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的浪潮中，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关键引擎。为此，我们亟需深入探索并灵活应用新型生产力理论，将其作为推动社会前行的指南针。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迈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专题党课讲稿的内容，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专题党课讲稿 篇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予全社会一个全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理论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立足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这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基于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能级演化当中。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解蔽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本质要义，剖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逻辑，进而寻找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必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支撑。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资”部分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在“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指出，“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两处所讲的“生产力”仅是泛指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两个方面。这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如何界定生产力内涵作出的初步探讨。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在此双重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劳动二重性的视阈，将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来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可以称为生产力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见，生产力系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四大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一切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对象和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是其他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科学技术知识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运行规律的认识结果，其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实践的进行方式。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实践中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分工、简单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等作业方式。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因素，通过改善实体性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劳动者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能够发明和改进生产资料，发现和创造科学技术，创新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并由他们使用来完成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增长及其功能发挥内含并体现着特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飞速发展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能够提高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实际水平。组织管理方式的专业化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并调整生产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提高和改进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程度。
生产力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处在“旧质”瓦解和“新质”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说明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系统原有的生产要素会不断优化。具体来说，劳动者质量的增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有效提高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改进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自然力向生产力的转化，会形成低成本的生产力;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也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是指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加入生产力系统。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管理、技术和知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通过资本组合在一起，即“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从而创造出远超此前一切世代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同时，数据和数字技术会赋予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新的内涵，而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就会进一步构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从根本上看，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还包括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即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等。更进一步地，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通过对生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观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最终推动人类社会从一个形态迈进另一个形态。总的来说，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迭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从长时期来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革命，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经历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在一定时间段内，生产力发展未必会引起生产关系立即变革。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它就会继续存在;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产生质变之前，生产关系也不会产生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规定的限度内，如果人能够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局部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便更好地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的否定，而是说明，不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都要兼顾主体向度的考察。从中国实践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生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和保持经济健康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当前，我国生产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我国需要提高战略思维、坚持长远眼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命题，又是基于经济和社会系统工程的改革命题。
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看，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性质、新特征、新功能、新领域和新规律;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现代化人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和海量的数据及信息;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的生产力，并由此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关键“经络”。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的质的跃迁，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渐进性与继承性，后一个阶段生产力脱胎于前一个阶段生产力，是对前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否定之否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截然不同。传统生产力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技术基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主要要素，以机械化、电气化、化石能源为主要动力，以产值是否增加为衡量标准，具有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和不可持续等明显弊端。新质生产力是以在信息革命基础上孕育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数据为主要要素，以数字化、绿色化、共享化、协同化和国际化为发展趋势，以能否推动产业创新，以及能否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为价值尺度，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代际和谐等鲜明优势。近几十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新技术相继涌现，它们不仅各自发展、各自积累，而且日益融合、相互支持，共同建构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机器体系。正是这一机器体系推动我国传统生产力向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升级、持续进阶，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上：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数字化。高新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快速增长，促进了人的数字化思维和素养的加快形成，以及人的数字化的全面发展，从而带动了包括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在内的数字劳动者的大量涌现，同时促进了如阿尔法折叠、聊天机器人和ChatGPT等新的人工智能体的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劳动资料的虚拟化。高新科技的里程碑式进步，引发了包括智能传感设备、工业机器人、光刻机、云服务和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爆发式成长。与此同时，促进了以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为主要特征的数据、信息等数字化劳动对象的海量式聚集。