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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篇一
《边城》中的诗意，首先表现在地方特点上。边城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四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其中水酉水等河流也汇集于此。青山，绿水，如此自然环境，本身便是诗意盎然。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几分诗意的神秘。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边城》有“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眇。”的确，《边城》虽是现代文学作品，可字里行间又无一不显露着古典的诗歌美。文中“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难道不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吗?“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的明明白白”，又何尝逊于“池塘生春草”的精巧?边城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社会，这里拥有的是淳朴、自然、宁静的生活，每个人都安于现状，满足自己的生活，正如《诗经》中的“适彼乐土”。沈从文自己也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这点纯粹的诗即是《边城》中表现出来的诗意——和平，自然与宁静。
其次，诗意还体现在人物性格上。地方有了诗意，如何表达出来，这时需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了。假若地方充满诗意，人物却肮脏卑鄙，那么这些诗意也会显得单薄甚至多此一举。沈从文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能容忍自己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有一丝龌龊与硝烟，于是《边城》中的人物便就此感染着诗意，共同创造着边城这一诗意的神话世界。翠翠这个人物是最完美的诗意结晶，她依水而生，傍山成长，“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她明慧温柔，体贴乖顺，“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些淳朴性格轻盈纯洁，像一首不忍羞辱的诗。就连她心中的爱也无不充满诗意，自从见到二老之后，便让
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甚至摆渡也不时想起遇见二老的场景，挂念着，如桨下的水流哗哗而动，似“不见君子，忧心忡忡”;见到二老之后，故意装作不在意，其实心中怦然而动，又似“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还有翠翠的祖父，终生摆渡，毫无倦意，不收人的钱财，就是收了也将钱买些茶叶，砌茶让渡船人解渴解疲。他深深的关心着翠翠，希望她可以有个好的归宿，然后他自己才可安心的死去，这样充满人性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一首美丽的诗。除此之外，《边城》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的包含着几些诗性，沈从文先生更是在文中明确写出二老具有“诗人性格”，什么是诗人性格?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二老土生土长于乡间，习于水性，染于山情，在自己的故乡安守乐土，从无大都市的天真幻想，对于爱情更是一如既往毫无邪念，这便是他的“诗人性格”。正是这种诗人性格，才造就了边城中的人性美，才吸引了翠翠那颗透明的心。
“她们生活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从这里，不难读出这些妓n们的痴心与天真，她们越过道德的边境，走过爱的禁区，勇敢执着的天性，分明是一首风骨俱秀的诗。不欢快，不轻柔，却也像极了青山绿水，富含情愫。
从二老到水手们，无一不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道理，《边城》山水环依，竹翠树郁，习惯都市习性的读者，又怎忍心说翠翠他们“不知”、“不仁”呢?
最后，我将《边城》中人物的生存形式也理解为一种诗意。《边城》描写的是一个乡村式的民间世界，其中的生活状态或者寂寞，或者落后，何以有一种诗意呢?不妨引用海德格尔的一段话：
“其实，在这里(乡村)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种特别原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文学评论篇二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用对话方式进行交流的趋势。在“激烈对抗的二元性”中,《饶舌者》勾勒出加拿大社会现实中的多重对话关系: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比照,在自然田园画面中的人物和象征与工业机械化中被异化后的人物和象征构成鲜明对比;老旧的自然农业习语和神话与一种崭新的经济、商业、社会政治话语的交锋,并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神话/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强烈摩擦;更为重要的对话交锋是“新秩序”即社会主义理想向着“旧秩序”(“oldgrooves”)即资本主义现状发出的谴责和挑战。在小说中,加拿大传统的农村/草原田园神话、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念形成一种对比与对话。在小说的开头,德尔金就暗示现代人应该具有创造新世界和新历史的理念,不是要在农村建造一个由农民掌控的历史舞台,而是要在城市建立由工人为领导力量的理想世界。德尔金暗示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可以为城市带来美好的未来。男主人公克雷格?福斯特是一个农民,在参战之前,他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温尼伯,成了温尼伯谷类交易所的商,金钱和地位也随之而来。典型人物从农村走向城市暗示着加拿大社会从农村/草原转向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与克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流社会商人克劳德?查恩利。从表面上看,克雷格与同事克劳德似乎追求着共同的商业利益,但是克雷格提倡公平交易而且不自私,而克劳德则操控市场不择手段地牟取利润。在克雷格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投身于社会主义战线后,克雷格的品德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战场归来,克雷格又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这并不仅因为温尼伯谷类交易所在加拿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因为在那里通过经营粮食买卖,他可以为祖国甚至整个欧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克雷格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时,他的商界朋友正忙着获取更多暴利,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此时已经完全瓦解。他们形成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
政治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成为意识形态对话的中心因素。德尔金巧妙地把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对话性关系中,构建了贯穿整部小说线索的关键点,即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对话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激烈对抗。可以说,巴赫金所指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全新的独立思想体系,也是小说的意识形态对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工人阶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也描写了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在多个层面上予以展现。在社会层面上,从国外回来的“一战”退伍军人给加拿大带回许多关于革命的新思想,还有他们在苏联亲眼所见的战争之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德尔金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通过对温尼伯大罢工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再现而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在政治层面上,德尔金在加拿大小说史上第一次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饶舌者》充满了对立阶级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暴力斗争。德尔金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定义阶级。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强大政治力量。温尼伯大罢工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汇合的集体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在小说中,社会主义力量主要由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退伍军人,在前苏联目睹了社会主义现实的人,以及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联合组成。