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外交家篇一
;顾维钧晚年与人闲谈，认为自己一生的婚事为四部曲：主命，与张丽航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实属无奈；
主贵，与唐梅联姻，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主富，与糖王之女黄蕙兰通婚，可以多财善舞；
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白头到老。顾维钧一生的这四桩婚姻堪称民国史上最经典的婚姻。
一、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
顾维钧，1888年1月出生，其父曾经担任过清朝大清银行的总裁。1899年顾维钧进入上海基督教会办的中西书院读书，1901年考入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书院读书。当时时兴留学，顾维钧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一起赴美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读英语。1905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法律和外交。四年后，他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这位张聋子是沪上有名的老中医，他有个侄孙女叫张丽航，是张家的独生女，比顾维钧小两岁。两家门当户对，于是欣然结为亲家。
1908年，已在哥伦比亚上大三的顾维钧收到父亲的信，催他回家完婚。早就忘记这件事情的他感到非常为难，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地订了婚，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以为这事儿没下文了呢，结果他家老爸还记着。他都出国接受西洋教育了，自然不想回去跟一个面都没见过的小女孩结婚，自由恋爱才是留学生的时尚，于是写信回去称要以学位为重而拒绝。结果父子二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把关系都闹僵了。这时候顾家大哥顾敬初出面缓和关系，写信去劝弟弟，渐渐地顾维钧松了口，同意回国看望高堂，但是结婚的事要再议。
1908年夏天，顾维钧放暑假回国。刚到上海，他父母就把他叫到跟前训话，但是顾维钧铁了心就是要拒绝这门婚事，气得老顾拂袖而去，之后老顾越想越气，干脆绝食以示愤怒。顾维钧也怕真把父亲气出病来，只好答应在“形式上结婚”。他爸爸一听，立马吩咐筹办婚礼。
不情不愿的顾维钧还是做了新郎官，但是洞房花烛夜，新郎官却躲到他母亲的房里，让伴郎找了半个小时。他一连几天躲在母亲的一间闲置不用的房里，后来他父亲又生气了，顾维钧才回到了新房。但他对新娘说床是她的，躺椅是他的，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不能越界。后来顾维钧说这个新娘“真是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
婚已经结了，在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顾维钧就想回美国。他老爸又说了，刚结婚就把妻子抛下去美国不像话，会惹人议论的，要么就别去，要么就把妻子带着一起去。顾维钧在那边书还没念完，加上如果留在家乡，估计就被困死在这个家庭里了，于是决定还是去美国。
虽然很想摆脱这桩婚姻，但是顾维钧并不像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生那样，彻底抛开妻子不闻不问，把不幸的婚姻苦果让对方一个人强咽。他带走了妻子，但只把她当作小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丽航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每到周末，顾维钧就来看她，带她出去长长见识、吃吃中餐、散散步、看看电影等。
1909年秋天，顾维钧看张丽航英语学习得很顺利，基本能够独立生活了，就向张丽航提出了离婚。张丽航问他离婚后她将如何生活，顾维钧很负责地回答说，如果张丽航要留在美国学习，那么他会提供她的学费、生活费，如果张丽航想要回国，那么回娘家或者顾家都行。张丽航也颇为大度地照办，于是1911年两人正式离婚。
二、步步高升
離婚后的顾维钧如释重负，当时他已经在哥大读博士了。1908年，同为哥大校友的唐绍仪被清政府派来美国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并在留美中国留学生中物色人才。顾维钧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口若悬河，自然得到了唐绍仪的赏识。4月，顾维钧回国，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唐绍仪秘书。
唐绍仪不仅赏识顾维钧的才能，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还想帮他解决“个人问题”。原来唐总理有个女儿叫唐宝玥，英文名字为may，人称唐梅。这位女儿颇为洋气，平时非留学生不交往。唐总理一看，顾维钧和小梅两人很般配，就起了撮合之心。于是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餐会，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女儿和顾维钧都去参加，结果两人在这次野餐会上果然都看中了对方，相互颇有好感。
不久，唐总理不满袁世凯的专横独裁，辞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当时时兴“一朝天子一朝臣”，总理辞职那么整个内阁班子都要辞职，于是顾维钧也跟随唐绍仪一起移居天津。这无疑是向唐绍仪表明了态度，唐绍仪当然高兴，找各种理由请顾维钧来他家里吃饭，顾维钧对准岳父的心思拿捏得很到位，常常和唐梅一起出去散步、买东西、闲逛、喝茶。
因为顾维钧是从美国回来就直接赴任的，所以回国后还没回上海看过父母，于是想趁赋闲的时候回一趟老家。唐绍仪听到风声就对顾维钧说：“小梅要去上海看她姑母，你可不可以陪她去呢？”顾维钧心花怒放，赶紧直接带人回家见父母去了。顾维钧的父母虽然生气他擅自和张家女儿离婚，但是眼见着儿子学成回国，做了官，还带回来一个儿媳妇，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满意得不得了。
1913年6月4日，两人在上海结婚。结婚后不久，凭着自己的本事还有岳父的人脉，顾维钧的职位就像坐电梯一样地往上蹿，当年10月当上了外交部参事。1915年7月，年仅27岁的顾维钧就担任了中国驻美国兼驻古巴公使。一时间，年轻的大使和夫人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还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赏识，在各国驻美公使中也颇有名气。
顾维钧携小梅在美国先后生下了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幸福美满的一家其乐融融，却不料好景不长。1918年10月，小梅在与顾维钧一起参加一个外交盛会后，在归途中染病，不幸与世长辞，年仅29岁。
三、商政的完美结合
这位黄蕙兰比顾维钧小10岁，她的老爸是华侨商人黄仲涵，人称“糖王”，拥有两家糖厂，以及银行和轮船公司，家财达九亿荷兰盾。黄蕙兰从小在这样富裕的家庭里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英语、法语、荷兰语、马来语，还有家乡闽南语，音乐舞蹈等方面样样皆能。
在宴会上，两人第一次相遇，顾维钧和追求黄蕙兰的其他男子不一样，他不够浪漫，似乎也不太会花言巧语，但是两人一交谈，黄蕙兰就不由得被顾维钧的才气所折服。顾维钧也一鼓作气，送花、送糖果，约喝咖啡、约看电影等等。而当黄蕙兰坐在法国政府为顾维钧提供的大使专用车上兜风的时候，坐在国事包厢里听戏的时候，她明白这些待遇不是有钱就能享受得到的。
顾维钧和黄蕙兰两人很快就订婚了，婚礼于11月13 日在布鲁塞尔中国驻荷兰公使馆举行，由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公使馆代办主持。这个婚礼“规格”真是太高了，而且新娘的嫁妆也颇引人注目，專门为了婚礼从伦敦购置了36套金银餐具，婚宴上用的水晶香槟杯是货真价实的水晶，不是玻璃，一套就花了一万英镑，还有专门定制的黄金名片架等等，豪华而高规格的婚礼无一不说明了新郎新娘的特殊身份。
婚礼第二天，顾维钧就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参加了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第一次会议，中国在这次会上被选入了国联理事会。新婚之夜在开往日内瓦的列车车厢内度过，使得黄蕙兰深刻地了解了自己丈夫身上的重担。几乎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年轻的夫妻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外交。作为大使夫人，黄蕙兰得以参加威尔逊的就职典礼，得以进入白金汉宫和英国女王握手，也用她老爸的万贯家财在使馆召开宴会，接待中外来宾；
浑身名牌礼服，珠光宝气地陪同顾维钧出入各种应酬场合，让外国人啧啧赞叹。
1925年，顾维钧奉召回国，先直接回上海看望母亲。他的大哥为了迎接弟弟和弟媳，特意为他们在外边租了房子，生怕黄蕙兰嫌弃家中条件不好，结果黄蕙兰还是带着孩子们住进了一家饭店的贵宾房，让顾维钧颇为尴尬。到了北京后，黄蕙兰又找老爸要了一笔钱，买下了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陈圆圆旧居，大肆装修了一番，这处住所环境清幽古典，又有现代化设备供人使用，非常舒服。后来孙中山北上时也曾在这里养病，并在这里去世。
顾维钧奉召回国后出任外交总长，此时的民国政府正经历着内阁的频繁换届，黄蕙兰多方打点，对正炙手可热的出手大方，对已经下野的也烧点儿冷灶，和谁都有点儿牵扯，又谁都不得罪，于是顾维钧在民国政府中成了难得的“不倒总长”，直到后来亲自组阁当了总理。
这对夫妻看起来配合得天衣无缝，却在感情上出现了危机，主要还是观念上的不同。顾维钧太繁忙，而黄蕙兰又希望丈夫陪伴，顾维钧希望妻子能够朴素一点儿，黄蕙兰又觉得在国际上得到的尊重离不开她老爸给她置办的行头和金钱。两人因为理念不同而在感情上逐渐出现裂痕。
1956年，顾维钧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这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夫妻最终离婚。
四、一生最爱
黄蕙兰在她的回忆录里曾经写道：“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待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任职的红粉知己约会。”黄蕙兰在书中提到的那位“红粉知己”，就是顾维钧最后一任夫人严幼韵女士。顾维钧和严幼韵女士的交往细节不太为人所知，从黄蕙兰的叙述看，两人的交往应该在1936年之前。
严幼韵是浙江宁波人，少女时期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后来考入复旦大学，也是位德才兼备的女才子。她的丈夫杨光泩，也是一表人才，在外交界工作，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日军占领马尼拉期间遇害，留下了严幼韵和三个女儿。
