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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一
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国进入21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的中心和主题，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说到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首先要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从这些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年轻人往往都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从老一辈革命家和建设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正是历史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科学地对待人生环境，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大学生对自我的要求，也是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第一步;此后，我们要用我们的能力来回报家庭、回报国家、回报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认清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首先，大学生们应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付诸行动。
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投身到西部，积极的到偏远贫困地区支农等。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积极迎接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要顺时代潮流而动，作时代的弄潮儿。我们要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于世。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我们还要有全球意识，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古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要有地球公民意识，要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抛弃一些偏见。勇于和善于自我反省，同时，悦纳别人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批评。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认清形势，肩负责任: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巩固和提高现在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的时期。这个目标是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
21世纪的头20年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更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体制保证;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是具备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外部环境看，虽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仍然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
回顾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沿着“五四”运动开辟的振兴中华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时代的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奋斗，历尽艰辛地求索，终于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并且为其自强、自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更是为青年的全面发展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你们有一切机会学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本领，你们有一切可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贡献给祖国。只要你们方向正确，你们的任何一点积极性都应当受到珍视，都应当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
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和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正好与当代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历程相吻合，这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荣誉和责任。“再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建国100周年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会胜利地得到基本实现。到那时，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变成现实，中国人民将过上中等发达水平的富裕文明生活，中华民族将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形成新的高潮，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知识经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依赖于高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创造，世界各国抢占知识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这一切，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复兴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在前人已经取得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承担起这个事业赋予的重任，勇于竞争，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生力军的作用，努力成为历史的开拓者、完成复兴大业的实干家，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二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就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就是要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就是要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三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四
论文摘要：自建国以来，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优势的群体，新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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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五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需求下降，而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物消费需求上升。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今年以来，新冠疫情持续，汤加火山爆发、南美干旱、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导致全球粮价持续震荡，引发全球性粮食供应担忧。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粮食稳定供应，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依靠自身力量彻底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有力地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我国着力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互为补充，库存充裕，今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比去年的474公斤增加了9公斤，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里装满了中国粮。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国都有能力有信心保障“米袋子”安全，而且饭碗越端越稳，吃得也越来越好。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当前我国粮食供需形势总体较好，粮食供应有保障，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存在问题，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各种突发事件造成的粮食不安全事件仍有可能发生。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供需紧平衡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粮食安全还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硬约束、种粮效益比较低、区域性供给不均衡及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等深层次问题。因此，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保持粮食安全战略的定力，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端在自己手中，决不能在吃饭这个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
