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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研究篇一
导言 见笔记本
第一讲 社会身份与集团角色
社会身份——主要讨论的是在社会中扮演的公共角色。
几个关注的问题：
1，集团的身份和角色
比如说，士绅的消失——是消失还是转化？
2，权力的分化和结构的关系
比如说士绅和官员的权力是怎样分布的？——中国基层政府行为与士绅阶层的消失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国家和士绅的权力的功能、类别、分化，治权领域的分化。是集权还是分权？
参见费孝通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皇权与绅权》
中国租税关系复杂，农民起义时抗租还是抗税，需要区分看待。
3，官僚和君主的关系 韦伯对于官僚的看法，把官僚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来看待，他对比的是官僚制与其之前的统治形式——君主制的关系，探讨在从君主制向官僚制转换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官僚除了服务于君之外，还增加了新的服务对象——民，因税收的产生，君主与贵族富人形成对立，最终达成协定，引进官僚系统来执行协定，最终形成“君主——官僚——国民（富人贵族）”的管理模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发生了转型。
韦伯讨论的理想类型：随着时间发展，君权和官僚集团的权力发生分化，君权——》政客，关心权力的获得，通过交易来处理权力，代表支配性利益团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公务员，中立于利益团体等冲突派别，稳定于专门的程序，根据资历、考试、技能产生和晋升，服务于国民。虽然官僚系统最终变成一个黑洞，但这一发展比起君主制仍是一个进展。在一些国家，政治变动可以频繁，但国家管理仍井然有序，原因就在于此。
参《叫魂》，孔飞力在韦伯的框架下探讨中国官僚和君主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是挑战了韦伯的理论。专制权力（君权）与常规权力（官僚）在中国并非不能共存，而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主子和臣之间的关系，君依赖于臣的原因是信息的获得而腻烦与细节，另一方面却对臣权感到不安，因此常通过超越常规权力在社会底层发起运动来重塑权威。臣方面由于没有安全感，采取“跟人而不跟规矩”和消极作为的作风，充分利用自己举荐的权力来编制保护网。君臣运动你来我往，循环往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问题可以被定义为行政问题，行政问题也可以被定义为政治问题。荐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
阎步克
4，知识分子
成为皇帝的老师——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古代知识分子没有专业分工，而是高低地位差别。对于文科知识分子（师，圣）是掌握规范性知识的人，与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匠）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对近代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几大影响：
革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一些投身于革命，一些跟随某些政客。革命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转化，从“圣哲”到“救国”，从“启蒙”到“革命”。权力和分派取代了知识和自由。李泽厚对此曾进行批判，救亡压倒启蒙。
解放后的政治运动。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于知识分子产生冲击，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大师，圣哲”，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分化。拥有圣哲目标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并且知识分子共享的价值目标不再专一。技术性增强，政治性淡化。
多元价值
专业分工 市场化 ——》知识分子的变化
第二讲 社会组织
重点：中国社会组织的特点和变化，中国社会组织相对于现代性的组织有什么特点？
1，《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 ——农民村社
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农民村社，其基本特征有三：拥有的土地边界十分清晰；抑制个人的土地扩张；限制资源的流动。
2，韦伯——家长制（亚洲社会）
第一点谈到的主要是对外关系的特征，对内关系的特征主要是家长制，包括如下特点：独一无二的权威人物，一般是实物性而非货币性的报酬，权威人物往往是独裁者，是一种个人化的支配关系，森严的等级制同时又带有家长的温情。
3，许锒光——初级组织与次级组织
研究的视角主要看支配性的组织是什么，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还是转型组织？ 初级组织和次级组织的对比：时间性，初级逐步发展为次级。性质上，初级组织是一种个人化、等级制的关系；次级组织则是非个人化和非等级性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出标准的次级组织，主体是初级组织。次级组织是民间的、非亲属性质的、自主发展的组织。
中国清末曾出现过次级组织，比如一些自愿的士绅集团、学徒组织、教会、同乡会、茶馆等，但后来的革命扫除了这些组织，最终被自上而下的统一的组织代替。在美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其中次级组织起到很大作用。为什么次级组织能够发展出公共利益？
费孝通“差序格局”，亲疏有别，派系和关系结构发展，造成不同派系中间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和具有桥梁作用的人。中国的忠诚在于“跟人”而不是跟“某种原则”，但是“跟人”是否也能看作是某种原则。比如群众忠诚于毛，还是其思想体系和原则。
4，庇护关系 参见《礼物》。网状结构，上下级之间“照顾、优惠、保护”与“忠诚、服务、礼物”的交换形成的庇护关系网，相互都有特定的责任与义务，二者是“不平等的友谊”，但整体上是互惠互利的，提供各自所有的资源，交换自己所需的资源，是一种工具性和依赖性的关系，追随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联系对方，而非是因为同意对方的观点，因此是对人不对事的。这种关系是强调信用的，不能容许背叛。给予和要求帮助都是具有正当性的。这种组织的形成，并非由于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各自对资源的需求，这种关系是以个人身份组织起来的关系，团结性和内聚性很高，因此组织化程度高，中心人物的动员能力也很高。这种组织体系可以有效抵抗来自外部的掠夺。
庇护关系vs现代性的公共关系： 个人
非个人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工具性
价值、意识 非正式
法律化、正式 私下
公开 内聚
松散
等级性
职位分工（？美化）
5，组织化依附
《共产主义新传统》，国家通过工厂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国家通过它将权力渗入到社会基层，由此达成自上而下的一统制。如何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组织化依附。
旧传统vs新传统，以1949年为分界：上下分离，士绅控制基层vs国家将权力深入到基层，从上而下控制社会。
的意见与他不同，“蜂巢政治” ——》第6点
6，非正式组织 传统组织的现代性与现代功能 第三讲 社会关系/结构
一，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林南在美国（现代）、台湾（中间）、大陆（传统）三地广发问卷，试图了解三地人际关系的共有模式及差异所在。
边燕杰研究：工人过节去哪儿送礼？能接触到哪些人？
1，西方思想中的重要部分，类似于国家、社会等。
这些研究都得先搞清楚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为什么总是二元分制，如公共、私人，国家、社会，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因为中国哲学是整体性的和谐的哲学，西方哲学则是斗争性的哲学：现实本身和设置的理想社会之间的斗争，正是设置了这种差别，现实向理想推进，才能够前进。如：理想国。
2，公共与私人：
公共——对整体的。大家都可以接近、共享的，不排他的，无区分的，正式的，有共同的规则。
私人——对个人的。排他的，有权利限制，隐蔽的，收敛的，封闭的，非正式的，部分的。
在中国，公共与私人的定义（观念）与西方不同。一个例子，市政府档案馆进入要求介绍信，因为档案馆是公享的，在这里，“公共”的涵义与一般的涵义即“不排他性的”，就不一样了。
3，公共关系与私人关系：
公共关系——符合“公”的条件的关系。私人关系——符合“私”的条件的关系。
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中心决策点不同：决策点是某种大家共同承认的规则（通常是法律）还是私人？西方学者强调私人关系的发展对个人的保护性作用在于避免强权干涉。