1946年6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这时严幼韵也到了美国，顾维钧还为她在联合国安排了工作，常常从华盛顿前往纽约去和她相会，这样，黄蕙兰就成了空头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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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人的成长都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吕海寰也是如此。吕海寰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随即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吕海寰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既有传统的一面，同时面对国家局势的巨变、受西方思想和洋务思潮冲击的他，又具有比较开明的一面，两方面的结合，加上自己的主观努力，就造就了他出色的外交才华，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关键词 成长经历 优良品质 外交家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吕海寰1842年7月出生于一个低级幕僚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同路人和见证人。吕海寰自幼聪慧异常，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熟读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这些教育不仅开阔了其视野，而且奠定了其人生观的基础。12岁参加童子试就名列前茅。就在吕海寰准备科举考试的关键时刻，其祖父却病逝了，加上在外谋生的父亲不能及时接济，生活越来越贫困。吕海寰虽然年幼，但很能体谅父母的难处，于是自愿辍学，在家乡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开始了艰難的人生之旅。1842年到1860年，是吕海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艰苦生活，使吕海寰养成了积极进取、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正直诚信的优良品质，为他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初，吕海寰只身一人来到京城，一面教书谋生，一面重整旧业，发奋读书。第二年，吕海寰以童生资格取得了顺天府大兴县县籍，从此读书更加勤奋，在当年的府试中，名列第一。经过艰苦的努力，吕海寰于1867年中举，1869年吕海寰以检选举人资格纳资捐了主事。1861年到1869年是吕海寰成长的重要阶段，从取得顺天府户籍，到中举、捐纳主事是吕海寰自立自强的结果，也是其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不仅使其逐步摆脱了贫寒的教读生涯，也使其形成了独立、理性思考问题的品质。
1870年秋，吕海寰被任命为兵部车驾司行走。从1870年至1882年的10余年间，吕海寰在兵部当差，“不过随班画诺而已”。无论他如何努力，均因“捐纳出身，补缺无望”而“屡荐不售”，每每错过升迁机会。对此，吕海寰心里很不平衡，他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更加努力地学习，十几年间，官虽未升，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朋友送他新刊《洋务大全》一书，书内详载外国政治形势、军事、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风习等知识。他朝夕翻览，记诵研究。极大的丰富了各方面的知识。
1883年5月3日，吕海寰参加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试题是《惟断乃成》，次日面试欧美各国形势及军事商务等课题。他根据平日所学，对答如流。主考官李鸿藻（协办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对他异常赏识，评价他“学贯中西，体用兼备”。被恭亲王奕訢评定为第一名，随之奉旨“记名适总办。”不久，吕海寰接任总理衙门帮办章京一职。
被委以重任的吕海寰，更为勤勉，工作兢兢业业，颇蒙奕劻、徐用仪、廖寿恒、曾纪泽等总理衙门大臣和兵部诸大臣的赏识，因而提升很快。1886 —1894年的8年间，他在总理衙门升迁或兼差7次，被保奏4次；在兵部升迁或兼差5次，被保奏1次。
1870—1894年是吕海寰成才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是吕海寰成长为一名洋务派官员的重要阶段，也为后来出使海外和主持清末中外商约谈判奠定了基础。
1894一1897年间，吕海寰先后出任江苏常镇通海道（驻镇江）和苏松太道（驻上海）。吕海寰此时已经有了独立的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比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主张慎待战争，不可轻信俄国，也不可轻言战事。在两任道台任上，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重，审时度势，敏言慎行。在处理泰州、江阴教案等涉外事务中维护民族尊严，处事公允；在处理地方事务上注重发展民生，干练敏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驻镇江）和苏松太道（驻上海）时期，吕海寰初步展现出了其为官之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推诚布公，善办中外交涉；二、慎办教案，保护民族尊严；三、大胆进言，维护国家利权；四、安抚民心，造福地方百姓；五、维护治安，团结邻省同僚。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吕海寰被任命为清政府驻德国、荷兰公使，开始了他真正的外交生涯。在驻外期间，他尽职尽责，不辱使命，在处理德国侵占胶州湾、德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商约谈判、日俄战争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凡的外交才能，尽力维护国家利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成为李鸿章之后在办理外交方面不可或缺的人物。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也惊醒了一些士大夫“天朝上国”的迷梦。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洋人，清政府本能地试图以武力拒之于国门之外而又屡战屡败，不知所措的传统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死守“夷夏之大防”，不愿与洋人打交道，不屑于去了解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十分害怕西方文化的输入会导致“用夷变夏”、“沦为异类”。他们既“虚”又“骄”，只知纸上谈兵，盲目言战。
在近代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方面，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对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致使民族危机逐渐加深，因而奋起抵御外侮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国人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线之一；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客观存在，满清王朝的无能与腐败日益明显，从而开始实施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学习西方以求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则又成了中国人高扬民族精神的另一条主线。在这救亡与启蒙有机统一的两难抉择之中，充分反映出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国人民族主义的高扬，所以人们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往往更多地看重情感而缺乏理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一些主要国家英、法、德、美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使得近代世界形势为之一变。近代化交通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七万里一瞬而至”，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使人类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桎梏而迈步走向理智和文明。在这种崭新的形势下，各国间的外交关系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武力征服、弱肉强食式的殖民掠夺仍然屡见不鲜，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强盗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谴责，正常的经贸往来、和平谈判、外交斡旋则逐渐上升为国际交往的主导形式。因此，世界范围内新旧形势的嬗变和西方列强侵略手法的转换，为吕海寰近代化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国际环境。
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吕海寰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较之其他人，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胸襟。面对国家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胸怀救国救民理想抱负的他，开始积极探索御夷之道。他在充分了解国情和洋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主张以“和平”方式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维护国家与民族的权益，为国家的发展争取足够的时间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学习西方开辟通畅的渠道。这是近代中国在敌强我弱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无奈选择，是近代中国理性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促发了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上起到了奠基和启蒙的作用，而且启迪人们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加速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进程。
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促使人们传统的外交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以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等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他们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以及对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思想理论。
首先是国家“主权”意识。“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特别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外事务。因此，这一时期的洋务思想家都具有比较浓厚的“主权”意识，尽力维护国家主权。
