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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篇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各项事业都需要农业来支撑，因此将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出现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与超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才能真正提升贯彻落实的自觉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战略定位、总体要求、方法路径以及主攻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繁荣富强，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就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所以，没有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建成，国家的现代化也不会建成。
2.有利于解决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耕地、水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不断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这就要求农业走集约化发展之路。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破解制约瓶颈，解决“三农”问题，最终使农业高度发达，农村更加美丽宜居，农民更加富裕幸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改善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
3.有利于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迫切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超越和升华，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定位的再思考。体现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的阶段提出的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判断，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必须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真正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需求。
兴隆县塔前村位于国家级雾灵山自然保护区南麓，距县城中心10公里，总面积3.67平方公里，辖4个居民组，218户669人，是市级文明生态村创建先进村和紫塞先锋工程示范基地。
1.城镇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力发展，城镇化开始走向白热化，农村中的人口开始呈单向流动的状态流入城市，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农村人口锐减，出现大量的“空心村”，在村中剩下老人和儿童大军，出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同时村中的农田土地荒芜，无法有效利用，农村住宅基地鬼屋化，无人居住，最终出现农村荒凉和有效劳动力缺乏状态，不利于农村的发展。
以前，塔前村青壮劳力大多去北京等大城市打工。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村附近建起了制药厂、果脯厂，吸引了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问题得以缓解。
2.建设资金缺乏，基础设施不完善
想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撑。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乡村基础设施是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乡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现代化农村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村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而村集体无收入过分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支持，虽然引进同公司合作的模式投入一部分资金，但并未充分利用起市场的流动资金，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导致建设资金缺乏，进度缓慢，建设标准较低。多项农村设施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农村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和幸福感。
塔前村在改善基础设施时同样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改善村道路交通打水泥路需要个人垫资;为村民解决水不足的问题修自来水需26万，得想方设法凑钱;改善人居环境，实行“三改”：改厕、改大门、改厨房，每户补贴4000元，资金仍然不足等等，而村集体无收入更加重了资金缺乏的问题。
3.产业结构单一，支撑力度较弱
合理丰富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当前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缺乏龙头企业做支撑。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目前在农村，多数农民由于知识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从事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化问题突出，缺乏第二、三产业的带动和活力。与此同时，农村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观念陈旧等原因，很难吸引龙头企业。即便有龙头企业，也存在数量少、规模小、特色产业不突出等问题，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农村的企业生态环境过差，难以满足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要求。 塔前村目前有从事第一产业的种植和养殖业，有小型的果脯厂，还有“兴隆县日本清香核桃合作社”，以地入股，核桃树下间种药材，产业结构较单一。虽然种植清香核桃有一定特色，但规模小、数量少，没有龙头企业做支撑。
4.忽视乡村文化和乡村价值
实施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乡村振兴就是提高农民精神风貌的过程，是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也是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过程。乡村价值体现的是乡村发展的独特规律，这一独特规律告诉我们，构成乡村财富的资源有三类：一是自然资源，如土地、水资源等;二是社会与生活资源，如村落的地理位置等;三是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如农产品、民间艺术等。这三类资源可以构成一个“财富三角形”。而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当中，好多年轻人没有体验过乡村生活，不愿意在村中生活，向往城市生活，忽视村中原有的生活习惯、乡风民规，忽视了乡村自身的文化和价值，导致产业项目与当地资源脱节，出现“水土不服”“项目孤岛”现象，而脱离乡村价值体系的项目建设，多数会因难以融入乡村而流产。
塔前村在宋元时期就有寺院、舍利塔且建筑规模宏大，有着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现如今，到处是仁爱、友善、行孝的标语牌及村规民约等，但乡风文明程度仍需进一步加强。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一定的乡村价值优势，但没有很好的合理利用。
