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外交家篇一
;顾维钧晚年与人闲谈，认为自己一生的婚事为四部曲：主命，与张丽航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实属无奈；
主贵，与唐梅联姻，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主富，与糖王之女黄蕙兰通婚，可以多财善舞；
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白头到老。顾维钧一生的这四桩婚姻堪称民国史上最经典的婚姻。
一、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
顾维钧，1888年1月出生，其父曾经担任过清朝大清银行的总裁。1899年顾维钧进入上海基督教会办的中西书院读书，1901年考入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书院读书。当时时兴留学，顾维钧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一起赴美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读英语。190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法律和外交。四年后，他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这位张聋子是沪上有名的老中医，他有个侄孙女叫张丽航，是张家的独生女，比顾维钧小两岁。两家门当户对，于是欣然结为亲家。
1908年，已在哥伦比亚上大三的顾维钧收到父亲的信，催他回家完婚。早就忘记这件事情的他感到非常为难，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地订了婚，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以为这事儿没下文了呢，结果他家老爸还记着。他都出国接受西洋教育了，自然不想回去跟一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女孩结婚，自由恋爱才是留学生的时尚，于是写信回去称要以学位为重而拒绝。结果父子二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把关系都闹僵了。这时候顾家大哥顾敬初出面缓和关系，写信去劝弟弟，渐渐地顾维钧松了口，同意回国看望高堂，但是结婚的事要再议。
1908年夏天，顾维钧放暑假回国。刚到上海，他父母就把他叫到跟前训话，但是顾维钧铁了心就是要拒绝这门婚事，气得老顾拂袖而去，之后老顾越想越气，干脆绝食以示愤怒。顾维钧也怕真把父亲气出病来，只好答应在“形式上结婚”。他爸爸一听，立马吩咐筹办婚礼。
不情不愿的顾维钧还是做了新郎官，但是洞房花烛夜，新郎官却躲到他母亲的房里，让伴郎找了半个小时。他一连几天躲在母亲的一间闲置不用的房里，后来他父亲又生气了，顾维钧才回到了新房。但他对新娘说床是她的，躺椅是他的，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不能越界。后来顾维钧说这个新娘“真是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
婚已经结了，在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顾维钧就想回美国。他老爸又说了，刚结婚就把妻子抛下去美国不像话，会惹人议论的，要么就别去，要么就把妻子带着一起去。顾维钧在那边书还没念完，加上如果留在家乡，估计就被困死在这个家庭里了，于是决定还是去美国。
虽然很想摆脱这桩婚姻，但是顾维钧并不像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生那样，彻底抛开妻子不闻不问，把不幸的婚姻苦果让对方一个人强咽。他带走了妻子，但只把她当作小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丽航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每到周末，顾维钧就来看她，带她出去长长见识、吃吃中餐、散散步、看看电影等。
1909年秋天，顾维钧看张丽航英语学习得很顺利，基本能够独立生活了，就向张丽航提出了离婚。张丽航问他离婚后她将如何生活，顾维钧很负责地回答说，如果张丽航要留在美国学习，那么他会提供她的学费、生活费，如果张丽航想要回国，那么回娘家或者顾家都行。张丽航也颇为大度地照办，于是1911年两人正式离婚。
二、步步高升
離婚后的顾维钧如释重负，当时他已经在哥大读博士了。1908年，同为哥大校友的唐绍仪被清政府派来美国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并在留美中国留学生中物色人才。顾维钧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口若悬河，自然得到了唐绍仪的赏识。4月，顾维钧回国，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唐绍仪秘书。
唐绍仪不仅赏识顾维钧的才能，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还想帮他解决“个人问题”。原来唐总理有个女儿叫唐宝玥，英文名字为may，人称唐梅。这位女儿颇为洋气，平时非留学生不交往。唐总理一看，顾维钧和小梅两人很般配，就起了撮合之心。于是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餐会，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女儿和顾维钧都去参加，结果两人在这次野餐会上果然都看中了对方，相互颇有好感。
不久，唐总理不满袁世凯的专横独裁，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当时时兴“一朝天子一朝臣”，总理辞职那么整个内阁班子都要辞职，于是顾维钧也跟随唐绍仪一起移居天津。这无疑是向唐绍仪表明了态度，唐绍仪当然高兴，找各种理由请顾维钧来他家里吃饭，顾维钧对准岳父的心思拿捏得很到位，常常和唐梅一起出去散步、买东西、闲逛、喝茶。
因为顾维钧是从美国回来就直接赴任的，所以回国后还没回上海看过父母，于是想趁赋闲的时候回一趟老家。唐绍仪听到风声就对顾维钧说：“小梅要去上海看她姑母，你可不可以陪她去呢？”顾维钧心花怒放，赶紧直接带人回家见父母去了。顾维钧的父母虽然生气他擅自和张家女儿离婚，但是眼见着儿子学成回国，做了官，还带回来一个儿媳妇，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满意得不得了。
1913年6月4日，两人在上海结婚。结婚后不久，凭着自己的本事还有岳父的人脉，顾维钧的职位就像坐电梯一样地往上蹿，当年10月当上了外交部参事。1915年7月，年仅27岁的顾维钧就担任了中国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一时间，年轻的大使和夫人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还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赏识，在各国驻美公使中也颇有名气。