其次是对中外交涉之道的探讨，他们对传统外交思想有所突破。主张以和平手段而不是以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外争端，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力来维护国家权益，由此减少国家的损失。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认识的逐步深入，洋务思想家们形成了自己的交涉之道，以和为主，委曲求全。
（1）“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一句名言，运用到对外斗争中即点出了“知彼”的重要性。郭嵩焘等人都非强调了解“洋情”。他认为：对外交涉“必能喑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对外情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
（2）慎择邦交。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重视对中外大势的了解，把握对敌斗争中的灵活性，这就要考虑到对邦交的选择上。因为由于邦交不慎，便有可能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悲惨命运。因此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在对中外形势了解的基础上，把握对敌斗争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在主张：“和平”外交的同时，还主张结盟。
中国晚清时期有识之士以传统外交为参照，结合时局需要提出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初始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思想常常表现出一种新旧杂揉、先进性与落后性交织的特征。如这些思想家由于受到传统外交观念的束缚，往往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来说明近代国际政治格局，对近代外交活动作出传统性解释等。
在近代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积贫积弱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对外战争的失败为外交划出了定局，面对列强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侵略，实在没有多少有力的手段和斡旋的余地，到头来往往只有“隐忍徐图、委曲求全”。晚清的外交家们在当时的外交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妥协性，但他们的思想毕竟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郭嵩焘、曾纪泽等人通过著书、办报等形式，将这些思想传播于晚清朝野，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先进观念突破了传统的桎梏，对开启民智和对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吕海寰长期在总理衙门和兵部任职，时常和这些洋务派官员接触，耳濡目染，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一方面接触国家机要，了解时局变化，不时随同总理衙门的朝廷重臣办事，学习如何处理军国大事；另一方面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军国大事的认识和看法，因此，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感受中西冲突与交流。时事的巨变也使他逐步形成了时代观念、世界观念和大局意识。吕海寰努力地学习新知识，思考新问题，探讨新方法。他广泛接触当时王公大臣、驻外使节等社会名流，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丁宝祯、薛福成、刘锡芬、曾纪泽等，这些洋务派人物的思想观念和外交方法，对吕海寰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李鸿章和郭嵩焘，对吕海寰的影响更为深远。吕海寰经过不断学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最终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
参考文献
[2] 李石孙.吕海寰一生[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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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原籍山西汾阳，1929年7月出生于山西太原，1939年初随家人赴美国生活，1950年10月回国。1952年4月，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翻译，参加开城板门店和谈。1954年4月奉调回国，在外交部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先后担任驻美国联络处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驻斐济大使兼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全权大使、驻英国大使。1991年初，被委任为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侨联第五届副主席、中国侨联顾问等。2020年4月29日，著名外交家、翻译家和国际事务活动家冀朝铸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笔者长期从事侨务、外事工作，同冀朝铸及其胞兄冀朝辅（志枫）、冀朝理有过接触和交流，对冀朝铸的事迹有所了解，现撷取数则披露，借以寄托对他的缅怀和悼念。
立志报效祖国
在美国霍莱斯·曼—林肯中学1948年的年刊里，有这样一幅学生自画像：一个坐着的年轻人，半身画着西装，背后是帝国大厦，半身画着袈裟，背后是佛塔，而整张脸和自己的心却完全属于中国。
冀朝铸进入哈佛大学选择专业时，父亲冀贡泉（曾任美国《华侨日报》主编，从事抗日宣传，于1947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对他说：“咱们山西产煤，你要学好化学，以后回来更好地为发展山西煤炭化工服务。”在父亲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化学专业，从此为祖国为家乡建设服务的信念深深地根植于心中。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1949年春，冀朝铸加入美国共产党，接着去美共马列学院上课，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为日后回国服务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海外留学生欢欣鼓舞，立刻掀起回国热潮。1950年10月，冀朝铸毅然中断在哈佛大学的学业返回祖国。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冀朝铸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开始，冀朝铸开始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这一干就是17年，他陪同周总理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亲历了中美建交谈判、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1973年，冀朝铸成为一名外交官，走上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帮助美籍山西人实现归国愿望
美籍华人王怀明，原籍山西新绛，民国时期历任国立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等职。1943年4月至 1946年6月出任国立山西大学校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怀明反对阎锡山勾结日军的行为，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1938年夏，他访问延安，拜会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949年，王怀明转移至台湾。1952年赴美，先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继续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为生计于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退休后，思念祖国，期盼回国。冀贡泉与王怀明有师生关系，对王怀明回国的愿望表示赞赏。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王怀明归国之事一再搁置。
冀朝铸担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后，听父亲说起此事，十分关心和同情王怀明的遭遇，决心帮助他回国。1982年，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协调下，王怀明归国一事获得重大进展。5月8日凌晨2时许，王怀明在儿媳的陪护下，顺利回国。5月19日王怀明返回太原，受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朱卫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安志藩、王益民，省政协副秘书长冯瑞如等领导的亲切接见。6月14日，王怀明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享年91岁。他一生漂泊，最終回到家乡，实现了叶落归根的愿望。
热情接待山西出访团组
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冀朝铸或为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担任翻译，或常年担任驻外使节，公务在身，鲜有机会回山西家乡走走看看。因而只要知道有山西出访团组，他都要在百忙之中亲切接见。
1987年，冀朝铸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当得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为团长的山西对外文化交流代表团到英国访问时，冀朝铸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达比郡政府，转告代表团，回到伦敦后可直接到大使官邸相见。代表团成员个个欢欣鼓舞！冀大使一见面就握住温幸的手说：“早知道你们要来，今天终于见面了。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话题转到了山西面食上，冀大使说：“咱们山西的面食最有名了，我已经多年没有吃上咱们山西的面条啦。这样吧，今天在我这里，咱们自己做一顿面条吧！”大家说干就干，不一会就做好了一大锅面条。冀大使边吃边说：“真香！真香！”大家其乐融融，仿佛是在家乡聚会。
与汾酒有关的乡土情结
冀朝铸与家乡汾酒的情结，源于父亲冀贡泉。早年留学日本的冀贡泉1912年回国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担任主事，当时鲁迅在该司任佥事。他们经常一起品茗饮酒，议论国是，寻求真理。冀贡泉还热情地向鲁迅赠送汾酒并介绍家乡的情况。冀贡泉返回山西后，先后任省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校长，省司法厅厅长等职。1919年晋裕汾酒公司成立后，冀贡泉又担任特邀监事兼股东。在离京的10年间，冀贡泉和鲁迅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他每次赴京，必与鲁迅欢聚，畅饮汾酒。