粮食生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基石。在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再次把粮食生产目标确定为年产1.3万亿斤以上。只有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才能稳住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布局，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弥补结构性失衡问题。针对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的问题，要加强政策供给，调动和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抓粮积极性，激发粮食生产的内生动力，严格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持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大限度挖掘粮食供给潜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粮食消费需求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型，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需求下降，而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物消费需求上升。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有限的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向耕地要粮食，也要向草原要食物，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这些食物供给增加不仅能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而且能直接或间接替代传统主粮，为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保障粮食安全，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从经济角度看，粮食种植效益低，有的地方抓粮食生产、保粮食安全的积极性不高。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考核，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只要各方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更好地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肉盘子”“奶罐子”。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六
摘要：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处于成长期的不稳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端倾向，而当前形势政策教育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形势政策教育的重大现实意义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因此，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主要从四方面论述了对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教育，大学生，加强，必要性，重要性。
感慨之余，我们不禁反思自身。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急迫地为自己充电，以追上时代的快船，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当代的大学生们更不愿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而封闭在温凉的校园里，不愿逃避时代的烈阳暴雨而紧缩在安静的学校里。他们需要了解社会，了解时代，了解世界，需要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他们时刻关注着形势政策的变化，他们与民族的命运紧紧关联。五十年弹指一挥间，祖国发生沧桑巨变，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作为信息时代的主导，他们肩负着前所未有的责任，他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着，他们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着。没有硝烟，没有战场，但不会没有牺牲，不会没有输赢。青年一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创造未来的历史重担，只有关心国际国内的形势，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的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成长为支撑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林的顶梁柱，成长为敢为天下先、勇于盛世弄潮的骄子。
形势政策教育是对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性质分析和理论阐述，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时事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以搞好形势政策教育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加强对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则是这种舆论引导的题中之义和极其关键的一环。
一、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看加强其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决定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势在必行。关心政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的主流。但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尚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在参与意识增强的同时，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即偏激化倾向和淡漠化倾向。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强烈要求祖国富强，将自己的命运、前途和时代、社会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真心实意地希望祖国稳定，但往往急于求成，容易产生偏激情绪；另一方面富有创造和革新精神，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接受信息和新事物快，但思想较敏感，缺乏社会经验，是非观念及鉴别能力差，也容易导致偏激情绪的出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由于大学生生活的圈子相对安静、相对简单，也使得他们很有可能萌发一种等待呵护、等待关注的心态，从而导致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不去主动关心政治，不去主动关心形势，不去主动接受形势政策教育，产生一种淡漠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政治观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只有加强形势政策教育，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取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靠自身的奋斗，靠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努力，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必须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建立在客观、现实、理性的层面上，有机地构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进而确立形势政策教育在大学生政治观中的重要地位。形势政策教育正是要向大学生讲述国家面临的形势和党与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新时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二、从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任何事物既具有共性，也有其个性。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法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形势政策教育作为其中一种，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有共性的一面，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内容推陈出新。
国内外形势瞬息变幻，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风云起伏，新的政策相继出台，使得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时常更新，与时俱进，与史俱进，与事俱进，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时代性，并带有一定的及时性。
2、密切联系实际。
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大事，讨论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无疑必须紧扣实际，重要的是还必须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的时事与政策是具体的，但教育的着力点是通过具体事件和时事的分析，掌握正确的分析形势、理解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这种具体的量的积累使大学生达到抽象的质的变化，从而使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突发的、复杂的、重大的形势都能坚定正确的立场，支持正确的政策方针。
3、稳定性与变动性。
无论是国内外形势，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它们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具有不断变化的一面。不变的是其性质、根本目的和规律性，变的是具体的操作方式、手段和内容。形势政策教育必须反映和体现出其内容的这种双重特点，即：既要具有一定的计划性、系统性，又要具有鲜活的时代性、紧扣时代的脉搏，体现出其敏感性和灵活性。
形势政策教育的这些特点，既暗含了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也对现阶段形势政策教育提出了方法论要求，尤其是对人格塑造正在进行中的大学生来讲，更加突显其紧迫性。一旦我们忽视了这些特点及其内敛的方法论要求，就会导致大学生与时政脱钩，扼杀青年大学生的热情和信心，甚至会导致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其后果不能也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忽视。
三、从当前形势政策教育存在的问题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形势政策教育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既需要“鲜活”的人来操作，又需要“鲜活”的思想来指导，还需要“鲜活”的方法来保障。然而，当前的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尚存在许多不“鲜活”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研究存在滞后性。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按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内在规律对其实施过程作一个远景规划和预测；另一方面是对突发时事的反应不够快速、敏捷和准确，从而导致大学生在新形势下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而在“形势”已成“旧势”时又被迫接受不再“鲜活”的教导。