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由那些富裕的、地位显赫的、有特权的,并运用一切手段守住其地位的人们组成。面对寻求根本性变化的新兴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也开始打压各种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小说人物也处于阶级的对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归类和阶层归属,都是在为他/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而奋斗,因此每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影响。小说通过人物塑造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阶级。我们看到,克雷格在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做贡献,而拉斯克?布朗特和乔治?宾利则扞卫着资产阶级和宗教势力。根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德尔金认为,历史将在加拿大重演:正如马克思和^v^发表《^v^宣言》之后,社会主义思想曾一度困扰着欧洲一样,在加拿大本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也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同盟的恐慌。米歇尔?福柯指出,残暴的资本主义^v^企图把反叛者称为疯子。
小说中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把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看成是疯狂的、失去理智的想法,并以暴力对此进行镇压。暴力斗争在克雷格发疯、阿米尔被捕遭驱逐出境、资本家拉斯克?布朗特精心策划暴力镇压等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激烈。阿米尔从工会运动的发源地英格兰来到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奉行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且极度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阿米尔最终被加拿大政府无情逮捕并驱逐出境。犹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一样,克雷格也为加拿大无产阶级带回了火焰———社会主义,但是他被逼疯了。对此,阿米尔大声揭露:“那些活着回来的并讲述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人们,都受到那些政治家的怒斥。”“或者用圣歌打压下去!”克雷格说。“他们被称作疯子。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疯狂!我疯了。你———珍妮特已经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你疯了,福斯特,疯了!”德尔金着意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赋有革命精神的疯人形象,旨在表现对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现状的不满与反叛,展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及其对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排外和镇压。然而,疯子和革命者的反抗和斗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与执着,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有力反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实对话和对抗。人们真的需要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打压”中,工人阶级、劳动大众、革命者这样的“底层人可以说话吗?”
社会主义思想使《饶舌者》充满张力。在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其展现出来。这不仅增强了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小说理论的复杂性和文本张力,还为小说的社会政治表征和戏剧化增添了活力。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归属、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小说的主要人物,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阶级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首先,小说主要人物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完全符合巴赫金式的公式,即“两种思想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8]。在思想对比鲜明的几组人物关系中,如珍妮特和戴尔对克雷格的引导,克雷格和玛丽恩婚姻的决裂,资产阶级女性玛丽恩和无产阶级女性玛莎的对照,克雷格和克劳德的反差,我们看到两种思想的对立和博弈。在具有坚定社会主义思想的珍妮特的引导下,克雷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憧憬着光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到来。尽管克雷格和玛丽恩的短暂婚姻是富裕的,但克雷格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最终,他放弃了这段婚姻,回到了战士的队伍中继续为建立
最后,《饶舌者》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家庭与政治关系的描写体现了德尔金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观。尽管当时的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女性革命者,德尔金还是沿着阶级和意识形态主线精心塑造了令人佩服的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并面临着重大抉择。工人或者农民的女儿们大都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资本家的女儿们则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是邪恶的。从克雷格和玛丽恩的婚姻就可以反衬出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克雷格热衷于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业,而玛丽恩却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克雷格勤俭节约,并珍惜劳动成果,而玛丽恩对铺张浪费习以为常;克雷格对爱情忠贞不渝,他诚实稳重,忠于传统;而玛丽恩则倡导爱情自由,崇尚金钱和地位;克雷格无法忍受玛丽恩与克劳德的婚外情,而玛丽恩则以炫耀这种不正当关系来羞辱克雷格;尽管玛丽恩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却指控克雷格是破坏资产阶级利益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她无法原谅克雷格对资产阶级的发怒和斥责,克雷格愤怒地对他们大打出手。克雷格逐渐认识到他和玛丽恩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他对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和腐朽的寄生方式极度厌恶和失望。后来,克雷格和工人阶级女性玛莎的结合更加证实了他第一段婚姻的错误。玛莎勤俭节约(如盒子的事情),具备劳动人民的道德品格(不投机取巧)。这种品质恰好与克雷格不谋而合,正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之所在。由此看出,相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女性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阶级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和妥协的,个人的利益抉择最终必须符合并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希望。
德尔金打破传统,让女性跳出家庭范畴,将自身命运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珍妮特?鲍登就是这样一个热血激昂、新颖真实的政治女性角色。珍妮特与代尔夫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战争中都失去了深爱的丈夫。因此,颠覆传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体制成为她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促使她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与代尔夫人相比,珍妮特受到更好的教育,阶级意识更为强烈,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她组织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珍妮特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强调个人与政治永远分不开。她向克雷格灌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阻止他掉入婚姻和个人主义的深渊,鼓励克雷格走上革命道路去寻求社会变革。德尔金塑造的政治型女性往往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约翰?莫斯形容这样的女性角色是“女权主义者”。这种具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女性角色颇具典型性,在加拿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德尔金笔下的女性绝不会被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所束缚。在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驱使下,她们大声宣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革命,并联合对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无疑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和文学力量,也促使休?加纳、艾琳?贝尔德、厄尔?伯尼和菲利普?格罗夫等加拿大左翼现实主义作家不断塑造此类政治型女性角色。
