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的价值在于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寻找改进的方法。写总结时要注意掌握好篇幅，避免过于冗长或过于简洁，保持适度的信息量。通过阅读这些总结范文，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总结的技巧和方法。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一
1)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3)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4)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5)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7)“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0)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二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下面是汪曾祺散文的好句，请参考！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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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三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着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标志的散文，更应是如此。最近，我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独具，充满着淡、雅、趣、情，应是这样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语言个性突出，看似不经意，实则细经营，往往在娓娓道来中蕴含着诗情画意。正如湖南评论家凌宇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读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语言恬静质朴，读之有一种平静之感，有心静如水之境，而这种平淡之中却藏大韵味，尤其从他的大多的散文开头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读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到：“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在《观音寺》一文中写到：“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这好似在与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种宁静之美，而这种宁静，正是先生对语言驾驭的娴熟高超与生活体验的细腻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话还大白话”，读后却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还比如，在《跑警报》一文中，他引用了两副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汪曾祺先生这种通过叙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现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处。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个原因是文章饱含着趣味性，如他一组写饮食、写果实的作品，写的有味儿，把生僻的名词插上情趣的翅膀，让人增知识、见世面、添口味，写长沙的臭豆腐还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句“大白话”，更为文章通篇添趣儿。在《天山行色》一文里，写吐鲁番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全国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从文境趣味性这方面相对比，汪曾祺先生应比同样写饮食闻名的大师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筹呢。
文无情难为好文，散文贵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种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写家乡江苏高邮、写西南联大老师、写同学、甚至写饮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饱满情深，写父亲，“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写父母的相亲相爱之情，“母亲去世后，父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笔中有情，“情”现纸上，这种“情”，不仅是一个作家对亲人、故乡的爱，更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笔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离世，在七十七岁生涯中，以写短篇小说闻名见长，写散文自己评价“是副业”，但他的散文却有返璞归真的境界，有静幽致远的雅致，有淡定从容的文华，在我国文坛上应该是别具一格，闻名遐迩，这与他对创作的认识、坦诚的态度是一体相通的，他说：“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这应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内置特色。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四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瓢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树，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彤彤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角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旁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人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带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候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化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他看见过钱老五，他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子，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师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他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赏析】。
晚饭花，一个富有诗意的花名，做了汪曾祺这篇微型小说的题目，于是这篇散文化的小说也就有了诗意，有了别样的情致，令人回味无穷。
这篇散文化的微型小说，只有一千多字，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与情爱，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也没有那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让读者不免感到淡淡的遗憾。它的语言，带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平淡之中有情致耐人咀嚼。
