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汇总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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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中美关系，认识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而伴随着中美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

【关键词】中美关系;习奥庄园会晤;新形势;机遇与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关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同时国际局势也处于一个风云变幻中并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国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新型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随着6月7日和8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进行，中美关系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此从新起点下的习奥庄园会晤为出发点去看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又符合国际形势的政策和战略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体所说:“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

(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迎来了一场“破冰之旅”。“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主动和周恩来总理握手时激动的说道。同样一个冬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握手的时候说道:“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从1972尼克松访华到后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的访华，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1997年、200年江泽民访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锦涛访美，再到现在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会晤，40多年以来，中美两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使得中美关系有了新的机遇，为将来两国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6月7日、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紧紧围绕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分别从两国自己的国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关系下的国际关系及其热点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这次会晤增强了两国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对中美新型关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

“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中美两国构建的中美新型关系究竟是一个这样的宏伟蓝图呢?以此对于中美新型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解释也成了本文的一个重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国关系。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和冷战结束后的同盟国关系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认为:“基于规则的游戏可以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新路径。”这也就是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形式下中美两国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互赢”正常国家关系。

(一)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实属不易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和美国在为解决两国的正常贸易等问题花费了许多的财力物力。但是，贸易关系问题和两个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相比而言就显得难度更大了。其实，当前中美两国都已经认识到了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美两国关系对于双方而言即重要又复杂。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联合也不可能把国家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解决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和联手，国际社会上的大多数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虽然从上述关系的论证可以知道，中美两国的合作以及新型国家关系的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是实属不易的。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也迫切要求两国能够不断提高合作共赢思想。

(二)从习奥会晤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习奥会”的三大细节表露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三个细节分别为:“会晤前进行了密集的沟通”、“两国元首交流的口语化”、“习近平只住在庄园附近的酒店”。第一个显示了中美两国为此次会晤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第二，“口语化交流”更是体现了“不看稿外交”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外交领域。而第三个则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实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状。

习奥庄园会晤时间、地点和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同时也反映了新起点下的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知道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的主要国家，地区性紧张问题还在继续，而中美关系也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重要阶段。对于中美关系的机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认为，现阶段全球还是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同舟共济。“中美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两家能够联手推进，应该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尽早摆脱危机。”中美两国应该看到世界局势给各自国家所带来的外交机遇，但是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两国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近几年美国重返亚太的高调行动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作为一个过渡性重要阶段，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并且充满机遇的好时期，抓住此次“习奥会晤”的契机，不断积极主动地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相信这样可以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再次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强有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二

【提要】当前，全球大数据正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技术产业与应用创新不断迈向新高度。大数据通过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通过网络化扩大组织边界，通过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不仅是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更是新时代加快实体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战略依托。本文聚焦近期大数据各领域的进展和趋势，梳理主要问题并进行展望。在技术方面，重点探讨了近两年最新的大数据技术及其融合发展趋势;在产业方面，重点讨论了中国大数据产品的发展情况;在数据资产管理方面，介绍了行业数据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管理工具的最新发展情况，并着重探讨了数据资产化的关键问题;在安全方面，从多种角度分析了大数据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技术工具。

近年，全球大数据的发展仍处于活跃阶段。根据国际权威机构statista的统计和预测，全球数据量在2019年有望达到41zb（图1）。

2019年以来，全球大数据技术、产业、应用等多方面的发展呈现了新的趋势，也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本章将对国外大数据战略、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简要叙述。

（一）大数据战略持续拓展

相较于几年前，2019年国外大数据发展在政策方面略显平淡，只有美国的《联邦数据战略第一年度行动计划（federaldatastrategyyear-1actionplan）》草案比较受到关注。2019年6月5日，美国发布了《联邦数据战略第一年度行动计划》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了每个机构开展工作的具体可交付成果，以及由多个机构共同协作推动的政府行动，旨在编纂联邦机构如何利用计划、统计和任务支持数据作为战略资产来发展经济、提高联邦政府的效率、促进监督和提高透明度。

相对于三年前颁布的《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美国对于数据的重视程度继续提升，并出现了聚焦点从“技术”到“资产”的转变，其中更是着重提到了金融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的标准统一问题。此外，配套文件中“共享行动：政府范围内的数据服务”成为亮点，针对数据跨机构协同与共享，从执行机构到时间节点都进行了战略部署。

早些时候，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创造一个“繁荣的数据驱动经济”。该决议预计，到2020年，欧盟gdp将因更好的数据使用而增加1.9%。但遗憾的是，据统计目前只有1.7%的公司充分利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

拓宽和深入大数据技术应用是各国数据战略的共识之处。据了解，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有望采用差分隐私等大数据隐私保护技术来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英国政府统计部门正在探索利用交通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跟踪英国经济走势，提供预警服务，帮助政府进行精准决策。

（二）大数据底层技术逐步成熟

近年来，大数据底层技术发展呈现出逐步成熟的态势。在大数据发展的初期，技术方案主要聚焦于解决数据“大”的问题，apachehadoop定义了最基础的分布式批处理架构，打破了传统数据库一体化的模式，将计算与存储分离，聚焦于解决海量数据的低成本存储与规模化处理。hadoop凭借其友好的技术生态和扩展性优势，一度对传统大规模并行处理（massivelyparallelprocessor，mpp）数据库的市场造成影响。但当前mpp在扩展性方面不断突破（2019年中国信通院大数据产品能力评测中，mpp大规模测试集群规模已突破512节点），使得mpp在海量数据处理领域又重新获得了一席之位。

mapreduce暴露的处理效率问题以及hadoop体系庞大复杂的运维操作，推动计算框架不断进行着升级演进。随后出现的apachespark已逐步成为计算框架的事实标准。在解决了数据“大”的问题后，数据分析时效性的需求愈发突出，apacheflink、kafkastreams、sparkstructuredstreaming等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产品为分布式流处理的基础框架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技术产品不断分层细化，在开源社区形成了丰富的技术栈，覆盖存储、计算、分析、集成、管理、运维等各个方面。据统计，目前大数据相关开源项目已达上百个。

（三）大数据产业規模平稳增长

国际机构statista在2019年8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0年，全球大数据市场的收入规模预计将达到560亿美元，较2018年的预期水平增长约33.33%，较2016年的市场收入规模翻一倍。随着市场整体的日渐成熟和新兴技术的不断融合发展，未来大数据市场将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增速维持在14%左右。在2018-2020年的预测期内，大数据市场整体的收入规模将保持每年约70亿美元的增长，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15.33%（图2）。