社会主义话语是《饶舌者》显着的左翼特征之一,也是德尔金的文学创作从草原现实主义转向城市现实主义的标志之一。德尔金把朴实、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与正式、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话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生活语言。这种语言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小说中出现大量与工业和生产相关的行话。谷物交易所使用的商业词汇如“卖出”、“短缺”,新的政治和经济术语如“利润”、“罢工”、“机器”、“分配”、“大罢工”等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可以为少数人创造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则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的关键点;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利润分配不均的斗争方式。因此,这些词汇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大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词汇。德尔金给传统加拿大小说注入了新的词汇、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促使人们对工业化和异化进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拿大左翼小说家格罗夫和卡特的文学创作。《饶舌者》的人物是通过不断学习,才能用现代社会主义词汇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克雷格起初只是隐约感受到潜藏着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当他真正察觉到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一些模仿性的词语含糊其辞地表达了而已,就像是一个“饶舌头的人”;当他接触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激进的珍妮特和戴尔斯这两个人物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形成,开始选用一些精确词汇,如“理想”、“布尔什维克”等等。社会主义话语增强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让他不再瞠目饶舌,不再彷徨苦闷,并赋予他跟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进行挑战的勇气。尤其在小说的第二部,克雷格能够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话语,慷慨激昂地陈述他的左翼思想,使得他的岳父内森先生大为惊讶地问道:“你没有变成社会主义者吧,克雷格?”社会主义词汇的运用让克雷格具备了敏锐的政治思维和雄辩的语言能力,与之前大不相同,一向“饶着舌头”沉默寡言的克雷格如今变得能言善辩,令其政治对手本特利先生对之都畏惧三分。克雷格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从一个平凡的士兵变成了社会主义拥护者。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展现了不同阶级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于德尔金来说,小说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做出的特殊举动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丰富的含义。他们每一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着他的所属阶级或千千万万个与他有着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拥护自己所倾向的意识形态。一部分人试图改变,改革,甚至发动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却试图阻止这一切;还有一部分人试图打破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或不愿意与任何势力进行妥协。但是,即使是这最后一类人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人都卷入了社会政治浪潮中。换言之,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所有的人物,在巴赫金看来,就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特大历史事件中,他们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巴赫金认为,“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当时各种人物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民主提倡的自由与公平都是虚假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反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手中,代表上层阶级的人物总是要坚决压制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例如克雷格曾被他的资产阶级妻子和岳父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珍妮特则被富人阶级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然而,社会主义话语也让底层人和被压迫者具备了发声和辩驳的语言力量。小说通过人物的日常性讨论、政治性辩论、公共场合的发言,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人物要为自己发声、为本阶级发声的愿望。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就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尤其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这样的创作手法也容易让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情境中,产生文学的社会效应和意义。总之,在德尔金之前,加拿大似乎没有一部小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给读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挑战。《饶舌者》以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语言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着力凸显了代表着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地位,成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先锋。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特征期待文学作品能够对整个社会发展提出一种预见或是开创一幅蓝图。《饶舌者》对加拿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反映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虽然《饶舌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但是面对田园神话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两种选择,德尔金最终选择了前者。在小说为主人公定位人生和政治立场时,我们看到,面对强大而残酷的资本主义势力,克雷格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回归到小说最初批判的浪漫田园生活。小说结尾,克雷格伤势好转,在清晨的阳光下耕种小麦,身后留下一道道“笔直延伸的犁沟”。这个场景看起来似乎有些浪漫伤感和理想化,克雷格和玛莎在这里远离了纷繁的社会政治斗争,唯有他们在田间的幸福生活。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德尔金还处在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探索之中,其政治观点似乎也有些倒退,又回归到传统的浪漫式书写。根据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观点,这样的小说只能归属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不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的途径,而是趋向于悲观的结论,或是归结于信仰个人英雄式的行动,抑或是归结于信仰的一种理想化怀旧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世界观,缺乏像后来发展起来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