为促进山西经济发展而奔走
1992年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多次偕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西，在投资建设高速公路、坑口电站和轻工业等方面，同山西有关部门进行洽谈。
会谈结束后，山西省省长胡富国与甘维珍签署了交流合作意向书。
从外交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冀朝铸特别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多次为山西的发展建言献策、牵线搭桥。在他的支持下，美国晋商会和香港晋商会先后成立。他还积极参加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各类活动。
2008年1月5日，中华晋商2008年新春联谊暨大型系列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时任中华晋商联合会主席的冀朝铸致开幕词。他还在会上提出两项倡议：“一是向山西革命老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援建将军希望小学、将军中学，帮助发展教育、文化、旅游事业;二是要求京晋两地的企业家、科技专家和投资金融机构和海外华侨，利用我们这个平台进行项目对接，技术交流，这样做既能帮助山西，也有利于自身发展。”与会者就帮助山西老区发展经济、文教、旅游等数十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会后，他们在左权县援建了全国唯一一所“将军中学”，又分别在五台县、兴县和娘子关援建了“将军希望小学”。
冀朝铸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参加家乡举办的活动。早在2005年8月，冀朝铸夫妻访问了父亲曾经任教过的山西大学，参观了校史馆、外语学院等。之后，他们回到汾阳市建昌村，在村小学教室里认真了解家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村民收入等情况，把情系故土的捐款送到村干部手中。随后，他们还参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贾家庄。冀朝铸看到家乡人民开拓进取奔小康的情景后，亲手为贾家庄生态园栽下一棵“关怀”树。
2009年12月中旬，山西省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笔者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令全体代表欢欣鼓舞的是，中国侨联副主席冀朝铸莅临大会。这次会议有个重要议程是聘请冀朝铸为山西省侨联名誉主席。冀朝铸是蜚声国际的外交家，从联合国副秘书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担任第五届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按级别说，他是部级单位的领导干部，而山西省侨联是正厅级单位，这不是“委屈”了他吗？然而，他却欣然接受，在冀朝铸心目中，级别、待遇根本不算什么，能为家乡山西出一份力才是最重要的！
（责编 王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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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一个在人们心中还感陌生的名字。然而，她曾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出生在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龚澎的父亲龚镇洲（1882～1942年），原名龚镇鹏，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曾被孙中山任命为陆军第35旅旅长，领导过著名的江苏靖江起义。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他已为一岁的大女儿取名“普生”，又为新生的二女儿取名“慈生”（学生时代改名“维航”，在奔赴延安的时候，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31岁的龚镇洲也许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的这两个女儿都成了新中国著名的女外交家。大女儿龚普生曾任联合国秘书处社会事务部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二女儿龚澎，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女外交家。
1933年6月，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后不久，龚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春，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革命圣地延安
到抗战烽火的太行山
1938年3月，龚澎进入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期学员。脱掉了身上的旗袍和洋装，龚澎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节奏。在这里，龚澎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等中共负责人和马列理论专家的报告和授课。在马列学院听课时，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认真听讲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他风趣地问龚澎：“龚澎同志，你是南洋的华侨吗？”龚澎微笑着答道：“我的家在上海，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当龚澎把自己更改姓名的故事讲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改得好，改得好嘛！我们就是要像彭湃同志那样，掀汹涌澎湃的巨浪推翻旧世界！
1938年10月，龚澎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穿上了八路军军装，成为八路军总部的一名秘书，负责草拟对外函电，记录整理首长讲话，报告广播里抄收到的国内外新闻，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等等。
龚澎没有被痛苦压垮。她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逐渐走出来，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陪都成为世界焦点。龚澎从太行山调往重庆工作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就设在这座云雾缭绕的山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渝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所在地是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是延安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南方局只能秘密活动。龚澎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而实际身份是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和助手，同时也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获悉后于1月7日连夜召集外事组的全体同志，要求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紧急会议结束后，龚澎与同事们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龚澎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40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龚澎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龚澎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龚澎还与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龚澎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种支持。龚澎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
龚澎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回忆说：“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龚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
1942年岁末，一位27岁的青年从千里之外来到了龚澎身旁。他就是乔冠华。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毛泽东称赞“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师”。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乔冠华被龚澎的美丽气质和才华深深吸引，由于工作关系，龚澎与乔冠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1943年与乔冠华结婚，他们被誉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他们的外交生涯也在爱的延续中走上巅峰。
新中国首任情报司司长
1949年10月1日，龚澎和乔冠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龚澎穿着一身宽大的旧军服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新闻司）成立。同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从迈进外交部这一天起，龚澎就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龚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1964年龚澎升任部长助理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龚澎思路清晰，头脑冷静。从一开始她就要求情报司的工作质量要具有国际专业化水平。当年情报司的工作职责是这样确定的：负责与外交工作有关的公开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写出报告；有关外交业务的图书报刊的收集、管理；负责联络和管理外国新闻记者及外国通讯社。
龚澎敢于大胆使用各类干部，只要是热爱新中国，愿意为自己国家尽力的人才，她认为都可以培养使用。新闻司里知识分子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阅历不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实力：有从美国名牌大学归来的留学生，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也有精通业务的留用人员，在外国通讯社工作过的资深记者，还有根红苗正的“老资格”。