顾维钧携小梅在美国先后生下了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幸福美满的一家其乐融融，却不料好景不长。1918年10月，小梅在与顾维钧一起参加一个外交盛会后，在归途中染病，不幸与世长辞，年仅29岁。
三、商政的完美结合
这位黄蕙兰比顾维钧小10岁，她的老爸是华侨商人黄仲涵，人称“糖王”，拥有两家糖厂，以及银行和轮船公司，家财达九亿荷兰盾。黄蕙兰从小在这样富裕的家庭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英语、法语、荷兰语、马来语，还有家乡闽南语，音乐舞蹈等方面样样皆能。
在宴会上，两人第一次相遇，顾维钧和追求黄蕙兰的其他男子不一样，他不够浪漫，似乎也不太会花言巧语，但是两人一交谈，黄蕙兰就不由得被顾维钧的才气所折服。顾维钧也一鼓作气，送花、送糖果，约喝咖啡、约看电影等等。而当黄蕙兰坐在法国政府为顾维钧提供的大使专用车上兜风的时候，坐在国事包厢里听戏的时候，她明白这些待遇不是有钱就能享受得到的。
顾维钧和黄蕙兰两人很快就订婚了，婚礼于11月13 日在布鲁塞尔中国驻荷兰公使馆举行，由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公使馆代办主持。这个婚礼“规格”真是太高了，而且新娘的嫁妆也颇引人注目，專门为了婚礼从伦敦购置了36套金银餐具，婚宴上用的水晶香槟杯是货真价实的水晶，不是玻璃，一套就花了一万英镑，还有专门定制的黄金名片架等等，豪华而高规格的婚礼无一不说明了新郎新娘的特殊身份。
婚礼第二天，顾维钧就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参加了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第一次会议，中国在这次会上被选入了国联理事会。新婚之夜在开往日内瓦的列车车厢内度过，使得黄蕙兰深刻地了解了自己丈夫身上的重担。几乎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年轻的夫妻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外交。作为大使夫人，黄蕙兰得以参加威尔逊的就职典礼，得以进入白金汉宫和英国女王握手，也用她老爸的万贯家财在使馆召开宴会，接待中外来宾；
浑身名牌礼服，珠光宝气地陪同顾维钧出入各种应酬场合，让外国人啧啧赞叹。
1925年，顾维钧奉召回国，先直接回上海看望母亲。他的大哥为了迎接弟弟和弟媳，特意为他们在外边租了房子，生怕黄蕙兰嫌弃家中条件不好，结果黄蕙兰还是带着孩子们住进了一家饭店的贵宾房，让顾维钧颇为尴尬。到了北京后，黄蕙兰又找老爸要了一笔钱，买下了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陈圆圆旧居，大肆装修了一番，这处住所环境清幽古典，又有现代化设备供人使用，非常舒服。后来孙中山北上时也曾在这里养病，并在这里去世。
顾维钧奉召回国后出任外交总长，此时的民国政府正经历着内阁的频繁换届，黄蕙兰多方打点，对正炙手可热的出手大方，对已经下野的也烧点儿冷灶，和谁都有点儿牵扯，又谁都不得罪，于是顾维钧在民国政府中成了难得的“不倒总长”，直到后来亲自组阁当了总理。
这对夫妻看起来配合得天衣无缝，却在感情上出现了危机，主要还是观念上的不同。顾维钧太繁忙，而黄蕙兰又希望丈夫陪伴，顾维钧希望妻子能够朴素一点儿，黄蕙兰又觉得在国际上得到的尊重离不开她老爸给她置办的行头和金钱。两人因为理念不同而在感情上逐渐出现裂痕。
1956年，顾维钧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这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夫妻最终离婚。
四、一生最爱
黄蕙兰在她的回忆录里曾经写道：“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任职的红粉知己约会。”黄蕙兰在书中提到的那位“红粉知己”，就是顾维钧最后一任夫人严幼韵女士。顾维钧和严幼韵女士的交往细节不太为人所知，从黄蕙兰的叙述看，两人的交往应该在1936年之前。
严幼韵是浙江宁波人，少女时期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后来考入复旦大学，也是位德才兼备的女才子。她的丈夫杨光泩，也是一表人才，在外交界工作，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日军占领马尼拉期间遇害，留下了严幼韵和三个女儿。
1946年6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这时严幼韵也到了美国，顾维钧还为她在联合国安排了工作，常常从华盛顿前往纽约去和她相会，这样，黄蕙兰就成了空头夫人了。
相关热词搜索：;外交家篇二
;早在清代，就不断有琼剧团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为琼籍侨胞旅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琼剧团甚少有对外交流演出的机会，尤其是到海外。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琼剧开始尝试重新“走出去”。这时候，在艺术表演的路上，身为琼剧演员的符永泉却因嗓音沙哑难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在演戏之余兼任联络员，开始接触侨务部门与中国旅行社等单位，涉足琼剧外交工作。
“80年代初，不断有华侨回乡探亲，时任广东文化厅外事处主任的宋文夫找到海口市琼剧团，希望大家能演一场戏给回国探亲的华侨看。当时我陪宋文夫和从香港来的一位名叫朱莲芬的作家兼实业家看了一场琼剧。” 1986年，朱莲芬夫妇以香港海南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海口市琼剧团到香港进行第一次演出。海口市琼剧团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剧团之一。
自此以后，一旦接到华侨回乡探亲的消息，符永泉等人立刻主动上门联系，争取对琼剧走出国门的支持。于是，每年清明时节就成了符永泉最为忙碌的时候，因为此时会有大批华侨乘坐金安轮或金华轮回琼寻根问祖。这段日子，符永泉不是整天泡在华侨出入的大亚旅店或华侨大厦，就是赶到侨胞乡下的老家登门拜访，邀请他们免费观看家乡的琼剧。
“看完戏以后，他们往往会主动请我们吃饭，然后开始商量下一步演出的事情。有一次一位老板看完戏以后很感动，当即跑到台上问我们想不想去泰国演出，决定了琼剧团去泰国演出的事。”就这样，琼剧“走出去”的大门逐渐打开了。
1991年，海口市琼剧团特派符永泉等人赴澳门动员旅澳乡亲捐款，促成琼剧访澳演出事宜。由于当时澳门没有任何海南同乡组织，符永泉等人几乎走遍了澳门的大街小巷，逐个商铺拜访。经符永泉等走家串户，平时少有交流往来的琼籍乡亲纷纷自觉承担起通联任务，筹集到10万澳币（约合20万元人民币）演出资金，成立了澳门海南同乡会和琼剧演出委员会。
“平时请大家喝酒，他们也不一定来，但一听说看琼剧，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符永泉说，在澳门永乐戏院，海口市琼剧团连演三晚，琼籍乡亲看戏后都感慨：在澳门的海南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
1992年，海口市琼剧团第一次赴马来西亚访问演出，在吉隆坡、马六甲、丁加奴、槟城等州府连续演出20多天。在演出接近尾声时，马来西亚特区沙巴洲海南会馆主席找到剧团，邀请剧团前往沙巴洲演出。然而剧团在马来西亚的逗留时间有限，继续演出必须重新得到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部门的同意，补办手续颇费周折。但看着这些在沙巴以经营咖啡馆、旅馆为业的海南人，从十几岁的少年变成六十几岁的老人，所有人的心都软了。