1.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满足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应该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步，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发展的最大短板。一是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质量;二是完善农村道路和交通设备，降低车费;三是加强农村电网的日常检查、维护;四是实行“天然气进农村”工程;五是加大政府投入，改革农村危房，打造农民的避风港;六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推进“厕所革命”，改善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打造生态宜居的人居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七是加强农村休闲娱乐设施建设，丰富村民日常生活，比如，打造一个“休闲活动广场”，配备健身设备、篮球场、图书阅览室、农业科技传播室、电影放映室等，为村民提供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丰富村民的日常业余生活。
塔前村的基础设施方面水、电、路、气、房、厕所、娱乐等，除了其中某项如天然气还没有实现，其它方面已初见成效。
2.进行科学规划，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对农村产业进行科学规划，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要着力构建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農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坚守耕地红线，稳定提升粮食产能，把提高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向规模经营要效率，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向品牌经营要利润，全面推进节约成本、降低消耗、提高质量。要增强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装备和信息化水平，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实现农业生产设施、过程和产品标准化，提高农产品质量监管能力。
塔前村还需要政府从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进一步科学规划，适合发展什么，打造什么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注重乡村价值和文化，打造“一村一品”
农村是一个价值复合体，有这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生态价值，乡村自然风光优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二是生活价值，农村居民的生活低碳、慢节奏，是一种更接近人类原初，也更符合自然天道的生活方式;三是文化价值，村落中独特的建筑风格、风俗习惯、道德信仰等都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印记和乡土情怀。乡村的价值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因地制宜，找准乡村特色，进行科学定位和规划，结合乡村历史和文化，合理利用当地资源，打造村子品牌化的项目，让村庄具有本身的文化底蕴和特色，增加其生机与活力，形成“一村一品”。
“日本清香核桃”因其皮薄、入口留香回味无穷而成为塔前村的品牌，但还需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亮点文化。
4.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社会保障。要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深入推进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实现村民自治制度化和规范化，通过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引导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使农民法治意识显著提高。大力促进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脱离不良生活方式。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人性化解决农村人才的各种需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塔前村还需进一步加强，尽早打造一支三农工作队伍，服务于现代农业的需求。
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篇二
为摸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元年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2018年初，课题组开展了“乡村振兴专项调查”，收集了25个省262个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根据对样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的调查分析，本研究梳理了村庄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
村庄人口老龄化程度深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性别比失衡情况普遍。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各地村庄中59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10%的老龄化社会标准线，其中尤以东北（29.8%）、华北（23.1%）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最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样本村中拥有高中学历的劳动力占比超过20%的分别是华东（23.6%）、华北（23.4%）、华南（23.3%）、东北（20.3%），最低的是西南地区（14.0%）。村内人口性别不平衡情况普遍存在，男女比例为1.13:1，各区域农村男性人数均多于女性人数。
农村劳动力务农与非农选择呈现区域分化，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样本村中，华北、西北、东北的务农劳动力数接近或超过非农劳动力数的一倍：华北村均务农劳动力639人，非农劳动力335人；华东、华南、西南的务农劳动力小幅超过非农劳动力，华东村均务农劳动力580人，非农劳动力507人；华中村均务农劳动力514人，少于村均非农劳动力600人。在非农劳动力中，村均外出打工人数华南、西南地区最多，平均在600人以上，华东、华中、华北、西北和东北分别为402人、489人、289人、330人和318人；村均外来人口数西北、华南、华东地区较高，平均200人以上，华中、华北、西南分别为165人、65人和89人，东北地区最少，平均54人。
乡村“三农带头人”数量及能力不足。首先，村内党员人数较少，年青党员占比低。样本村党员人数平均60人，占村均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后新发展党员数占党员总人数的17.11%。40-50岁和50-60岁年龄段的党员人数均为13人，各占21.7%，合计达43.4%；党员人数最多的年龄段为60岁以上，平均人数18人，占党员总人数的30%；30岁以下的党员平均7人，占11.7%。其次，现任村干部受教育水平高于前任，但学历水平仍较低。样本村中，现任村书记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程度，占37.4%，高中程度的占24.8%，中专占16.14%，中专以上的占9.5%，高中中专及以上合计50.4%，与前任村书记相比高出18.9个百分点（前任村书记高中毕业、中专毕业和中专以上的分别为18.6%，5.8%和7.1%），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大专以上的高学历者仍旧缺乏。现任村主任的文化水平也较低，且低于现任村书记的平均水平。第三，村两委干部有异地工作经历的比重较低，经营管理经验不丰富，个人拥有的资源有限。样本村中，现任村书记和村主任在本村以外的地方工作过的人数占比不到30%，但高于其前任的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有参军经历的村书记和村主任占比约15%，略低于其前任2.75个百分点。从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比一般村民好的村书记和主任占25%，比一般村民差的村书记和主任占13%左右，与普通村民家庭经济条件一样的占比约60%，可见大部分村领导个人所拥有的资源与一般村民相差不大。