二是对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前沿问题的把握和突破不够。这个问题的产生与上一个问题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不怕大学生了解真相，应该对前沿问题进行大胆地剖析，公正地摆明，客观地对待，鼓励大学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然后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来规范，让青年大学生自己做出我们期待的正确的选择，应该对大学生的是非感、国家感、民族感给予一定的信任。
三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一部分教育者惯用的形势政策教育方式就是大学生们联合起来，像“布道”一样进行填鸭式的说教，教育者唾沫横飞，而被教育者则仿佛被托入思想的空中楼阁，其效果可想而知。
四是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式、方法有待提高。
形势在发展，政策在变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大学生也随时代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成长特点。旧的方式、方法已经与之脱节，明显滞后，亟需改进和提高，建立更为科学的一套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方法体系。
四、从对现实的意义看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性。
重视形势、政策的宣传教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有专门工作小组在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学生中间宣传党的政策并领导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它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1988年胡启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始终保持旺盛的爱国主义热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青年一代要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事业，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为深化、加快改革出力献策，要把自己同时事联系起来，把自己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1998年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向青年学生提出“四个统一”，即“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理论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社会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新人观的思想。一代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见证了形势政策教育对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立足于知识经济的今天，当代社会正面临两大层次的转型：一是中国正经历着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变的特征之一是由封闭到开放，反映在学生思想上便是由单纯、守旧转为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当代青年学生正经历着能力转型，即随着素质教育逐渐深入人心，大学生从追求书面考核的高分数转向提高综合能力。当今的形势昭示人们，历史的车轮已跨入新的世纪，其特征是呈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形势变化很快，每天都有重要事情发生，身处改革开放浪潮的青年学生，要跟上形势，就必须认清形势，研究形势，因而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凸显。
首先，有利于面向现代化，展望祖国美好前景；坚定信念，提高政治鉴别力。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教育学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正确分析当今国内外时事现状和发展态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渗透在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具体政策的理解之中。明确历史责任，紧跟时代步伐，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
其次，有利于面向世界，洞察发展态势；开扩视野，明确奋斗目标。当今世界是一个高速发展道路充满竞争的世界，纵览世界格局发展趋势和国际风云变幻，认识我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了解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把握我国的国情民意，从而明确自己的成才方向与奋斗目标。
再次，有利于面向未来，强化新世纪意识；审时度势，适应世界潮流。二十一世纪，信息作为支柱产业空前发展。新世纪的青年学生肩负着时代重任和历史重任，要在二十一世纪有所作为，就须对稍纵即逝的信息识得准，抓得住，为我所用。因此，需要走向社会，认识国情，了解世界，洞察未来，端正成才起飞的航向。
充分认识到了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爱国热情，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机激励爱国斗志。同时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培养他们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学会判断形势变化带来的利弊得失，善于捕捉因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事态中，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提高分析问题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处在纷繁变幻的信息时代，担当未来社会的开拓者，当代大学生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春意盎然的花季正是他们茁壮成长的契机，微风拂面的温暖，为片片绿叶带来了勃勃生机。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是时代的主导，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一批思想睿智、精力充沛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存在，单调的社会多了几分绚丽；因为他们的勤恳，平淡的社会添了更多繁华；因为他们的激情，东方巨龙再次腾飞，盘旋世界的上空。这个春天已经来临，让加强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风吹生这象牙塔里的新叶！
参考文献：
[1]王桂霞李培苍：《浅论形势政策教育》，选自《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7]李金池：《思想政治工作文集》，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七
摘要：“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南海问题”;“原发性”;“诱发性”
随着南海局势的不断升温，“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南海问题”的成因也已达成某些共识，比如利益说、主权说、地区话语权争夺说等。但是，关于“南海问题”却没有形成一个明白的、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本文力图在厘清“南海问题”的基本内涵的前提下，对“南海问题”深层原因做出分析。
所谓“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中国南海海域的领土、资源、海域划界、海上航行等方面的利益进行争夺而产生的问题(“原发性”)，以及由于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带着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介入这一问题而导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诱发性”)，而“南海问题”是这两类问题的“和”。“南海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在现有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的是“南海问题”的第一层面(“原发性”层面)，即围绕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争端、海域划界、资源争夺等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从“南海问题”的第二层面进行研究(“诱发性”层面)，即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介入南海战略层面进行研究。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主要是指大国关系，“南海问题”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大国之间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大国因素，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南海周边国家因素，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它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要想真正厘清“南海问题”的成因，就必须全面的把握“南海问题”，分别从“南海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索。
“原发性”的“南海问题”是指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资源情况、周边国家的性质及结构而必然产生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原发的特点，并不是人为的诱导。“诱发性”的“南海问题”是相对于“原发性”而言的，它不是原发的，是部分国家为其某种目的，而对“原发性”的问题进行诱导性的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从这两个层次入手，本文将“南海问题”的成因分为“原发性”成因和“诱发性”成因。
(一)南海问题的“原发性”成因。
“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发性”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于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来源于中国。
1.南海周边国家的原因。