但文艺团体赴台交流演出在当时依然敏感，其间手续之严格，细节之繁琐是符永泉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在即将赴台演出前三天，个别演员的相关手续依然没办好。符永泉找到中国文化部和国台办，一问才知道是台湾方面因个别演员的政审依然卡着不放。最后经过层层请示，符永泉借到文化部对台办和国务院对台办的两台传真机，通过林诗燕的协调，又经过时任台湾内政部部长吴伯雄审批，终于在剧团出发前一天中午办理完所有手续。
符永泉说，不管是在泰国、新加坡，还是在台湾，前来看戏的侨胞在戏演完后往往还守在台下不走，为的就是和剧团的人坐在一起再聊聊天。“一说起来都是——你是东郊的？我也是东郊的！你是海口的？哎呀，我们这里也有海口来的……”符永泉说，演出的时候有位名叫符琴的老人，原来是蒋介石的秘书，当时已经90岁了，来了以后一句‘我们只谈家乡的发展，不谈政治’，把大家逗乐了。演出结束，符琴让儿子与符永泉取得联系，为海南一所小学捐了30万人民币。
相关热词搜索：;
外交家篇三
;叶公超（1904～1981年），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出身官宦世家。1926年秋，年仅22岁的叶公超登上北大讲台，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7年～1938年间，叶公超相继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1年步入政坛，先后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国民政府外交部。
叶公超虽早年丧父，但在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的叔父叶恭绰的悉心抚养下，自幼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五四运动”期间，热心学生运动的叶公超被其叔父安排赴美留学。1925年，叶公超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6年又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叶公超在美国求学时，曾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赏识，弗洛斯特甚至称赞叶公超会成为中国的“泰戈尔”。
1926年，叶公超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很快成为“新月派”重要成员，在文学圈崭露头角。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叶公超发表文章《写实小说的命运》。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并主持“海外出版专栏”，介绍海外文学近况。叶公超虽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但对“新月”的仇敌——鲁迅的文学成就评价颇高。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方面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在叶公超看来，“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公超为保护其叔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为借口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但他誓死不屈。这次入狱的经历使叶公超对日本侵略者仇恨入骨，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趁机动员他弃文从政，为国家服务。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叶公超遂决然告别学界，步入政坛。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日本南进野心日益暴露，新加坡成为中国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基地。初入政坛的叶公超被董显光派赴新加坡，其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正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评论的那样，叶公超的宣传是衡量对方的身份来扮演自己的角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很快与英国政府及新、马两地华侨社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为其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中国军队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和1939年的首次长沙会战中战果辉煌，蜚声中外，叶公超围绕两次战役作过一次相当传奇的英文演讲，并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播出。当时，由于叶公超迟到十多分钟，且有醉意，准备的讲稿不过是一张写有一些数字的纸条，因此电台工作人员有些担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叶公超却在麦克风前侃侃而谈并列举了大量数字，比如毙敌多少，生擒多少，获敌大炮、轻重机枪、弹药、坦克、战车多少等。第二天，中英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全文刊出叶公超的广播演讲，有的报纸还撰文加以评述，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面对日本横扫东南亚的危局，英国当局利用叶公超的人际关系，出面动员华侨组织“新加坡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组织工商界人士及老弱妇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并动员华侨给予英方以军火、经费方面的支援。此外，叶公超还组织了五支华人自卫游击队，加入英方的战斗行列。1942年2月16日，新加坡沦陷。在一位英国军官的帮助下，叶公超绕道爪哇、印度等地，经过三四个月的跋涉回到重庆。
由于在新加坡的出色表现，加上剑桥的教育背景，叶公超在返回重庆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主持对英宣传，并负责指导全欧的国际宣传，直到1946年才返回国内。
1947年3月，叶公超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其间，叶公超为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美国就“西藏商务代表团”访美签证问题进行积极交涉。