近两年来，国际具有影响力的大数据公司也遭遇了一些变化。2018年10月，美国大数据技术巨头cloudera和hortonworks宣布合并。在hadoop领域，两家公司的合并意味着“强强联手”，而在更加广义的大数据领域，则更像是“抱团取暖”。但毫无疑问，这至少可以帮助两家企业结束近十年的竞争，并且依靠垄断地位早日摆脱长期亏损的窘况。而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会影响整个hadoop的生态。开源大数据目前已经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基础设施，两家公司合并意味着hadoop的标准将更加统一，长期来看新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将大幅提升，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新技术的投入。从体量和级别上来看，新公司将基本代表hadoop社区，其他同类型企业将很难与之竞争。

2019年8月，惠普（hpe）收购大数据技术公司mapr的业务资产，包括mapr的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多个领域的业务资源等。mapr创立于2009年，属于hadoop全球软件发行版供应商之一。专家普遍认为，企业组织越来越多以云服务形式使用数据计算和分析产品是使得mapr需求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用户需求正从采购以hadoop为代表的平台型产品，转向结合云化、智能计算后的服务型产品。这也意味着，全球企业级it厂商的战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即满足用户从平台产品到云化服务，再到智能解决方案的整体需求。

（五）数据合规要求日益严格

近两年来，各国在数据合规性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数据合规的进程仍任重道远。2019年5月25日，旨在保护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对企业的数据处理提出了严格要求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实施满一周年，数据保护相关的案例与公开事件数量攀升，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gdpr实施满一年后，未经用户同意而设置的新闻网站上的cookies数量下降了22%。欧盟edpb的报告显示，gdpr实施一年以来，欧盟当局收到了约145000份数据安全相关的投诉和问题举报;共判处5500万欧元行政罚款。苹果、微软、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企业也都遭到调查或处罚。

gdpr正式实施之后，带来了全球隐私保护立法的热潮，并成功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于数据保护的重视。例如，2020年1月起，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也将正式生效。与gdpr类似，ccpa将对所有和美国加州居民有业务的数据商业行为进行监管。ccpa在适用监管的标准上比gdpr更宽松，但是一旦满足被监管的标准，违法企业受到的惩罚更大。2019年8月份，iapp（世界上信息隐私方面的专业协会）onetrust（第三方风险技术平台）对部分美国企业进行了ccpa准备度调查，结果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应该遵守ccpa，但只有大约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已经完全做好了应对ccpa的准备。除加州ccpa外，更多的法案正在美国纽约州等多个州陆续生效。

当前，大数据体系的底层技术框架已基本成熟。大数据技术正逐步成为支撑型的基础设施，其发展方向也开始向提升效率转变，逐步向个性化的上层应用聚焦，技术的融合趋势愈发明显。本章将针对当前大数据技术的几大融合趋势进行探讨。

（一）算力融合：多樣性算力提升整体效率

随着大数据应用的逐步深入，场景愈发丰富，数据平台开始承载人工智能、物联网、视频转码、复杂分析、高性能计算等多样性的任务负载。同时，数据复杂度不断提升，以高维矩阵运算为代表的新型计算范式具有粒度更细、并行更强、高内存占用、高带宽需求、低延迟高实时性等特点，以cpu为底层硬件的传统大数据技术无法有效满足新业务需求，出现性能瓶颈。

当前，以cpu为调度核心，协同gpu、fpga、asic及各类用于ai加速“xpu”的异构算力平台成为行业热点解决方案，以gpu为代表的计算加速单元能够极大提升新业务计算效率。不同硬件体系融合存在开发工具相互独立、编程语言及接口体系不同、软硬件协同缺失等工程问题。为此，产业界试图从统一软件开发平台和开发工具的层面来实现对不同硬件底层的兼容，例如intel公司正在设计支持跨多架构（包括cpu、gpu、fpga和其他加速器）开发的编程模型oneapi，它提供一套统一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集，来实现对多样性算力的调用，从根本上简化开发模式，针对异构计算形成一套全新的开放标准。

（二）流批融合：平衡计算性价比的最优解

流处理能够有效处理即时变化的信息，从而反映出信息热点的实时动态变化。而离线批处理则更能够体现历史数据的累加反馈。考虑到对于实时计算需求和计算资源之间的平衡，业界很早就有了lambda架构的理论来支撑批处理和流处理共同存在的计算场景。随着技术架构的演进，流批融合计算正在成为趋势，并不断在向更实时更高效的计算推进，以支撑更丰富的大数据处理需求。

ta融合是指事务（transaction）与分析（analysis）的融合机制。在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的今天，海量实时的数据分析需求无法避免。分析和业务是强关联的，但由于这两类数据库在数据模型、行列存储模式和响应效率等方面的区别，通常会造成数据的重复存储。事务系统中的业务数据库只能通过定时任务同步导入分析系统，这就导致了数据时效性不足，无法实时地进行决策分析。

混合事务/分析处理（htap）是gartner提出的一个架构，它的设计理念是为了打破事务和分析之间的“墙”，实现在单一的数据源上不加区分的处理事务和分析任务。这种融合的架构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避免频繁的数据搬运操作给系统带来的额外负担，减少数据重复存储带来的成本，从而及时高效地对最新业务操作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

（四）模块融合：一站式数据能力复用平台

大数据的工具和技术栈已经相对成熟，大公司在实战经验中围绕工具与数据的生产链条、数据的管理和应用等逐渐形成了能力集合，并通过这一概念来统一数据资产的视图和标准，提供通用数据的加工、管理和分析能力。

数据能力集成的趋势打破了原有企業内的复杂数据结构，使数据和业务更贴近，并能更快地使用数据驱动决策。主要针对性地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二是打通数据共享的通道;三是提供统一的数据开发能力。这样的“企业级数据能力复用平台”是一个由多种工具和能力组合而成的数据应用引擎、数据价值化的加工厂，来连接下层的数据和上层的数据应用团队，从而形成敏捷的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的模式。阿里巴巴提出的“中台”概念和华为公司提出的“数据基础设施”概念都是模块融合趋势的印证。

（五）云数融合：云化趋势降低技术使用门槛

大数据基础设施向云上迁移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各大云厂商均开始提供各类大数据产品以满足用户需求，纷纷构建自己的云上数据产品。早期的云化产品大部分是对已有大数据产品的云化改造，现在，越来越多的大数据产品从设计之初就遵循了云原生的概念进行开发，生于云长于云，更适合云上生态。

向云化解决方案演进的最大优点是用户不用再操心如何维护底层的硬件和网络，能够更专注于数据和业务逻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数据技术的学习成本和使用门槛。

