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我们应该重视教育的力量。怎样处理与他人的冲突和矛盾？这些总结范文是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回顾和总结，很值得一读。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一
关于小说(或文学或艺术)的风格，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一个作者或作家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说法。
这是正常的。
因为不管是对于整体的艺术而言，还是对于艺术之一的小说而言，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能说清、能道明的反而是远离了艺术。
所谓“风格”或某作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并非全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所谓的什么什么“文学流派”也是如此。
我更倾向于“风格”和“流派”之说是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们为了便于分类研究而采用的一种模型，而不是想用它来指导作家们的创作，或鼓励一帮作家们刻意形成某种风格的流派。
而事实上，真正的作家们也是不认同这种说法和做法的。
孙犁先生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刚办杂志的时候想请孙先生题个刊名，结果被他婉拒了，我们只好从鲁迅的手稿中选了那几个字凑在了一起作为我们的刊名。
当时我们有许多人不理解。
虽然孙先生没有说明原因，但我想他是不赞同我们出这样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文学刊物。
因为据说他之前曾反对过“荷花淀派”这种提法，也不认同外界所公认的他的那几个弟子。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也折射出了他对文学和小说的深刻理解。
这说明他老先生其实不是一个薄情的人，而是一个深刻的人。
因为归根结底，文学创作是一种纯个人的事情。
什么是创作?创作不同于写作，更不同于“码字”。
创作就是创新，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不管是技巧还是方法。
如果你首先在心里就把自己归在了某种流派或风格的窠臼里，自己给自己划框框，还怎么去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喧嚣一时的流派都销声匿迹了、而一些不朽的作品却留传于世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搞创作是不能随大流、随潮流的，也是不能刻意追求什么风格和流派的。
就算某位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恐怕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追求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创新，你就必须自己超越自己，让每一篇作品都具有它独一无二的个性和价值。
当然，篇篇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因为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超越自己更难的事了。
但这也正是创作的可贵之处、价值所在，否则我们大可不必搞创作了。
如果把创作当成了一种谋生和赚钱的手段，那就另当别论。
好的小说，每篇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亮点，阅读时鲜活的各色人物扑面而来，总能给人带来迥然不同的感觉和享受、兴奋和惊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因为一个作品的审美过程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来共同来完成的，缺一不可，你不能把读者的想象空间都给堵死，而应给读者留下充足的再创造和思考的空间。
在这个审美的过程中，你充其量也只能当个导游的角色，引领你的游客完成一趟对未知世界的审美和探险，并在他迷路的当口帮他指点一下，而不是自顾自地带着游客一路狂奔，不给他们欣赏美景的机会，还把人家累个半死;或者把游客留在那里，让他们看着你一个人独自远行，绝尘而去，游客却楞在那里无事可做，白花钱还搭上宝贵的时间。
好的小说，细节上也都拿捏得很有分寸，恰到好处，让读者时而惊喜，时而感叹，时而憧憬，时而担忧，让阅读本身变成了一种审美享受，就像一次愉快的远游。
需要一提的是，关于作品的风格，可能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语言上的风格。
不错，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是一种书面语言的艺术。
风格即特色，你的语言没有特色可能不吸引读者，但如果你篇篇是一个味道恐怕也会让读者厌烦。
所以在特色中你也得求点变化，就像表现音乐的音符，除了七个音符的排列组合，每首音乐还得有不同的曲调。
所以你还要学会在风格中求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很纠结。
在语言风格的问题上，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不要太刻意，更不应走极端。
相反，在来稿中，我发现有些作者为了刻意追求语言风格而大量地使用和模拟地方俚语和口语，同时也削弱甚至破坏了作品的可读性，给本来应该是愉快的阅读制造了障碍。
因为你用的地方俚语和口语，外地人可能就看不懂，或看着很费劲，而恰当的应用却可能使你的作品妙趣横生、陡添异彩。
所以，俚语口语的应用要有个度，并且应用得当、恰到好处。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二
关于小说的定义和要素、写法和技巧等，大家都是行家，谈的也已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我就谈谈小说和文学的价值。
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任何文学作品的产生和存在都是源于人们的一种内心的心灵需求，只要有人类存在，它就不会消亡。
小说也不例外。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和出现除了有文字记载的以外，我想它其实早就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了，只不过那时可能是口头相传而已，可能那时它不叫小说，而是叫传说或故事或其它叫法也未可知。
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这从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也可悟知一二。
从我而言，作为一个深山里的孩子，在六、七十年代那样艰苦而特殊的时代，除儿时听老人讲的各种神话传说外，我记得我从识字不久就与小说不期而遇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偶然读到了一本没有封皮的旧书，里边有一篇东西叫《三月雪》，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平生遭遇的第一篇小说。
说是“东西”，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说是遭遇，是因为它的偶然。
我至今也想不通，怎么会在那么闭塞贫瘠的偏远山村会读到这样一本那么吸引人的书。
我也一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只是因为它曾深深地感动了我而至今难忘。
我那时还小，当然不知道那是一篇小说，更不知道它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儿童文学”的东西。
但这并没有影响一个孩子对它的喜爱和感动。
由此可见，文学这东西实在是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的。
它也会伴随着我们终老。
因为那里边有感动，有幻想，有憧憬，也有希望。
它能实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也不能实现的东西，否则我们可能会因为某种实现不了的愿望而懊丧，甚至会因为某种无法摆脱和填补的空虚而自杀。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和宗教一样，从功能和价值上来说，文学充实了我们的人生，也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可以这样说，只要还有人类存在，我们就离不开小说，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艺术(当然也离不开宗教。
因为文学能填补我们精神的空虚，却不能消除我们对未知世界的迷茫和恐惧，但宗教能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在用它独有的方式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中国自杀率和绝对人数一直是世界第一，不是因为缺少文学的滋润，也不是缺少党的关怀，而是因为缺少宗教的抚慰。
因为文学虽然能填补我们精神上的空虚，却不能消除我们对未知世界的迷茫和恐惧，我们除了自杀别无选择。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扯远了，暂且按下不表)。
综上所述，由此可见，真正的小说，真正的艺术都是永恒的，它们不会因为时间的流失和年代的久远而过时(比如《红楼梦》、比如《金瓶梅》)，也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消亡(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和网络文学)。
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在不同的媒介上存在，但绝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当然，伪小说，伪艺术要排除在外。
所以，有志小说创作的人，只要你写的是一种真小说、真艺术，就不怕白费工夫，也不怕因一时不能发表而沮丧，因为真正艺术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都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它的价值。
比如现代派小说的宗师和创始人卡夫卡的作品，生前大都未发表，他和他的作品的价值是在他死了多年之后才被逐渐发现并风靡于世界的，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和他的作品在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和文学创作、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生活;而生命哲学的先驱者叔本华，他的著作写出来没人给他出版，只好自费出版，结果也是无人问津，甚至连他的作家母亲都对他冷嘲热讽，说：你写的书毫无价值，根本就不会有人买它，当初我劝你，你不听，这回被我说中了吧?而他却对他的母亲说：“等你的著作连‘堆破烂’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时候，还会有人在读我的著作，而你只会因我而被后人知晓。”结果时间还真验证了他这句话!是啊，如果不是因为有叔本华，我们今天还会知道曾有这样一位尖刻的母亲和那位德国女作家约翰娜·叔本华吗?直到今天，他的作品和哲学思想、美学理念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
卡夫卡和叔本华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作品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当时能不能发表，而在于写得好不好、价值高不高。