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组成了一个由孜本·夏格巴率领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拟以商务为名，出访英、美，争取英、美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为此，西藏地方政府给该团的成员印发了西藏的“护照”，指令他们在旅途中尽量使用这种“护照”。1948年7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夏格巴使团签发赴美签证，引起国民政府强烈不满。7月12日，叶公超就此事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了口头声明与质询，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西藏当局并无办理外交的权力，其所发旅行证件，不能代表中国护照；针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根据夏格巴等人所持“西藏护照”签发入美签证一事，叶公超要求美国政府说明其是否改变了承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的既有立场。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当即表示，美国向来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无变更其对西藏立场。在叶公超以及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的坚定交涉下，美国国务院表示，发放签证乃是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发放签证规定的误解所致。此后，在接待夏格巴一行的问题上，美国被迫尊重中方的意见。
1949年1月，叶公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5月，出任外交部长。尽管叶公超颇有外交才能，但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他所进行的外交活动成效有限。
保护侨居各國华侨的合法权益是国民政府战后外交的重要任务。叶公超在外交部任职期间相当重视护侨事宜。1947年8月，中国侨民在印尼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处于异常危急之境，叶公超呼吁当地政府给予华侨以充分保护，至少使华侨有自卫机会，但在提到南京政府应负的护侨责任时，他却强调，华侨在海外各地生活已久，不易撤返祖国，就地保护是惟一可行的妥善方法，将护侨的责任推卸给印尼政府与荷兰政府。
针对1949年一二月间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6月～8月间苏联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等事件，叶公超于8月6日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苏方上述做法违反1945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规定。但苏联政府对一个“末路政府”的外交抗议采取了保持沉默、不予答复的态度。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后，很快宣布同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0月3日，瓦西科夫紧急约见叶公超，转交了苏联政府的断交照会。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苏关系的破裂应负全部责任。
同时，叶公超还决定把外交部自清代以来至国民党撤退大陆时之重要档案运到台湾妥善保存，这与国民政府其他所有部委首长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据悉，当时有的部委首长急于逃命，甚至连大印都丢掉了。
1958年8月，叶公超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急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赋闲之后的叶公超长期郁郁寡欢，暮年回忆时曾言：“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
相关热词搜索：;外交家篇四
;从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章汉夫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共17年，一度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第一副组长。他是我国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和著名外交家。这17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极不平凡的时期，是新中国外交成果辉煌的17年。在这17年中，章汉夫作为两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主要助手，倾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各项政策方针，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无法计数的汗马功劳，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
解放前从事的涉外工作
解放前，章汉夫有丰富的留学经历，通晓英文和俄文，为其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语言和文化基础。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武进，父亲谢仁冰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因为家庭条件较好和自身的努力，章汉夫早年便进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26年赴美留学，通过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他参加了美共，任中国局小组书记。1928年7月，受美共派遣去苏联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并任翻译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5年至1937年，章汉夫在上海地下“文委”工作期间，曾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战线》、《国民周刊》、《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还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章汉夫这个时期的著作特别引人注意的有《中国与美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两篇文章。