南海周边国家导致“南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逐利，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南海“有利可图”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让南海产生“问题”。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多种矿物质。据探测，南海海域储藏油气量230—300亿吨，占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海底储油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其中，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盆地的油气储藏量约200亿吨。据科学家估计，南海海底的可燃冰储量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部分国家铤而走险，将国际正义和道义抛在一边，“先下手为强”，纷纷掠夺南海资源，并与外国石油公司勾结，在南海开采石油。近三十年来，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与西方二百多家石油公司合作，在南海海域合作，钻探油井约1380口，年产石油量达5000万吨，相当于大庆油田最大的年开采量。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南海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领土主权争端，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笔者认为领土主权争端只是南海周边国家为了逐利而采取的手段，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资源开采权，没有主权，就没有海域划界权。在侵占中国领土方面，越南在1975年4月解放西贡，并占领原西贡政权侵占的中国南沙6个岛屿，同年5月，越南刊登全国地图，把南沙群岛改名为“长沙群岛”，划入其版图。从1975年至1998年，23年的时间里，越南共侵占我国南沙岛礁29个。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马来西亚于1978年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南端的一些岛礁上树立“主权碑”，并把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新版地图。
2.中国方面的原因。
南海自古以来就中国的，中国对南海拥有历史主权的理由充分、证据确凿。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南海成为列国争夺的焦点呢？分析下来中国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大陆性。中国强大的时候，要么闭关锁国，高傲自大，要么是在南海进行宣威，并不想走出南海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殖民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对海洋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的陆地国家。二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起伏。尤其海上力量的起伏也是导致南海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日甲午海战过后，中国海上力量开始一蹶不振，其他殖民国家开始纷纷乘隙而入，导致中国南海许多岛礁被他国占领，比如现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就一部分属于越南从西贡政权继承的。而今天中国发展了，变得强大了，肯定不能让这种耻辱继续下去。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对日本将钓鱼岛问题国有化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大意是强盗霸占民宅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害怕房主强大后来追讨房屋，干脆先向房主索要房产证。这一比喻也基本适用于南海问题。如果中国从强大开始就不再衰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同样，如果中国从衰落开始就一直衰落，不再强大，南海各国也不用这么耗费心机，因此，可以说南海问题成因中，中国国力的强盛与否占有很大的比重。
“南海问题”产生的“诱发性”主要来自于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围堵，另一个方面是逐利。
1.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成因的因素。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战略牵制主要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了保障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战略。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不可能将此等殊荣拱手相让，肯定会对中国百般阻挡，四面挖坑，处处埋雷。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南海就是一个绝佳的场所，让南海产生“问题”，就成为美国诡计的诞生地。因此，“南海问题”变得如此这般复杂，可以说很大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诱导和牵引。在南海，美国一个方面是发展美国与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将菲律宾打造成南海地区的“雷区”和其围堵中国的前哨阵地，美国预计在菲律宾部署4000～45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帮菲律宾升级更新现代武器系统，于2010年3月，美国赠送6艘配置重机枪的美军舰艇给菲律宾海军，2010年，美国将菲律宾正式纳入其“全球合作伙伴计划”，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军事安全保障和军备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军事互访、武器销售、军事培训、后勤支援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南海逐利主要体现在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上。南海早就被称为“亚洲地中海”，处于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是东亚通往中东、南亚、欧洲、非洲、必经的国际航道。通过南沙海域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世界船舶总吨数的一半，占世界石油运输量的一半，其通航量是巴拿马运河的3倍、苏伊士运河的2倍。当今世界，有95%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海上通道安全也就等于大国的生命线安全。目前，中国有39条航线通向国外，其中21条经过南沙群岛海域，全国对外贸易总量的60%经过南沙群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确保该通道畅通或者控制该通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2.日本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在域外国家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日本积极展开穿梭外交，挑拨越南、菲律宾等国，插手南沙争端，达到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的目的，在牵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东南亚地区话语权。同时，日本诱导“南海问题”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也有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取主动的战略考虑。
3.印度关于南海问题的“诱发性”的因素。
印度搅局南海和诱导“南海问题”的战略目的主要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极大地消耗中国的力量，为其在中印边境谈判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印度逐利方面主要是近年来，印度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从南海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驱动就成印度诱导“原发性”的“南海问题”产生裂变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南海问题”从其“原发性”的角度看本身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其成因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南海周边国家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进而对中国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中国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博弈，从而导致的“南海问题”。从其“诱发性”的角度出发，南海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而其成因也是相互交织。有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战略目的驱动，也有这些国家为谋求物质利益的利益驱动。看清楚“南海问题”的成因，针对“南海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南海问题”。“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是美国等体系大国围堵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同时，有效合理地破解“南海问题”对于培养中国的领导能力、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大有帮助，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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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八
文字：汉语词汇文字：郭文景演唱的歌曲文字：诗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形势政策共同富裕论文2000字三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坚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乡村收入差距、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方式、推进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实现。安徽省广德市乡村旅游开发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同质化严重、开发层级初级等问题。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坚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开发模式、融入文化内涵、完善融资体系等策略，为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模式借鉴，有助于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根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研究报告可以得知：中国文旅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成为主态势。乡村旅游指的是旅游主体在乡村地区进行，以获得旅游产品或旅游服务为目的的短暂居留活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新起点上，以推动乡村旅游、开发旅游产业、促进文旅融合为核心的乡村旅游开发显露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1安徽省广德市乡村旅游开发的优势。