（六）数智融合：数据与智能多方位深度整合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化与数据治理的智能化。

智能的平台：用智能化的手段来分析数据是释放数据价值高阶之路，但用户往往不希望在两个平台间不断的搬运数据，这促成了大数据平台和机器学**台深度整合的趋势，大数据平台在支持机器学习算法之外，还将支持更多的ai类应用。databricks为数据科学家提供一站式的分析平台datascienceworkspace，cloudera也推出了相应的分析平台clouderadatascienceworkbench。2019年底，阿里巴巴基于flink开源了机器学习算法平台alink，并已在阿里巴巴搜索、推荐、广告等核心实时在线业务中有广泛实践。

智能的数据治理：数据治理的输出是人工智能的输入，即经过治理后的大数据。ai数据治理，是通过智能化的数据治理使数据变得智能：通过智能元数据感知和敏感数据自动识别，对数据自动分级分类，形成全局统一的数据视图。通过智能化的数据清洗和关联分析，把关数据质量，建立数据血缘关系。数据能够自动具备类型、级别、血缘等标签，在降低数据治理复杂性和成本的同时，得到智能的数据。

近年来，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融合应用不断深化，数字经济量质提升，对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融合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本章将从政策环境、主管机构、产品生态、行业应用等方面对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态势进行简要分析。

（一）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环境日益完善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撑。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发展。自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谋篇布局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

1.预热阶段：2014年3月，“大数据”一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中国大数据发展的政策环境搭建开始预热。从这一年起，“大数据”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中央政府开始提供积极的支持政策与适度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大数据发展创造机遇。

2.起步阶段：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成为中国发展大数据的首部战略性指导文件，对包括大数据产业在内的大数据整体发展作出了部署，体现出国家层面对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

3.落地阶段：《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公布标志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正式提出，彰显了中央对于大数据战略的重视。2016年12月，工信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大数据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4.深化阶段：随着国内大数据迎来全面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家大数据战略也开始走向深化阶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大数据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12月，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第六次提到“大数据”，并且有多项任务与大数据密切相关。

近年来，部分省市陆续成立了大数据局等相关机构，对包括大数据产业在内的大数据发展进行统一管理。以省级大数据主管机构为例，从2014年广东省设立第一个省级大数据局开始，截至2019年5月，共有14个省级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大数据主管机构。

除此之外，上海、天津、江西等省市组建了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江西省信息中心（江西省大数据中心），承担了一部分大数据主管机构的职能。部分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也相应组建了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根据黄璜等人的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已有79个副省级和地级城市组建了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

（三）大数据技术产品水平持续提升

从产品角度来看，目前大数据技术产品主要包括大数据基础类技术产品（承担数据存储和基本处理功能，包括分布式批处理平台、分布式流处理平台、分布式数据库、数据集成工具等）、分析类技术产品（承担对于数据的分析挖掘功能，包括数据挖掘工具、bi工具、可视化工具等）、管理类技术产品（承担数据在集成、加工、流转过程中的管理功能，包括数据管理平台、数据流通平台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国大数据基础类技术产品市场成熟度相对较高。一是供应商越来越多，从最早只有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发展到目前的近60家公司可以提供相应产品，覆盖了互联网、金融、电信、电力、铁路、石化、军工等不同行业;二是产品功能日益完善，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试，分布式批处理平台、分布式流处理平台类的参评产品功能项通过率均在95%以上;三是大规模部署能力有很大突破，例如阿里云maxcompute通过了10000节点批处理平台基础能力测试，华为guassdb通过了512台物理节点的分析型数据库基础能力测试;四是自主研发意识不断提高，目前有很多基础类产品源自对于开源产品进行的二次开发，特别是分布式批处理平台、流处理平台等产品九成以上基于已有开源产品开发。

中国大数据分析类技术产品发展迅速，个性化与实用性趋势明显。一是满足跨行业需求的通用数据分析工具類产品逐渐应运而生，如百度的机器学**台jarvis、阿里云的机器学**台pai等;二是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相应发展，数据挖掘平台从以往只支持传统机器学习算法转变为额外支持深度学习算法以及gpu计算加速能力;三是数据分析类产品易用性进一步提升，大部分产品都拥有直观的可视化界面以及简洁便利的交互操作方式。

中国大数据管理类技术产品还处于市场形成的初期。目前，国内常见的大数据管理类软件有20多款。数据管理类产品虽然涉及的内容庞杂，但技术实现难度相对较低，一些开源软件如kettle、sqoop和nifi等，为数据集成工具提供了开发基础。中国信通院测试结果显示，参照囊括功能全集的大数据管理软件评测标准，所有参评产品符合程度均在90%以下。随着数据资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数据管理类软件的地位也将越来越重要，未来将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新技术与数据管理需求结合，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大数据行业应用不断深化

前几年，大数据的应用还主要在互联网、营销、广告领域。这几年，无论是从新增企业数量、融资规模还是应用热度来说，与大数据结合紧密的行业逐步向工业、政务、电信、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广泛渗透，应用逐渐向生产、物流、供应链等核心业务延伸，涌现了一批大数据典型应用，企业应用大数据的能力逐渐增强。电力、铁路、石化等实体经济领域龙头企业不断完善自身大数据平台建设，持续加强数据治理，构建起以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能力，行业应用“脱虚向实”趋势明显，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加深。

电信行业方面，电信运营商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数据来源涉及移动通话和固定电话、无线上网、有线宽带接入等所有业务，也涵盖线上线下渠道在内的渠道经营相关信息，所服务的客户涉及个人客户、家庭客户和政企客户。三大运营商2019年以来在大数据应用方面都走向了更加专业化的阶段。电信行业在发展大数据上有明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数据规模大、数据应用价值持续凸显、数据安全性普遍较高。2019年，三大运营商都已经完成了全集团大数据平台的建设，设立了专业的大数据运营部门或公司，开始了数据价值释放的新举措。通过对外提供领先的网络服务能力，深厚的数据平台架构和数据融合应用能力，高效可靠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和云服务能力，打造数字生态体系，加速非电信业务的变现能力。

金融行业方面，随着金融监管日趋严格，通过金融大数据规范行业秩序并降低金融风险逐渐成为金融大数据的主流应用场景。同时，各大金融机构由于信息化建设基础好、数据治理起步早，使得金融业成为数据治理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