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是公共关系。韦伯认为，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现代社会法律的重大进展，它明确了不同领域的规则。
4，社会关系的中立化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虽然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经常移动，但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评价现代社会的去个人化？它是一种进步，因为使人摆脱了对于其他人的依赖，由此摆脱了他人对我们的控制。私人关系仅仅是内在的、情感的表达，而公共关系更是基于责任、权力的关系，因而更需要保护。公共关系具有功利性和工具性，“具体是谁”并不重要，私人关系则是个人感情和表达的需要，“具体是谁”很重要。
二，在中国，公共关系和私人关系的混合
这种混合有两个特征：1，规则通用？2，私人关系可扩张到公共关系，用于公共生活；同时公共关系也可扩张到私人领域，两者边界十分暧昧。——》负面影响：利用公共关系为私人牟利，也可利用私人关系为公共事务服务。由此造成的不公正性更大。正面影响：可通过私人关系来服务于公共事务，如在乡村社会。三，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波纹型的同心圆。越近中心，越是表达性，不需要送礼；越远于中心，越是功利性，越需要送礼。——》越往外，越被迫。例如，林南的研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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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四，公共关系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公共关系有哪些发展？
的论文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财富占有基本比较平均，主要集中在公用的机构，由干部掌握再分配权力，如房子、工资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计划使得人们的差别不大。进入市场经济后，财富的再分配权发生变化，主要分配由市场来进行，干部群体的分配权力弱化，nee预言，当时和未来，干部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弱化，即掌握政治资源的这些人地位下降。而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相应上升，他们地位将逐渐强大，占有财富。中国的社会转型理论：nee的3个结论——再分配经济vs市场经济
1）资源分配权力变化。改革开放后，再分配权对资源的控制力减弱，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不再由权力掌握，而是由市场掌握，权力的地位下降。2）市场动力发生变化。再分配经济缺少动力，缺少激励机制，（这个观点受到多方批评），竞争的目标是获得权力，而非创造性的竞争（知识、利润、技术等），也没有保护产权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后，生产者的收入增加，中国的报酬体系慢慢流向“优秀的人”手中。
3）机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以前，唯二的选择——干部or群众，当权者垄断性的权力，机会结构只利于有权者。改革开放以后，垄断性权力减弱了，其他的机会选择增加了，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现在的机会结构更加多元化。普通人的机会、动力、地位增加，有权者则相反。
由此，nee认为，中国发展的走向是由再分配走向市场，再分配中的获益者和市场中的获益者是相互弱化的，从公共关系来讲，是一个互克的关系。
对nee的补充：干部和农民由于共具的某些因素（知识进步，学习，见识）可能都在增加获利机会等。
2，相反意见，对nee的批评。
walder认为，nee不了解中国。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转型经济虽然发生了类似于nee陈述的变化，但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并未削弱，反而巩固了国家权力（再分配权力），而非互为弱化的关系。社会财富在哪里？查看国家支出和民间支出的比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
solinger类似于walder的看法，提出“新合作机构。”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不同，中国商人缺乏自己的来源等，必须依赖于国家、政府。3，社科院陆学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调查与公共社会关系的变化。十阶层论，哪个阶层掌握着最多的资源？
第四讲 社会行为（主要针对中国）
一，情景优先/导向
在不同情景下，与权威的交流不同。中国人法律的判决是据情景而定，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身份以及法官对事件的看法。——》由此造成的批评：中国很难建立法制。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景优先导向在中国社会正在弱化。
„„逻辑关系？两起案件：父母和子女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血缘or行为？
二，情感提升
情感提升意为：尽可能地通过一种方式来调动人们的情感。
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在于，毛很善于在自己的行为中注入情感，而蒋在公众面前则不显露情感，显得很拘谨，因此毛比蒋更容易贴近群众。和远离大众的精英不同的是，毛在情感上贴近大众，唤起和激发大众同样激烈的情感。在根据地、土改运动中，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群众演戏、诉苦和控诉的方式来激发情感，用这种方式将群众压抑的情绪抒发出来，以此加强了和群众的亲切感。这个模式持续到后来，变成重要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共的法宝，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宣传性的鼓动性的工作。美军的军中娱乐为打扑克消磨时间等，而中国军队则有庞大的文工团。——》共同生活中的情感提升。
国民党的培养重点则精英化，没有那么贴近民众。在西方，情感则是和理性对立的，是非理性的一个部分。
引申：《山楂树之恋》中“纯情”与历史背景的反应，《杜拉拉升职记》电影改编失败在于只抽离除了个人的感情。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于透过个人的感情来反映社会和历史，如《平凡的世界》——》我加的~·~ 个人的情感是和社会、道德、经济、乃至政治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主角可爱、能够吸引人？生理上的东西是可以不断被替代的，精神上的原因则是不可替代的。主角相互吸引，走到一起的原因和由来，命运背景是什么——如《断臂山》。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比较少地关注这一点。
三，关系依赖
一位西方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在私人关系中，情感反而不如关系重要。中国人能利用家庭成功地做成很多事情，尤其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这在西方是做不到的。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能成功地使得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进入一个企业。利用私人关系来促进经济上的成功，这有什么机制？
在中国基层的集体化，表面上的集体的，然而实际上是非正式私有产权的发展。宗族网络在中国的发展最主要的是推动私营企业的发展，市场、信息、集资、雇工、核心决策层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亲属。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的共变关系非常明显。
由此他认为，私人企业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和地方官员的暧昧关系，而是家族的网络资源。私人企业越和地方官员关系密切，则越是发展不起来。反之亦然。
在中国，强关系和弱关系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提供上，也体现在对于雇主的影响上。
四，信任
一位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度底，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他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符，由此受到一些批评。
社会资本学者举打保龄球的例子，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由此透露出信任感的下降，社会资本降低。