可以理解的是,处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人们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很艰难的。当时的加拿大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还在萌芽阶段,整个社会出现多种意识形态的交织和碰撞,多样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特别是一些政治和社会活动家认为基督教社会福音和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相为互补。如果考察个人成长经历的话,德尔金自幼受到基督教福音精神的熏陶,母亲曾想让他去中国当一名传教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社会活动,深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感染,其文学创作立场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教养和加拿大的社会背景。德尔金选择传统田园模式也许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温和的缓冲,因为当读者对小说结尾感到遗憾和伤感的时候,小说反而膨胀出一个巨大深邃的想象空间,也留给读者和其他作家一个深深的思考:是参与政治活动还是退出政治活动?值得肯定的是,《饶舌者》憧憬和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对加拿大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的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阐明,乌托邦理想是在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进程中照亮人们前行道路的灯塔。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道路上,德尔金笔下的人物具有高瞻远瞩、洞悉未来的气概。在小说中,阿米尔精确地预测:……在未来的五年,英国将掌控世界的石油。美国已经占有世界的黄金,还将以国家贷款的方式购买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灵魂。为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争而进行的所有准备,终将激起另一场大屠杀……20世纪和21世纪见证了《饶舌者》对世界石油战争和贸易战争的预言。当人们看到美国和英国为抢占石油而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危机,我们不得不赞叹德尔金在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的精明与远见。在这个意义上,德尔金应当被誉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奠基人,列入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小说家之一。
文学评论篇三
文学评论相关论文一：李白诗中的“金”意象
摘 要：李白诗歌中所选用的意象丰富多彩，“金”即是其中重要的意象之一，通过对这一意象的探究可以挖掘出李白诗歌的许多特点，也能窥探出李白情志的倾向所在。通过列举李白诗歌中出现的“金”这一意象，挖掘李白诗歌的诸多特点，窥探李白其人其性其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李白诗歌喜用“金”的缘由所在。
关键词：李白;诗歌;意象;金
李白，中国文人骚客中最独具风格的诗人;李白的诗歌，中国诗歌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白诗歌中的意象，中国古诗意象中最能体现诗人其人其性其情的载体。
提到李白及其诗歌中的意象，多数人会立刻想到“酒”“剑”“月”等。其实，在李白的诗歌中，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意象――金。通过“金”这一意象同样可以挖掘出李白诗歌的许多特点，也能窥探出李白情志的倾向所在。
在李白诗中所选用的色彩字眼中，毫无疑问“白”字独占鳌头，位居榜眼的则是“金”字。《李白诗全集》里所收录的25卷李白诗歌中，出现了371个“金”字，而在所有这371个“金”字中，作为独立意象出现的又占了大多数。
从“黄金”“千金”到“金棺”“金殿”“金壶”“金樽”“金鞭”“金甲”“金缸”“金窗”“金丹”“金丸”,再到“黄金药”“金剪刀”“金雀镜”“金光草”等等，使得李白的诗歌可谓是金光灿烂、富丽堂皇，“金”无处不在。
明丽爽朗是李白诗歌词语的基本色调，如此李白之诗，又怎少得了“金”这一绚丽夺目的色彩?单就一“金”于此，就足以看到李白诗的瑰丽雄奇、流光溢彩。如：“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松去，对博坐蓬瀛。”(古风五十九首中第七首)又如：“玉楼珠阁不独栖。金窗绣户长相见。”(《双燕离》)再如：“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前有一樽酒行二首》其一)如此“金”句，不胜枚举，使得李白本就瑰丽的诗歌更加绚烂。
李白生性潇洒豪迈、挥金如土，而金本就象征着财富、高贵，用金来彰显华贵的生活，用一掷千金来挥洒李白的豪迈狂放，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李白的诗歌中充斥着大量挥金如土的场景，例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襄阳歌》)“千金散义士。四坐无凡宾。”(《赠崔司户文昆季》)他饮“斗十千”的“金樽清酒”,食“值万钱”的“玉盘珍馐”,不时还“黄金白璧买歌笑”.这把把的一掷千金恰将李白狂放不羁、豪爽潇洒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李白锦衣玉食的生活展露无疑。
李白天性孤高自傲、志高意远，立下的志愿是“解世纷”“济沧海”“安黎元”,他心目中崇敬的英雄是诸葛亮、荆轲那样以自己的才智和勇武排难解纷、大济苍生的人物，而又不屑于与那些庸俗权贵同流合污，他傲骨嶙峋、蔑视权贵，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他固有的清高和志气，在他的诗歌中，他的傲骨大气重过千金，如：“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留别王司马嵩》)“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古风五十九首其十)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李白一生游历四方，交友甚广，其诗歌之中即有大量“金”言来表现他对亲情、友谊和爱情的执着。“黄金久已罄，为报故交恩。”(《赠别从甥高五》)“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李白诗歌中运用了如此之多的“金”意象，绝非偶然，细细探来，自有一番道理可循。
李白笃信道教这是众人皆知，在他的诗歌中有大量赞美崇尚庄子思想的诗句，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然后便“过此无一事，静谈《秋水篇》”了。李白是诗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v^，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即成为其人生信仰的终极目标。吞金服丹是道教修炼的独特方式之一，李白作为一名虔诚的道^v^，当然也会追随这样的脚步进行他的修炼之道，故而在他的诗歌中出现大量的“金丹”“金药”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当餐黄金药。去为紫阳宾。”(《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
前文也已提到，李白生性狂放不羁，潇洒豪爽，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一掷千金的豪言，挥金如土的姿态也是常理所在，这也恰好与他倜傥不羁好大言的性格相符合。他在《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中也说：“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夸诞”,即浮夸虚妄，言语不实在，也就是说大话。李白见人们嘲笑自己虚夸大言，就感叹知音何在。李白好大言的美学思想与庄子的美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渊源关系。庄周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而他认为“道”是永恒的、绝对大的。李白作为庄子的忠实崇拜者，在诗歌中自然会表现出这样好大言的特点。如此好大言的李白，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诗歌中，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古代的金银器，发展至唐代才兴盛起来。唐代兼收并蓄，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的精髓，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足，贵族官僚们锦衣玉食也就更理所当然。身为翰林供奉的李白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自然也有这样的资本，生活中的华贵到了诗歌之中最直接的反映自然非“金银”莫属。什么“金壶”“金樽”“千金裘”“黄金盘”满目琳琅，金光灿灿。所以，李白诗歌中拥有如此之多的“金”意象，是以气吞山河的大唐盛世为依托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这一意象在李白诗歌中是有着独特地位的，是研究李白诗歌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意象。
参考文献：
王琦。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7.