从新质生产力的结构逻辑看，“高素质”劳动者和“新介质”劳动资料采取采集、编码、存储和赋值等方式直接作用于“新料质”劳动对象，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劳动的发生场域和时空场所，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能够推动资源要素实现快捷流动和高效匹配，促进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开启全方位重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谈及新质生产力，提到的关键词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等鲜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产业，具有创新程度大、技术密度高和发展前景广等重要优势，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中最活跃的力量。当前，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和生态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旨在促进二者高速增长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支柱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从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可见，促进产业系统化重建，能够释放更多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方向。相较前三次产业革命仅具“点突破”发展的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具“面突破”融合性发展的相对优势，它带来的融合交叉效应更加广泛，有利于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益的新型驱动。这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旨在全面提升三次产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从而确保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快地推进产业体系升级。需要强调的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所谓的“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并非将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立足传统产业的现有基础，优化传统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着力补强传统产业链的薄弱环节，锻造传统产业的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18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由此迈向了资本主宰、贫富悬殊、生态破坏和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旅。清王朝自持“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开启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和民不聊生的屈辱近代史。以史为鉴，是否具备掌握新兴技术的能力与速度，是一国生产力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世界进入创新密集时代，这是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时期。中国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虽然已经大幅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特别地，在政情、疫情和舆情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美科技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关键电子元器件等敏感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日趋明显，美国甚至采取“小院高墙”“可控依赖”“低端锁定”等手段对我国进行销售渠道控制和核心技术封锁，严重阻碍全球技术合作与进步。观瞻现实，针对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问题，中国也同样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及后发优势。具体来说，我国拥有推动科技创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超大规模的人口、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和完备的制造业集群等;我国政府加大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了这些机构进行持续科技创新的融资难题;我国以全球性视野与前瞻性战略思维加强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互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只有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跨越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梦，才能取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空间和动力，从而完成现代化的追赶乃至超越。
三、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以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基于我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从历史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实践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及传统的社会主义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旨向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开拓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力要素创新理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关于生产力新质理论深刻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量理论，关于生产力水平跃升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进步理论。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生产力。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进一步地，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拓展、深度强化和融合度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程度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改革开放后，国际间以科学技术为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如何运用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这一问题。江泽民提出，“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胡锦涛提出，“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将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并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这为我国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逻辑看，在对待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上，我国始终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方面和环节，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自觉地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并在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和完善正确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所有制结构上，我国从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的作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业创新和创造财富，有助于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要素在各产业中迸发生机活力、实现有效组合，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在分配方式上，我国首先改正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贯彻价格体制、工资体制改革，推进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后明确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承认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基础上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能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使生产力系统中人的因素高度活跃起来;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推进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报酬合理化，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体制上，我国首先逐步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的全覆盖;而后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因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国才能加快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和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促进其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渗透。正是因为发挥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才能够加快发展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从而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印证。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从目标导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得益于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探索科学技术发展及与革命斗争、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相继实施“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了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去追赶，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和格局性重大变化。目前，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北斗导航、移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数字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等等。从结果导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较之其他国家能够更稳、更快。据统计，1820～1870年，在科技进步及工业化的赋能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4.2%。到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7%。而在1979～2019年间，随着科技创新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GDP年均增速为9.4%，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高到17%。这期间，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202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下降为1.78%，而中国则保持7.28%的年均增速。彼时，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美国经济发展增速的4.1倍。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下，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将会持续缩小直至赶超。