在传统情况下，约束中国人产生信任的机制是共同的生活、历史以及熟悉程度，后来发展为组织、单位的介绍。单位制弱化之后，社会的信任和约束下降了。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的流动和开放造成了信任度的底下。
孩子短期的照看凸显中国人没有公共的信任，请保姆公司还是请自己的熟人和父母。市场机制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个机制，信任的成本和违约的代价制约了信任的发展，如助学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方式不能再用来巩固信任了，而法律成为新的机制。
第五讲 社会秩序模式/模式
引——母亲给姐弟分蛋糕的例子。两种秩序。第一种是有第三方权威存在的秩序，第二种是由当事人双方合约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冲突最小。另外一种秩序，永远是让弟弟吃大的，姐姐吃小的。（中国常有的秩序）
一，学者提出，影响秩序的要素： 1）权威（统一的规则）2）合约
3）对等的关系（冲突最小的秩序存在对等的关系）4）意识形态（参见“二元整合秩序”）
5）组织（国有企业在基层衰退的例子——国有企业作为基层的一个大细胞，它的兴衰极大地影响到基层的秩序和发展；回忆中国乡村社会，士绅为中心的一系列秩序体系正是通过它所控制的组织来实现的，费孝通提出的
6）权力——不同于权威，专指控制权，尤其是政治控制权《——这个思想来自于《利维坦》经典理论。大多数人统一权力对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思想脉络。7）社会网络/社会关系 如果社会资本多（信任强），那么冲突少，秩序好。
二，社会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 1，从客观上说，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结构是有正面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单一的社会结构与平均主义思想以及刚性（无法撼动的）的权力和权威——》社会冲突较少。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异质化和多元性增强，需要一个利益协调机制。——不同的代表能够在机制中提出看法并影响政策，这个机制能够避免冲突极端化。一个秩序并非没有冲突，而是有一个能够协调冲突的机制。
2，从主观上说，为什么这个社会结构会被大家多同意？（目前尚未无统一定论）
社会机构理论的发展：
社会结构是客观的——》社会结构是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组成。一篇文章提出几个影响结构变迁的steps：先锋者实践（社会上的不同意者）—》正当性阐述—》模仿和扩散—》广泛的认同发生，解释了秩序的变化和演进（秩序为何能和平而非颠覆性的变化）
三，中国社会秩序
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天生不重视秩序，因此社会缺少秩序。为什么在中国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则始终不能建立?
张静文章“规则的不确定”，中国的秩序模式不同于西方。
西方是规则模式，事先建立一个强硬的、明确的、公开的规则，用以保护秩序，每个理性人都会衡量，因此秩序增强。——》法制模式 然而中国的模式不同，中国模式被张定义为“利益政治模式”，其中，政治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采取的竞争性的行动，尤其是争取控制权的行动。与规则模式不同的是，利益政治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变规则，而是每次都需重新讨价还价，建立规则。竞争输赢是依靠力量、势力的对比来决定，而非恒定的规则来决定。“不是看谁有理，而是看谁有人”，利益倾向于势力大的人。案例中不同的赢家：企业家、村委会、企业主、农民。无法确定哪个群体总是赢家，但可以发现规律，势力大的一方容易成为赢家。——》利益政治模式
为什么法治在中国总是难以实行？——中国文化和历史不允许„„
第六讲 社会思潮
引：法国大罢工的思考-欧洲法团主义-理想类型
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政党提出自己关于国家治理的设想和方案—用这些方案吸引民众—民众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支持某个政策—政党候选人竞争国家领导人—投票选举来获得领导人职位，直接选举和精英（精英是大众选择而成的）选举一起进行，如有矛盾，由法院裁定。精英-大众-法官的制衡。这种机制的问题：形成一个长期而言的平衡的机制，通过选择来平衡多方利益。
一，上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家马歇尔提出理论——为什么要建立现代福利国家？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国家？
演讲内容：经济的发展以及两极分化，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代表分别为资方和工会，这种冲突可能使得社会面临着革命的危险。马克思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只注意到了经济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机制，在一些强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革命或大的**，因为有另外两项因素综合了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冲突，其中一个是社会机制——社会福利，另一个是政治机制——投票。1，社会福利需由国家提供，因为1）福利能够使得弱者得到照顾2）福利来自于公民的权利。因此，社会福利必须是由国家建设的一个公共服务，它综合了权利的不对等，保护和提高弱者的生存，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能稳定地进步——》暴力变得不重要，有秩序地改变成为主流。他的权力被总结为“公民权责”体制，形成基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体系。
二，中国的状况
中国的情况很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早期的预言，在政治权利的实行上，听证会起着一定作用，但目前的关注主要停留在微观的具体的层面上，其中有意识形态的障碍，理念上的障碍，体制的障碍，也有技术障碍和社会发展的障碍。《——社会的分化和组织化、公开化尚未成熟。
西方学者曾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利益协调机制，只有控制和压制。《——疑问，为什么这种状况不爆发反而能长存？——》寻找社会中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利益协调机制：基层工会的作用(虽然较弱但是仍发挥作用)，可以讨论的问题：工人的奖金、分房即其它有关福利备案。
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研究篇二
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
摘要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 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透过百年历史迷雾, 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 可以看出,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 即是一部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主线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来说, 面对中西较量背后的政治制度落差, 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围绕此目标,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 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 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 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 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寻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历史；政治发展趋势；当代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就面临着西方强势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的逼迫与挑战, 而近代中国人对于中西落差的认识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心路转变。而政治制度学习与政治制度创新之所以最终成为近代中国的显性话语, 乃是受启发于单纯的器物学习1所招致的破产。在求索中国如何“应变”与“图存”的历程中, 随着国人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 政治制度创新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前台, 并成为决定命途多舛的近代中国能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沦中奋而崛起、重获新生与复兴的核心因素。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的近代中国, 应抱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 选择怎样的政治制度模式和建构路径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统一、富强, 就成为近代中国各阶级必须直视和解决的难题。面对这一艰巨课题,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历史的不同阶段, 政治精英们选择了不同的求解方案, 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共同的: 通过政治制度创新在中国确立以民主法制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制度。