如果你的作品没有价值，你和你的作品就会象叔本华的母亲和她的作品一样，会随着时间流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当然，文学创作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非功利的东西，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东西，是你的一种精神需求的副产品，别人能看到它对你来说纯属是个意外;别人看了它能给你钱，那就更是个意外。
起码最初的文学都是这样，因为那时哪有什么出版社，还谈什么发表不发表!所以，能不能发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种精神需求。
如果没有这种需求，你就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和情感;如果你是为了名或钱，那还不如去做生意或当艺人、当演员。
而我们现在的许多作家作者也确实都是为了钱。
这对文学和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尴尬。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三
内容摘要：无论是古代文坛还是现代文坛，《醉翁亭记》都可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它具有相当珍贵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写景抒情自然结合的写作方法，运用虚实相间、骈散结合的语言表现出欧阳修与封建社会其他的“迁客骚人”所立足于个人得失的根本不同，更加体现出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与民同乐览物之情。
《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醉翁亭记》在当时就颇受人们的推崇。
一篇文言文要成为经典，主要应该取决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醉翁亭记》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写景抒情自然结合，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如第一段写醉翁亭的环境：用“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表现醉翁亭赏心悦目的外景;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醉翁亭幽清的环境;接着写亭的近景，用鸟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后借解释亭名直抒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奠定全文写景抒情的基调。第二段写醉翁亭四周的朝暮、四时之景，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三段写滁州官民同乐的图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和平生活中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俗人情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句法骈散结合，语词虚实相间，是《醉翁亭记》语言形式上的显著特点。
该文虽说是散文体裁，但文中采用了不少骈句，读来声调铿锵，节奏感强，像“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等。
文中的21个“也”、25个“而”，把诗一样的句子散文化，一向被视为创造性使用虚词的范例。本文通篇有21个“也”结尾的语句，每个“也”字句代表了一个语意层次。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这些句子分作两类。一类是先将实际的景物描绘出来，而后加以解说，如此层层展开，每一层都用一个“也”收住，如：“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使人感到不疾不徐，自然合拍。第二类是用在一般的肯定句中，如：“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也”字的连用，为全文营造了一种平和、愉悦的情调，这很切合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
我们试着比较一下下面两组句式不同的表达效果：
【甲】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
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乙】琅邪山，蔚然而深秀。
酿泉，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
醉翁亭，翼然临于泉上。
【甲】也就是原文采用的是前后二分式的句法结构，这种表述给人的感觉，先是心理上的惊异、发现，后是领会;这种句法的多次出现，还提示了景观的目不暇接和思绪的'源源不断。【乙】用的是一般描写的句法，先点出景观名称，后加以描写;这就表现不出心理的惊异、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有点像流水账了。
《醉翁亭记》语言形式即文学上的这一特点，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但对其文化价值，一直以来似乎重视不够。
说到《醉翁亭记》的文化价值，先得了解该文的创作背景。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相继贬职。欧阳修不顾个人利害，愤然上书斥责有关权臣，他因此也遭到贬谪。《醉翁亭记》就是他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时写的，写于作者被贬为滁州太守第二年(1046年)，他当时只有39岁，却自称为“苍颜白发”的“醉翁”，这有点自嘲的意味。
当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遭到贬谪命运之时，一般人会以怎样的心态面对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唐]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听到朋友贬官，作为朋友的元稹“垂死病中惊坐起”，何况是当事人呢?
而从《醉翁亭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欧阳修因为贬官而怨天尤人，而痛不欲生。他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对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用欣赏的眼光在观察着醉翁亭的秀丽环境和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在体验着滁州人民怡然自乐的生活画面。
我们不妨把《醉翁亭记》一文所表现出的“览物之情”跟范仲淹笔下“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根本性的区别。简言之，欧阳修的“览物之情”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思想，范仲淹笔下“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则立足于个人的得失与荣辱，这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不难看出，比起封建社会一般的“迁客骚人”，欧阳修的境界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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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欧阳修是那个时代一位难得的与民同乐的好太守，所以，他才能写出《醉翁亭记》这样有境界的美文。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四
在高治的第一课，我们就学过“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知道了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也知道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人的价值。
当我们最初接触“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词汇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对自己的人生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总是在心里勾勒出一个宏伟的蓝图，暗自默念道：我的人生舞台一定是辉煌的，多年以后你们将会看到一个别样的我。
就是这一腔的热情，就是这心中的梦想让我们在自己人生道路上不停的追逐着，努力着，也许每个人都曾回首感叹过，在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那将是怎样一种执着的信念，那将是怎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漫漫的，我们步入社会，知道了社会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曾经美丽的.梦想被无情的吞噬，曾经执着的信念被洪水淹没，我们开始迷茫，开始气馁，年轻时的激情化为灰烬，宏图伟业已成泡影，心中再没有了所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的只是金钱和利益。我们要生存，要活着，在维持不了生计的情况下将谈不出任何理想。
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每天纠结于工资和利益之间，工作让他们厌倦，工资令他们不满，但终是不肯离开那个圈子，烦躁的情绪时刻困扰着他们，像个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无法挣脱，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纠其原因是什么？终是一句话：关于价值的体现。
当我们从事了一个行业，或者学会了一项技能，潜意识里就会认为，这将是终身奋斗的事业，哪怕道路很艰辛，也不愿轻易舍弃。人的思维一旦被固定起来，也就掉进了思想的陷阱里，无法看到更广阔的天空，行走的道路也将越来越窄。
其实人生好似一个旅行，前路的漫漫，总是在摸索中前行，我们永远无法预期，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每走的都是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用了几年，或者几十年的努力，才发现我们走的路其实并不适合我们，也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大学里辛苦学了几年的专业跟从事的行业完全不对口，总是在不停的抱怨与感叹，纠结与挣扎当中，其实，在我的观念里一直认为，知识没有白学的，学更多的知识，从事更多的行业，只会让我们掌握更多的技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谋生手段，让我们有更宽的路可走，让我们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
一个人的价值是无限的，是不可估量的，不能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我们不能说从事服务行业就有多低贱，从事管理工作就有多尊贵，不能说赚钱少，价值就少，岗位再好，薪水再多，终归不适合我们，我们不需要，人首先是活出自我，其后才是实现价值，一份舒心快乐的工作，将会带给人一个幸运的人生，所以永远不能以一个职位的高低来评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终归是为自己而活。
人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这个问题总是让我们不停的思索。
老公总是和我玩笑着说：“你是售货员里最会写文章的人，你是写文章里最会卖货的人”。我知道我做不到其中的“最”字，但是这句话足以表明了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我们在一个岗位上能无限的扩大它的附加功能，我觉得这就是价值的体现。