作者像是一位风景画家，在小说的开头他首先向读者具体而生动描绘出了男女主人公生活的活的特定环境——一个典型的富有江南特色的小镇，给人一身临其境之感。接着，他似乎是以平静的心情叙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这个少男少女的故事平淡无奇，没有花前月夜的情爱，没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起伏跌宕的波澜，没有出人意外、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那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让读者顿感的遗憾。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也只写了两个人物：李小龙和王玉英。他们住在同一个巷子里。李小龙暗恋着王玉英。每天放学，他都要经过王玉英家的大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看看傍晚开得很旺盛的晚饭花，看看“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的王玉英。“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李小龙很喜欢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可见，李小龙对于男女的情爱已经有了朦胧的下意识的感觉，他喜欢玉英，暗恋玉英，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单恋并不执着，并不热烈，既没有语言上的表白或者暗示，也没有付诸任何的行动，他只是每天放学路过时看看那静坐在天井里的他喜欢的女孩子，若无其事地默默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黄昏。被暗恋的王玉英呢，她丝毫也未察觉日日从她门前经过的男孩的心事，也只是日复一日地做着针线，在晚饭花前打发着平静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知道自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她明明知道钱老五名声不好，人家的议论也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可她没有表示反抗，而是默许了这门亲事，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结婚后，钱老五并没有变好，她只得自食其果。她似乎是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在小说中，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分别叙述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这两条线索看似是平行发展，实则是连在一起的。从“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这句话，从李小龙和玉英都“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的交代，就暗示出李小龙已经知道玉英“许了人家”的事，并且曾经对玉英说起过钱老五此人;小说的结尾更是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把李小龙和玉英这两条线索紧紧连在了一起：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五
1、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2、初阳照积雪，色如胭脂水。
3、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4、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5、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6、紫苏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7、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8、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9、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10、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11、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
12、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独是认识你的孤独。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14、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
15、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16、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17、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18、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19、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
20、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21、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22、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
23、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
24、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25、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
26、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
27、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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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某种东西却是全然年轻的。
29、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30、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31、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六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下面是汪曾祺散文的好句，请参考！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七
作家汪曾祺评说对其写作有影响的作家废名：“他不写故事，写意境。”评说归有光“无意为文”，而情感浸透。还曾说“语言是艺术”，语言精练，有颜色、形象、声音。读着汪曾祺的散文《花》，让人深感诗一样的.意境和浓郁的情趣弥漫全篇，深感凝练、精美、鲜活、灵动的语言充满全文。如作者写荷花，“小荷叶嘴冒出来”，一个“嘴”字尽现小荷叶犹如新生婴儿的纤巧、可爱之态;写木香花，“木香的花、叶、花骨朵，都被雨水湿透，都极肥壮”，“肥壮”一词形象准确地描绘出浸透雨水的花叶之状，不禁让人联想起杜甫的“花重锦官城”、李清照的“绿肥红瘦”等诗句。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千锤百炼的炼字功夫，不可能“炼”出一字千金的精练语言。比如作者写雨中荷花，简直是一幅画，更像一出短剧，有时间，有场景，有物，有人。“下雨了”“雨停了”“一阵大风”，叙写时间推移何等简练!“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荷叶面上的雨水水银似的摇晃”“荷叶倾侧，雨水流泻下来”，雨水、荷叶，有声音，有形象，有颜色，有动态，让人应接不暇地获得了视觉、听觉上的美的享受。立在一旁观赏此景的我们也同作者一样，不禁一脸的疑惑：“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一个对自然界充满着好奇的乐思之人毕现于眼前。写河水两岸木香花：“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同仙境。”花棚、仙境，无不展现出作者写文注重“写意境”的艺术特色。
总之，汪曾祺的散文如诗如画如剧，富有意境，富有生活情趣，语言精练、有韵味。读汪曾祺散文可收以一当十之效。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八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而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我戴了右派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这地方冬天很冷。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虽则是伶仃萧瑟，它还是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谢谢你，波斯菊!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铜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过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据我的品评，以男爵为最大，大的一个可达两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种马铃薯可当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夜雨初晴，草原发亮，空气闷闷的，这是出蘑菇的时候。我们去采蘑菇。一两个小时，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马上就得晾，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鲜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经采到一个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盖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则菌盖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贵的，不易遇到。年底探亲，我把这只亲手采的白蘑带到北京，一个白蘑做了一碗汤，孩子们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