1.1旅游资源丰富。
安徽省广德市的旅游资源从宏观层面出发可分为“一核两区三圈”，其中一核指的是以卢湖、甘溪沟为主体的卢湖旅游度假区;两区指的是太极洞旅游区和茅田山旅游区;三圈指的是北部生态农业旅游圈、中部特色文化旅游圈、南部山野风光旅游圈;从微观层面而言，其可划分为景区园林、山峰寺庙、人文遗址三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太极洞风景区、英烈山纪念馆、603探空火箭基地等。安徽省广德市的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平均，旅游资源组合利用率高，能够最大限度释放旅游产业潜力。区域内各乡镇特色分明，构成了广德市整体旅游资源的丰富种类与多样层次，为广德市开展全域旅游奠定了资源基础。
1.2历史底蕴深厚。
安徽省广德市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历史底蕴深厚。广德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高的战略地位。比如在淞沪会战时期，于此地爆发了广德保卫战，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保存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持续抗战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东南沿海动作频繁，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三线”建设，在这一国家战略中，安徽广德承接了中线的军事生产任务，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时刻面临着西方世界的核垄断和核讹诈风险，国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广德市誓节镇建成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射基地并于1964年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内载小白鼠的生物探空火箭，为我国的核导弹事业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从历史纵向出发不难看出：广德在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1.3区位条件优越。
区位条件对于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开发可行性和实施难度。安徽省广德市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是安徽省承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排头兵，旅游产业营商环境优越，生产要素流动顺畅，让旅游开发企业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十三五”期间，广德依托区位优势，建成了“两山”理论转化样板区、文化旅游休闲康养基地、“生态绿+文化红”精美旅游画廊等旅游范例，让乡村旅游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获评长三角最佳文旅融合城市、中国最美县域。广德市为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提供了多样选项，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区位条件优越，开发前景广阔。
1.4产业融合基础好。
产业融合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时代选择，从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倡导实行相互渗透、交叉和重组的产业发展模式。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满足，在面临非刚性消费时，人们更倾向于获得非物质性、精神层面上的满足。这一消费倾向是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因和最终目的。安徽省广德市毗邻宜兴、长兴、安吉、杭州，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具有良好的乡村旅游开发基础和巨大的潜在市场。此外，这些地区开发历史较长，产业布局模式相对固定，难以进行产业二次融合，旅游产业发展进入相对停滞阶段。安徽省广德市在2018年发布的《广德县全域旅游规划》中首次提出发展全域旅游这一开发战略，现广德市乡村旅游产业布局仍处于探索谋划阶段，整个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还未定型，可塑性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2安徽省v德市乡村旅游开发的劣势。
2.1区域发展不平衡。
安徽省广德市于2019年和2021年被评为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整体经济实力强劲，但不容忽视的是：广德市区域内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南北差异显著。例如，南部乡镇柏垫镇因基本农田占土地总量比例高，无法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只能以农业、竹制品加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019年全年的财政收入为3492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部乡镇新杭镇，其支柱产业为采矿业与重工业，2019年仅1―10月的财政收入达到12.18亿元，两者相差接近35倍。不同乡镇间财政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其直接后果是财政收入情况较好的乡镇有足够的预算规划、建设与维护基础设施，而财政收入较差的乡镇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全过程中因资金问题畏手畏脚、举步维艰。
2.2同质化严重。
无论是何种旅游开发方式，其核心要义都在于人为制造一种资源感知上的差异并借此让自身旅游产业和产品的独特属性与别样价值得到突显，最终目的都是吸引规模化的游客群体前来游玩，实现开发――游玩――二次开发这一正反馈循环。这里的同质化所特指的是旅游产品开发方式的单一化、模式化与固定化。安徽省广德市虽然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开发模式较为单一，其开发类型始终离不开农家乐、纪念馆、采摘园等，此类开发方式都极易被复制，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导致其无法让广德市的旅游产业同周边地区形成显著差异，最终让广德市的乡村旅游始终是江浙旅游的“备选项”。
摘要：共同富裕是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中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富裕”是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的“富裕”，但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依然存在部分差距，按劳分配依旧存在缺陷，只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才是真正没有差距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基础，只有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基础上才能够摆脱经济上的一切不平等，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同时，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基础。
1马克思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生，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仔细的剖析后发现：贫富差距产生的直接来源于資本主义狭隘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反映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是对共产主义的期盼。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首先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将剥削阶级变为劳动者阶级，将旧的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使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得到发展。一方面，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进行，同时这种社会生产力也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剥削和压迫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被彻底的消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消失了，不平等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消失了，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也就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失。
共同富裕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共同”规定了“富裕”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性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属性，这种共同性使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区别开来。共同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基础之上的，只有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只有全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劳动参与生产，富裕才是共同的富裕。同时，共同性意味着阶级压迫的终结，意味着通过阶级统治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时代的终结，在生产资料国家有制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劳动者阶级，也就不存在阶级压迫。
共同富裕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发展在生产力层面的要求，体现出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富裕”规定了社会成员占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体现出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富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产品的丰富作为基础的，富裕是物质生活领域的富裕。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是富裕的内涵，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需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社会国家所有的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能够给社会提供巨大的物质财富，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的普遍采用能够使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使劳动者获得在其他领域发展的机会。另外，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解决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领域的一切矛盾，同样，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够解决社会成员在社会财富占有差距上的矛盾。