当我们身为家庭主妇，我们能成为最棒的妈妈，我们能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来培育一个聪明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当我们从事服务行业，我们能把我们最热情，最友善的一面展示给客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哪怕我们赚不了太多的钱，做不了更多的事，我们也要充实的活着，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有我们存在的快乐，这也将是最大的价值。
所以，在我看来，职位不分贵贱，只有热爱与否，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无限的扩大其附加功能，充实而快乐的生活，让身边人感受到有你的幸福，这将是活着的最大价值。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五
这点本来是不想说的，但又觉得它对我们的创作非常重要，所以还是想谈谈，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这部分可能是教科书上或其它地方都不便谈的，但却是我们在创作中常常遇到或受到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按顺序这部分应该是放在前边谈的，算是个补充吧。
纯属个人浅见，算是抛砖引玉，提出来与大家交流和商榷。
大家知道，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文学包括小说曾承载了或正在承载着许多它不该承载的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们许多作者作家的创作，包括创作的理念和实践。
当然影视作品也不例外。
至今我们还能常常从影视、文学书刊和我们杂志的来稿中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和延续。
简单来说，从电视上你会感到港台拍的电视剧和我们内地拍的电视剧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有些电视剧你看到里边有许多甚至全部的演员都是港台的，但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剧本是内地人写的;而有的电视剧虽然看上去港台演员不多甚至没有，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那编剧肯定是港台的或是由港台编剧动了大手术的。
为什么?因为不仅是风格，更有艺术理念上的明显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效果和我们的感受。
因为许多电视剧是由小说改编的，自然也涉及到了许多小说作者的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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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六
国内我们学习中文的课程叫做语文，在香港和台湾叫做国文。电影《男人四十》张学友在里面演的是一个中年的国文老师，他爱国文。导演许鞍华选择苏轼的《前赤壁赋》来表现国文的美。导演把他的这种对国文的爱，溶到电影里，当我们欣赏这部电影时，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种对国文的爱了，而是男女主角对生命的一种爱。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国内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去读书，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期都有国文课.那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美好时光都给了国文了，那国文自然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电影里，最感人的场景莫过于张学友和梅艳芳一起多次朗诵《前赤壁赋》。我想他们把对人生的美好象往，都一起寄托在这个美好华章里了。他们背诵出来，带出一抹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的感慨，好象在控诉岁月的无情，人间的沧桑，世事的无常。此情此景和作者苏东坡在创作这篇千古名篇的际遇何其相似。
《前赤壁赋》的作者苏子瞻一生才华横溢，在诗词、书画、文学、政治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成就。但终其一生，用颠沛流离来形容他的人生际遇也不为过的。今天我们看来，一个这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我想跟他的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大凡大智者都很偏执，成就他们的也是这份偏执。而这份偏往往会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给他造成很大阻力，苏东坡也是这样。
我们看看他的一生高考本来全国第一。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苏东坡的试卷是他的弟子曾巩的试卷，为了避嫌欧阳修把苏东坡的试卷判为第二。本来可以在北京做个部级干部，因为跟当时的领导搞不好关系，反对领导。下放到杭州做市长，当时的他还年青，有一腔热血和豪情。这个时期他的作品都比较豪迈有气势，有文采，但是，不是成就最高的。做了几年，又是因为没有跟领导搞好关系。被下放到密州做个县委书记，这时的他还没有认识到他的这种错有多么严重，终于惹了杀身之祸，爆光了部级干部的性丑闻，终于被投入大牢。好在宋朝的大老板定的规矩不杀当过大官的干部，坐了103天的牢。苏东坡一辈子还是有女人缘的.，皇太后很喜欢他，是他的忠实粉丝。苏东坡坐牢那段时间皇太后病了，皇帝为了表示孝心救母亲要大赦天下。当皇帝跟皇太后申请的时，皇太后发话了，她说：“皇帝啊，你不用大赦天下了，你把苏东坡放了吧，放了他我的病就会好了”，就这们苏东坡被下放到黄州做了一个民兵副队长。
故事从这里才真正开始，这时的子瞻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他已经步入中年。家里有三个儿子还有老婆，老婆是大家闺秀也不会做什么苦力活，还要请用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非常大。一大家子这么多人等着他开饭啊。好在子瞻以前在做官时积累了一些声旺，当时黄州的县委书记姓徐，我们就叫他徐书记吧，徐书记很崇拜他，是他的粉丝。但是徐书记也是个清官，工资也不高，也养不起苏东坡一大家子啊（当时宋朝的官员工资不算高，县委书记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中产）。于是徐书记就搞一块地给苏东坡种，说苏兄啊，这块地是以前一个贪官的，现在收归国有了，也没人种。你一家子靠你的工资，是会饿死的，不如就种地吧。就这样苏东坡一家就种地了，这块地在东面所以苏子瞻取名东坡。自己就改了个名字，叫做东坡居士。没想到这个东坡居士在一千多年后还人们记住了，而且比他的本名苏轼流传更广。
苏东坡一家种地，不象陶渊明，种的是好玩啊。苏东坡就靠种地养家糊口了。这段时间在苏轼的一生中，很多技能都达到了颠峰水平。他的诗词《念奴骄.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这个时期所作，还有厨艺也到了颠峰水平，比如东坡肉，就是因为，苏东坡这段经历，吃过苦，自己会做菜做饭。说到这里我们插一句广告，苏东坡其实在厨艺方面的成就不比他在诗画方面的成就低，留传到现在东坡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东坡当时发明很多菜式都是家喻户晓。东坡的菜式有几个特点，用料简单、便宜，做法容易，把宫廷菜的工艺用到做家常菜里面。就象流行音乐一样很容易就被广大市民接受推广。
当时苏东坡没有钱很少喝酒吃肉，跟之前他在杭州做书记时，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几个月没有喝酒吃肉了，这时徐书记有一个客户过来，想到了苏东坡，就稍了个信给苏轼，说苏日子不好过吧，过来一起吃个饭，喝喝酒吧。这个千古名篇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苏东坡接到邀非常高兴，几个月没有喝酒吃肉，今天终于可以放松一次了。他们一起租了一条船去了赤壁。在那个初秋的夜晚，有点风，看着天上的明月，喝着杯中的茅台，这种日子已经很久没有享受了。这时苏东坡不知不觉就喝多，于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美女出场，但是，徐书记费用不够。而且当时的黄州很偏僻，交通不便，夜生活已经结束，美女都睡觉了。这时苏东坡喝高也只有写写文章了，抒发一下久违的心情，没想到成就了千古名篇《前赤壁赋》。
说到这里，我们看看电影里的张学友的情况跟当时的苏东坡何其相似啊，苏东坡生于1036年，写前赤壁赋时是1079年43岁，被贬黄州，也是他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升华，为他的后期的发展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张学友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人生到了一个颠峰时期，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的事业，家庭子女都已经成熟了。
他们才华横溢，他们曾经执着地追求过自己的最爱，为此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欲望，承受过于常人的心理压力而此时人生也经历了大半。面对世事，想想还在为生活奔波，历尽沧桑。此时他们年纪也都是四十多岁，对人生的追求已经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对酒歌的豪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价值观溶入了这个现实而有炎凉的世界，他们的伟大的报复、崇高的理想已经成了昨天的回忆。现在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憧憬。这个地球至少美好的自然景色，人类的历史，如清风，明月，大江，大河，这些都是不用花钱就可以欣赏的公共资源。如果再有些美酒佳肴就成了佳句名篇了。
对于生命的认识，正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所说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曾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如果你从生命的个体来看，看到是人生的无常。如果你从生命的整体的来看，看到的是永恒。男人的一生精华之所在也就是不惑之年。苏东坡也好，电影里的男主角也好，都会在这个年纪达到自己生命中的最高峰。就象一部电影一样高潮过后就是一些收尾的工作了。如果我们能这样去看待我们的人生轨迹的话，那我们就不难去把握一些，在我们的生命里，可以用一生去追求的东西，我想那不会是金钱和名利。现在大多数人用一生去追求的无非是金钱和名利，如果这个世界都变成这样，那人类的精神领域就很难有更高的发展了。
如果用通俗的观点去看苏东坡，苏东坡的一生就是因为他性格上的缺陷，使他没有达到他追求金钱和功名上的最高峰，没有功成名就，没有大富，没有大贵，没有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反正是因为他性格上的偏执使他在文学、书画上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也让中国古文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男人四十，决定我们一生的成就会去到了那里，我们的既然选定的东西就好好的珍惜，好好地去实现他让他达到一个我们生命中的最高峰，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无悔这一生了呢。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七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诗!