沽源盛产莜麦。那一年在这里开全国性的马铃薯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从一个叫四家子的地方买来坝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还细，还白;请来几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妇来做。做出了十几种花样，除了搓窝窝、搓鱼鱼、猫耳朵，还有最常见的压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汤汁也极精彩，羊肉口蘑潲(这个字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子。这一顿莜面吃得我终生难忘。
一天，一个干部骑马来办事，他把马拴在办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过去看看这匹马，是一匹枣红马，膘头很好，鞍鞯很整齐。我忽然意动，把马解下来，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来，没想到这平平的细沙地上骑马是那样舒服，于是一抖缰绳，让马快跑起来。这马很稳，我原来难免的一点畏怯消失了，只觉得非常痛快。我十几岁时在昆明骑过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举，是可一记。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马。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我快步往回走。刚到研究站，大雨下来了，还夹有雹子。雨住了，却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阳光灿烂。草原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天凉了，我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九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与陆游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
汪老喜爱这首诗，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的散文的。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深得自然之馥郁，叙述平淡，含蓄，而节制。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汪曾祺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淡得相当有味道。他的散文，记的也就是一些昔人旧事，或者名胜古迹什么的，好像信手拈来，娓娓而叙，并且点到即止，留下大量让人回味和思考的空白。那些随手拈来的东西经过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处理后，立即就充满一种雍容大度的雅儒气息，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聪颖和智慧。这些年文坛玩深沉的东西特别多，满纸文章故弄玄虚或者莫测高深。比较着汪曾祺，你就会发现后者的大家风范，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群自作聪明者，他们不是“真和尚”。可谓：真僧最言家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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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十
暑假开始了，老师向我推荐了几本书，《汪不祺读本》一听它的名字我就喜欢。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他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大花园所发生的趣事，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各种各样的昆虫，汪不祺先生总喜欢把它们放在小瓶子里，开着盖，让这些小东西们自生自灭。
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离不开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些都是人们做菜时放的佐料，像汪不祺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会把所有有关吃的学问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让你听得直流口水，可他为了一道菜而遗憾了六十多年。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美食家，但是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放弃了，除了妈妈烧的菜之外，我最喜欢吃徽州的毛豆腐了！它样子不讨人喜欢，可它经过油炸之后，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像一块金麦，可香了！
关于这个美味的豆腐，还有一个传说呢！很久以前，某州的大人爱吃一位老人做的豆腐。可是，一次突发的风寒，让老人卧病在床。这位老人一病病了好几天，制好的豆腐放在纸箱里，数日已过，老人已经病好了，发现豆腐已长毛，老人不舍得丢掉，就放在油锅里一炸，尝了之后景竟比鲜豆腐还好吃。于是老人就把这长毛的豆腐取名“毛豆腐”，传给了后代从此就过世了。
所有好吃的我都爱，可我最爱“毛豆腐”。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十一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作“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十二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汪曾祺散文赏析篇十三
草巷口往北，西边有一个短短的巷子，我的一个堂房叔叔住在这里。这位堂叔我们叫他小爷，他整天不出门，也不跟人来往，一个人在他的小书房里摆围棋谱，养鸟。他养过一只鹦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见的。我有时到小爷家去玩，去看那只鹦鹉。
小爷家对面有两户人家，是种菜的。
由小爷家门前往西，几步路，就是阴城了。
阴城原是一片古战场，韩世忠的兵曾经在这里驻过，有人捡到过一种有耳的陶壶，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世忠的兵用的水壶，用韩瓶插梅花，能够结子。韩世忠曾在高邮属境击败过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邮城外。有人说韩瓶是韩信的兵用过的水壶，似不可靠，韩信好像没有在高邮屯过兵。
看不到什么古战场的痕迹了，只是一片野地，许多乱葬的坟，因此叫做“阴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开出来种麦子，挖了一大片无主的坟，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麦子没有种成，阴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坟累累，杂草丛生。
我们到阴城去，逮蚂蚱，掏蛐蛐，更多的时候是去放风筝。
小时候放三尾子。这是最简单的风筝。北京叫屁股帘儿，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苇篾子扎成一个干字，糊上一张纸，四角贴“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纸条就得。
稍大一点，放酒坛子，篾架子扎成绍兴酒坛妆，糊以白纸，红鼓，如鼓形；四老爷打面缸，红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爷的脑袋——一个戴纱帽的小丑；八角，两个四方的篾框，交错为八角；在八角的外边再套一个八角，即为套角，糊套角要点技术，因为两个八角之间要留出空隙。红双喜，那就更复杂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风筝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缀很长的麻绳的尾巴，这样上天才不会打滚。
风筝大都带弓。干蒲破开，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层皮。苇秆弯成弓。把蒲绷在弓的两头，缚在风筝额上，风筝上天，蒲弓受风，汪汪地响。
我已经好多年不放风筝了。北京的风筝和我家乡的，我小时糊过、放过的风筝不一样，没有酒坛子，没有套角，没有红鼓，没有四老爷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儿。我的家乡没有沙燕儿。
结束语。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