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制度创新
1911年的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 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 1 器物学习，即单纯的学习西方发达的技术，而不去触碰中国固有的封建秩序。
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全国, 满清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辛亥革命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打破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并开始尝试在中国建设民主共和新秩序。辛亥革命不仅彻底终结了帝制皇权, 使近代中国走出了王朝封闭循环的旧有状态, 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中国由此踏上了一条通往宪政民主的艰辛曲折的探索之路。1912年,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建立南京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明确了新生共和政体的“主权在民”原则、“三权分立”原则以及议会内阁制等基本政制设置。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续三个月, 政权就落入了封建军阀袁世凯手中, 临时约法随后被袁废除。南京临时政府所建立的共和政体宛如昙花一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黑暗的封建军阀割据专制时代。
二、1924--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以“再造”民国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历经二次革命、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后, 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已日趋腐败, 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张, 转而寻求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并改组国民党、制定了国共合作政策, 并于1924年共同发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目的, 正是1924年9月9日孙中山发表的5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所言的:“国民革命之目的, 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中国国民党之最终目的在于三民主义, 本党之职任即为行使此主义而奋斗。”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国民革命运动旨在“再造民国”, 实现三民主义。然而孙中山却于国民革命期间中道逝世。国民革命运动之后, 政权虽获得“统一”, 民国虽获得“再造”, 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却走上了极权政治的不归路。后孙中山时代的中华民国, “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口号虽常挂嘴边, 实则是大众无权、民生困顿、一党专制、个人独裁。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究未能实现孙中山的发起初衷, 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创设起一套将中国引向宪政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政治制度。
三、建国初期的政治制度
1、创立政治制度框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脉，创立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模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2 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比起太平天国后期发布的《资政新篇》来，不但付诸实施了，而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具备了更加突出的新型兴资本主义色彩。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支柱，这些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确立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成形式，社会制度、党派关系原则和国家结构形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完善，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证。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党的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刘少奇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借鉴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新的贵族阶层。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要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生活水平同工农群众不能过分悬殊。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2、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外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顺应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政策的需要，制定了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其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指导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适时而灵活地调整本国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外交战略中所坚持的基本方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矛盾，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手段。
3、致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策略。中国共产党关于祖国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台湾”两个阶段。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归3 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很大不同，它们是苏联构成复合制国家的一种行政体制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则只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一级机关。