互联网营销方面，随着社交网络用户数量不断扩张，利用社交大数据来做产品口碑分析、用户意见收集分析、品牌营销、市场推广等“数字营销”应用，将是未来大数据应用的重点。电商数据直接反映用户的消费习惯，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流量见顶，以及广告主营销预算的下降，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触达目标用户成为行业最热衷的话题。“线下大数据”“新零售”的概念日渐火热，但其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容易存在漏洞，也使得合规性成为这一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工业方面，工业大数据是指在工业领域里，在生产链过程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运输、售后等各个环节中产生的数据总和。随着工业大数据成熟度的提升，工业大数据的价值挖掘也逐渐深入。目前，各个工业企业已经开始面向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资产管理，逐步提升工业大数据成熟度，深入工业大数据价值挖掘。

能源行业方面，2019年5月，国家电网大数据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旨在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据资产的统一运营，推进数据资源的高效使用。这是传统能源行业拥抱大数据应用的一次机制创新。医療健康方面，医疗大数据成为2019年大数据应用的热点方向。2018年7月颁布的《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为健康行业大数据服务指导了方向。电子病历、个性化诊疗、医疗知识图谱、临床决策支持系统、药品器械研发等成为行业热点。

除以上行业之外，教育、文化、旅游等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也都在快速发展。中国大数据的行业应用更加广泛，正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首次公开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这是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

（一）数据：从资源到资产

“数据资产”这一概念是由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的概念逐渐演变而来的。信息资源是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科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信息被视为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高效、经济地管理组织中的信息资源是非常必要的。数据资源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产生，是有含义的数据集结到一定规模后形成的资源。数据资产在21世纪初大数据技术的兴起背景下产生，并随着数据管理、数据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普及。

中国信通院在2017年将“数据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一定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这一概念强调了数据具备的“预期给会计主体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特征。

（二）数据资产管理理论体系仍在发展

数据管理的概念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数据随机存储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使用而诞生的，主要指在计算机系统中的数据可以被方便地存储和访问。经过40年的发展，数据管理的理论体系主要形成了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ibm和数据管控机构（dgi）所提出的三个流派，如表1所示。

然而，以上三种理论体系都是大数据时代之前的产物，其视角还是将数据作为信息来管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和企业考核的目的，并没有从数据价值释放的维度来考虑。

在数据资产化背景下，数据资产管理是在数据管理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视作数据管理的“升级版”。主要区别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管理视角不同，数据管理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解决问题数据带来的损失，而数据资产管理则关注如何利用数据资产为企业带来价值，需要基于数据资产的成本、收益来开展数据价值管理。二是管理职能不同，传统数据管理的管理职能包含数据标准管理、数据质量管理、元数据管理、主数据管理、数据模型管理、数据安全管理等，而数据资产管理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大数据平台建设情况，增加了数据价值管理和数据共享管理等职能。三是组织架构不同，在“数据资源管理转向数据资产管理”的理念影响下，相应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也有所变化，需要有更专业的管理队伍和更细致的管理制度来确保数据资产管理的流程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各行业积极实践数据资产管理

各行业实践数据资产管理普遍经历3-4个阶段。最初，行业数据资产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报表和经营分析的准确性，并通过建立数据仓库实现。随后，行业数据资产管理的目的是治理数据，管理对象由分析域延伸到生产域，并在数据库中开展数据标准管理和数据质量管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企业数据逐步汇总到大数据平台，形成了数据采集、计算、加工、分析等配套工具，建立了元数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安全保护等机制，并开展了数据创新应用。而目前，许多行业的数据资产管理已经进入到数据资产运营阶段，数据成为了企业核心的生产要素，不仅满足企业内部各项业务创新，还逐渐成为服务企业外部的数据产品。企业也积极开展如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dcmm）等数据管理能力评估工作，不断提升数据资产管理能力。

金融、电信等行业普遍在2000年至2010年间就开始了数据仓库建设（简称数仓建设），并将数据治理范围逐步扩展到生产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2010年后通过引入大数据平台，企业实现了数据的汇聚，并逐渐向数据湖发展，内部的数据应用较为完善，不少企业逐渐在探索数据对外运营和服务。

（四）数据资产管理工具百花齐放

数据资产管理工具是数据资产管理工作落地的重要手段。由于大数据技术栈中开源软件的缺失，数据资产管理的技术发展没有可参考的模板，工具开发者多从数据资产管理实践与项目中设计工具架构，各企业数据资产管理需求的差异化使得数据资产管理工具的形态各异。因此，数据资产管理工具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数据资产管理工具可以是多个工具的集成，并以模块化的形式集中于数据管理平台。

元数据管理工具、数据标准管理工具、数据质量管理工具是数据资产管理工具的核心，数据价值工具是数据资产化的有力保障。中国信通院对数据管理平台的测试结果显示，数据管理平台对于元数据管理工具、数据标准管理工具和数据质量管理工具的覆盖率达到了100%，这些工具通过追踪记录数据、标准化数据、稽核数据的关键活动，有效地管理了数据，提升了数据的可用性。与此同时，主数据管理工具和数据模型管理工具的覆盖率均低于20%，其中主数据管理多以解决方案的方式提供服务，而数据模型管理多在元数据管理中实现，或以独立工具在设计数据库或数据仓库阶段完成。超过80%的数据价值工具以直接提供数据源的方式进行数据服务，其它的数据服务方式包括数据源组合、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算法模型等。超过95%的数据价值工具动态展示数据的分布应用和存储计算情况，但仅有不到10%的工具量化数据价值，并提供数据增值方案。

目前，困扰数据资产化的关键问题主要包括数据确权困难、数据估值困难和数据交易市场尚未成熟。

1.数据确权困难。明确数据权属是数据资产化的前提，但目前在数据权利主体以及权力分配上存在诸多争议。数据权不同于传统物权。物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物的直接支配，但数据权在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中有不同的支配主体，有的数据产生之初由其提供者支配，有的产生之初便被数据收集人支配（如微信聊天内容、电商消费数据、物流数据等）;在数据处理阶段被各类数据主体所支配。原始数据只是大数据产业的基础，其价值属性远低于集合数据为代表的增值数据所产生的价值。

因此，法律专家们倾向于将数据的权属分开，即不探讨整体数据权，而是从管理权、使用权、所有权等维度进行探讨。而由于数据从法律上目前尚没有被赋予资产的属性，所以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交易权等权益没有被相关的法律充分认同和明确界定。数据也尚未像商标、专利一样，有明确的权利申请途径、权利保护方式等，对于数据的法定权利，尚未有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

2.数据估值困难。影响数据资产价值的因素主要有质量、应用和风险三个维度。质量是决定数据资产价值的基础，合理评估数据的质量水平，才能对数据的应用价值进行准确预测;应用是数据资产形成价值的方式，数据与应用场景结合才能贡献经济价值;风险则是指法律和道德等方面存在的限制（见表2）。