共同富裕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分配方式。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已经实现，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不平等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量是进行分配的唯一根据，在按劳分配中社会成员更容易表现为劳动者，从而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的劳动强度和劳动量的差异会导致社会成员财富占有的差距，这种分配方式忽略了社会成员在身体素质和家庭状况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阶段社会成员的这种差距仅仅表现为社会成员在生理层面的差距，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巨大贫富差距来说是一大进步。马克思对这种分配方式的批判是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的需要出发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按需分配下社会成员更容易表现为“真正的人”。同时，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继承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依旧是社会成员参与分配的前提，但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是自觉自主的劳动，是作为“第一需要”的劳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目标，同时也是过程。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是收入贫富差距不断解决的过程，收入贫富差距需要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得到解决，共同富裕需要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得到实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贫富差距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的，并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会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得到解决。但是，收入贫富差距的出现并不是对共同富裕的否定，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共同富裕在“共同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普遍提高，其次，共同富裕不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财富占有量上的完全相同，也不是各个地区在发展水平中的完全同步，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地域优势决定了东南沿海的发展要先与西部，城区发展要先与乡村。要求发展水平上的完全同步是不符合基本国情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政府与个人共同发挥作用。政府在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收入调节、消除绝对贫困、社会保障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个人的努力对解决收入差距、实现个人价值方面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政府与个人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赵自文（1995-），男，湖北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共同富裕致力于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战略选择。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出的高水平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为我国其他地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借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驱动、绿色低碳、高水平对外开放、数字技术赋能、公平分配等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袁艺清硕士研究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把握“两个大局”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遵循。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4亿人，约占我国总人口数的30%。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需要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来促进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协调性，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学界围绕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厘清内涵、彰显意义、实现路径等方面。王一鸣（2020）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1”。高培勇等（2020）指出高质量发展体现出高度现代性，报酬递增、可持续是其重要特征，强调构建技术竞争优势2）。张军扩等（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是高效、公平和可持续，需警惕发展质量不高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途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要途径3）。曾宪奎（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实质是高速增长方式的转换升级，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也有学者指出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满足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助推我国加快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脚步5），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注入新动力，创新引领在供给侧发力，人民向往在需求侧翘首6）。在共同富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倡导并实行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但由于产权制度的缺陷，我国财富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此，学者们提出应推动构建以劳资共享为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以制度创新推进共同富裕”。于政治层面，共同富裕代表了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与奋斗旗帜。于经济层面，共同富裕表明了由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物质与精神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迎接多维幸福生活。于社会层面，共同富裕意味着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的主体地位，形成和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应积极致力于“提低、扩中、调高”，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持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人群、地区和城乡差距8）。刘洋（2019）认为实现共享需要牢牢抓住两个方面，一是以创新驱动发展“做大蛋糕”，二是以优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分好蛋糕9）。还有学者指出我国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脱贫成果还需进一步筑牢。对于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也仍有较长的距离。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命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本遵循，探讨共同富裕也不能脱离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语境。如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依托于既有研究，本文从创造财富、共享发展、经济运行这三个方面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链条，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据此，本文提出既要充分学习借鉴先行示范区的成功经验，还应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持续寻求最优解的过程。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现实地看，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依旧充满挑战与惊险，需要各方长久努力。
1.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