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促进物质财富的丰盈，而且有利于推动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活形态阶段的提升，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是包括物质和文化生产在内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生态生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党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研判，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科技创新已在生产力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创新的赋能下，生产力会向更深层次拓展，并会推动社会生产指数式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实践领域来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激励机制，将以经济层面为中心轴线，广泛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促进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充分，前三者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强化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
一是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要整体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原则，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奠定基础。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突出高精尖导向，培养造就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拔尖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动力。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目的，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支撑。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深层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多地释放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已经兴起，正处于扩张期。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需求、资源条件、关键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因此，必须聚焦上述因素，系统性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具体来说，要制定并完善有助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度，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创新构建科技支持政策体系，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秩序、预防其无序竞争，从而延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未来产业尚处于萌芽或孕育阶段，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必须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和未来空间等领域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未来产业的关键技术清单、重点服务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的策源高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制定发展未来产业的行动方案，国家要前瞻性设计发展未来产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各地区要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从优势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中筛选、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未来产业，并因地制宜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原创成果突破、产业梯度共进、创新伙伴协同、应用场景建设、科技金融赋能和创新人才聚集等方面，出台发展未来产业的配套措施，构建发展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创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生产力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而是坚持三者的有机整合。新型举国体制能否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要围绕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与咨询机制;围绕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建立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特别是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围绕何“人”实现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并为之探索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基于这个行动逻辑，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从历史经验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展“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形成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研制出大批战略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组织实施大规模协同攻关，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代以来，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等，发挥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的制度优势，一定时限内在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和激励方式等长效机制，从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已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承接作用。针对量子信息、星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内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和效率更高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具备攻关能力的创新人才和领军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和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加快构建起、维护好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
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四个方面切入，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新型监管机制，以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法治环境保障。这其中，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还要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从而主动探索创新化发展路径，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力，加快落实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国有企业要推进颠覆式创新，布局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围绕价值创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要完善创新机制，优化创新模式，强化创新激励与容错机制，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和决策链条短等优势，不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集成创新，快速释放新质生产力，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跟随创新，迅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但民营企业通常以获得利润为根本经营目标，因而难以承受原始创新过程中“试错”带来的高风险。对此，要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推动科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特惠性向普惠性转变，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制度型障碍。
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推进，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变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齐波拉(CarloM.Cipolla)指出的，“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与之相适应，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私有财产的剧烈膨胀、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和社会身份的深刻变革。从衍生弊端的一侧发展链看，会导致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现象纷沓而至;反过来，又会造成改革停顿、市场失灵和经济停滞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可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为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发展方式，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进一步排除、克服和革掉发展生产力的阻力、束缚和桎梏。最核心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进一步引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腐败行为对公共财产的掠夺，会造成对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和环境，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一般意义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国有企业推动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利于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创新的内生动力，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专题党课讲稿 篇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随后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据作为关键要素赋能经济发展的要求日益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是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新要求，也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方略，更是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规律，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以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产业，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从本源看，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是生产能力、生产水平、生产效率和生产潜力的统一。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的对象、劳动资料三个关键要素，因此，也可将生产力视为这三个关键要素相互作用的生产系统。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过程就是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手段和方式的明显进步，即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先进生产力替代传统生产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模式加速形成的过程，代表着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跃迁，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对象和新的劳动资料。