龚澎机智而敏捷。作为周恩来在新闻工作方面的助手，她每天都要认真阅读各种文件和海外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随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龚澎经常对司里的同志说，新闻司的工作就是要当好中央的耳目喉舌。如果说，记者工作与对外宣传是喉舌的话，那么，调研工作就是耳目。在变幻万千的国际动态面前，要做一个千里眼和顺风耳。为了使中央领导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国际发展动态，龚澎第一个在驻外使馆设站，以保证把当天英美报刊上的重要信息报回国内。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急需更快地掌握外界的重要信息。由于西方的封锁，我们不能直接订阅英美报刊航空版。龚澎决定利用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的有利条件，在我国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内设立了一个站点。使团的东德籍司机每天从我们设在西柏林的信箱取回英美报刊，这个站点从中选取有用的信息，每天用明码电报发回国内。
1954年4月，龚澎和乔冠华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赴会前两个月，代表团各个语种的翻译都集中在外交部，组织模拟会议，模拟外国记者，让新闻发言人当场回答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在现场进行指点，龚澎在翻译练兵演习中赢得了好成绩。
为了让领导人掌握更加详尽的国际信息，龚澎发动大家翻阅参考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在此期间，情报司会同各地区业务司和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资料，内容涉及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国际焦点问题，不但供中国代表团参考，还提供给兄弟代表团。当时外交部的资料室就在情报司，屋子里堆满了一摞摞为会议准备的文献和材料。
4月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抵达日内瓦国际机场。第一个走出机舱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紧随其后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随后是王炳南、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黄华、龚澎、吴冷西……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美两国代表在外交战线上展开了较量。4月28日，周恩来的首次发言入情入理、深刻尖锐、机敏聪慧，语惊四座，其挽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和风度、超人的外交艺术和才华、非凡的领袖风范，令人折服。
當天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中心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间在英国和苏联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这也是新中国新闻发布官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龚澎向各国记者介绍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到会的有300多名外国记者。美丽优雅、风度翩翩的龚澎的首次亮相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也为紧张的会议带来一道温馨的色彩。会议期间，每当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发布新闻时，大厅里总是座无虚席。面对台下的上百名外国记者，她神情自若地详细阐述了我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种种主张，并特别强调我们努力争取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态度。
龚澎卓尔不群的外交才华受到了云集日内瓦的外国新闻媒体的关注。西方记者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记者们对她的气质、风度、庄重、优雅、友善给予了极高的美誉。如果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龚澎作为中共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初露锋芒，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日内瓦会议、1964年周恩来亚非欧14国之行和1965年李宗仁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中外记者面前的龚澎，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外交官了。她以自己的机智无畏让对手折服。同时，她也以其出色的才华、真诚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征服了全世界。
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因病逝世。
（作者单位：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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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1953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父亲阿民师从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
当知青期间，傅莹参与兴建了一家工厂，并当上了厂里的广播员，每天用高音喇叭向工友们播报消息。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爬电线杆、架银幕，为战友们放映影片。
傅莹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身体的各种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和精神磨炼。尽管每天的劳动已经让她筋疲力尽了，但傅莹还是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她在农场附近找到一家破舊狭小的图书馆，只要有空就会去借书看。广播电台播英语时，她就偷偷地跟着念，而且兴趣盎然。
4年后，20岁的傅莹已经自学完成了高中科目，英语也说得相当好。这时恰好国内恢复高考，她顺利地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历经生活艰辛的傅莹，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都废寝忘食地学习。她的专业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还自学了罗马尼亚语。除了语言很棒，傅莹的数学也很好，考试常常得满分，同学们就戏称她为“数学家”。
1977年大学毕业后，凭借出色的学习成绩及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傅莹成功进入外交部，成为一名翻译。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职员。5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随员。
之后因工作出色，35岁时傅莹担任邓小平同志的随行翻译。能在自己崇拜的伟人身边工作，她满心欢喜，也满是压力。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同志出席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傅莹担任的翻译。
1988年1月20日，84岁的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48岁的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傅莹担任英语翻译。会见中，邓小平同志对布伦特兰夫人感叹道：“我今年84岁，该退休了……”一向严谨的傅莹，一紧张不小心将84岁翻译成了48岁，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想再收回来就难了！她的心一下子就慌了，手心里全是汗。
1998年11月，45岁的傅莹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2003年，傅莹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特命全权大使，在她任职的3年间，是中澳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澳结束任期后，傅莹又出任中国驻英大使。期间，在国内极其低调的她，开始奔走于英国政界、商界。她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主动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并多次公开撰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英国公众讲述中国的变化，她提到母亲的粮票，提到自己曾经付出过青春岁月的电厂被拆除，也常常提到她女儿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她浓浓的“人情味”，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有人说，她不像冰冷的外交官，倒像温暖的“妈妈”。
2008年4月，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伦敦、巴黎等地传递时，遭到当地抗议者的阻挠，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歪曲中国。危急关头，傅莹挺身而出，以娴熟的公关技巧出色应对，为中国挽回声誉，这也为她赢得了“危机大使”的美誉。
在英国期间，傅莹喜欢参观文学家的故居，像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故居，她都去过。傅莹还非常喜欢足球，在一位好友的感染下，她成了阿森纳的球迷，还拥有一件阿森纳的8号球衣。
深谙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之道的傅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文化，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会讲故事”，而不是说大道理。有时傅莹提到她的家乡、她的朋友、她的女儿。这些做法，改变了外界对中国外交官严肃刻板的印象，这被视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傅莹style”。2009年，英国《外交官》杂志授予傅莹“年度亚洲外交官奖”，称她是中国故事的优秀叙事者。