在没有很多参考书的情况下，章汉夫对美国进行了剖析，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论证了美国的政策中心就是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和进一步侵略的可能。抗战时期，章汉夫还有一些涉外工作的经历，1945年4月，章汉夫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会上出任翻译，编写了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是董老的得力助手。章汉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曾给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里专门称赞了章汉夫。他这样写道：“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章汉夫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章汉夫写成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财产这一复杂的涉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章汉夫在解放前所从事的的这些工作也都是外交工作，为章汉夫后来在上海侨务处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对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前，章汉夫的工作经历尤其是主编报刊、统战工作的经历为其后来的外交生涯炼就了领导才能，塑造了宽广的国际视野。新中国成立前，章汉夫工作经历丰富，有丰富的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履历，相继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工委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等，期间两次历经磨难，相继被香港当局和国民党机构逮捕。在香港被捕后，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章汉夫再度被捕。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援救，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他保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劝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扬、夏衍取得联系，为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贡献。他曾对父亲说：“你们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以此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革命的坚强决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还一直参与和主编《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与这两份刊物一起共同成长，他在这两份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他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重要一页。1939年至1945年，章汉夫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社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负责在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负责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章汉夫在主编两份刊物期间，经常在栏目设置中增设“国内外通讯”和“国际时评”等栏目，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宣传和介绍国内外大事，这些栏目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充了报刊的内容以及国内读者的视野，也培育了自身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为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另外，章汉夫除了参加每期报刊的编辑工作和编务会议外，还经常动手撰写国际时事述评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他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宣传国际、国内形势，以坚定侨胞对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1945年章汉夫陪同董必武参加完联合国大会回到重庆后，继续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从1946年元旦起，他在《新华日报》上开辟《闲谈美国》专栏，撰写了15篇杂谈，这些文章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人们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美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在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到天津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的工作后，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从此，他开启了自己在崭新的领域——外交战线上的工作。
担任上海外侨处处长