目前，常用的数据资产估值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类。成本法从资产的重置角度出发，重点考虑资产价值与重新获取或建立该资产所需成本之间的相关程度;收益法基于目标资产的预期应用场景，通过未来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折现来反映数据资产在投入使用后的收益能力，而根据衡量无形资产经济效益的不同方法又可具体分为权利金节省法、多期超额收益法和增量收益法;市场法则是在相同或相似资产的市场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对差异因素进行调整，以此反映数据资产的市场价值。

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数据的质量水平、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特定的法律道德限制均对数据资产价值有所影响。虽然目前已有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数据资产估值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均存在不同的问题，有其适用性的限制。构建成熟的数据资产评价体系，还需要以现有方法为基础框架，进一步探索在特定领域和具体案例中的适配方法。

3.数据交易市场尚未成熟。2014年以来，国内出现了一批数据交易平台，各地方政府也成立了数据交易机构，包括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等。同时，互联网领军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数据流通机制，提供了行业洞察、营销支持、舆情分析、引擎推荐、api数据市场等数据服务，并针对不同的行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但是，由于数据权属和数据估值的限制，以及数据交易政策和监管的缺失等因素，目前国内的数据交易市场尽管在数据服务方式上有所丰富，却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难，阻碍了数据资产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一是市场缺乏信任机制，技术服务方、数据提供商、数据交易中介等可能会私下缓存并对外共享、交易数据，数据使用企业不按协议要求私自留存、复制甚至转卖数据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国各大数据交易平台并未形成统一的交易流程，甚至有些交易平台没有完整的数据交易规范，使得数据交易存在很大风险。二是缺乏良性互动的数据交易生态体系。数据交易中所涉及的采集、传输、汇聚活动日益频繁，相应的，个人隐私、商业机密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亟需建立包括监管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多要素协同的，覆盖数据生产流通全过程和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据交易生态体系。

五、数据安全合规要求不断提升

2019年以来，大数据安全合规方面不断有事件曝出。2019年9月6日，位于杭州的大数据风控平台杭州魔蝎數据科技有限公司被警方控制，高管被带走，相关服务暂时瘫痪。同日，另一家提供大数据风控服务的新颜科技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高管被带走协助调查。以两平台被查为开端，短短一周内，多家征信企业分别有人被警方带走调查，市场纷纷猜测是否与爬虫业务有关。一时间，大数据安全合规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再次成为了行业关注热点。

（一）数据相关法律监管日趋严格规范

与全球不断收紧的数据合规政策相类似，中国在数据法律监管方面也日趋严格规范。

当前中国大数据方面的立法呈现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核心，包含基本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等综合框架。一些综合性法律中也涉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条款。

2019年以来，数据安全方面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中央网信办针对四项关于数据安全的管理办法相继发布征求意见稿，其中，《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已正式公布，并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施行。一系列行政法规的制订，唤起了民众对数据安全的强烈关注。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法律法规体系方面来看，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呈现出缺乏综合性统一法律、缺乏法律细节解释、保护与发展协调不够等问题。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包括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两部。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综合立法时代即将来临。

（二）数据安全技术助力大数据合规要求落地

数据安全的概念来源于传统信息安全的概念。在传统信息安全中数据是内涵，信息系统是载体，数据安全是整个信息安全的关注重点，信息安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安全技术保障数据的秘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从数据生命周期的角度区分，数据安全技术包括作用于数据采集阶段的敏感数据鉴别发现、数据分类分级标签、数据质量监控;作用于数据存储阶段的数据加密、数据备份容灾;作用于数据处理阶段的数据脱敏、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作用于数据删除阶段的数据全副本销毁;作用于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用户角色权限管理、数据传输校验与加密、数据活动监控审计等。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法律法规重点关注个人信息的保护，大数据行业整体合规也必然将以此作为核心。而在目前的数据安全技术中有为数不少的技术手段瞄准了敏感数据在处理使用中的防护，例如数据脱敏、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

在《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要求，对于个人信息的提供和保存要经过匿名化处理，而数据脱敏技术是实现数据匿名化处理的有效途径。应用静态脱敏技术可以保证数据对外发布不涉及敏感信息，同时在开发、测试环境中保证敏感数据集本身特性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进行挖掘分析;应用动态脱敏技术可以保证在数据服务接口能够实时返回数据请求的同时杜绝敏感数据泄露风险。

安全多方计算和联邦学习等技术能够确保在协同计算中任何一方实际数据不被其他方获得的情况下完成计算任务并获得正确计算结果。应用这些技术能够在有效保护敏感数据以及个人隐私数据不存在泄露风险的同时完成原本需要执行的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任务。

上述技术是当前最为主流的数据安全保护技术，也是最有利于大数据安全合规落地的数据安全保护技术。其中的各项技术分别具有各自的技术实现方式、应用场景、技术优势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具体的对比如表3。

上述技术均存在多种技术实现方式，不同实现方式可能达到对于隐私数据的不同程度保护，不同的应用场景对于隐私数据的保护程度和可用性也有不同的需求。作为助力实现大数据安全合规落地的主要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使用者应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隐私保护技术以及合适的实现方式，而繁多的实现方式和产品化的功能点区别导致技术使用者具体进行选择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通过标准对相应隐私保护技术进行规范化，可以有效地应对这种情况。

未来伴随着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将不断出台，在企业合规方面，应用标准化的数据安全技术是十分有效的合规落地手段。随着公众数据安全意识的提升和技术本身的不断进步完善，数据安全技术将逐渐呈现出规范化、标准化的趋势，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关产品技术标准制定，应用符合相应技术标准的数据安全技术产品，保证对于敏感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的使用合法合规，将成为未来大数据产业合规落地的一大趋势。

（三）数据安全标准规范体系不断完善

相对于法律法规和针对于数据安全技术的标准，在大数据安全保护中，标准和规范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重要的推荐性标准。标准结合国际通用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理念，提出了“权责一致、目的明确、选择同意、最少够用、公开透明、确保安全、主体参与”七大原则，为企业完善内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及实践操作规则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指引。2019年6月25日，该标准修订后的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

一系列聚焦数据安全的国家标准近年来陆续发布。包括《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gb/t35274-2017）《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gb/t37973-2019）《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37988-2019）《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gb/t37932-2019）等，这些标准对于中国数据安全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ccsatc601）推出的《可信数据服务》系列规范将个人信息保护推广到企业数据综合合规。标准针对数据供方和数据流通平台的不同角色身份，从管理流程和管理内容等方面对企业数据合规提出了推荐性建议。规范列举了数据流通平台提供数据流通服务时，在平台管理、流通参与主体管理、流通品管理、流通过程管理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和建议，以及数据供方提供数据产品时，在数据产品管理、数据产品供应管理等方面需满足和体现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要求。系列规范已于2019年6月发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数据与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并列作为可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这体现出数据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数据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正在产生着根本性、全局性、革命性的影响。