具体来看，一是新的劳动者。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那些掌握现代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劳动者产生新的需求，催生新的职业门类和就业岗位，从而推动一大批劳动者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而自发接受教育培训，加快学习新技术，持续提高技能水平，成为推动要素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及市场制度改善的新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推动更多劳动者应用新技术、新产品，激发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热情，释放全体人民的聪明才智，为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劳动者提质赋能，催生经济系统内部的适应性变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二是新的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主要以可无限循环利用的信息和数据资源为新的劳动对象。计算机系统中的各种语音、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多媒体等数据被加工后成为信息，这些信息经过有效搜集、整理、分析、挖掘和处理后可释放巨大的生产力效应，并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质产业。三是新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区分不同质态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信息和数据不仅向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系统注入了可无限循环利用的新的劳动对象，同时注入了新的生产工具，即以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机器体系为主体的信息工具。信息工具的使用使人的认知边界不断扩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传统工业生产力系统中的生产工具以机器设备为主体，而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能源、机器设备等要素资源进行整合，也需要数字经济下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础再造背景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升级过程中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攀升的支持，并且更多地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作为技术工具。同时，这些新的劳动资料具有明显的正反馈、网络化、节点式特征及高度的知识密集性和强大的外部性，可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促使产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
(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是充分发挥科技第一要素、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生产力。相比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环境友好等关键特征。
一是涉及领域新。新质生产力主要产生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领域，其本质是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也将新质生产力与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紧密关联、同频共振、相互促进。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发展的具体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科技与产业结合形成的产物。因此，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和未来产业孕育兴起、不断壮大的过程。新质生产力并非无根之树、无源之水，其扎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发展之中，以新产业的壮大升级实现生产力跃升，因此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领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是技术含量高。新质生产力是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根本性成果，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技术突破推动形成的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重要突破关口，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干细胞等领域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空间技术、海洋等技术创新更加密集，量子信息、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新材料等重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与技术之间、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多领域技术交叉融合创新层出不穷，新兴技术将对世界产生颠覆性影响，推动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发展。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推动一大批先进和前沿技术尽快涌现、不断产业化并赋能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
三是要素配置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科技、金融、人才、数据、信息等一系列重要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素组合方式发生变化，要素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带动产出效益、生产水平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实现质的跃升。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求科学技术、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与现代产业发展方向相协同、相匹配，并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的协同范围，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要素配置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四是环境友好。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生产力忽视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不同，新质生产力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是兼顾发展与保护、重视生态平衡的绿色生产力，强调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前提下推进可持续发展，因而更加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普及;由通晓绿色科技、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劳动者，以清洁生产的机器化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劳动资料，以绿色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对象等组成，是绿色理念得到普及、生态价值充分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和谐、运行机制更加完善、更加注重系统发展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的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的六大形成条件及其现状
(一)新技术持续涌现和群体性突破带来新赛道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新技术的持续涌现和群体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源头活水。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开辟新赛道的主要路径。如，*的《无尽前沿法案》提出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重点发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十大领域。*的“新欧洲创新议程”提出加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改善*初创企业和规模企业的融资渠道等*项行动，以支持植根于尖端科学、技术和工程，并与物理、生物和数字领域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第六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提出与实现“*”相匹配的科技需求与技术支持计划。我国也加快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前沿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空间技术、合成生物学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部分先进技术已具备产业化基础，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础。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成熟的AI技术逐渐向代码库、平台和系统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迈向新的阶段。AI框架正朝着全场景支持、超大规模AI、安全可信等技术特性深度探索，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在量子科技领域，我国相关科技项目的投入逐年增加，专利储备居世界前列。20*年，中国在量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超过了*、*、*和*的总和。*、*、*等研究机构及*、*、*等科技公司已取得多项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量子通信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在通信技术领域，我国5G必要性专利数全球第一，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移动网络，数字基础设施全球领先，新业态新应用层出不穷。在空间技术领域，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顺利推进，关键技术验证成果丰富，中国空间站全面建造完成。在生物领域，生物制药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以专利族计)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二位。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但同时，我国在前沿技术突破方面仍然存在三方面短板：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突出表现为一些领域仍面临“卡脖子”。如，在生物医药高精度科学实验仪器、分离系统耗材、核心菌种等领域，国内尚未形成有影响力的企业，大分子药生产设备、原料培养基等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目前主要供应商仍为欧美企业。在电子信息领域，ARM架构、Linu*开源体系、RSA算法等底层技术和芯片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头部公司手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车规级芯片、车载传感器、车用操作系统等核心软硬件技术较为薄弱，对外依存度高，其中车规级芯片自给率不足*%。二是科技生态有待完善。突出表现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重新审视，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尚不适应科技发展要求。特别是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不够，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机制与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需求不匹配，缺乏有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尽管企业研发投入逐年攀升，20*年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与营业收入比为*.*%，但仍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尤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研发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从国家部委到地方，已经形成了国家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为支撑的创新体系，但仍存在功能定位缺乏统筹、创新资源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三是国际打压遏制环境尚未根本改善。近年来，美国针对我国科技进步采取了“小院高墙”策略，推出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阻断科技交流、限制投资并购等一系列措施，使中美科技合作的基础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20*年*正式生效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强化其出口管制权力和“长臂管辖”范围，并试图通过重塑全球创新、科技、数据等合作规则，对我国科技发展进行遏制。针对我国芯片领域的技术进步，美国商务部的产业安全局(BIS)收紧对华芯片技术的限制，从扩大限制先进AI芯片出口、限制中国获得先进AI芯片制造设备和新增中国芯片设计企业的实体清单三方面扩大限制范围，提高了限制先进技术出口的门槛。