纳为“一纲三目”，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由武力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台湾转变的标志。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奠定了我们党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
四、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政治发展动力的有效推动。
1.意识形态多元化
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近年来西方国家经常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向我国输入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企图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民族精神进行瓦解和分裂。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大浪潮中，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值得引起国内的学者反思，但在社会的转型期，如果国家过早地放弃了某些经济功能，尤其是宏观调控职能，将可能使市场经济改革陷入失控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动荡。
2.社会认同感缺乏的挑战
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带来挑战。“社会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即认同”，也就是说，社会是关于认同、关于共同体自我观念和个体确定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概念。对共同体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共同体政权合法性的认同，这种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长治久安。
3.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挑战
执政党执政能力除了体现为客观的行政能力，还体现为主观的行政动机，即依法定职责高效履行公务和依内在道德约束廉洁从政的能力。因此，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来讨论执政党能力建设是经常被提及的。有学者认为，只有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能力建设，才能确保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安全。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特权是产生腐败的终极根源。而特权现象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体制内的保守性的必然产物。虞崇胜认为，任何体制都内含有进取和保守两个层面的因子，当原有体制的保守性大于其进取性，就必然产生特权现象，因为这时候要维护原有体制就只有巩固原有的权力关系，而官员享有某种特权和维护这些特权的动机，将促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必然阻碍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政治安全面临的制度层面的挑战。
4.各种宗教组织进行渗透活动带来的挑战
陈蔚结合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的出台，提出对我国政治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渗透，传播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宗教渗透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政治渗透。他们通过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从而对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形成挑战，并对我国的政治安全形成潜在的影响。
5.经济活动政治化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政治利益经济化，另一方面使国际经济利益政治化。不同国家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目的使得经济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考虑。西方国家常常利用多种经济政策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如通过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政策、汇率政策等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政治安全。
6.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
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不同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安云初从网络政治参与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在信息时代必然面临的全球信息化挑战。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趋势，敌意和恶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得多。网络为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便利，而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具有对执政安全的巨大的破坏力量。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控性，而参与膨胀引起的利益实现障碍容易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对政治安全形成挑战。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普世价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等等方面探讨了政治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应该说，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变得复杂而多变，因此，抓住核心问题，并掌握必要的原则才能真正应对这些随时存在的挑战和威胁。
五、结语
中国政治制度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要坚信在不断的改革完
善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奖越来越好。政治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改革变动的是一种制度层面的东西，而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对社会发展具有制约与促进作用。每一步的改变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具体的实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改革过程中要多方论证、并进行实时模拟或者采取试点实验，切不可盲目求快、急功近利！通过这次的写作报告，我对祖国的宏大政治蓝图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充满信心。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动下，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做好手头的工作，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为我国的改革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努力奋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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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研究篇三
经济的自由化所带来的是人们思想、行为及各种选择的多样性和自由性。这是执政党和政府考察民意，制定相应社会政策所考虑的基本因素。
一、以“尊重个体”为特征的文明宪政
现代文明政府的政策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和“公众意愿”，因为由绝大多数人所构成的“公众利益”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在一段意义上讲，是所有个人或私人的利益之和。