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包含两维度，一是物质层面的富足，二是精神层面的丰裕。人民渴望获得物质财富以安稳生活，也希冀收获精神财富以充实自我，这是人民对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诉求，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里蕴藏着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美好生活具有多维内涵，环境质量、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都是新时代人民更加注重的生活特质。因此，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人民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需求日益高涨，这对社会产品的供给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物质层面、数量层面来评判，这一类型的产品供给在如今看来似乎已不存在什么挑战，而精神层面、质量层面的产品供给则存在一定的缺口。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秉持数量和质量并行、更加注重质量的理念，意欲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供给端发力，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突破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二者的加持加快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有利于助推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出更多优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制约不断强化的形势下，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愈发高昂。与此同时，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短板，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的“三高”发展模式难再有立足之地，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供给质量，推动淘汰低端产业过剩产能，合理配置资源以增加中高端产业的有效供给，从而提升社会生产力。因而，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涌现扩大了有效供给，有助于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九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同志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george）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同志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george）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图2战略利益的类型。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表1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四、金融危机与假朋友关系。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五假朋友关系的不稳定性。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图3中美关系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及稳定性。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同志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六、明晰性政策与战略稳定。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结论。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十
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同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保产量、护耕地、建高标准农田、推广油料作物复合种植模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任务。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各地都在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纷纷下拨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农事，备战春耕不误农时。
如西南主产区四川省安排2亿元支持建设30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区，当地农民正在利用春播尝试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江西投入2亿元新建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100个；湖北下拨4.75亿元农机购置补贴，并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2条措施；吉林发布推介120个农业主导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100%，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00万亩。
对于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五点建议。首先，要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无论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还是产销平衡区，都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粮食播种面积。其次，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让粮食主产区根基更扎实、基础更牢固。第三，积极应对各种重大灾害，“虫口夺粮”“灾害保粮”，尽可能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减少粮食损失。第四，保水保粮，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满足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水，在旱作农业上下功夫。第五，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体系，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调控，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特别大的地区，适当调整结构，如水资源短缺地区减少耗水作物种植。适当增加大豆播种面积，提高产量，逐步实现大豆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2022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难度不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党政同责，把地方政府的责任和积极性落实好。同时，要继续通过保护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完全成本保险等措施来保障种粮农民的收益。
在调结构方面，李国祥建议，要保持稳中求进，通过多渠道挖潜力，采取技术性措施来适当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比如，在玉米地或一些撂荒地、盐碱地里种大豆，至少让大豆种植面积恢复到去年之前的水平。而主粮种植面积要确保不能减少，其他农作物种植面积也不能过度减少。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十一
摘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拍前两位的国家，其关系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发展，同时还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虽然经过了多次的危机，但是总体的趋势是积极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促进双方发展对必由之路，只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政治、经济往来与和合作，才能更好地推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关键词：大国关系；中美；回顾；现状；途径。
一、前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作为处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的两个大国来讲，分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历史，不仅符合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对实现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刚成立初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带有敌视态度，采取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与军事包围的策略。新中国为了打破孤立与封锁的局面，采取的是“一边倒”的策略，在“两大阵营”长期对抗的大环境下，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与力量出现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并未出现缓和迹象。之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坎坷发展阶段，一直到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为基础的中美关系需要面对新的考验，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掀起了“新冷战”。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策略，中美之间的关系起了很大的波澜。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呈现出“高开走低”特点，中美两国建立了新型关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忧虑，担心不断强大的中国，会对其亚太利益与在全球地位带来威胁。所以，美国既表现出积极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同时又积极制造各类麻烦，彼此之间产生纠纷与摩擦。
三、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现状分析。
1、政治方面。
最近几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交往更为频繁，高层对话形式呈现多元化态势，双方对话的范畴越来越多。双方在共同协商一致的情形下，也建立了一些处理危机与规避冲突的新机制，确保两国关系能顺利发展。中国多次强调，中方在现在与将来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美国不断利用法治、人权、民主、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来对中国指手画脚，在涉及到新疆、台湾以及西藏等方面的问题说三道四，在中美关系上的阴影将长期存在。
2、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说，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非常广，但是也存在一些冲突与纷争。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处在同一个全球性市场内，两国间的经济依赖性、经济利益逐渐上升。经过多年的谈判努力，中国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已经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两国既是贸易伙伴，还是彼此外国投资互往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双方在投资方面涉及到农业、科技、金融、工业等许多个领域。另外，中国也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3、文化方面。