(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
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并由此形成数据生产力。埃森哲的《2023年技术愿景》报告显示，*%的高管认为，数据正成为组织内部和跨行业的关键竞争差异化因素。对企业而言，通过数字化技术对海量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可以实现对业务的预测和洞察，有利于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2—2023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一个点，国家的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和*.*‰。数字化和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数据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系统的重要内容，其出现标志着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和过去的资本、劳动力、土地、企业家才能等要素共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源泉。大数据产业作为以数据生成、采集、存储、加工、分析、服务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等优势，能够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生产力变革和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前，全球热门的“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表现出强大的智能生产力潜能，其基本技术运行逻辑便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持续训练，以此构建大模型，并以强大算力尤其是智能算力作为重要底座支撑。借助强大的算力支撑、深度学习算法和万亿级别数据语料的喂养，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等才得以进行学习和迭代，为形成更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驱动力。此外，数据还具有乘数效应，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配置效率和激励效率。未来，数据对于经济发展就如同石油和电力对于工业经济发展一样重要和不可或缺。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将对经济增长和新质生产力形成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对我国而言，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我国的数据量快速增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年)》显示，20*年我国数据产量达*.*ZB，同比增长*.*%，全球占比达*.*%，位居世界第二;截至**年底，我国数据存储量达**.*EB，同比增长*.*%，全球占比达*.*%。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增速连续*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比，达到*.*%。这表明，随着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加快完善，我国数据生产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数据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但同时，数据价值释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还存在数据供给少、数据采集和供给质量有待提高、数据流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数据开发利用水平低、数据技术要素体系尚不成熟、数据应用匮乏、流程规范不统一、性能及安全要求亟待明确等问题;不同行业、不同设备等之间数据标准和接口不统一，数据整合互通和互操作性差;数据确权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数据二十条”已明确数据三权分置的战略方向，但尚未有具体有效的落地举措，导致数据价值化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信通院对我国部分企业样本的测算结果显示，20*年数据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度仅分别为*.*%、*.*%和*.*%。
(三)较为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
科技创新成果和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力系统后，需要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从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充分激发经济活力，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需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发挥好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和金融“加速器”的强大推动作用，通过“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构建富有活力、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引领发展能力，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不断夯实科技、金融、产业发展基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交叉融合，推动多种力量参与“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实现循环基础不断夯实、循环动力日益增强、循环通道逐步拓宽、循环效能和循环效率持续提升。2023年*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明确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五篇大文章。在政策指引下，会有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加大对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融资支持，大力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但目前，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还存在循环范围有待扩大、循环支持力度不足、循环协同不够高效、循环信息不对称、跨区域合作有待优化等问题。一方面，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防控风险，从而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率，往往要求企业提供抵押物。而创新型企业常常具有“轻资产、少担保、缺乏抵押品”的特征，专利等无形资产的价值难以准确评估，创新资金的需求又具有急迫、频次高、数额小的特点。这就会使银行服务成本增加、盈利空间收窄，导致创新型企业较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发育不足，股票发行和退市机制尚不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小股东保护、数据质量等问题较为突出。投资机构的稳健性和多样性不足，债券市场的包容性、风险容忍度尚需进一步提升，支持创新发展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同时，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实力不足，“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的支持政策有待完善。资金实力雄厚的各类大型金融机构仍面临风险投资市场进入困难的问题，金融自我循环强化趋势仍在，导致金融与科技、产业等之间联系弱化。受制于科技创新、产融结合制度及政策尚不完善，金融服务与企业创新周期仍存在脱节问题。我国科技研发阶段的经费以财政资金为主，成果产业化转化阶段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在服务科技研发、推动创新成果扩散与产业化转化方面的作用不足。
(四)强大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撑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从国民经济循环看，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消费作为生产的目标，是社会再生产系统的一个“内在因素”，对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从动力机制看，消费需求拉动和有效供给推动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动力，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随着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我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庞大消费需求为前沿技术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早期应用场景，成为新质生产力不断催生、成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成长壮大。目前，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为*万亿元和*万亿元左右，比20*年分别增长*%和*.*倍，年均复合增长*.*%和*.*%，特别是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已连续*年稳居全球第一。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我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也居全球第二位。同时，我国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超大规模市场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产生的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牵引带动作用明显。此外，我国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空间巨大。20*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和*.*%，分别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和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持续实施，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会进一步扩大，内需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也已成为全球经贸“稳定器”和吸引外资流入的“粘合剂”，使得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全球占比连续*年稳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额也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与这一市场体量规模不相称的是，我国市场体系还存在制度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通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影响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如，部分地方政府要求进入的新能源车企在当地注册销售公司、建立规定数量的维修点甚至生产厂;一些城市要求中标建设风电场的企业必须在本地建设生产基地，要求企业本地化，出现“以资源换投资”“以市场换投资”现象;一些地方设立地方标准和目录，要求外地企业在本地上市必须达到特定的技术要求;部分地方以地方补贴政策、特定的采购条件、不公开协议及隐形门槛等限制外地企业进入，增加外地企业成本，扭曲市场竞争。