在社会个人或私人利益的总和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处于最重要的、最大份额的，并具有带动其他群体利益的领导作用。政府所主要关注的是这些群体所需要的特定旨向的服务，这是由公众支持率和民选制度所决定的。
二、中国社会 10 个阶层的形成及社会主导阶层
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利益认同、利益共同体的保护方式是不同的，其差异性随着市场程度日趋明晰化和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研究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形成了 10 个社会阶层，并附有科学的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个社会阶层是：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②、经理人员阶层；
③、私营企业主阶层；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⑤、办事人员阶层；
⑥、个体工商户阶层；
⑦、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⑧、产业工人阶层；
⑨、农业劳动者阶层；
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个报告将前 4 个阶层划定为社会主导阶层。
笔者对这一界定略有不同意见，认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应排列在第三个阶层，而第一个阶层应为“ 具有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主要指为政府和国有机构而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的工作性质、生活状态、个人选择及相关地位并非按其意愿自由选择的，而正相反，其选择和状态是模式化的框架所限定的。因而，基本上失去了自由选择度。而这种“自由选择度”恰是透过其专业性的经营而向社会多角度、多层面地传播文明及其优秀的品质，这正是其社会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和形成路径。
笔者认为，社会主导阶层应是：
①、具有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
②、经理人与私营企业主阶层；
③、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专业的经营管理者、经理人、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完善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
三、社会主导阶层的本质特征及对社会的影响力
这里谈的“社会主导地位群体或阶层”，并非是 指在 社会上占最多人数的阶层，不是从量上来确认其作用，而是从质上衡量其作用。这种社会作用，质决定了量。这个阶层代表了现代文明社会人类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的优秀品质，并将其优秀品质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并对其他阶层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对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这些优秀品质至少包括：正义、社会责任、自我规范和崇高境界。
正义，是人的一种德行。它不仅指人的行为与社会规则相符合，而且同时它具有在他人行为与社会规则相背时，驱使之改变的情境。因而，在很多情势中，正义表示的是一项法律义务，或一项道德责任。
社会责任的概念超出了社会道德的内涵，它不仅指人的行为具有不损害他人的道德感，而且，与他的社会情形（包括拥有资源的 多寡、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等）相适应，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决不会说，一个亿万富翁，贪婪地吸吮 着社会财富，而他将这些财富挥金如土、糜烂挥霍，这种情形，他不仅是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他是对社会的犯罪，因为他已丧失了社会责任。与其情形相匹配的本应是用这些财富为社会、为大众做很多有益之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这个人的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则，也违反了法律规则。
正当行为规则应当是外在的、恒久的社会客观秩序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和进步赖以存在的人性中的一部分。法律的实效作用，正是确定了这些“正当行为规则”，并使那些违背规则的人得到惩罚。
当人有了崇高境界，其行为自然会自律。既使在客观情境允许他放纵的条件下，其早已成为惯性的优良举动，仍使其遵循道义规范。
在市场秩序趋于规范、市场竞争无可逃避的社会情形下，成功人士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更为强硬的、沉稳的“道德正 当 性基础”。这种“道德正当性基础”的选择和奠定，是基于其理性的自愿，而非迫不得已。在上述我所认为是社会主导阶层的人士身上，都能捕捉到他在完全自我主张的空间里，理性选择的景象。因为要使一人富有激情和能量地工作，就要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其理想境界和目标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当然，具有支配性和感染力的公众意见的传播，也对这种信念起到鼓励和激进的作用。
本人之所以将“高超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者阶层”作为第一阶层，就是因为这一群体具备了上述自由选择的客观条件、优秀品质、社会资源及崇高目标。
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着力调查和倾听以第一阶层为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的情况和声音，使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贵的资源能为社会和公众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研究篇四
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变革：社会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社会职能不断转变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活、医疗、教育、服务、调节等广泛领域中去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一致，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者，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必须去了解、去适应、去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发展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之日起，各国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具体实施，并使社会福利等朝着社会工作研究指引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活动的准则、作为调动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有了长足进展。政策理论研究，亦结合各国的实际正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初，中国的欧美留学志士，就对社会工作开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牵涉面是局部的，发展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教育、保健、服务、行政等社会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对个性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更重视诸多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发展意味着在现实基础上的提升。随着社会各层面的深度改革，稳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人群追求，这促使社会稳定机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着作为有效机制的社会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据社会工作的鲜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我国社会工作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事实，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必将有一新发展。