技术方面，我们仍然处在“数据大爆发”的初期，随着5g、工业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将带来更大的“数据洪流”，这就为大数据的存储、分析、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牵引大数据技术再上新的台阶。硬件与软件的融合、数据与智能的融合将带动大数据技术向异构多模、超大容量、超低时延等方向拓展。

应用方面，大数据行业应用正在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从感知型应用向预测型、决策型应用发展。当前，互联网行业已经从“it时代”全面进入“dt时代”（datatechnology）。未来几年，随着各地政务大数据平台和大型企业数据中台的建成，将促进政务、民生与实体经济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再上新的台階。

治理方面，随着国家数据安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各行业的数据治理也将深入推进。数据的采集、使用、共享等环节的乱象得到遏制，数据的安全管理成为各行各业自觉遵守的底线，数据流通与应用的合规性将大幅提升，健康、可持续的大数据发展环境逐步形成。

然而，中国大数据发展也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大数据原创性的技术和产品尚不足;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依然较低，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流通仍不顺畅，有价值的公共信息资源和商业数据没有充分流动起来;数据安全管理仍然薄弱，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威胁与新风险。这就需要大数据从业者们在大数据理论研究、技术研发、行业应用、安全保护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1]陈一：《我国大数据交易产权管理实践及政策进展研究》，《现代情报》，2019年第11期。

[2]黄璜、孙学智：《中国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初步研究：现状与模式》，《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2期。

[3]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9年。

[4]叶雅珍、刘国华、朱扬勇：《数据资产相关概念综述》，《计算机科学》，2019年第11期。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三

【篇一】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篇二】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两国关系短期看虽然“出现了一些困扰”，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必然会合作”，因为这两大经济体不合作的话，很多全球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约瑟夫·奈15日在哈佛大学出席“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关系”论坛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对于美中关系)我不是很乐观，但从长远来看，我很乐观”。

他解释说，“从长远来看，两年、4年或更长时间，两国关系必然是合作的，因为很多对双方都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美中都不能单独应对”，没有双方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气候变化等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指出，“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我们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我们必须确保妥善管理双边关系，绝不能让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因素排除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美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史地看，双方相当有能力进行合作”。

在谈到美国单边关税政策时，约瑟夫·奈表示，该政策基于一种“经济谬论”，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储蓄率过低所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降下来，它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就会必然升上去，“如果真想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水平，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储蓄和投资的比例，这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问题”。

他说，短期内贸易冲突可能会像一些美国人所说的，会让中国感到更困难，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比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产品更多，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均会因为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蒙受巨大损失，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双方谈判解决问题。

【篇三】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篇四】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走势及中国应对之策

应对之策:以互信除互疑。中美两国复杂的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始终留有一定的注意和警惕，中国则关注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以及如何应对美国阻止中国重获地区大国地位。目前，在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有所转圜的情况下，中国可考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合作平台，在增加“一带一路”项目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度的基础上，吸引美国企业的参与，在项目合作中，逐步加强战略互信。

以伙伴对同盟。中国的经济合作观念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构建全球伙伴网络，使各方平等地享受合作发展的利益。这与美国以美国及其同盟国为中心建立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在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的同时与美国加强经济沟通和合作，妥善解决分歧。

以斗争求合作。国家安全方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等事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应亮明“红线”，在不断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要重战、慎战、备战，面对美国的试探和挑衅，中国可以尝试构建不同于美国霸权安全结构的新的安全战略格局，在必要的时候，以斗争求合作。

以参与求制衡。面对美国用经济纠纷巩固安全同盟，用安全问题挑起经济摩擦的做法，中国可以从美国盟国和区域合作机制入手加以应对。一是从印度、澳大利亚等相对薄弱环节中寻找突破口，增进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和经济合作；二是可以利用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安全对话机制深度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

走势: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是“合作+竞争”，以合作为主，那么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将是“竞争+合作”，以竞争为主。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及中国模式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美矛盾可能会继续上升。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篇五】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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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篇六】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篇七】2020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现在，就是中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关口。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万亿，2016年1.57万亿，2017年1.76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纪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则是2.45%或2.55%。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四

中美关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一些媒体称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将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二、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因素

由于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上升,美国则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受到削弱,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对美产生巨大心理冲击,美国内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警惕和制衡中国的论调开始回潮,对中方谈论“美国衰落论”极为敏感,产生过度反应,认为中国正利用美国衰落谋取利益。

三、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预测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建交已经四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纳觅战略研究院认为，短期的摩擦难改未来发展趋势。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将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4.32万亿美元，美国为14.2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30.4%.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8.7%，达到4.7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2.4%，降至13.86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33.9%.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3.5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抗议了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等行为，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资料来源：1950-2005年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页;2006-2009年的数据基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2.5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8.7%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1.9%和2.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五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记不清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一种观点：所谓国家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间关系，尤其涉及介入外交关系的某些人士：领袖人物、政府官员、外交人士，以及非官方的幕僚（主要是学术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两国间关系越多，相互依赖也就越深。然而不管深到何等程度，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总是无法预测的。于是自己也开始思考中美关系的种种现象与其背后的原因。经过在网上进行的有关资料的查找，我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并开始思索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六

中国正处于经济较快发展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我们真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开展更多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合作，发展自己。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现在，就是中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关口。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万亿，2016年1.57万亿，2017年1.76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纪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则是2.45%或2.55%。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七

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20**年4月16日，中兴通讯遭美国商务部开出的“7年禁令”：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直到20**年3月13日。

20**年4月25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中方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但不畏惧贸易战，中方会坚定不移威武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美方态度：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他正考虑访华就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磋商之后，中美两国若能重启正式谈判，将标志着双方贸易僵局得以化解。

报道称，美方对华的示好姿态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听取双方意见。

中美关系的实质

实质就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根源。

国际分工体系是由各国制造业水平所决定的，是各国实力的真正较量，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而美国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国的制造业上。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贸易问题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借口。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

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其他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贸易战背后的思考

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而且是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载体源泉。

哈佛大学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但是今年来，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竞争优势加速下降。与之相比，20**年中国夺得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国务院明确提出20**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达到甚至赶超美国和德国的水平。

美国政治精英开出精算的处方：让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国博弈——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