当前乡村带头人各项素质有所提高，但在致富经验、能力、拥有社会资源等方面依旧缺乏。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多欠账，距离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有改善。样本村中，贫困村占18.8%，缺水村占8.4%，有限电视信号户占89.3%，有94.3%的村能够上网。村庄硬化道路占村内道路总长的比重为78.5%。48.7%的村庄有公厕，其中水冲式厕所比重为46.2%，旱厕比重为39.2%。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仍多，乡村道路是主要短板。调查发现，由于政府对乡村道路投入不足，村集体成为村庄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方。村集体支出的主要内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集资和负债的主要用途也是公共基础设施修建，包括乡村路桥和水利等。样本村村均集体开支66.0万元，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最多，平均41.9万元，占总支出的64%；其次是公共福利/事业支出，平均16.9万元，占26%；村干部年度工资及补贴平均5.7万元，办公费支出平均1.5万元。
从村集体集资情况来看，2012-2017年村集体集资数量在降低，东北地区农村基本没有集资，华东地区集资水平最高，2017年平均集资151万元。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一半的集资用于修路和建桥。其次，修建排水沟和灌溉水利设施的集资占比也较高，2017年为9.1%，2016年为28.3%，饮用水也是村集体集资的主要用途之一，占比约10%。
私营企业是乡村产业最活跃的主体，乡村企业发展存在较大地域差异。企业是市场活动的重要载体，私营企业是农村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村办和乡办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样本村私营企业吸纳职工数平均为66人，乡办企业为6人，村办企业为6人，个体户为27人；而从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水平看，村办企业最高，其吸纳本村劳动力就业比例是90%，其次是个体户83%，私营企业是45%，乡办企业是42%。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规模有限，亟须政策支持和产业规划。从样本村来看，村均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784.1亩，西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涉及户数也最多，分别是2031亩和173户。西北地区特色产业以特色养殖为主，村均养殖牲畜4179头只，远超其他各区，村均涉及户数42户。水面养殖以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为主，村均户数较少。
在从事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村中，拥有品牌的比重只有18.6%。在问及目前村里特色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时，有28.9%的村庄选择特色产业形不成规模，有25.2%的村庄选择没有产业规划，有18.8%的选择发展思路不清，有14.7%的选择缺少政策支持。
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从调查数据看，各村村民代表大会运行和履职情况良好。在262个调查村中，有90.1%的村实行差额选举，当前任职的村民委员会多为第8-10届，2017年各村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次数为4次及以上的占比近70%，村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平均为43人，其中党员人数有15人。在村务治理中，村民代表大会也在实际履行自身职能。
农村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缺乏。在被调查村中，由村里举办的公益性、群众性文体活动有限。近两年举办过戏剧活动的村只占38.9%，有电影或录像活动的占54.6%，有球类比赛活动的有18.3%，春节时有全村集体活动的占38.8%。群众性文体活动有凝聚和团结人心的作用，此方面的活动缺乏一方面与村庄经济缺少可用资金有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村庄人气的缺乏。
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但乡风文明内容仍需完善。样本村中，有村规民约的占80.2%，其中每家每户发放的占比53.4%，有64.14%的村规民约定期修订。总体上看，农村村规民约制定情况良好。红白喜事从简、对份子钱作出明文规定等，这些有助于农村社会交往的风清气正，不过还有37.5%的村庄没有出台这样的规定，说明一些村庄的村规民约中涉及乡风文明的内容还需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差异大。经营性收入和上级拨款是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年样本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为101.3万元，其中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平均51万元，占50.3%，而集体经营性企业收入平均16万元；集体农林业收入平均6.8万元；集体承包收入平均10万元，其中企业承包收入4万元，承包地/果园收入4.5万元；村公益事业费平均5万元，其中集体集资平均1.1万元；上级拨款平均30.2万元，占30%；其他收入平均3.6万元。集体经济总收入的区域差异大。华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高，平均245.9万元，华中和华东地区其次，均为100万元，东北地区集体经济总收入最少，仅为20万元。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组织收不抵支。2017年华南、西南、西北地区集体经济当年收不抵支，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地区入可敷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各项权能有待落实。调查发现，只有9.1%的样本村进行了村集体资产的折股量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在进行改革的村庄中，折股量化的对象大部分是本村村民，占比57.1%，而量化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占比为42.9%。在折股量化的村庄中，股份能够继承的占65.5%，股份能够转让的占57.1%，转让对象限制为家庭内部成员的占52.6%，其余为在村集体成员内部转让，没有村子允许对外转让股权。
首先，要重视乡村“人”的发展。关注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动普及高中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积极培育乡村三农带头人和职业农民，为其提供必要的项目、资金、人力培训等，提高三农带头人的致富经验和资源的获得及利用能力；鼓励农村劳动力务农人数比重大的地区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倾向高的地区促进农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和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第二，不断加强政府对农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降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政府继续加大对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缺乏的村庄的公共投资，并在公共基础设施维护上给予奖补支持。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给予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支持政策和继续倾斜支持。
第三，因地制宜，以本村资源禀赋为基础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乡村产业发展不局限于传统种植业，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总要求下，应利用乡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产业的兴旺发展离不开企业等市场主体，未来要进一步激发私营企业的积极性；支持农户个体以及相应的企业从事乡村特色产业经营，并在产业规划、信息供给、规模做大、市场做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发挥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