工作中的傅莹果敢干练，在穿衣打扮方面她同样是高手。现在人们一提起傅莹，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温婉高雅”这个词。她擅长根据不同的场合，以简约的素色长围巾搭配各种彩色西服外套亮相，她的穿着总会让人眼前一亮。傅莹的发型总是保持得很好，银白而微卷，衣着也很讲究，连小饰物也同样考究。在国外，更有人称她为“时尚外交官”。
傅莹对内蒙古很有感情。虽然长期忙于外交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到家乡，但不管走到哪里，她都保持着蒙古族的习惯。
她会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一些隆重的场合，显得别有韵致;她喜欢喝奶茶，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期间，她对当地媒体说，自己从国内带来了砖茶，周末会熬奶茶喝;傅莹还喜欢听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从来不需要为赠送礼物发愁，因为蒙古族歌曲的cd是她的“送礼专利”。
2020年春天，一个“《天边》背后的故事”的帖子及视频，在网上很火。讲的是这首歌的词作者吉日格楞在上山下乡时，遇到另一位女知青。后来姑娘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而吉日格楞却没能如愿。姑娘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向他道别，却难以开口。其实小伙子已经知道她明天就要回城了，却没有问。就这样，两人默默凝视着对方没说一句话。第二天姑娘走了，他没有去送行，这一别就是30年。
其实，真实情况是，吉日格楞与傅莹父辈为世交，他俩曾是中学同学，后来分别走上不同的成长道路。“文革”期间吉日格楞父母被错批失去自由，弟弟也失踪了，吉日格楞的小妹由傅莹照顾了3年。网上流传他们的恋情故事是杜撰出来的，经过许多同学证实，吉日格楞并没去过建设兵团，两人也不是所谓的恋人。据知情人讲，傅莹长得很漂亮，当时不少男同学暗恋她是很正常的。
傅莹的丈夫郝时远也是蒙古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学部主席团秘书长、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他们在大学就相识了，婚后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郝时远说，平时傅莹的工作很忙，有时候要很晚才能回家，但不论多晚，他都会给她留一盏灯。两人一般一周才能在一起吃一顿晚餐，通常都是自己主厨，做些家常便饭。“吃的很简单，就日常的小菜。”郝时远说，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内蒙古的家乡菜。但即使这样，也觉得日子过得挺不错，很和睦、很平淡也很温馨。
身居高位，最难避免的大概就是：亲戚来拜托办事。傅莹也不例外，遇过到许多次。但每次她都会拒绝，并且义正辞言地告诉他们：“靠自己干，别靠关系！”看似冷冰冰的傅莹其实是个很热心的人。有一次她去乡下，碰到几个贫困的农民，得知他们孩子没钱上学时，她二话不说，就将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傅莹夫妻俩共同的爱好就是阅读，只要有空，他们就会坐下来读书。丈夫郝时远说，知识的不断累积，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
夫妻俩恩恩爱爱，相濡以沫地走过了数十年的光阴。傅莹在事业中，将大国风范的高调展现给了全世界，在生活中，却将每一天都过得低调而朴实。从青丝到满头银发，她越活越有气质。虽韶华已逝，但她美丽依旧。
责编/伊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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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篇六
;在上海文庙旧书市，不意发现李肇星的散文集《远行的诗情》，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我国现任外交部部长的身影。
尊敬的李部长：
在您为国事日理万机之中打搅您，不知是否冒昧，不胜惶竦之至，
附上我在《旧书信息报》上刊登的两篇拙丈，以博一哂。
敬颂
崇安!
王雅军敬上
2005年6月6日
“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这是1999年6月，李部长应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之邀去蒙大拿州演讲时，一位女教授深感于他的平易近人，赠他的一句英文格言。有感于此，他在《远行的诗情》的序言中说：“天使尚且如此，又何况如我之辈呢?在国家和社会的机器上，我是，也最多是一颗螺丝钉。”李部长身居高位，却不摆官架子，他的身心装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难得的是，他又具有诗人的情怀，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读诗，写诗，译诗，编诗歌作品集。无论是在祖国的大地，还是在异国他乡，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脚下的土地和人类的命运。他的作品也确确实实展现了一位外交家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家园的诗人情怀。
相关热词搜索：;外交家篇七
;1923年，顾维钧第二次就任外交总长期间，正值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和黎元洪退任之后，也就是摄政内阁依据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之时。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芳泽抵京。根据惯例，新公使应该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在会晤中将国书副本交给外交总长，以便使外交总长确切了解国书内容为国家元首拟就递交国书仪式上的答词。然而芳泽越过这一程序，直接走马上任，并开始照会外交部进入正式工作流程。而同期，芳泽公使的一个代办还在北京继续履行职责。对此，顾维钧下令外交部不予理睬照会，并授意外交人员在答复日本公使馆的质询时说：外交总长尚不知道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报纸刊载这个事情后，各国公使也意识到芳泽公使的身份尚未得到中国政府完全承认，这使得正在拜访各国公使的芳泽陷入窘境。
芳泽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应该了解驻在国的法律。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在期间，内阁有权行使总统的权力。特别是同期，巴西和智利两位新任公使已经在怀仁堂总统府向中国内阁递交了国书。作为公使，芳泽不会不了解这一讯息。
那么，芳泽的行为其实就是意在表明“日本这样一个强国不能屈尊将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而这样的潜台词，顾维钧是读得懂的。
就在问题僵持之际，芳泽没有正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通过中国政府其他总长游说顾维钧，以化解矛盾。如内阁中的代理国务总理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陆军总长陆锦和曹锟将军的秘书长王兰亭等，都出面劝说顾维钧在特殊形势下没必要遵守外交礼仪，甚至还想通过举办宴会的方式私下达成和解。显然，这几位民国政府官员完全不懂得外交为何物、何谓政府和国家的尊严，竟以为这是私人恩怨，完全不理解顾维钧是以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的身份考虑问题。顾维钧当然拒绝出席这样的宴会。
与之不同的是，对于顾维钧以及中国外交部的做法，北京的整个外交使团都予以理解和支持。最终，芳泽公使不得不履行惯例的程序前去拜访顾维钧，并递交了国书副本。
顾维钧对程序正义的看重，不但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尊严和国际声誉，而且赢得了芳泽本人的好感和爱戴。1954年，芳泽作为驻台湾地区日本代表亲自到机场迎接回台的顾维钧，并设宴盛情款待。
再来看1942年香港问题的谈判。
“珍珠港事件”后，美、中两友邦不仅公开对日宣战，而且同时也对德、意两国宣战，中国正式成为同盟国的一分子。美国政府更加亲近中国，先是主动提出向中国贷款五亿美元、开辟中国给养生命线滇缅公路，后又于1942年要求此前与日本结盟的英国向中国贷款五千万英镑（因为英国本身也在进行战争，经济拮据，甚至多次向美国贷款。这一财政援助的许诺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和外交姿态，毕竟此前日、英是伙伴关系）。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甚至提出了终止在华治外法权、缔结新约等构想，并携英国一起积极展开对华谈判。
顾维钧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后，受命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深谙外交之道的顾维钧，没有直接向英国政府和外交官们提及这个棘手问题，而是采取“曲线救国”的方略，即通过议会领袖、报业发行人、银行界巨头、商业巨子、中国协会、大学界和社交界领袖等渠道，了解到英国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人士都“能正确理解中国收回香港的愿望”，“打算把香港全部还给中国，不过人人都认为当前应先解决当务之急，香港问题最好留到战争胜利后去解决”，甚至对香港怀有深情的丘吉尔首相也不反对归还香港，只是“希望有条不紊地交还”，包括“养老金制度的延续，治理香港对公众所应承担的义务，某些公共财产的照顾、私人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做出具体安排”。
在顾维钧的积极斡旋下，最终中、英两国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堪称二十世纪“以中国为一方所签署的最伟大的条约”，废除了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不平等条约，也“消除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耻辱”，而且还增强了同盟国间的信任，提升了联合对敌作战的效力。
至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表现，早已经是众所皆知，这里就不赘言了。
二
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倾情演绎，自然不是一时心热，其背后是成熟的现代思想理论。
如，在后来更名为《外人在华地位》（这本博士论文在顾维钧答辩当年即作为哥大历史、经济和公共丛书的第一百二十六种予以出版，并在作者名下注明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唐德刚在《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一文中认为，将引言作为博士论文还是“不够，不够”的，这是顾维钧得到的一份别人无法得到的殊荣）的博士论文中，顾维钧认为，宗教和商业以及治外法权是产生中、外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确立单一的中国法律和法院体系以取代治外法权，同时允许外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游历和居住，也即在维护主权的基础上门户开放，这当然需要中外双方共同努力，单方面的坐收渔利是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他写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忍耐和互惠让步是最好的政策；历史证明，重要的国际问题不遵循这些普通的原则就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换言之，只有理智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自己合法的目标，无论是司法的或商业的。”他进一步写道：“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而进步和强大的中国意味着远东的永久和平。”也正是因为这样“充分世界化”，并懂得外交应先遵循、充分利用既有的规则，才最终成就了顾维钧在现代中国转型期外交史上的至尊地位。