(五)拥有良好产业基础和一批高素质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是新生事物，但“新”离不开“旧”，传统生产力“老树发新枝”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力量。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良好的产业基础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包括*个工业大类、**个中类、**个小类，涵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产业类型，是全球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生产效率高，竞争优势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能够加速前沿技术从创意到产品的产业化过程。同时，自2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和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不足*%提升至*%以上，积累了规划、政策、组织等各方面经验，在增进市场竞争、早期市场培育、激发企业研发创新、推动集群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能够为前沿领域技术突破、产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奠定较好基础。20*年，习近平总书在*考察时前瞻性提出布局未来产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出台与未来产业相关的政策文件，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政策与产业基础。此外，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人才。我国人口红利正向人才红利转变，这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较好的高素质劳动者基础。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居世界第一，截至20*年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年;累计培养超过**万名工程师，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数量超过**万人，远超其他国家，潜在工程师群体的规模优势明显;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材料等前沿领域的华裔科学家和专家人数众多，并拥有一支庞大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可为前沿技术突破和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六)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要求充分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和现有产业基础，以提升要素质量、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非常重要。未来产业的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需要一大批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也需要一大批具有前瞻眼光、能够把握未来需求、熟悉技术变革趋势、洞悉商业机会，并且能将相关产业要素进行整合，推动未来产业产品和服务商业化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同时，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批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要能脱颖而出，以企业这种市场化资源组织形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形成。从国际经验看，拥有一批创新型企业，通过尖端的技术研发、完善的产业生态、卓越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实现对底层技术、核心标准、规则体系、软件服务框架等一系列的规则控制，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从而形成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建立协作关系和价值管理等职能，是发达国家不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主导权和控制力，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的重要因素。部分追赶型经济体通过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的通力合作，努力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遇，不断增强技术创新与研发制造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产业成功。我国高度重视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作用的发挥，通过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活力。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但总体而言，我国创新型企业在数量、质量、领域分布、运营效率、品牌建设、国际化运营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与国际领先企业仍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型企业培育，助力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三、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思路与建议
推动新质生产力尽快形成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我国具备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优质土壤和良好的基础条件。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促进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活力充分释放，构建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高素质劳动者和产业基础，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和企业家才能，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汇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磅礴动力。
(一)推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
适应前沿技术融合发展趋势，组织实施“新赛道”战略。发挥政府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作用，加快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搭建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源头供给，完善颠覆性和非共识技术的遴选与支持机制，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包容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和评价体系，营造鼓励发明创造和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提升重大技术原创能力。加快建立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创新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优化国际化科研环境，支持国际一流科学家通过揭榜挂帅、国际招标、择优选择等灵活方式参与我国前沿技术研发，增强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话语权与主导力。
(二)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
只有让数据要素和各类资源充分流动，经济才能活跃起来，新质生产力才能源源不断涌现。一是推进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格式、接口、存储等软硬件通用标准，完善数据登记、数据交易、数据共享、数据服务等环节通用规范，提升数据供给质量，形成更加完整贯通的数据链。二是推进数据确权、流动和共享。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出台数据资产登记管理办法，研究数据分类分级授权机制，建立互联互通的数据产权登记平台，完善数据定价体系和数据资产市场运营体系，构建多级市场规则，确保数据可流动、可使用。三是创新数据开发利用机制。推动数据在智能制造、商贸流通、交通物流、金融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应用，加强场景需求牵引，打通流通障碍、提升供给质量，推动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新治理，促进我国数据基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数据在不同场景中发挥乘数效应。
(三)构建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的新质生产力实现机制
顺畅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机制是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通道，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现机制。一是畅通“科技—产业”循环。坚持“四个面向”，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前沿颠覆性技术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始技术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需求发布机制，促进产学研联合攻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二是畅通“产业—金融”循环。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五篇文章。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打造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三是健全科技、产业、金融协同配合的政策体系。依托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委员会等决策议事和协调机构，建立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政策体系。着力加强科技、产业、金融决策部门的衔接沟通，重点解决金融机构经营模式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金融自我循环等问题。遵循科技金融、新兴产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客观规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的新质生产力实现机制。
(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强大的国内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和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规模市场容量效应和规则制度统一效应两个方面。首先，进一步释放强大国内市场潜力。适当调整住房领域限购措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汽车限购限行政策，适度加大汽车下乡补贴力度，优化调整购车补贴车型限制，支持重点城市新设市内免税店，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其次，促进国内市场规则、标准和制度统一。建立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部际协调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加强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重大战略相协调，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开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专项行动，加强存量政策清理，逐渐废除各种以市场换投资的不合理行为和妨碍公平竞争的地方保护政策。加强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刚性约束，畅通企业和消费者监督举报渠道，对地方政府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资质标准等方面的不合理行为给予处罚。
(五)完善人力资本结构和现有产业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现有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我国完整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优势，进一步提高国内产业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化分工与专业化协作，引导产业创新资源和要素向优势区域集聚。以重点优势地区为核心，依托区位交通、人才集聚等优势，加大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国内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把握全球产业发展大势，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人力资本结构。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多领域，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加强人才梯度培养，重点提升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水平，强化科学、技术、数学、工程等领域和新工科、新医科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所需人才培养。构建数据驱动、人技结合、跨界开放、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新型教育生态，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国家，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劳动力队伍。