1949年3月中旬，中央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团于4月21日组成，同时成立了接管上海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24日晚，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举行了盛大的晚会，欢送南下工作团。章汉夫也是南下工作团的成员之一，但他没有参加这个晚会，他直接从天津上火车赶赴上海，在丹阳休整之后，25日中午，列车达到上海南翔镇。26日中午，章汉夫一行坐汽车进入上海市区。章汉夫此时心潮澎湃，想到又要重返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精神格外振奋，连日来旅途的疲劳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人虽然还在车上，但心却早已飞到上海市区他战斗过的地方。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机构外侨事务处宣布成立，章汉夫任外侨处处长。5月30日，市军管会派出以梁于藩为首的接管小组，接管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同日，外侨处处长章汉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外侨政策的讲话，同时宣布外侨处自即日起对外办公，统一处理上海的涉外事务。章汉夫和外侨处的20多位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各种涉外事务。这20多位同志包括在丹阳休整期间确定的同志外，还从上海地下党抽调了几名懂外语的同志，如俞沛文、何复基、梁于藩、沈士廉、王楚良等，同时留用了原国民党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的几位旧官员。上任伊始，章汉夫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外事纪律，还认真搞好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定。他要求处室同志逐字逐句学习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明确了工作要求和任务，也坚定了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决心。章汉夫还努力抓形势调研和基础研究，认真研究课题，比如，他要处里的同志研究国际法，研究联合国组织机构。此外，他特别强调遵守外事纪律的重要性。他多次亲自给参加接管的同志们做报告，进行纪律教育，强调对外遇事，不要擅自作主张，要多请示汇报。章汉夫还多次向同事们讲述如何接待外国人，怎样写外事活动谈话记录，讲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的礼仪。章汉夫还要求大家要尽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一次，当他见到有的同志现场翻译有些话翻不出来，就说看来你们的英文没过关，然后还结合自己在美国学习和在联合国当翻译的经历、体会，讲述要经过刻苦学习和锻炼才能使英语过关的道理，鼓励大家努力学好外语。听了他的话后，很多同志深受启发，感觉收获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英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章汉夫不仅对别人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在写工作总结时，他总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动手写并进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对处里同志写的每周工作简报，他每次都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严格把关。对有缺点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评，二是耐心帮助，以理服人，以教育为主，这使得处里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风。应当说，章汉夫在上海任内的这些做法是很有开拓性和远见卓识的，为日后赴北京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外事工作和建设外交队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很多与章汉夫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养成了遵守外事纪律的习惯，这让终生受用，得益匪浅。
章汉夫在上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但他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同志们处理大量的复杂的涉外案件，工作业绩十分突出。
当时上海市军管委外侨处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一是处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国机构及有关事务；二是管理日常的外侨事务，亦即对外国人从事的各种活动，把属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权的，同外国侨民正当合法的活动加以区别，并对后者加以保护，对前者则坚决予以制裁和肃清。1949年10月7日，章汉夫署名签发上海外侨处第一份致外国驻沪的部分前使馆负责人的函件，并请他们转达本国政府。函件的大体意思如下：对以前各国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外交关系，我国一概不承认，你们这些国家的驻沪机构的外交人员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不再享有各种豁免权，不准使用电台，而只是把视作普通的外国侨民，保护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沪的企业和公司（包括公用事业、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工业、航运、码头、仓库及房地产等）的如何处置？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复杂问题，外侨处在章汉夫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做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及工作建议。对外国企业，章汉夫提出建议，采用军管办法，进驻人员要搞好同留用的旧职工的关系，要鼓励他们搞好正常的生产和管理，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大上海的社会稳定，保障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出大乱子。对各国派驻上海的前外交人员，外侨处严肃地向他们指出，只有他们以侨民身份来约见时才予以接待。外侨处还依法严肃处理了多起外国人违法案件，给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以有力打击。1949年6月10日，英商办的《字林西报》头版以大字标题造谣说：“本埠航运停止，吴淞口恐已布雷”，“上海港口已不安全”。美商《大美晚报》及其他外国通讯社纷纷推波助澜，也发表类似消息及评论。于是，章汉夫让上海外侨处秘书处主任俞沛文出面召见《字林西报》总编辑葛烈芬，严肃指出其错误，葛立即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犯。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任命。12月13日章汉夫移交工作完毕，启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至此，他结束了在上海的紧张战斗，开始了新的征程。