一是根据不同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体系。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保障体系“在„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社会互助政策、法规将臻于完善，工作机构和运用体系趋于完整，形成规范化的社会互助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考量及服务评估制度。确立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证下开展工作，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规划规则等等。
二是鉴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实，采用灵活的政策制定形式。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海岛、到农村、到山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国各项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纪一个发展趋势。在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在引进、消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较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形式固定并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也可以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实施范围相对限制的相关政策。社会工作政策还可以注重专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如结合社会工作资源与特点，民间群众团体制定一些适用于团体内部的条例、规定、指示，具化为符合社会工作对象特点，操作性强的要求、方法与措施，并在实践中完善。如中
国志愿者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与运作，就很有必要将之制度化，健全机制，有明确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务站、扶贫接力、社会招募等志愿服务项目完整的运行规则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会工作政策的实施能力。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向统一管理机构发展。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机制与监督制度较为薄弱的现状，执行与监督分设，加强法制责任制度。改变当前政策实施范围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倾向，面向广阔的农村新天地，扩大政策有效覆盖面。在实施过程中，时刻接受社会工作实践的评判与检验，及时作原有政策修订、补充与丰富。及时注意与社会各项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中国社会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扩大
一是城市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却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平。调整社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亦是趋势。国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适当的政策加快城镇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个体心灵封闭日益加深，心灵对可以产生共鸣的空间需求日益强烈。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自我，他们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增加“人”与“域”之间的契合，这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作为城市基本细胞之社区，随着其功能的完善，人们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采取诸如“新老楼区结合”、“现代化小区”、“高层建筑”、“企业封闭小区”等模式，社区都离不开地域条件，因地理环境（自然的、文化的、经济的）、人员结构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社区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这是社会工作新的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
二是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区域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在侧重都市社会工作研究同时，另一个现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社工领域占地球版图相当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等区域社会工作研究，在21世纪，将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领域。各个社区将要根据不同的区情、县情、乡情来确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岛特色、山区特色、水乡特色的社会工作新路子。同时，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社会活动必须在各地方得以实践，像健全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农村区域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将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化研究新趋势
一是加强社会工作对象社会化研究。人的社会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周围他人的联系与互动，不断反映并调适与他人关系，形成人的社会属性，促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21世纪人的社会化的内容形式将更为广泛。从20世纪的“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乃至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家，21世纪人的社会化，突出表现首先是融入市场，在更为激烈、更为成熟的市场竞争中，具备更深蕴意；其次是走向社会，21世纪将改变20世纪以来的个体在社会上有单位行政领导，在家庭中依靠家长亲友的状况，跳出行政与家庭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实现文化的融合、心理的归依，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新的和谐。社会工作一个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协调关系，摆脱困境。因此，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针对上述特点，针对人们在教
育、生活、就业、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应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与“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相结合，遵循个人目标与组织相一致的原则。如社区工作的开展采取联合体、联络站、联谊会等多种形式，不仅仅从管理性、保护性上服务，更从发展性服务着手。