当然，更能体现顾维钧外交思想的是他对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反思。
在分析民主政治近代中国受挫的原因中，顾维钧认为，“首先是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代议政治传统”，而传统在中国又很重要。简言之，“中国古书中的光辉箴言并没有建立付诸实施的正常制度”，有的却是“皇帝身居宝座，统治一切，理论上不仅有无限的政治权力，甚至对其治下全体百姓的生命财产也拥有绝对权力。人民很难有任何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孔、孟的“民为邦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箴言、理论“从未完全实施过”。
第二个原因是传统中国虽然存在着士绅式的民主精神，但在民国“其效果仅仅是地方性的，并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北美城镇会议中美国式民主的基础”。民国的建立，“只是推翻了存在多少个世纪的一成不变的政权体制”，之后“国家分裂成许多个军事长官统治下的政治势力范围”，“却从来未能理解民主为何物，或应取何种形式”。
另外，当时“中国难以有系统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互谅的精神和不能正确理解言论自由的原则”，“在中国，任何公开集会上都不能容忍批评和反对意见”，中国人的心理就是出于礼貌和规矩，不应该公开反对上级或长辈的意见，“相反意见之间的相互容忍和对民主原则的理解”是中国人“尚未培养起来的品质”。因此，议员们“并不总是忠于其作为人民代言人的职能”，“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的或个人的利益”，“不理解赋予国会这些权力是一个有秩序的立宪政府的必要部分”，他们这种以宪法特权为政治武器的倾向，“使得国会的信誉扫地，并妨碍了这一立宪机构的正常工作”。而政府成员“对于国会的立法职能的理解相当差”，“不把国会看成是宪法规定的机构”，最终导致国会、内阁和总统府之间的冲突不断，难于调和。
还有就是“缺乏对法治的重要性的认识”，“法律指导这一意识，还没有在人民当中扎根，还不足以促进代议政府的建立及其职权的行使”。
三
关于民国外交家的评判，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也予以坦诚的专业性的评说。
例如，关于外交家陆徵祥，顾维钧非常认同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完全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外交部，聘用的外事人员均需要受过专门训练，以制度化的举措为民国外交奠定基础，以及“外交上的练达和熟谙礼仪”等。对于陆徵祥说“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决不可用外行”，顾维钧也极表赞同。但是，顾维钧同时发现，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陆徵祥身上的缺点：“从未受过辩论的训练”、“完全没有受过代议政治的训练”、“他的经验仅限于面对面交谈的老式外交”、“无面对人数众多的人民团体的经验”等。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缺点，导致作为内阁总理和作为袁世凯发言人的陆徵祥，面對众议院几百议员的演讲完全失败，不得不提出辞呈。
关于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多有评判。
在与加拉罕的谈判中，王正廷的表现更是令人失望。首先，一个事关两个国家的谈判，他竟然在苏方招待的筵席中签字，而且欢宴至黎明前——同席的还有冯玉祥，搞不清楚联合与亲善、媚外之间的界限；其次，作为外交代表，却不知按程序向外交总长汇报谈判进展和送呈协议草案给内阁全体会议讨论，反而越权、严重失职地签订有损于国家利益的协议；被解除谈判代表职务后，竟然伙同苏俄人员煽动学界人士到外交部上访闹事，甚至涉嫌参与暗杀顾维钧的事件。档案显示，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就曾向一些亲俄的知识人做工作，要求他们把顾维钧赶下台，也曾反对民国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部长。
王正廷的外交口碑的确不好。
沈云龙在《民国史事与人物》中写道，1928年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长后，以“革命外交”相标榜，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订新约的宣言，其中包括1929年3月解决“济南惨案”协定之签订、1929年12月撤废领事裁判权收回法权之谈话、1931年5月颁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之条例，“王正廷所谓‘革命外交’之一斑，虚声唬人，大言欺世，而实质不足以副之，终有黔驴技穷之一日。庸暗误国，大抵如是”。沈云龙在《汪旭初先生夷集》中写道，东北局势紧张之际，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曾电告外交部日本将在东北有作为，王正廷不以为意，还撤了汪公使的职。沈云龙还谈道，据当事人说，在南京中央大学师生到外交部殴打王正廷时发现，在其办公桌抽屉里有很多份关于东北局势的原封未动的密件。
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就曾对顾维钧透露说，中国政府急需从美国得到一笔借款，但是美国政府不会通过驻美大使王正廷来办理此事，而顾维钧或陈光甫则可以。在关于为什么王正廷拿不到这笔钱的问题上，蒲立德对顾维钧说：“他时常是不假思索，信口说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话，而他又向政府做些毫无根据的报告。”可见，在外交上，缺少诚信、不遵守规则连开展工作都很困难，更遑论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了。
关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比较，“两朝外交元老”自然有发言权。
顾维钧这样评判说：“遇有问题，不论是有关战争形势的问题还是其他重要问题，北京政府总要发通电给各使馆，……要求就当地舆论和对华态度，以及对北京政府最终将做出的决定可能有何反应提出报告，而且要在收到国外报告之后，方做最后决定。”而“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非但不屑于征求中国外交代表的意见，而且常常在做出决定时除通知那些驻在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外，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甚至连通知都不给”，驻外公使降为外交部或外交部长的代理人，不再被征求意见，“外交部甚至常常在不完全了解国外反应的情况下即做出决定”。同期的美国和英国都“实行一种使驻外使节完全了解情况的制度”，所以美国驻法大使知道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正急于从美国贷款而美国政府却拒绝与他合作然后转告给顾维钧，而作为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得知蒋介石离开重庆去参加开罗会议的消息是从《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库先生处得知的。
在涉及国际事务以及外交谈判等问题上，顾维钧晚年更是深有感触。
不错，顾维钧不但为国家和民族挣得了利益，也在国际外交史上留下绚烂的一笔。可惜的是，这一文化遗产迄今未得到很好的清理。
（顧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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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章汉夫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共17年。在这17年中，章汉夫作为两任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主要助手，他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各项政策方针，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
解放前从事的涉外工作和主编报刊的经历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章汉夫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写成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财产这一复杂的涉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章汉夫在解放前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为后来在上海侨务处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对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章汉夫先后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工委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等，他还参与和主编《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在这两份报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他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重要开端。1939年至1945年，章汉夫曾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负责在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负责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章汉夫在主编两份刊物期间，经常在栏目设置中增设“国内外通讯”和“国际时评”等栏目，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宣传和介绍国内外大事，这些栏目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充了报刊的内容，也培育了他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为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在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到天津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情况的工作后，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处长。