文学评论相关论二：《暴风骤雨》景物描写之我见
文学评论篇四
关于乡愁的文学评论
乡愁的意境是美的，没得忧郁而庄重，仿佛一丝苦苦的芬芳，那芬芳来自一支残荷。乡愁的构思是简约的，简约的就像断臂维纳斯身上的一段白纱。乡愁的语言是白居易的再现，反复中的平实酝酿着深深的情，回旋中的朴厚流淌着深深的愁。乡愁那没有技巧的技巧使乡情回味无穷，隽永悠长，使全诗既富有流动性，又不乏静止感。众人皆知，“看不出化过妆的化妆才是最高妙的”，而诗人的乡愁就是这样，那层次化的意境仿佛纯纯的“天然去雕饰”，那复沓中的叙述好像平平的，质朴而又真淳。
乡愁自“小小的邮票”流出，因为那邮票载不动历史的`伤痕;乡愁自“窄窄的船票”溢出，因为那船票带不完民族的悲哀;乡愁自“矮矮的坟墓”冒出，因为那是一颗种子，它在发芽、生根、成长，直到枝条连起岛陆。乡愁自浅浅的海峡涨出，因为那是一个泉，它要和源汇成大海，用浪奏鸣《黄河交响乐》，用涛荡起长江奏鸣曲。乡愁用反复手法把意象紧密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历史画卷;乡愁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来，层层深入地展现了群体心态和民族状态。于是乡愁既是乡愁，也不再只是乡愁;乡愁成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情结，乡愁成了岛与陆沟通的纽带。
乡愁的情调是低沉的，因为有心上秋;乡愁的节奏是舒缓的，因为有愁中愁;乡愁的传情达意是形象而动人的，因为那一唱三叹是命泉中流出的旋律、心琴上弹奏出的乐曲，有含蓄中的澄明，更有幽邃中的真实。乡愁是抑郁的，因为愁太重太浓，重得托不起，浓得化不开。但乡愁又是自然的，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诗中。
乡愁就这么自然而然地由诗境和神韵中流露出来，语尽而情未了，让人在故事中忘我地投入，在历史中回味，乡愁的无限韵味。
拓展阅读：乡愁写作背景
余光中作为一位生在大陆，成名于港台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忧患意识。亲情、乡情、爱国之情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方向。
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台湾与大陆本为一体，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但解放后，^v^的不正常，使台湾孤立于大陆之外，人为地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但它却割不断共同走过五千年风风雨雨的两岸炎黄子孙的血肉之情。
尤其是解放前夕离开大陆的这一代大陆人，这种现实无疑使他们成为有家不能归，有根不能寻的游子。而作为背负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最富有激情的诗人，其内心的痛苦和渴望回归与寻根的心情更是无可比拟的。诗人从小就熟读的“日暮道且远，游子思故乡。”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些思乡的诗句可以说无时无刻不被眼前的景物所引发，而产生深深的思乡之情。这种感情在诗人的心中日积月累，长期郁于心中，一旦爆发便如决堤的江河之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诗人喊出了自己心中久藏的一个个愿望：“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一咏三叹，一个渴望得到祖国文化的熏陶，思乡爱国的赤子形象跃然纸上。
在诗中，诗人刻意选取的四组意象：“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无一不深深地刻有中华民族的印记，充分体现了诗人的艺术敏感性，对生活感受的深度和传达感情技巧水平的高超。
文学评论篇五
1、美国文学的历史和特点
英美文学有着相似的地方。美国文学的特点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较深。最初的美国文学一直是以模仿英国文学为主的，随着美国的独立和美国人的意识的转变，美国文学已经脱离出英国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分支。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的出现，美国的文学也越来越繁荣，甚至可以和英国分庭抗礼，成为真正独立的文学。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学也具有类似的忒单，但是美国文学更加注重对自由的表达，同时更加具有浪漫主义思想。
2、文化差异对评论英美文学的影响
正如莎士比亚所讲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接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的感想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评论英国文学概括的来讲就是在反叛和继承中挣扎；第二方面，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产生时间相差不多，因而，评论美国文学时要先探讨有关的文学起源问题；第三方面，英美文化评论之间的差距。
英国文学评论的特点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类似，英国的文学评论自十七八实际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无论是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是现代化个性的文学评论概念等都表明了英国文学不断在突破和继承传统的文学评论理念。客观来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国文学的评论没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都能看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因而，从英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英国文学评论是从荒诞与绝望中反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英国文化。由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评论的出现时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无法从美国的文学进程中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评论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文学这颗陌生的种子在不断成长，虽然美国文学中有英国文学的影子，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体系。
我们通常把英美文学放在一起评价。在不断的发展历程中，英国文学的评论模式和理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尤其是和美国文学比较之后，英国文学显得更加纯正。但是，英国文学评论中犹豫不决的性格特点使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被美国迎头赶上甚至远远超过。对于读者来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我们的精神源泉，然而，很多情况下，却使我们在求新追变的层面上陷入困境。和英国相比，美国是开放的，是没有历史负担的，这种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使得美国可以充分的将各个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收为己用。
3、结语
总而言之，在评价英美文学的过程中，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评论者不可忽视的内容。评论者的个人喜好、知识结构和阅历等因素都会影响英美文化的评论。虽然评论者的评论角度千变万化，理论也是不尽相同，然而文化差异在评论英美文学中一直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学评论篇六
如何写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v^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v^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
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
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 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
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
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
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
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
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一）作品的价值。一篇作品拿到手，要掂一掂份量，权衡一下，问问自己：这作品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评？