拓展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1949年10月开始，章汉夫相继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长达17年。在这17年的外交工作中，他肩负繁重的任务，参与了新中国外交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建国初期，他忠实地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领导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为彻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而承担了繁重和复杂、细致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经济方面的种种遗留问题，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我国同外界独立自主的、平等的经济往来，到1955～1956年圆满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与此同时，章汉夫还以过人的精力，积极开拓和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他亲自参与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国家的建交谈判，逐个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与印尼、越南等谈判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日开展以民促官活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从1949年到1958年，在亚洲，除朝鲜、蒙古、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还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章汉夫当时负责领导亚洲司，从制定方案到主持谈判，他全面负责这项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既能准确贯彻中央的既定方针，又能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处理，还注意体现中国的风度和形象。
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我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章汉夫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章汉夫在谈判中向印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印度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代表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时，印度代表为何投弃权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给出答复：印度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印度在安理会上也曾投票赞成关于苏联提案的同样决议。在得到答复后，章汉夫表示满意，希望立即开始双方互换使节。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中印建交谈判是我通过谈判达成建交协议的第一个范例。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4月，缅甸政府代表吴辟到北京开始谈判。章汉夫担任我方谈判代表，参加谈判的还有乔冠华、陈家康和韩叙，章汉夫在第一次谈判时只向缅方提出了国民党政府在缅甸的各种机构和财产问题。对章汉夫提出的问题，缅甸给予了明确答复。一是缅甸政府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二是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双方于6月9日发表了建交公报。
我国与尼泊尔和锡兰的建交过程历时较长。章汉夫在主持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时，既坚持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体谅和照顾对方的处境和具体困难，效果较好。在章汉夫的主持下，中国和尼泊尔的建交公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写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区机构保持现状，有关问题将在谈判友好条约时提出讨论。在与锡兰建交谈判前，章汉夫在上呈的报告中提出：对锡兰派来的第一个外交性代表团将给予隆重热情接待；争取建交和互派外交代表；在贸易上适当满足锡方希望，以促进外交关系的进展，但不是先决条件。1957年1月4日，中锡双方发表了互派大使的新闻公报。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实际上成为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传达的。与印度驻华大使的谈话稿就是章汉夫亲自主持并操刀写的，这份谈话稿对谈判形势、背景做了详尽和精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合理的主张和建议，集中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唯一未决的战俘处理问题做了充分说理的论述。在印度表达了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关切之后，章汉夫亲自组织亚洲司的主管同志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份材料周到而细致，揭露和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使美国在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彻底暴露了其与中朝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美国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遭到了举世痛击。在这场事关中国人民重大利益的外交交涉和斗争中，章汉夫协助周总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留下了值得称赞的一页。在此期间，章汉夫还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
相关热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