美国

挑起中国周边事端，给中国制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战，获取市场准入

直接动武打击叙利亚，左右伊朗局势

签署《xxx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国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从区域化到全球化。

互联网+全产业融合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原油期货在20**年3月26日于xxx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中美关系未来展望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动机。

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的是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2022年中美关系分析

2023年中美关系预测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八

2017年中美元首实现多次互访，来往频繁，从中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要优于预期。客观上来讲，鉴于朝核、环保、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控制疾病传播等一系列议题的存在，中美双方关系相互依存度依然很高。而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为双方关系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4月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国内施政并不顺利，在此背景下*****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随后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11月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华受到“国事访问+”的超高规格接待，美方随团企业与中国公司签署2530亿美元的巨额大单，创下世界纪录。这一年双方关系的良好互动使得彼此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而言之，2017年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态势高于预期，中国塑造双边关系的能力得以提高，改变了原先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局面。

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局面或更加复杂，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背景。

第一，美国国内政治分裂扩大，社会整体呈焦虑状态，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丧失了部分自信，其他国家及地区很难揣测其意图，相互交往的不确定性增加。

第二，随着国力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及话语权逐渐提升，在国际舞台中国日益呈现出开放自信的状态。

第三，随着冷战结束，中美关系一定时期内走向以双边为基础的正常轨道。而目前，诸如朝核、日本、印度、越南等影响双边关系的第三方因素卷土重来，无疑给双边关系增加了复杂性。

目前，影响中美之间关系的首要议题是贸易。2018年11月份美国将面临中期选举，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适时打出贸易牌以此来满足各自的政治需要。因此，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或比2017年严重，由口头冲突上升为实际行动。其次，朝核问题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热点。朝鲜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已经触及美国的红线，2018年将成为朝鲜问题摊牌的一年，最终结果谈判还是打击都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转圜点。可以说贸易和朝核这两方面是中美双方在2018年迫切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棘手问题。除此之外，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美国最新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定位中国的问题都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潜在风险。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九

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关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同时国际局势也处于一个风云变幻中并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国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新型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随着6月7日和8日，*****和奥巴马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进行，中美关系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此从新起点下的习奥庄园会晤为出发点去看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又符合国际形势的政策和战略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体所说:“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

(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迎来了一场“破冰之旅”。“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主动和周恩来总理握手时激动的说道。同样一个冬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握手的时候说道:“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从1972尼克松访华到后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的访华，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1997年、200年江泽民访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锦涛访美，再到现在***和奥巴马同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会晤，40多年以来，中美两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使得中美关系有了新的机遇，为将来两国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6月7日、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紧紧围绕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分别从两国自己的国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关系下的国际关系及其热点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这次会晤增强了两国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对中美新型关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

“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中美两国构建的中美新型关系究竟是一个这样的宏伟蓝图呢?以此对于中美新型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解释也成了本文的一个重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国关系。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和冷战结束后的同盟国关系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认为:“基于规则的游戏可以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新路径。”这也就是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形式下中美两国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互赢”正常国家关系。

(一)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实属不易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和美国在为解决两国的正常贸易等问题花费了许多的财力物力。但是，贸易关系问题和两个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相比而言就显得难度更大了。其实，当前中美两国都已经认识到了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美两国关系对于双方而言即重要又复杂。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联合也不可能把国家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解决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和联手，国际社会上的大多数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虽然从上述关系的论证可以知道，中美两国的合作以及新型国家关系的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是实属不易的。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也迫切要求两国能够不断提高合作共赢思想。

(二)从习奥会晤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习奥会”的三大细节表露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三个细节分别为:“会晤前进行了密集的沟通”、“两国元首交流的口语化”、“***只住在庄园附近的酒店”。第一个显示了中美两国为此次会晤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第二，“口语化交流”更是体现了“不看稿外交”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外交领域。而第三个则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实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状。

习奥庄园会晤时间、地点和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同时也反映了新起点下的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知道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的主要国家，地区性紧张问题还在继续，而中美关系也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重要阶段。对于中美关系的机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认为，现阶段全球还是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同舟共济。“中美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两家能够联手推进，应该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尽早摆脱危机。”中美两国应该看到世界局势给各自国家所带来的外交机遇，但是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两国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近几年美国重返亚太的高调行动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作为一个过渡性重要阶段，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并且充满机遇的好时期，抓住此次“习奥会晤”的契机，不断积极主动地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相信这样可以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再次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强有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

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关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同时国际局势也处于一个风云变幻中并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国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新型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随着6月7日和8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进行，中美关系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此从新起点下的习奥庄园会晤为出发点去看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又符合国际形势的政策和战略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体所说：“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

(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迎来了一场“破冰之旅”。“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主动和周恩来总理握手时激动的说道。同样一个冬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握手的时候说道：“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从1972尼克松访华到后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的访华，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1997年、200年江泽民访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锦涛访美，再到现在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会晤，40多年以来，中美两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使得中美关系有了新的机遇，为将来两国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6月7日、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紧紧围绕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分别从两国自己的国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关系下的国际关系及其热点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这次会晤增强了两国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对中美新型关系的期盼。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

“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中美两国构建的中美新型关系究竟是一个这样的宏伟蓝图呢？以此对于中美新型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解释也成了本文的一个重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国关系。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和冷战结束后的同盟国关系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认为：“基于规则的游戏可以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新路径。”这也就是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形式下中美两国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互赢”正常国家关系。

(一)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实属不易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和美国在为解决两国的正常贸易等问题花费了许多的财力物力。但是，贸易关系问题和两个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相比而言就显得难度更大了。其实，当前中美两国都已经认识到了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美两国关系对于双方而言即重要又复杂。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联合也不可能把国家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解决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和联手，国际社会上的大多数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虽然从上述关系的论证可以知道，中美两国的合作以及新型国家关系的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是实属不易的。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也迫切要求两国能够不断提高合作共赢思想。

(二)从习奥会晤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习奥会”的三大细节表露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三个细节分别为：“会晤前进行了密集的沟通”、“两国元首交流的口语化”、“习近平只住在庄园附近的酒店”。第一个显示了中美两国为此次会晤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第二，“口语化交流”更是体现了“不看稿外交”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外交领域。而第三个则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实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状。

习奥庄园会晤时间、地点和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同时也反映了新起点下的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知道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的主要国家，地区性紧张问题还在继续，而中美关系也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重要阶段。对于中美关系的机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认为，现阶段全球还是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同舟共济。“中美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两家能够联手推进，应该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尽早摆脱危机。”中美两国应该看到世界局势给各自国家所带来的外交机遇，但是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两国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近几年美国重返亚太的高调行动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作为一个过渡性重要阶段，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并且充满机遇的好时期，抓住此次“习奥会晤”的契机，不断积极主动地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相信这样可以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再次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强有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2013.01(01).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一