文学评论篇七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用对话方式进行交流的趋势。在“激烈对抗的二元性”中，《饶舌者》勾勒出加拿大社会现实中的多重对话关系: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比照，在自然田园画面中的人物和象征与工业机械化中被异化后的人物和象征构成鲜明对比;老旧的自然农业习语和神话与一种崭新的经济、商业、社会政治话语的交锋，并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神话/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强烈摩擦;更为重要的对话交锋是“新秩序”即社会主义理想向着“旧秩序”(“oldgrooves”)即资本主义现状发出的谴责和挑战。在小说中，加拿大传统的农村/草原田园神话、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念形成一种对比与对话。在小说的开头，德尔金就暗示现代人应该具有创造新世界和新历史的理念，不是要在农村建造一个由农民掌控的历史舞台，而是要在城市建立由工人为领导力量的理想世界。德尔金暗示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可以为城市带来美好的未来。男主人公克雷格•福斯特是一个农民，在参战之前，他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温尼伯，成了温尼伯谷类交易所的商，金钱和地位也随之而来。典型人物从农村走向城市暗示着加拿大社会从农村/草原转向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与克雷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流社会商人克劳德•查恩利。从表面上看，克雷格与同事克劳德似乎追求着共同的商业利益，但是克雷格提倡公平交易而且不自私，而克劳德则操控市场不择手段地牟取利润。在克雷格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投身于社会主义战线后，克雷格的品德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战场归来，克雷格又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这并不仅因为温尼伯谷类交易所在加拿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因为在那里通过经营粮食买卖，他可以为祖国甚至整个欧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克雷格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时，他的商界朋友正忙着获取更多暴利，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此时已经完全瓦解。他们形成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隐含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
政治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成为意识形态对话的中心因素。德尔金巧妙地把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对话性关系中，构建了贯穿整部小说线索的关键点，即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对话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激烈对抗。可以说，巴赫金所指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全新的独立思想体系，也是小说的意识形态对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工人阶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也描写了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在多个层面上予以展现。在社会层面上，从国外回来的“一战”退伍军人给加拿大带回许多关于革命的新思想，还有他们在苏联亲眼所见的战争之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德尔金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通过对温尼伯大罢工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再现而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在政治层面上，德尔金在加拿大小说史上第一次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饶舌者》充满了对立阶级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暴力斗争。德尔金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定义阶级。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强大政治力量。温尼伯大罢工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汇合的集体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在小说中，社会主义力量主要由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退伍军人，在前苏联目睹了社会主义现实的人，以及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联合组成。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由那些富裕的、地位显赫的、有特权的，并运用一切手段守住其地位的人们组成。面对寻求根本性变化的新兴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也开始打压各种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小说人物也处于阶级的对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归类和阶层归属，都是在为他/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而奋斗，因此每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影响。小说通过人物塑造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阶级。我们看到，克雷格在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做贡献，而拉斯克•布朗特和乔治•宾利则捍卫着资产阶级和宗教势力。根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德尔金认为，历史将在加拿大重演:正如马克思和^v^发表《^v^宣言》之后，社会主义思想曾一度困扰着欧洲一样，在加拿大本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也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同盟的恐慌。米歇尔•福柯指出，残暴的资本主义^v^企图把反叛者称为疯子。
小说中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把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看成是疯狂的、失去理智的想法，并以暴力对此进行镇压。暴力斗争在克雷格发疯、阿米尔被捕遭驱逐出境、资本家拉斯克•布朗特精心策划暴力镇压等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激烈。阿米尔从工会运动的发源地英格兰来到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奉行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且极度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阿米尔最终被加拿大政府无情逮捕并驱逐出境。犹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一样，克雷格也为加拿大无产阶级带回了火焰———社会主义，但是他被逼疯了。对此，阿米尔大声揭露:“那些活着回来的并讲述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人们，都受到那些政治家的怒斥。”“或者用圣歌打压下去!”克雷格说。“他们被称作疯子。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疯狂!我疯了。你———珍妮特已经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你疯了，福斯特，疯了!”德尔金着意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赋有革命精神的疯人形象，旨在表现对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现状的不满与反叛，展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及其对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排外和镇压。然而，疯子和革命者的反抗和斗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与执著，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有力反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实对话和对抗。人们真的需要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打压”中，工人阶级、劳动大众、革命者这样的“底层人可以说话吗?”