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程度。社会工作主动参与性与社会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为21世纪文明标志的环保问题，其关键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更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工作的社会化理论，重要一个方面是意欲寻找社会工作的主动参与的准确契合点，以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是探索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模式。这是近年来形成的创新思路。针对人们的衣、食、住、游、购、娱生活领域的无限拓展，社会工作模式值得探讨。如今后社会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对减弱，但其作用发挥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持续，因此，要发展社会化的、具有一定独立资金与资源的民间机构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如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加感召力、号召力与影响力，建立社区工作社会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发展的态势。
中国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研究新动向
21世纪，更加丰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为“网友”，使他们沉湎于“网上世界”。他们为了过网瘾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资电脑硬、软件。“网上一代”在网络中获得知识、交流思想、参与活动。一个“虚拟”的社会大群体现实地存在着。面对由此形成的更机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际，如何建构“网上社区”结构、机制和功能，把“网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网上社区”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区域，通过建立“网上社区”，发挥其正面效应。社会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规、行政力量等对个人与社会实行强制性干预和以舆论宣传、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等力量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导向性干预这两者之间，而网络，其涉及领域宽广，很难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规去约束网民的行动，何况，“网民”更具有匿名性、间接性等特点。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社区工作的开展由此更具挑战性。“网上社区”社会工作因此更应注意强化对策性研究，找问题、摆原因，更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缓解矛盾。“网上社区”的工作思路要突破传统在封闭环境中建立的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结合传统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模式，采取灵动活泼的形式，融入“网民”生活，激活“网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不断放大、增加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可探索在新领域建立相应专业化的“网上社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广东深圳市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设在互联网络上的“深圳青少年网”，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会，通过开放各种学习培训、法律辅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婚恋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网点，设立“网上文学社”、“网上学院”、“网上义工站”，将这纳入大范围的、普及的社会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团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读书网”等，亦发挥强大先发优势、领域优势，“寓教育于服务”，做好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与服务青年的工作。
“网上社区”的社会工作必须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高其响应速度、服务效率。将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技术、中介服务、城市救助、再就业等内容引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满足成员要求，使信息资源、服务资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与职业化研究新态势
目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工作实践者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是有距离的。政府部门多从社会工作管理层面来考察，专家学者多从学术、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社会工作实践者多从教育、服务细节入手。如何使这三方面有机糅合，使理论研究、实际操作与对策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状态？根据国情，应经常组织由党、政、团、院、所等人员参加研讨座谈会；组织省、市、区社会工作的经验会、理论会、观摩会等，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培养造就既具有科学理论，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成功职业工作者。
社会性工作必然以人为本，以前述的社会化为基础，以法制化为保障，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全面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专业建设。建立并扩展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实用可行的系列训练课程，加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培育学术环境、气氛与条件，为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成熟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尚处于恢复发展初期，专业教育的现状远未达到现实对专业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应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拓展学科领域，扩大招生对象，广泛吸引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学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用社工的方法和价值观去应对实际问题，从而走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二是专门机构建设。建立有专门从属的社会工作团体及下属从事各类福利服务的机构。既让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有专门的实践部门，又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职业岗位，壮大专门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骨干队伍，并为社会上热心于社会工作的义务者，创造他们投身于社会的大服务中去的有利环境，使之在参与和体会中得以成熟。
三是专业制度建设。建立公认的职业守则和保证守则被执行的审核与证照制度。建立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职业权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者的录用与聘任制度，建立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等等。唯有如此，社会工作者才能不是单凭爱好、兴趣而业余的、义务的，亦使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有切合实际的政策依据、法律依据，更让政府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监督如社区等的工作与对象。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社会工作者以其专业化、职业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使社会工作不只是专业化的解困救难手段，更为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专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