担任上海外侨处处长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机构外侨事务处宣布成立，章汉夫任外侨处处长。5月30日，市军管会派出以梁于藩为首的接管小组，接管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同日，章汉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外侨政策的讲话，同时宣布外侨处自即日起对外办公，统一处理上海的涉外事务。
上任伊始，章汉夫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外事纪律，还认真搞好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要求处室同志逐字逐句学习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明确了工作要求和任务，也坚定了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决心。章汉夫还努力抓形势调研和基础研究，认真研究课题，比如，他要处里的同志研究国际法，研究联合国组织机构。此外，他特别强调遵守外事纪律的重要性。他多次亲自给参加接管的同志们作报告，进行纪律教育，强调对外遇事，不要擅作主张，要多请示汇报。章汉夫还多次向同事们讲述如何接待外国人，怎样写外事活动谈话记录，讲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的礼仪。章汉夫还要求大家尽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在他的帮助下，大家的英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章汉夫不仅对别人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在写工作总结时，他总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动手写并进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对有缺点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评，而是耐心帮助，以理服人，这使得处里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风。应当说，章汉夫在上海任内的这些做法是很有开拓性和远见卓识的。
当时上海市军管委外侨处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一、处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国机构及有关事务；二、管理日常的外侨事务，亦即对外国人从事的各种活动，把属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权的，同外国侨民正当合法的活动加以区别，并对后者加以保护，对前者则坚决予以制裁和肃清。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任命。12月13日章汉夫移交工作完毕，启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
开拓和发展同
印度等亚洲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外交部，章汉夫亲自参与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国家的建交谈判，逐个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与印尼、越南等谈判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日开展以民促官活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从1949年到1958年，在亚洲，除朝鲜、蒙古、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还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章汉夫当时分管亚洲司，他在这项工作中既能准确贯彻中央的方针，又能注意体现中国的风度和形象。
章汉夫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章汉夫在谈判中向印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印度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代表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时，印度代表为何投弃权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给出答复：印度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得到答复后，章汉夫表示满意。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
1950年4月，缅甸政府代表吴辟到北京开始谈判。章汉夫在第一次谈判时只向缅方提出了国民党政府在缅甸的各种机构和财产问题。对章汉夫提出的问题，缅甸给予了明确答复。一是缅甸政府撤销对国民党大使馆之承认；二是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双方于6月9日发表了建交公报。
我国与尼泊尔和锡兰的建交过程历时较长。章汉夫在主持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时，既坚持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体谅和照顾对方的处境和具体困难，效果较好。在章汉夫的主持下，中国和尼泊尔的建交公报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写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区机构保持现状，有关问题将在谈判友好条约时提出讨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担负了外交部重要责任，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转达的。与印度驻华大使的谈话稿就是章汉夫亲自主持并起草的，这份谈话稿集中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唯一未决的战俘处理问题做了充分说理的论述。在印度表达了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关切之后，章汉夫亲自组织亚洲司的主管同志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份材料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使美国在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彻底暴露了其与中朝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
章汉夫还非常善于处理其他涉朝事务。1953年11月，中朝两国外长周恩来与南日关于抚养朝鲜战时难童问题达成谅解备忘录并换文实施。后经了解，换文中难童和工作人员数字失实，换文中的数字只是东北民政局同志口头所述数字。章汉夫马上采取行动，通知朝方，要求修正换文，并向朝方做了检讨，后来他还批示：“以后注意：口头提供的材料，只能参考作用，办外交要有根据和证明文件。”这些批示和意见是十分精辟和中肯的。章汉夫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是每一位外事工作人员的榜样。
中印之间关于我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的谈判是两国关系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谈判。章汉夫在谈判中坚定地贯彻中央的谈判方针。在章汉夫的主持下，这次谈判只谈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以便使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印度在西藏沿袭的各种特权应当取消，便利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我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与印度谈判时间长达4个月，最终达成了协议。
致力于解决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
和确定领海宽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亟待解决，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领土边界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多年主管外事工作的章汉夫深知边界划定与否、边界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我国与毗邻国家能否和平共处，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团结也不无影响。
早在1954年，中缅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确定要在适当时候解决边界问题。在这之后，章汉夫感到，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可为进一步处理我国与东南亚邻国边界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章汉夫翻阅了很多文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与外交部有关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形成了上呈中央的报告文件，这是建国初期我国第一份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方针，我国又于1961年10月同尼泊尔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并落实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及有关换文、纪要与规定。在起草报告、条约的过程中，章汉夫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获得了周总理的肯定和赞扬。
领海是一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主权。关于如何确定领海宽度，耿飚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夫同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他熟悉国际法，亲自研阅了有关领海问题的大量英文、俄文资料，经过仔细研究比较后，向中央提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英国、日本、美国等规定领海3海里的宽度有利于其炮舰政策。丹麦、瑞典等规定领海为4海里对中国来说尚为不足，萨尔瓦多规定200海里则太宽而难以划线，而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委内瑞拉、印尼等多数国家规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和利益。他的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
国际会议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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