从历史角度探讨中美两国关系性质的变迁，有助于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中美两国曾经是敌人，现在不算朋友，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

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两国曾是敌人，美国孤立围堵中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存在，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支持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培训西藏叛乱分子颠覆中国。中国支援世界革命，主张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境外反美势力，试图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对抗关系突出表现在两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交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实现和解，联合反对苏联扩张，两国关系开始进入“非敌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与改革开放，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但深刻的变化，性质发生改变。如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所说，中国已经在现存国际秩序中拥有了重多和重大利益。和美国一样，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支持者和改革者，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追求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和民主。

当然，“非敌化”并不意味着友谊，事实上双方都未曾真正把对方看成自己的朋友。美国仍然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限制高科技出口，并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也在积极防范美国，抵制美国的消极影响。

作为竞争对手，两国在经济上比效率，政治上在亚洲角逐影响力，安全上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感。最重要的是，两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之争：哪国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作为强势一方，美国在大多数竞争领域仍占优势地位。作为弱势一方，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与美国的差距在很多方面快速缩小。应该说，两国的竞争关系处理得好，有助于推动两国内部改革和人类进步。处理不好,则可能导致两国走向对抗，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双方都想避免的。

作为合作伙伴，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合作日益广泛。在双边层面，两国在经济、科技、金融、教育、文化、农业、扶贫、法治、反腐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在地区层面，中国政府欢迎美国建设性地参与，美国也鼓励中国在如东南亚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朝核六方会谈等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区域国际机制在全球层面，两国都主张国际贸易体系进一步开放，都支持联合国改革，在反恐、人道主义援助、海上安全、打击走私、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止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

随着时间推移，两国合作利益增加，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为未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两国战略互疑上升，关系负面互动概率增加，中美关系要继续朝良性发展需要两国领导展现出足够的智慧、意志和决心。*****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设想是对上述挑战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回应，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现在两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将新型大国关系由理念转变为现实。

由于两国关系性质的演变，由于过去两国交往中积累了丰厚的人脉与经验，笔者对中美两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二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的局面， 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三

摘要：中美关系是自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60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从敌对到和解再到战略合作，中美关系走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是全球头号发达国家，利益交汇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回顾历史，中美关系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展望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仍不可避免，但不会是两败俱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如何处理好各个方面的矛盾，努力实现合作共赢才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发展之道。

关键词：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合作共赢

正文：60年甲子一轮回，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了。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左右着新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选择这个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这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影响。该电视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地下斗争，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篇论文，就从这段历史开始谈起吧。

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爆发。美国表面上派出马歇尔将军和国共双方代表组成协调小组，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由于国党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且当时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美国当局决定扶植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由于蒋介石专制独裁搞得民心涣散，而共产党选择了民主路线救中国，这其实与美国的基本理念相符合，所以美国也并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帮助国民政府，仅仅是以经济上的援助为主。国共内战时的美国颇有种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

可惜国民党的败军之势兵败如山倒，早已是扶不起的阿斗。纵然有美国人的经济援助，也逃不脱败北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拉开了新的篇章。当时中国刚刚从黑暗中走出来，一切的经济建设都是空白，而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正是美苏两强争霸之际，中国站在了共产主义的阵营中。美国出于冷战时期反苏的战略，在把主要矛头对准苏联同时，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对华政策虽然有时友好，但是更多是遏制和对抗。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开始与这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接触，72年国务卿助理基辛格访华拉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中美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可见中美关系与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中美关系从中美建交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苏联则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解体的厄运。90年代，美国陷入了战胜苏联的喜悦之中，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超多强，美国一家独大，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段时间美国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就有所体现。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公然的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如此的蛮横激发了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对手。

然而情况进入千禧年后似乎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之前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是大国，那么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强国的名号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复杂。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开始对中国变得警惕。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会给美国的称霸带来冲击和影响，于是美国开始想方设法的阻止中国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宣称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威胁，蓄意夸大中国的国家实力，使得各个国家对中国敬而远之。

美国为了制约中国，想尽一切办法干预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问题。比如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美国一直宣称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美国却一再坚持对台出售军火，并暗中资助台湾政府，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美国还暗中自助与中国有矛盾或冲突的国家。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的不可开交，而日本恰恰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的立场上一直态度暧昧，其用意在于混淆视听，搅乱中国的局势。

在军事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集中了美国的精锐力量，意图在海上封锁中国。利用在盟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形成三大岛链的封锁体系。同时在南海地区，菲律宾等国均是美国的盟友。依靠美国的支持，菲律宾的国不断向中国挑衅并制造摩擦。

而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左右着世界经济局势。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出售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也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头号债主就是中国。除了经济方面，双方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诸如反恐问题等要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目标。

正是因为这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况，才造成美国对我国政策的暧昧不明、摇摆不定。美国利用日本、台湾及**、**分子来牵制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势力渗透，形成包围圈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从其对待大陆与台湾问题的态度—主张不分离不同意也可以看出，美国最希望的状态不是绝对的势力偏向，而是寻求各方力量的平衡。这也与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相争，美国才好坐收渔翁之利。美国的意图是为其重返东亚、称霸全球扫除障碍。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方的挑战呢?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在面对主权问题和国家战略发展问题时，我们决不能退缩，也不能忍让。而对于美国，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矛盾，争取实现合作共赢。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积极寻求合作，这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理好当今中美关系的不二法则。

学习心得：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我了解了当今国内外的局势的变化。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对中美关系和南海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多多了解国内和国际上的大事小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四

中国正处于经济较快发展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我们真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开展更多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合作，发展自己。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现在，就是中美关系转变的历史性关口。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1.4万亿，2016年1.57万亿，2017年1.76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5.32%；

70年代是3.77%；

80年代是3.16%（wb）或者3.30%（imf）；

90年代是2.81%或2.86%；

21世纪00年代是2.59%或2.52%；

10年代则是2.45%或2.55%。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五

中美建交已经三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我们必须要正确地面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局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两国间的关系。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十分清楚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两国外交关系破裂，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来说打击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关系还将长期保持。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由于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上升,美国则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受到削弱,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对美产生巨大心理冲击,美国内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警惕和制衡中国的论调开始回潮,对中方谈论“美国衰落论”极为敏感,产生过度反应,认为中国正利用美国衰落谋取利益。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 “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的局面， 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论文篇十六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