而叙写婚后辛劳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则印证“女也不爽”的自我评定，与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罔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无爽，即合乎礼义;罔极，即没有准则。《礼记》规定了儿与媳晨昏定省侍奉父母(公婆)的行为标准。这四句诗突出了女子几年如一日操持家务、早起晚睡侍奉公婆的辛劳。女子自认为没有一丝一毫越礼的行为，谨守做妻子的责任，却受到了男子的恶待，其情其理，的确难以接受。
桑林、淇水见证了“我”的爱情。
刘老师猜测了两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引人、最撩动人心的还是女子对爱情一步三回头的哀怨、斩断情丝的刚绝与无奈。对女子进行道德压迫和行为戕害的封建时代无法看到如此丰满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铭心的爱恋;婚后的不幸，反衬出爱恋的可贵。所以女子反复吟咏的，就是留下两人足迹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兴手法，通过桑叶由嫩绿到枯黄的变化喻女子由青春逐渐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过程。但这“桑”不是“五亩之宅”范畴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树：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礼，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寻找配偶，中意的话则到祠宫禀告祖先，祈祷保佑。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欢乐、终于悲伤的见证。水能隔绝临河幻想的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却阻挡不住处于热恋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为他们结情之所(“秋以为期”)：伟大的爱情力量战胜了大自然的束缚。不仅如此，隐喻“爱”的“涣涣溱洧，汤汤淇水”，激荡着人们心中不可阻遏的爱的热情，让女子回忆起“以我贿迁”时的渡淇之境：当初我俩坐在车里，欢声笑语渡过淇水，汤汤淇水就是依依情意;如今我形单影只再渡这河，河水和着我的恨泪溅湿帷裳，汤汤淇水就是不尽恨情。再者，这淇河也应是氓信誓旦旦之地。古人有临河起誓的传统，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击楫而誓：“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请淇河监督他“与之偕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婚后反差，也无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男子轻许誓言，没有一点行为准则!
如上，《氓》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婚前对爱情憧憬、坚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时又直面现实、勇敢抉择的女子形象。她的不幸，与当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她和《邶风日月》《邶风谷风》中女子的性格、行为、结局各有不同，但又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社会变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的群像。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现实，诫谕贵族阶层维护道德，来教化社会;但事实上《氓》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变化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女子形象因《氓》的社会价值更加丰满，《氓》的社会价值也因人物形象更加彰显。
相关翻译：
憨厚农家小伙子，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找个机会谈婚事。送郎送过淇水西，到了顿丘情依依。不是我愿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望郎休要发脾气，秋天到了来迎娶。
爬上那垛破土墙，遥向复关凝神望。复关远在云雾中，不见情郎泪千行。情郎即从复关来，又说又笑喜洋洋。你去卜卦求神仙，没有凶兆心欢畅。赶着你的车子来，为我搬运好嫁妆。
桑树叶子未落时，缀满枝头绿萋萋。嘘嘘那些斑鸠儿，别把桑葚吃嘴里。哎呀年轻姑娘们，别对男人情依依。男人若是恋上你，要丢便丢太容易。女人若是恋男子，要想解脱难挣离。
桑树叶子落下了，枯黄憔悴任飘摇。自从嫁到你家来，三年穷苦受煎熬。淇水茫茫送我归，水溅车帷湿又潮。我做妻子没差错，是你男人太奸刁。反覆无常没准则，变心缺德耍花招。
婚后多年守妇道，繁重家务不辞劳。起早睡晚不嫌苦，忙里忙外非一朝。谁知家业已成后，渐渐对我施凶暴。兄弟不知我处境，个个见我哈哈笑。静下心来细细想，独自伤神泪暗抛。
当年发誓偕白头，如今未老心先忧。淇水滔滔终有岸，沼泽虽宽有尽头。回想少时多欢乐，谈笑之间露温柔。海誓山盟犹在耳，哪料反目竞成仇。莫再回想背盟事，既已终结便罢休！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八
贺佳波说：任何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新的岗位都会经历一个职场的蜜月期，但是短短的蜜月期过后，现实冲突就摆在了你的面前，很多你在进入到公司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岗位之前，没有预想到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你面前，让你很难受、苦恼。在这个时候我想很重要的是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多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我经常给自己的同事也在讲，当你面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岗位上，对岗位的流程，业务的内容基本上熟悉的时候，很多现实的困难就会困扰着你。
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你成长的机会，如果你克服了这些苦恼，这些困难，你的能力就提升了，你就在成长，除非你觉得是这个公司体制的原因，主要是外部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全部因为你，否则不要轻易去换职位。在我看到大部分的情况里面，能够快速成长的人，往往是能够在一个岗位上，一个领域里面坚持不懈做下去的人，人只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深了，积累厚重了，他才会有发展的机会，否则你就会时时成为一个职场的新人，不断从最初级的开始做起，成长速度理所当然就会很慢。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九
1.“四春”之中，性格比较懦弱的是迎春;精明志高、具有管理才能的是探春;最后出家为尼的是惜春。
2.《红楼梦》中，有“小宝钗”、“小黛玉”之称的两个人分别是袭人、晴雯。
3.《红楼梦》的两条主线是：贾府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
4.《红楼梦》中，“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时从分”。说的是薛宝钗。
5.《红楼梦》中，“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如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时而有情”。说的是贾宝玉。
6.《红楼梦》中，“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缝必主淫。漫言不有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说的是秦可卿。
7.贾府的媳妇，稳重贤惠，本分随和，青春丧偶，统领众姐妹，曾负责海棠诗，此人便是李纨。
8.“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的作者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此诗的名字是《葬花词》，此诗意在喻人，悲叹自己的命运，控诉社会的黑暗，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最高境界。
9.《红楼梦》的`作者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相传后40回是高鄂所作。
10.《红楼梦》中有两句诗评论王熙凤在贾府衰亡中的悲惨下场，这两句诗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11.《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
12.《红楼梦》中，“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贵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说的是袭人。
13.金陵十二钗指的是：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贾巧姐、李纨、史湘云、秦可卿、妙玉。
14.《红楼梦》中结的两个诗社分别是海棠社和桃花社，社长是李纨和林黛玉。
15.《红楼梦》中，“绛珠仙草”指的人物是林黛玉，“神瑛侍者”是贾宝玉。
16.《红楼梦》中，“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未世运偏消。清明涕泪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说的是贾探春。
17.《红楼梦》中，“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辉，湘江水逝楚云飞。”说的史湘云。
18.潇湘妃子指的是林黛玉，蘅芜君指的是薛宝钗。
19.《红楼梦》中被人称为“病西施”的是林黛玉。
20.《红楼梦》中有诗“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指的是贾宝玉。
21.“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分别指林黛玉、薛宝钗。
22.《红楼梦》中，因吃酒醉卧怡红院的人是史湘云;最泼辣狠毒的女子是王熙凤;最具有管理才能、大胆改革的女子是贾探春。
23.《红楼梦》中的“阆苑仙葩”指的是贾宝玉，“美玉无瑕”指的是林黛玉。
24.《红楼梦》中有两位小姐当上了王妃，此二人是元春、探春。
25.《红楼梦》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代表人物是晴雯。
26.《红楼梦》中，“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的是晴雯。
27.“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一曲红楼多少梦?情天情海幻情身。
作品塑造了三个悲剧人物：林黛玉，为爱情熬尽最后一滴眼泪，含恨而死;贾宝玉，终于离弃“温柔富贵之乡”而遁入空门;薛宝钗，虽成了荣府的“二奶奶”却没有赢得真正的爱情，陪伴她的是终生凄凉孤苦。