(六)促进企业和企业家发展
一是加快构建有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和市场化重整机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化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生机活力。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品牌培育、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能力。优化涉企精准服务，建立“企业直通车”制度，聚焦重点企业，及时掌握诉求、协调解决问题。三是持续加大适应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创新型企业培育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建设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推动连接、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加强适应人的更高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四是提升企业国际化能力。加强企业国际化发展培训，搭建集国别风险预警、海外投资咨询、海外企业互助、品牌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企业国际化服务平台，引导企业有序开展国际化业务，更多向海外输出先进技术和业务模式，提升国际竞争力。五是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与美交流对话，积极拓展与欧日韩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先进技术、数据、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营造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专题党课讲稿 篇三
同志们：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要义，这要求我们探索并应用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所在。”他还强调，“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显现出其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一、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科技创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资料的创新以及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具备强大的发展潜力，能够引领社会生产进入新的时代。
劳动者的素质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培养一支具备高度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引领科技前沿，创造新型生产工具，还需要在科学认知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一支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队伍，他们应具备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新型生产工具的操作能力，包括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在于拥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是否具备科技属性，是区分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关键标志。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融合应用，我们见证了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这些工具不仅解放了劳动者，削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极大地拓展了生产空间，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它们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式，推动了制造流程的智能化转型，以及从规模生产向规模定制的范式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来自于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使得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方面，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手段更加先进，范围也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人类不断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对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例如，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它不仅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还能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一步放大价值创造效应。
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有当这些要素实现高效协同，才能激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在新技术的驱动下，新质生产力正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调整。它推动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对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进行深刻理解
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显著的特点在于其以创新为主导，摒弃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路径，展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性。这一生产力形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提升。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基础要素进行了重塑，催生出新的产业和业态，推动了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形态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引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在载人航天、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式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展现出高效能的特点。产业作为生产力变革的直观表现，其主导和支柱产业的持续升级是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这些新兴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2022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领先优势。我国正积极规划未来产业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等全面革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新质生产力追求新供给与新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供需的有效匹配是社会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新质生产力通过高水平的供给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平衡。一方面，新需求推动供给升级，激发新的供给能力，推动生产力提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提供的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有效需求。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增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积蓄势能和赋能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性的观念，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科技创新为核心，产业升级为导向，致力于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进步和质变。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至关重要。首先，要协调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其次，要优化新质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多管齐下培养新型劳动者、创造新型生产工具、拓展新的劳动对象，实现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高效协同和匹配。再次，要平衡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坚持两者协同共进，在开放的环境中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最后，要协调好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两者的发展，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一手抓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构建完整、先进、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加强新型劳动者队伍的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和发展，打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探索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持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鼓励在华外资企业、外籍科学技术人员等参与科技计划项目，为全球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要创造和应用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核心，推动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充分发挥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各方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造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发挥企业在研发应用新型生产工具中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创新要素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要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重点，拓展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和赛道。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新增长引擎，强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对未来产业的统筹谋划，在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探索多路径交叉融合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做好生产力储备。
要推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要素协同匹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的变革和调整，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发挥产业链融通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依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的跨界融合，衍生出新的环节、链条和活动形态，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促进精准供给和优质供给，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新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