在文化方面，继续深化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是又彼此设防。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能有效带动双方在人文领域内的合作交流实现新突破，彼此之间的利益得以相互尊重。中美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新型大国关系，拓展到互利共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人文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的持续深化与拓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互相了解与认可，加深了中美俄合作伙伴间的民意关系基础，是双方共同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阶段。但是，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文化鸿沟”。从表面上看，在创新性、消费性、流行性等主要特征，但是实际上是隐藏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性元素。再加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根深蒂固，美国文化的背后隐含很深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影子，因此，文化交流也成为美国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工具。中国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吸收了世界上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但是美国却一直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来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那些想利用文化交流来对我国发出的任何举动，都必须时刻加以防范，对在文化交流领域可能出现的危害我国尊严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有关项目，要给予必要的抵制。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可能会继续存在，有时候还会表现得非常激烈。
4、国际事务方面。
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一致，但是也会出现立场不一样的情况。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都肩负重大责任，有义务开展全方位的全球治理，并且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来解决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互之间互相合作与协调，寻找利益之间的汇合点，相互之间沟通与协调，逐渐形成了互换格局的局面。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综合国力、社会制度、全球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出现摩擦还是在所难免的。
1、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
新时期加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深刻认识到共创两国伙伴关系，才能打造两国美好的明天，为此，就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中国在涉及到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展开强有力的外交优势，真正获得平等和尊重。所以，只有加强对中美两国关系的重新认识，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稳定向前发展。
2、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
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全球战略以及利益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在地区与国际问题方面势必存在一些差异，会出现立场相左的一些情况，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对立。对此，必须正确看待彼此存在的一些分歧，要对进行理性的解读，对于威胁到我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方面的问题要做到因势利导，予以积极回应，让美国能对存在分歧的问题释放一些积极信号，让中美关系从分歧走向合作。
3、加强双方的合作。
加强双方的合作，可以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展开经济交流、军事合作等有效路径，强化高层之间的密切接触，加强彼此间的信任。要让美国政治的主导者们看到中国进行对外战略合作的本质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决心，更好深化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水平。
4、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
充分利用美国政府、大学与智库，特别是在美国的新政府上台前，与可能进入政府的智囊团展开密切沟通交流，加强彼此间的互信，提前做好预防性外交。积极和美国的“院外集团”展开全方位的交流，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加大对政客资助商、基金会负责人等的工作沟通，广交人脉。积极扩宽两国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有效传播中国好声音，确立中国的美好形象，提升文化交流的实际效果。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投资、金融以及经贸等多个方面的合作水平，打牢两国经济合作基础。
小结。
总之，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正确对待存在的分歧，加强双方的合作，深化双方的战略互信等措施，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水平，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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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才义。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专访清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美关系资深研究员陶文钊教授[j]。领导文萃。2011(09)。
形势政策论文格式篇十二
近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正式发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
新世纪之初，粗放的高增长、资源的高消耗、产业的"低散乱"各种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让浙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来到了历史性关口。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立足于对世情、国情、省情的深刻洞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重新审视浙江的资源禀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浙江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落实中央的要求和发挥浙江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实施"八八战略"。"八八战略"，针对的就是浙江富民强省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是从战略层面对"形势怎么看""路子怎么走""工作怎么干"作出的"世纪之答"。
如果要标注出"八八战略"的内在价值逻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旨和重要取向。
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实践历程，就是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推动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解共同富裕的城乡差距难题；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就是要破解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难题；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就是要擦亮共同富裕的靓丽生态底色；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就是要营造共同富裕的良好社会环境；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建设文化大省，就是要满足共同富裕的精神富有要求。
强调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推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工程"等三大工程，全面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不断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施"八八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聚焦统筹群体、区域、城乡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向前，历久弥新且熠熠生辉。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的体制机制更活、产业动能更劲、协调水平更高、生态红利更丰、资源优势更强、综合环境更好、文化魅力更盛、党建保障更有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协同发展、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奠定了扎实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硬的标准。"八八战略"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昭示我们，唯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就是要深刻把握和充分用好"八八战略"蕴含的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锻长板、补短板、挖潜力、拓空间，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先行示范。同时，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八八战略"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实现从传承到创新的集成升华、从过程到结果的递进跃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