28.《红楼梦》中，有一个女子，她模样标致，语言爽利，心机极深细，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个人是王熙凤;还有一个女子，她寄人篱下，渴望真挚的爱情，但在森严冷漠的封建大家族中，只能凄婉的唱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个人是林黛玉。
29.最具叛逆性格的丫鬟是晴雯。最卑躬屈膝的丫鬟是袭人。书中还刻画了一个善良风趣的农村老妇人，她就是刘姥姥。
30.贾府的“四春”分别是：孤独的元春、懦弱的迎春、精明的探春、孤僻的惜春。取“原应叹息”之意。
31.《红楼梦》中最热闹的情节是元妃省亲，最有趣的情节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最凄惨的情节是黛玉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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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
8、事之博者其辞盛，志之大者其感……——唐·梁肃
9、事物的美存在于细心观察它的人们的头脑中。——hume
10、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曹雪芹
1、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
5、当文学变成半是商品半是艺术的时候，就会繁荣鼎盛。——拉尔夫
6、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高尔基
7、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郭沫若
8、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
9、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高尔基
10、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
2、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培根
3、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鲁迅
4、眼底江山皆净域，毫端兰竹见灵魂。——许乃钊
6、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唐·白居易
7、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
8、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牛顿
10、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南北朝·刘勰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一
诗歌的落寞，不光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也与人们心灵的变化有关。今天的中国，经济、金钱、物质，占据了政府和民间的议事日程，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灵空间，诗歌不可能不被边缘化。但是，就像久居闹市的人，偶然见到朝露与清泉，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灵莫名地悸动了一下，为了保持我们的心灵还有这种悸动一下的反应能力，诗歌，还是不应当忘却的。
其实，诗歌，是很难被排除出生活的，哪怕我们今天已不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诗歌对思维、语言的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能够读懂诗歌，能够感受到那些排列整齐的文字内在的诗意和密码，标志着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起基础作用的学习能力、感知能力、探索能力，包括联想、猜想、想象，分析、归纳、演绎，形象思维、抽象思想、逻辑推理等等。而这种能力，对一个读书人、文化人来说，是最基础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读不懂诗的人，能读懂哲学；一个理解诗的抽象性有困难的人，在理解数学与物理的抽象性时会没有困难。
所以，无论是考虑心灵的慰藉、人生的幸福，还是从训练脑力的实用工具出发，应该相信，人们会再次认识到诗歌的价值，诗歌不会out。
有没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响的“纯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的研究？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伦理、哲学等诸多非文学因素，于是对“文学性”本身的寻求几乎就成为悲壮的代名词。我欣赏荣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
其实，对文学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其它属性的排斥。相反，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或权力表达都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对文学的解读上，读者不能完全越过“文学性”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同样，在今天学界言必称之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面前，必须考虑其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夏志清先生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在文学性的视景中展开文学史写作的研究方法非常欣赏，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评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文学所要处理的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生存境遇。“文学性”所体现的正是对各种境遇化和经验化的东西的描述。“文学性”强调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最直接、最原初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是从任何理念出发，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种知识系统所收编，它以自己最真实而具体的生存方式来呈现它自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从这种真实而具体的经验出发来对它进行解读。
当然，坚守文学的“文学性”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需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掉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它和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自身的“文学性”。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二
《氓》是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课文，也是《诗经》中婚恋诗的代表作之一。
《氓》虽然如刘文所说“叙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但从被采入《诗》的那一刻起，其在个人抒情的文学价值外又被赋予了浓厚的社会功用。《诗经》在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外，还被借以宣扬修身养性，并以之治国经邦。《毛诗序》论《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准确切中《诗》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统治者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学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矫枉过正，反对礼教、张扬人性，漠视其社会功用。所以，要体味《氓》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和复杂心理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着必须审视《氓》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诗!
刘老师猜测了两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引人、最撩动人心的还是女子对爱情一步三回头的哀怨、斩断情丝的刚绝与无奈。对女子进行道德压迫和行为戕害的封建时代无法看到如此丰满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铭心的爱恋;婚后的不幸，反衬出爱恋的可贵。所以女子反复吟咏的，就是留下两人足迹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兴手法，通过桑叶由嫩绿到枯黄的变化喻女子由青春逐渐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过程。但这“桑”不是“五亩之宅”范畴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树：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礼，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寻找配偶，中意的话则到祠宫禀告祖先，祈祷保佑。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欢乐、终于悲伤的见证。水能隔绝临河幻想的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却阻挡不住处于热恋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为他们结情之所(“秋以为期”)：伟大的爱情力量战胜了大自然的束缚。不仅如此，隐喻“爱”的“涣涣溱洧，汤汤淇水”，激荡着人们心中不可阻遏的爱的热情，让女子回忆起“以我贿迁”时的渡淇之境：当初我俩坐在车里，欢声笑语渡过淇水，汤汤淇水就是依依情意;如今我形单影只再渡这河，河水和着我的恨泪溅湿帷裳，汤汤淇水就是不尽恨情。再者，这淇河也应是氓信誓旦旦之地。古人有临河起誓的传统，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击楫而誓：“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请淇河监督他“与之偕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婚后反差，也无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男子轻许誓言，没有一点行为准则!