社会主义思想使《饶舌者》充满张力。在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其展现出来。这不仅增强了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小说理论的复杂性和文本张力，还为小说的社会政治表征和戏剧化增添了活力。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归属、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小说的主要人物，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阶级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首先，小说主要人物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完全符合巴赫金式的公式，即“两种思想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8］。在思想对比鲜明的几组人物关系中，如珍妮特和戴尔对克雷格的引导，克雷格和玛丽恩婚姻的决裂，资产阶级女性玛丽恩和无产阶级女性玛莎的对照，克雷格和克劳德的反差，我们看到两种思想的对立和博弈。在具有坚定社会主义思想的珍妮特的引导下，克雷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憧憬着光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到来。尽管克雷格和玛丽恩的短暂婚姻是富裕的，但克雷格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最终，他放弃了这段婚姻，回到了战士的队伍中继续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和个人利益。相比之下，克劳德则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根本没有克雷格的广阔胸襟和进步思想。结合圣经典故“旷野的呐喊”(“”，《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和列宁主义，德尔金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既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又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像耶稣拯救穷人和下层人民，克雷格带着新思想从战场归来，好像救世主从远方给加拿大带来了新的希望，坚信无产阶级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以此建立起精神救赎与政治解放之间的桥梁。克雷格代表着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将要引起一场社会变革，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现状的革命事业，并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小说的张力还在于德尔金开创性地塑造了巴赫金的“临界点人物”(“thresholdfig-ure”)。巴赫金认为，“临界点人物”是指那些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层面上表现出双重性的人。克雷格也具有双重性格，曾经游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抉择之间，通过参战、参与政治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三个阶段才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最终又回归了田园生活。正是这种彷徨和困惑，小说情节才得以生动和延续，并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资本家吉尔伯特•纳森也是一个例证。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悲惨的境况以及不平等待遇，善良的工厂主纳森开始左右为难，想通过再分配他的财富来安抚那些罢工工人，但这一举动却招致其他资本家的敌意。他想创办一个小型社会主义工厂，却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信任与理解。他短暂的社会主义思想迎来的却是失望和沮丧，让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等于进步，最终他退回到资本家的立场。这些角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对抗局面，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小说中，一切调和阶级矛盾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个人、社会、历史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三个要素。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表明个人、社会、政治、宗教等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裂痕不可愈合，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基于个人的政治理想、阶级属性、宗教信仰而形成的。
最后，《饶舌者》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家庭与政治关系的描写体现了德尔金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观。尽管当时的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女性革命者，德尔金还是沿着阶级和意识形态主线精心塑造了令人佩服的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并面临着重大抉择。工人或者农民的女儿们大都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资本家的女儿们则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是邪恶的。从克雷格和玛丽恩的婚姻就可以反衬出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克雷格热衷于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业，而玛丽恩却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克雷格勤俭节约，并珍惜劳动成果，而玛丽恩对铺张浪费习以为常;克雷格对爱情忠贞不渝，他诚实稳重，忠于传统;而玛丽恩则倡导爱情自由，崇尚金钱和地位;克雷格无法忍受玛丽恩与克劳德的婚外情，而玛丽恩则以炫耀这种不正当关系来羞辱克雷格;尽管玛丽恩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却指控克雷格是破坏资产阶级利益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她无法原谅克雷格对资产阶级的发怒和斥责，克雷格愤怒地对他们大打出手。克雷格逐渐认识到他和玛丽恩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他对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和腐朽的寄生方式极度厌恶和失望。后来，克雷格和工人阶级女性玛莎的结合更加证实了他第一段婚姻的错误。玛莎勤俭节约(如盒子的事情)，具备劳动人民的道德品格(不投机取巧)。这种品质恰好与克雷格不谋而合，正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之所在。由此看出，相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女性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阶级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和妥协的，个人的利益抉择最终必须符合并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希望。
德尔金打破传统，让女性跳出家庭范畴，将自身命运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珍妮特•鲍登就是这样一个热血激昂、新颖真实的政治女性角色。珍妮特与代尔夫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战争中都失去了深爱的丈夫。因此，颠覆传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体制成为她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促使她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与代尔夫人相比，珍妮特受到更好的教育，阶级意识更为强烈，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她组织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珍妮特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强调个人与政治永远分不开。她向克雷格灌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阻止他掉入婚姻和个人主义的深渊，鼓励克雷格走上革命道路去寻求社会变革。德尔金塑造的政治型女性往往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约翰•莫斯形容这样的女性角色是“女权主义者”。这种具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女性角色颇具典型性，在加拿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德尔金笔下的女性绝不会被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所束缚。在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驱使下，她们大声宣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革命，并联合对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无疑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和文学力量，也促使休•加纳、艾琳•贝尔德、厄尔•伯尼和菲利普•格罗夫等加拿大左翼现实主义作家不断塑造此类政治型女性角色。
社会主义话语是《饶舌者》显著的左翼特征之一，也是德尔金的文学创作从草原现实主义转向城市现实主义的标志之一。德尔金把朴实、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与正式、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话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生活语言。这种语言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小说中出现大量与工业和生产相关的行话。谷物交易所使用的商业词汇如“卖出”、“短缺”，新的政治和经济术语如“利润”、“罢工”、“机器”、“分配”、“大罢工”等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可以为少数人创造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则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的关键点;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利润分配不均的斗争方式。因此，这些词汇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大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词汇。德尔金给传统加拿大小说注入了新的词汇、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促使人们对工业化和异化进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拿大左翼小说家格罗夫和卡特的文学创作。《饶舌者》的人物是通过不断学习，才能用现代社会主义词汇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克雷格起初只是隐约感受到潜藏着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当他真正察觉到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一些模仿性的词语含糊其辞地表达了而已，就像是一个“饶舌头的人”;当他接触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激进的珍妮特和戴尔斯这两个人物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形成，开始选用一些精确词汇，如“理想”、“布尔什维克”等等。