育功能，相反还会发生始料不及的的作用。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是市埸经济了，书法作品的价值要经过市场营销，遵循市场规则才能实现，强调其教育功能是否已无必要。我认为此论不妥。相反，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即越应该强调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越要提倡书法家抵制庸俗，远离媚俗，不搞低俗，越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书法家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
最后我由衷地祝福书坛同仁，要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文化修养、文质兼美的书法大作，赢得全社会的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作者简介：陈秉智，西部兰亭书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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