如上，《氓》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婚前对爱情憧憬、坚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时又直面现实、勇敢抉择的女子形象。她的不幸，与当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她和《邶风・日月》《邶风・谷风》中女子的性格、行为、结局各有不同，但又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社会变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的群像。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现实，诫谕贵族阶层维护道德，来教化社会;但事实上《氓》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变化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女子形象因《氓》的社会价值更加丰满，《氓》的社会价值也因人物形象更加彰显。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三
柳宗元在永州的旅行日记是闻名遐迩的山水名篇，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人奉为山水小品经典的《永州八记》。
一、文学与旅游文学的相关概念。
文学主要被看做是审美的语言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反映客观的现实、体现作家心理感受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游记、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心里的感情及再现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文学”这个名词也随之出现。现在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者旅游生活的文学，它以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表现对象，书写旅游者或旅游工作者的感情、思想和审美情趣。其比山水文学的表现对象要更加的广泛，不仅涉及了山水风景、文物古迹而且包括了风土人情等社会事物。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文学上的大家，思想上的伟人。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后，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了，但是远离了政治的斗争，他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柳宗元的旅游文学作品主要有游记和纪游诗两大类，一般被称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文学丰富了永、柳二州的旅游资源。
永州和柳州两地比之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旅游地来说，旅游资源比较贫乏。柳宗元的那些经过精心绘制的描写两地自然风光的著名杰作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他给予两地的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珍宝。柳宗元文学不仅使两州旅游地的旅游景观更加丰富，还增加了两州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柳宗元没被贬到这里之前，两州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人文历史景物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时候的山水是没有多少人欣赏的，是寂寞的。柳宗元到了这里之后，它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逐渐远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位置，是柳宗元发现并宣扬了这里奇山秀水的美丽，使它传扬出去广为人知。
(二)柳宗元文学提高了两地旅游资源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和旅游吸引力。
在中国的旅游资源中，因为文学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语言，所以，它往往是融入其他的旅游资源之中，增添这些旅游资源的人文色彩，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旅游资源。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一直是传统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历朝历代因为文人游览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记游、咏物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丰富了旅游景观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旅游吸引力，提高了旅游景观的美誉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著名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的形成发展，大都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两地的旅游文化的精髓，而柳宗元文学主要是游记和游诗，这些都是在经过实地的游览之后，融入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创作出来的。
(三)柳宗元的文学无意识地宣传了旅游景观。
依照现代传播学的理解，受众对隐性宣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宣传，文学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隐性宣传方法。因为它拥有特别的审美效果和穿越时空的传播作用，使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旅游文学是一种表现美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美感。作者在创作旅游文学作品时，是出自内心真挚的感情，描绘山川美景等自然风光，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宣传营销目的，因此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再加上旅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山水风景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但是又要高于自然景观，是经过作者文学艺术加工出来的，其与自然景观相比更加具有美感，也更能引起读者到此一游的兴趣。柳宗元文学对于永、柳两州的意义，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对两州美丽自然风光的宣传这方面。客观的景物美要经过“人”的主观加工作用方能更加显现出来，柳宗元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对于贬谪之地的永州和柳州来说，恰好扮演了他美学理论中强调的“人”这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柳宗元的存在，他所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后，才使偏远孤陋的、埋藏于荒山野岭的永、柳两州诸多旅游景观传扬出去，广为人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其文学加工，永州和柳州不再是贫穷僻陋的偏远之地，而是处处皆是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俱是世上少有的美景。小石潭的奇石、西山的奇与怪、袁家潭的山风、钴镯潭的清澈等等，柳宗元在说起这些景物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这些可能本来很普通的风景在柳宗元的妙笔生花下，增添了很多独特魅力，让读者陶醉其中，产生到此一游的兴趣。
(四)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二州旅游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家越来越要求享受精神生活。这种现象反映到旅游活动中，就表现为人们渐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纯游览性的观赏自然风景，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旅游活动中的审美情趣和享受高品位的文化资源，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柳宗元的旅游文学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以自身散发的文学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影响力激发读者的旅游欲望，它是在永、柳两州的奇山丽水之中开出来的一朵奇葩，它理所应当地永柳两州旅游文化的精髓，是两州旅游文化中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三、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依托景区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背景，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学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营销方式、手段，向外界介绍景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种借助旅游文学进行营销，迎合旅游者对文化的追求，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势。
(一)文学与传媒相结合的营销方式。
现今，湖南吉首的凤凰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它在90年代末之前并非如此。虽然凤凰城的旅游资源非常有特色风情，而且还有文学上的大家沈从文先生其著作《边城》的独特魅力，但其还是在90年代末借助当地政府与湖南卫视联手打造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使文学与影视的影响相结合。自此，凤凰旅游一炮走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把包装对象放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突出的文学形象上，或创办一些专门用来做旅游宣传的节目、频道等。通过对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渠道融合来对文学旅游资源进行包装和宣传。
(二)将旅游文学作品运用到旅游景点的广告语中。
广告语要求朗朗上口，语言精练，讲究含蓄且有意境，要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对于旅游广告语来说，也要重视名人效应。
苏东坡曾以“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来赞美虎丘，虽然对于虎丘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等只字未提，但是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到虎丘旅游的兴趣。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已成为了虎丘旅游的宣传广告语。杭州旅游业的广告语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就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一首诗。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还将继续传扬下去。当时，杭州征集旅游广告语，这句词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无穷、有独特的魅力，从众多的广告语中脱颖而出，被杭州市相关旅游部门定为杭州旅游的广告语。因为这句特色的广告语，杭州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江南旅游城市，在宣传上取得了优势。
这样把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句子应用作为旅游景点的广告语的例子有很多，而且大部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柳宗元文学作品，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设计旅游广告语，使其在同类旅游中脱颖而出。
(三)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景观。
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旅游景观，通常是以文学名著或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等在大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前提。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国模拟文学名著开发的旅游景观，几乎每一轮模拟景观热都与文学名著或以其改编的电视剧等的轰动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名著《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因此，先后诞生了北京的大观园、上海的大观园和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国外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评为“全球第一大畅销书”，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有数量巨大的书迷。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目光。华纳公司与奥兰多环球影城携手在奥兰多环球城内建立一个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蓝本的“园中之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hewizardingworldofharrypotter)，这个“魔法世界”作为环球影城冒险岛主题乐园的一部分于-正式对外开放。
以文学名著为蓝本的模拟景观因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再加上影视剧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果，必定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四
摘要：在经济发展地推动下，全球化趋势在不断深入，各国在经济、政治等的发展过程中均不可避免地进行相应的沟通和交流，国际间的交往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用环节。
国际间的文学交往也同样具有其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英美文学;文学;价值。
在我国高校的教育系统中，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一门主要的课程存在。
开设该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到更多的西方文化及风俗人情，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化及思维特征地了解。
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用地位，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具有很高的学习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英美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东西更具直观性，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西方文化及语言应用习惯中，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均较为直白，同时有不缺乏幽默感和讽刺性。
因此，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写作目的均较容易把握，使读者一目了然。
通过直白的语言，鲜明的情感，更容易激发其读者的思想共鸣。
直白又不缺幽默的人物讽刺，极易让读者在作品欣赏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而对人物大胆、明确地赞颂也同样对读者的情感产生极大的冲击，给读者以激励。
第二，多数英美文学作品均是作者对其自身经历及感受进行阐述的缩影，具有较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在英美文学中，多数作品中所讲述的人物、事件、所表达的情感等均是作者亲身所感或者倾耳所闻、亲眼所见的。
作者将其真切经历过的事件进行整理，并经过艺术加工后，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展示给读者。
其是一个社会制度及社会环境中相关人物及事件的真实反映。