社会主义话语增强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让他不再瞠目饶舌，不再彷徨苦闷，并赋予他跟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勇气。尤其在小说的第二部，克雷格能够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话语，慷慨激昂地陈述他的左翼思想，使得他的岳父内森先生大为惊讶地问道:“你没有变成社会主义者吧，克雷格?”社会主义词汇的运用让克雷格具备了敏锐的政治思维和雄辩的语言能力，与之前大不相同，一向“饶着舌头”沉默寡言的克雷格如今变得能言善辩，令其政治对手本特利先生对之都畏惧三分。克雷格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从一个平凡的士兵变成了社会主义拥护者。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展现了不同阶级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于德尔金来说，小说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做出的特殊举动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丰富的含义。他们每一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着他的所属阶级或千千万万个与他有着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拥护自己所倾向的意识形态。一部分人试图改变，改革，甚至发动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却试图阻止这一切;还有一部分人试图打破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或不愿意与任何势力进行妥协。但是，即使是这最后一类人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人都卷入了社会政治浪潮中。换言之，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所有的人物，在巴赫金看来，就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特大历史事件中，他们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巴赫金认为，“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当时各种人物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民主提倡的自由与公平都是虚假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反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手中，代表上层阶级的人物总是要坚决压制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例如克雷格曾被他的资产阶级妻子和岳父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珍妮特则被富人阶级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然而，社会主义话语也让底层人和被压迫者具备了发声和辩驳的语言力量。小说通过人物的日常性讨论、政治性辩论、公共场合的发言，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人物要为自己发声、为本阶级发声的愿望。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就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尤其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这样的创作手法也容易让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情境中，产生文学的社会效应和意义。总之，在德尔金之前，加拿大似乎没有一部小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给读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挑战。《饶舌者》以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语言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着力凸显了代表着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地位，成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先锋。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特征期待文学作品能够对整个社会发展提出一种预见或是开创一幅蓝图。《饶舌者》对加拿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反映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虽然《饶舌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但是面对田园神话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两种选择，德尔金最终选择了前者。在小说为主人公定位人生和政治立场时，我们看到，面对强大而残酷的资本主义势力，克雷格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回归到小说最初批判的浪漫田园生活。小说结尾，克雷格伤势好转，在清晨的阳光下耕种小麦，身后留下一道道“笔直延伸的犁沟”。这个场景看起来似乎有些浪漫伤感和理想化，克雷格和玛莎在这里远离了纷繁的社会政治斗争，唯有他们在田间的幸福生活。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德尔金还处在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探索之中，其政治观点似乎也有些倒退，又回归到传统的浪漫式书写。根据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观点，这样的小说只能归属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不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的途径，而是趋向于悲观的结论，或是归结于信仰个人英雄式的行动，抑或是归结于信仰的一种理想化怀旧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世界观，缺乏像后来发展起来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
可以理解的是，处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人们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很艰难的。当时的加拿大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还在萌芽阶段，整个社会出现多种意识形态的交织和碰撞，多样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特点，特别是一些政治和社会活动家认为基督教社会福音和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相为互补。如果考察个人成长经历的话，德尔金自幼受到基督教福音精神的熏陶，母亲曾想让他去中国当一名传教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社会活动，深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感染，其文学创作立场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教养和加拿大的社会背景。德尔金选择传统田园模式也许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温和的缓冲，因为当读者对小说结尾感到遗憾和伤感的时候，小说反而膨胀出一个巨大深邃的想象空间，也留给读者和其他作家一个深深的思考:是参与政治活动还是退出政治活动?值得肯定的是，《饶舌者》憧憬和描绘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对加拿大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的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阐明，乌托邦理想是在改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进程中照亮人们前行道路的灯塔。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道路上，德尔金笔下的人物具有高瞻远瞩、洞悉未来的气概。在小说中，阿米尔精确地预测:……在未来的五年，英国将掌控世界的石油。美国已经占有世界的黄金，还将以国家贷款的方式购买世界上每一个小国的灵魂。为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争而进行的所有准备，终将激起另一场大屠杀……20世纪和21世纪见证了《饶舌者》对世界石油战争和贸易战争的预言。当人们看到美国和英国为抢占石油而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危机，我们不得不赞叹德尔金在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领域的精明与远见。在这个意义上，德尔金应当被誉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奠基人，列入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小说家之一。
文学评论篇八
一、文学评论的写作角度与内容
1.分析作品的形象
文学作品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能激发人们感情的生活图案，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分析作品的人物形象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揭示人物的典型意义，二是简要分析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
2.赏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表现
3.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
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表达方式，如叙述、描述、议论、抒情、说明；
（2）表现手法，如想像、联想、象征、渲染、烘托、比较、以小见大、先抑后扬、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
（3）叙述方式，如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
（4）描述方式，如肖像描述、心理描述、语言描述、动作描述、环境描述等；
（5）描述技法，如以动衬静、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明暗结合、声色结合、粗笔勾勒、白描工笔等；
（6）抒情方式，如直接抒情（直抒胸臆）、间接抒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7）意境的创设、修辞的运用等。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微信公众号：汉语言文学考研大本营
4.谈谈作品的构思技巧
作品的构思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写作思路，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一个方面到几个方面等；（2）文章线索，如以某个中心事件为线索，以人物、感情、时间、空间为线索等；（3）层次结构，如总—分—总、总—分、分—总、分—分；
（4）结构方式，如纵式结构、横式结构、纵横交错式结构等；
（5）选材特点，如生动典型、来自生活、新鲜亲切等；
（6）行文布局，如开门见山、卒章显志、画龙点睛、以小见大、层层深入、过渡自然、前后呼应、伏笔铺垫、欲扬先抑、详略得当等。赏析作品的构思技巧，主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5.鉴赏作品的语言
鉴赏作品的语言，一是要分析作品的语言特点，如准确、简练、生动、形象、清新、绚丽、质朴等；二是要品味作品的语言风格，如幽默、辛辣、平实、自然、明快、简明、含蓄、深沉等；三是要分析作品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比拟、设问、反问、借代、对偶、比较、夸张、反语、双关、互文、反复等。
二、写作方法与过程
1.读懂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