第四，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进一步培育农村各项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丰富农民生产生活。一方面可继续支持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进一步健全议事工作制度，规范村务公开，明确权利与义务，增强村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调动农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使村民代表大会在农村公共事务决策和监督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农村其他生产生活服务性公益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为农村社会活动的举办和延续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完善，宣传良好乡风，不断增强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五，要继续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要做好宣传工作，增强村干部和农民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重要性的理解和认知。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方面应着眼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对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好的华北、华中、华东等地区，为其创造更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对集体经济发展落后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要加强政策和项目扶持。
乡村振兴的问题及对策篇三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作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十九大报告中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二十个字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分别从乡村的产业生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农民精神面貌、科学社会治理、人民生活状态这五个角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是破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面临着人才匮乏、农民增收难、绿色发展任务艰巨、等诸多困难，如何解决难题实现振兴成为待解之题。
面临的困难
一是农村劳动力流失，青年人才严重匮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呈单向趋势不断流入城市，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导致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出现中空现象，留守农村的只剩下老弱病残，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有限的劳动力无法推动产业发展，农田无人耕种、农村房屋无人居住......等问题比比皆是。加之农村的基础条件很难留住人才，导致农村青年人才缺乏，特别是优秀青年人才紧缺。现下许多农村的村干部呈现年龄老化、接受新事物能力弱、创新不够等突出问题，导致基层管理后继无人，青黄不接，长久以往只会导致恶性循环。
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渠道小
合理产业结构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是由第一产业组成。但在由于农村农业集约化程度低，产业结构单一，无法形成产业链，造成整体效益较低，增收渠道，小农民增收缺乏后劲。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被局限在“一亩三分田”上，农业产业化进展缓慢。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观念陈旧等原因，很难吸引龙头企业。仅有的少数龙头企业也存在着规模小、特色产业不突出等问题，农村的客观条件对于企业生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如此往复，产业发展根源问题得不到改善，农民无法提高增收，乡村振兴战略便很难得以实施。
三是生搬硬套其他地区发展模式，缺乏创新意识
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乡村的发展普遍存在着差异性，每个农村的情况、发展基础都是不一样的，如只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成功模式则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但往往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获得成功之后，便会出现无数人争相模仿，无视本地的实际情况与地方特点，名曰借鉴经验实则生搬硬套，缺乏根据本地特色制定发展战略的创新意识，最终只会出现“昙花一现”短暂效应，无法实现长远目标。
对此，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让年轻人留得住
通过党建引领，创新基层选人用人机制，扎实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打造好乡村基层管理队伍。通过“量身定制”的选人用人方法，打造一支专业化素质过硬、数量充足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鼓励更多年轻干部到农村一线锻炼,培养乡村专业技术人才。根据所学专业不同，有的放矢的将专业人才用在“刀刃上”，打造实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解决如何引进人才的问题，还要确保能留住人才。
二是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模式，挖掘地方特色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自古以来，地域差异造成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巨大的差异，推动乡村振兴，还需因地制宜以本村资源禀赋为基础，大力挖掘与发扬地方特色，制定符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挖掘人文历史，以乡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深挖不同乡村的特色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积极推进多种形式的品牌活动如生态游、农家乐等，丰富创收形式，提高当地村民生活水平，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质量，建设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提好农民幸福感与满足感。
三是扩大农民增收渠道，优化产业结构
首先要转变农村固守发展传统农业的观念，引导农民在勤劳致富、精耕细作上下功夫，紧跟市场需求，引导各村社发展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的高效农业，持续壮大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建立健全村民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进一步增加农民和村集体经济收入。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推进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吸引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培育多元化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