因此，在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可对作品所处时代存在的相关问题及现象进行了解，从中感受某个社会制度或历史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弊端或优点，具有较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第三，通过学习英美文学，可有效提高语言表达及操控能力。
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常被称为语言大师，其可应用语言文字巧妙地表达个人情感及思维，应用生动、简洁的语言文字将一个鲜活的事件、鲜明的情感展现给读者。
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随便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叙述一个事件或者表达一种情感，均能给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一针见血的感觉。
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超强语言操控能力的表现。
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不但可以学习到作者的思想感悟，同时也可以学习到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言操控能力，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和应用能力。
二、学习英美文学的现实意义分析。
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中，除了可以使学习者获得阅读上的满足和享受外，还可以让学习者深刻体会到不同文化体现出来来的现实意义。
学习英美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英美文学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
在英美文学文学中，每部作品几乎都是文学创作者人生经历及情感历程的真实展现。
文学作品是作家将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进行艺术加工，运用语言文字对其进行提炼并加以总结，然后展示给读者。
每部作品均是作者一种独特的人生留言方式。
因此，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了解到文学创作者的个人阅历、家庭及情感生活等，并从作品中体验作者的感受，领悟人生真善美。
第二，英美文学作品是西方国家相关现实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
所有的文学创作均源自现实生活，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状况及感受的一种高度提炼和总结。
文学作品既是一种历史的再现，而又不是全部历史的展现。
因此，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作品中所讲述的现实生活及人生感悟可以让读者体验到一种独特的、与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的情感收获。
第三，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有效激发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
兴趣是所有学习有效进行的最好老师。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英美文学中描写和讲述的精彩事件及人物故事往往比单纯地进行英语语法、词汇等学习更加富有吸引力。
通过对文学的学习，读者可以了解到诸多异国风情，体验到作品人物人生的酸甜苦辣，从而使读者获得丰富多样的精神享受。
这个过程便可有效地激发读者进行英语学习的兴趣。
同时，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使学习者感受到人生中的各种情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受到另一种人生的憧憬和希望，体会到西方文学独具特色的感染力及号召力，激发读者进行英语学习的欲望。
第四，通过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有效锻炼读者的理性思维。
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极具幽默性、讽刺性和精炼性。
在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其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往往能有效地将读者带入作品创设的情景当中，让读者真切地体味到英语语言的丰富内涵及魅力，激发读者对英美文化独有的特点进行积极探索与追求。
在探索与追求的过程中，读者的理性思维得到良好地锻炼，促进其人文素养得到提升。
三、结束语。
通过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不仅使学生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体验到不同的语言表达艺术魅力，同时可使学生了解和体验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进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这些情感体验成为学生完善健康人格、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良好基础，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罗云;论英美文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04期。
[2]曾琛;学习英美文学的价值和现实意义[j];科技风;01期。
摘要：本文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并论述了英美文学的特征及功能，揭示了英美文学的价值观及现实意义，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引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文化，而文化的载体是文学，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
文学是利用语言的途径去反映社会现象、表现作者感情的一个艺术形式。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五
文学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它是一种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展示人类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使人们在阅读中感悟人生的哲理。作为一位读者，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学作品的深刻文学价值，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体会。
第二段：文学的人文关怀。
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生的反思和描写，传递给我们许多关于人类情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它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于人性的思考，让我们更加理解他人的难处与欢乐。例如，当我读到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时，我被其中描绘的人性的复杂与演变所震撼。小说中经过时间与责任的摧残，道林·格雷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害怕衰老和自责的人。这让我意识到，人性的阴暗面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我们应该学会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种人文关怀是文学作品中独特的价值所在。
第三段：文学的审美欣赏。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化的语言和形象，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美感。它能够引导读者培养审美能力，提升个人对于美的敏感度。例如，在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我被小说中瑰丽而艰苦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描写所吸引。小说中对于正义与爱、家庭与友情等主题的展示，让我感受到美在艰难中的闪光。这种审美欣赏的提升，使我开始关注并欣赏周围世界中的细节，从而更加享受生活的美好。
第四段：文学的社会关怀。
文学作品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使其具有了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它能够引导读者看到现实，思考问题，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例如，当我读到萨拉马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我被描绘的女性命运和爱情的悲剧所触动。小说中对于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的揭示，让我深感社会应该关注并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关怀使我们不再被自己的小世界所限制，而是能够看到全人类的需求和挑战。
第五段：文学的心灵启迪。
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共鸣，让人们在阅读中找到希望和力量。例如，当我读到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被其中对于田园生活的描绘所感染。小说中通过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农村生活的渴望，给予了我对于纷繁复杂城市生活的一丝温暖和想象。文学作品的心灵启迪能够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并激励我们追求真善美。
总结段：文学是人类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它通过对人性、美感、社会问题和人生的反思，给予了我们许多情感、思想和灵感的滋养。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是我们感悟人生、拓展思维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文学的价值，努力培养阅读的习惯，从中获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六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42-52页。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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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八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深远的价值。通过读取文学作品，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启发。在我与文学交融的日子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并从中获得了一些珍贵的心得体会。下面我将以五段式的形式，来谈谈我对“文学价值”的感悟。
第一段：文学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独特的创作思路和丰富的想象力。从经典的《红楼梦》到现代的《哈利波特》，作家们通过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世界。这些作品不仅能够给读者带来喜悦和惊叹，而且能够激发读者的创造力，让他们能够想象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段：文学对情感的陶冶和疗愈作用。
文学作为心灵的良药，能够陶冶和疗愈人们的情感。在人们面临挫折和困惑的时候，文学作品能够给予他们温暖和力量。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和《鲁滨逊漂流记》都能够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成长，给人们带来启示和鼓励。在我读完这些作品后，我常常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积极面对困难的信心。
第三段：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思考和判断能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人生的智慧。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和《傲慢与偏见》都能够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反映出一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提升我们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第四段：文学对社会的启迪和改变。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通过作品中涉及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作家们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经典的文学作品如《1984》和《美女与野兽》都能够通过他们反映的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促使社会的改变。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更加关注和关怀社会。
第五段：文学的美学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独特的美学意义。通过作品中的语言、结构和形象，作家们能够创造出美丽的艺术形象。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红与黑》和《牛棚杂记》都能够通过他们精湛的用词和独特的结构，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艺术的结晶，能够让读者沉浸在美的世界中，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通过与文学的交流和融合，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学的价值和魅力。通过文学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更加开阔了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力。文学对情感的陶冶和疗愈作用，让我在困难时能够保持信心和勇气。文学的教育意义，让我从中学习到了一些重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文学对社会的启迪和改变，让我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关心社会。最后，文学的美学意义，让我能够享受到美的享受，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总之，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和快乐。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十九
楹联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是由律诗中的对偶句发展而来，所以楹联中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是与律诗一致的。在秦汉以前，人们过年时就有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辟邪的习俗，也就是所谓的悬挂桃符。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五代时期，人们开始把联语写在桃木板上。根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公元964年除夕提在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幅。
春联。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这一时期人们才开始用红纸替代桃木，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春联。
1、与中国书画结合的中堂。
中堂是国画装裱中直幅的一种体式，以悬挂在堂屋正中壁上得名，中国旧式房屋楼板很高，人们常在客厅(堂屋)中间墙壁上挂上一副巨大的字画，称为中堂画。它迎门而悬，地位显赫，两旁通常配以楹联，也称作“堂幅”，后逐渐成为定制。
2、中国传统的门庭对联。
(1)春联。
春联属于楹联的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春节增加喜庆气氛。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二十
古典时期的美学形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审美理想:把杂多导致和谐统一;2审美价值:给人教益和愉悦,真善美统一;3在文艺上的表现形态:典型、英雄、正义、真情、诗情画意、宏伟叙事;4总体美学形态:客观的、外在的、理性的、静态的.而现代时期的美学形态则有如下特点:1非理性主义、个人主观主义成了现代审美思想的一个基础;2在文艺作品里的.表现形态:反英雄、个人感受、平面零散、直觉印象、非视觉形象性;3总体的美学形态:主观的、内在的、非理性的、非功利性的、动态的.
作者：寇鹏程周鑫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33刊名：晋阳学刊pku英文刊名：academicjournalofjinyang年，卷(期)：“”(2)分类号：b83关键词：西方审美价值取向流变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二十一
本文拟从开封木板年画的当代价值和传承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总结出开封年画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母语文化、现代开发三个方面；它的传承发展有助于爱国主义的开展、民族性审美的普及、当代美术设计思想的提升。从而重新建立起对木板年画的正确理解，认识到木板年画传承发展的乃是时代进步的需要。
一、开封木板年画的价值。
（一）历史研究价值。
开封木板年画根植于中原文化的深厚土壤里，具有厚重的民间根基，艺术也因之绚丽多彩而影响久远。开封木板年画作为[中国年画的鼻祖]、民俗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维系着整个最为本原的文化根茎，是中华民族文明持久的因素之一。如从北宋建都汴梁算起，开封木板年画已延续了千年之久。中间经过辽、金、元三朝的民族融合，风格已大变样，经明清时期的再度繁荣，直至近代走向衰落。即可成为中原文化盛衰变迁的见证，可视为一部厚厚的史书，永远供后代翻检研究。千余年来，开封木版年画何以会长期保持？技法何以会在明初发生巨变？发源于北宋的木板年画何以会辐射全国？北宋时原生态木板年画是什么样子？辽金元时期开封木板年画如何生存？这些都是需要后人回答的历史问题。
（二）开发价值。
改革开放至今已将近三十年。期间曾有过盲目崇拜西方艺术和妄自菲薄的失误，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国际交往进一步扩大，我国的艺术逐渐得到各国的理解和欣赏。国人渐渐认识到祖国民间艺术的价值。从古民居、中医、中国画，特别是民间艺术到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受到联合国的重视，有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民间艺术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最好的窗口，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最好的媒介。因此，包括开封木板年画在内的民间艺术，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和产业开发的潜力。
（1）市场价值。首先，随着开封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木板年画在旅游购物的市场价值空间十分广阔。木板年画作为开封特色民间艺术品将是开封旅游商品中的主打商品，因而木板年画拥有广大的潜在旅游商品市场。其次，随着人民从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过程，更是人民文化品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木板年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也随之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和欣赏，乃木坂年画自然会成为众多家庭和单位用于收藏和装饰的主要物品，因而市场潜力巨大，必将成为开封、河南、全国乃至全球收藏品和装饰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开封木板年画应研究其实用性功能，注意提取年画中的特色元素符号，并与日用品结合，使年画以一种新颖的形式贴近生活并为生活服务，这将是木板年画再生的日用品市场。
（2）产业价值。开封木板年画不仅是艺术也是商品，这而是其由来已久的事实，既然是商品，它的生产就具有产业背景，开封木板年画这一艺术产品，它的市场开发同样需要产业化建设，就是要建立开封木板年画的产销企业，从事专业生产与销售，这样使年画的开发额市场结合，使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市场化和产业化将给年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显示出民间艺术价值的回归。使传承和大战木板年画这艺术事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所以开封木板年画具有深远的产业价值潜力。
二、开封木板年画的传承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为构成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美术，它反映出各族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全面深入地认识民间艺术对当代和未来的艺术文化具有借鉴意义。不要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重视传统、保护传统、发扬传统的民族是前途光明的民族。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世界上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唯一的文明古国。这份珍贵的遗产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应该设法让它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一）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木板年画艺术是最生的生动、最丰富、最质朴、最健康的民族文化。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饱含着鲜明的民族情感、民族气质和真善美的艺术精神，体现着劳动人民传统的审美思想和美学观念。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因此，传承发展木板年画艺术能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爱国主义教育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它在人文、地理、历史、物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内容，在民间艺术的.创作中都有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开封木板年画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研究开封传统年画有助于人民了解自身的创造才能，有助于尊重民族的智慧，从而诱发出热爱开封、热爱河南、热爱祖国的感情。
（二）促进民族性审美的普及。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有本民族的美学观念，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早已形成尊重传统审美观的自觉性，并懂得传统审美观愈渗透力，就愈有接受力。开封木板年画突破了“成教化，助人伦”的约束，“形成以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为主的特征”，虽然久经坎坷，但依然被人们喜闻乐见，那样有活力，那样容易有人亲近产生共鸣，这足以证明它的独特魅力和生存智慧，通过对开封年画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使更多的人理解和肯定那些世代相传，代表民族美的伟大成就和优秀成果，爱护和尊重自己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滋生出具有自尊感的世代审美。
（三）促进当代美术设计思想的提升。
民间美术的丰富性也不只表现在品种和形式上，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在各种文化科学的横断面上发展，勇于发现自己对新事物的敏感，这种敏感突出地反映在“为我所用”上，开封木板年画从材料的选用、工具的制作、颜料的配置、印制的过程都体现出自觉的创造魅力，就地取材、改造加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当今设计领域值得吸取的好经验。
三、结语。
传承开封木板年画艺术的意义不只为了发展当代艺术设计而在于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愈深广地认识民间年画的价值，愈有利于发展地域民族文化，使优秀的民间年画艺术融化于新的生活实际中，绽放出时代的花朵。虽然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但艺术和文化恰恰需要民族化，需要个性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传播的全球化。在各种文化空前交流和融合的同时，全球化的力量也在同化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开封木板年画等民间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人民文化创造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还是维护人类精神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更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二十二
内容摘要：无论是古代文坛还是现代文坛，《醉翁亭记》都可以被称作文言文中的经典，它具有相当珍贵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写景抒情自然结合的写作方法，运用虚实相间、骈散结合的语言表现出欧阳修与封建社会其他的“迁客骚人”所立足于个人得失的根本不同，更加体现出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
关键词：文学价值文化价值与民同乐览物之情。
《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官，可以免税。”由此可见，《醉翁亭记》在当时就颇受人们的推崇。
一篇文言文要成为经典，主要应该取决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醉翁亭记》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醉翁亭记》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写景抒情自然结合，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如第一段写醉翁亭的环境：用“林壑尤美”“蔚然而深秀”表现醉翁亭赏心悦目的外景;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醉翁亭幽清的环境;接着写亭的近景，用鸟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后借解释亭名直抒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奠定全文写景抒情的基调。第二段写醉翁亭四周的朝暮、四时之景，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三段写滁州官民同乐的图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和平生活中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俗人情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句法骈散结合，语词虚实相间，是《醉翁亭记》语言形式上的显著特点。
该文虽说是散文体裁，但文中采用了不少骈句，读来声调铿锵，节奏感强，像“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等。
文中的21个“也”、25个“而”，把诗一样的句子散文化，一向被视为创造性使用虚词的范例。本文通篇有21个“也”结尾的语句，每个“也”字句代表了一个语意层次。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这些句子分作两类。一类是先将实际的景物描绘出来，而后加以解说，如此层层展开，每一层都用一个“也”收住，如：“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使人感到不疾不徐，自然合拍。第二类是用在一般的肯定句中，如：“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也”字的连用，为全文营造了一种平和、愉悦的情调，这很切合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
我们试着比较一下下面两组句式不同的表达效果：
童书的文学价值篇二十三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关键词：韦伯价值无涉理想类型学术公共领域。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纪与学人》，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月号，第142―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