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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墙碑林博物馆导游词篇一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20xx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
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台孝经》、《开成台经》等名碑，原来竖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今西安市南门外)的国子监内，唐末韩建(大尉许国韩公)缩小长安城后，这些碑连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时期，陆续将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书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又将全部碑石搬到学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西安城墙碑林博物馆导游词篇二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碑林。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碑石丛立如林”，这座博物馆始建于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了。它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石质书库”。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恩所称的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的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石台孝经》;以及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的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由于那里地势低洼，所以对保存经石不利。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碑林”一名始于清代。它收藏了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分布在七个陈列室，八个碑厅和六座碑廊之中。这些碑石主要可以分为“碑林”和“石刻艺术室”两大部分。博物馆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陈列面积3000平方米。碑林博物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庙宇式建筑群。它的前半部分是由原先拜谒孔子的孔庙改建而成，至今仍处处可见孔庙的痕迹。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者，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汉武帝就曾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按照中国历来的建筑制式，门都是朝南开的。而碑林的门却是东西向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碑林为孔庙旧址，按照中国古代的制度，孔庙的门都开在东西两侧，以示对孔子的尊敬。西门称为“礼门”东门称为“义路”。南面的门则封闭起来，叫做“塞门”。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高大的牌坊叫做“太和元气坊”。它是明代的建筑，是由华山西岳庙移过来的，采用的是四柱三檐。上面的这些彩画是和玺彩画。中国古代制度森严，彩画也是有等级的。最高的是和玺彩画，另外还有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半圆形的水池,它是孔庙特有的建筑。按照古代制度，国家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圆形，叫“辟雍”;地方级孔庙内的水池为半圆形，叫做“泮池”。“泮”是三滴水加个一半的半。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在古代，只有考中秀才的人才可以走上泮池中间的小桥，当一回秀才。
在泮池北边的这个石牌坊也是孔庙特有的建筑，称为“棂星门”。传说“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中主管取土的神。当年，进出棂星门有严格规定：祭孔大典时，只有主祭的最高官员才能由中门出入;一般官员由西门出入;其他人员由东门出入。所以就有了成语“旁门左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棂星门内。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讲究中轴对称的。那么，碑林也不例外。碑林的各个陈列室以棂星门的中门为中轴线，自南向北对称排列。两边的房间为临时陈列室。大家请注意看，中央道路两旁有许多的石柱，它是我国古代民间石刻的瑰宝—渭北栓马桩。这些栓马桩高2米左右，上面刻有各种纹饰，造型丰富。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和作战工具。在一望无垠的渭北高原上，出于交通与军事的需要，在驿站旁边设立了大批的栓马桩。它除了可以栓系、震慑牲畜这个目的外，还具有震邪、吉祥和装饰的意义。在解放前，渭北地区的官宦或富豪人家的院门外两侧大都栽有成排的栓马桩。
现在请大家看远出处的这个巨大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碑林”二字。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碑”字少了一撇。那么为什么会少一撇呢?难道这是一个错别字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字出自清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之手。鸦片战争之后，他革职戍守新疆伊犁。当时路经西安，写下了这两个字。有人说“碑”字少了一撇，正好象征他当时丢了乌纱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你待会儿就会发现，碑林中的所有“碑”字都少了一撇。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讲究对称，“碑”字少了一撇，只是为了看起来对称美观罢了。
现在请大家看这通高大威严的石碑，这便是久负盛名的《石台孝经》。它是碑林中最大的石碑。《孝经》是儒家经典之一，是由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纂的。全书共分18章，主要讲述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之一的孝道。并且把孝敬父母和忠于君王联系起来，提倡“事君如事父”，以宗法血缘关系维护封建统治，因而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殊重视。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以孝治天下”视为基本统治策略。《石台孝经》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李隆基用隶书为孝经作的序，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要以孝来治理天下。后半部分是孝经的原文。那些小字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注释。在当时，此碑立在国子监太学内，因此被称为“御碑”。又因为此碑建在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叫做《石台孝经》。这块碑石高近6米，碑座、碑身、碑首由35块巨石组成。碑顶雕有卷云蜷龙，似乎就要凌空而去。碑身由四块巨石组成，是整个碑林中碑身最大的一块石碑。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形制特殊。“风流天子”唐玄宗也擅长书法，这块碑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华美飘逸，在唐代隶书中堪称佼佼者。这块碑林中的超级巨碑因为太大，只好向下延伸，在碑亭中形成一个方坑，向上则快到亭顶，显得顶天立地，气度不凡，因此被称为“迎客第一碑”。
现在请各位随我进入碑林的第一陈列室。这里展出由艾由晦、陈等楷书的《开成石经》。“开成”是因为它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经”，是指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开成石经》包括12部著作，除《孝经》外，《周易》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是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诗经》是编成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周礼》、《仪礼》和《礼记》是先秦典章制度与社会礼俗的汇集;《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从史料和儒家义理角度阐释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论语》是技记述孔子言行的专集;《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文人学士的必读之书。因为当时雕版印刷还不普遍，为避免传抄错误，唐文宗下令把它们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太学内，供人们校对。《开成石经》由114块碑石双面组成，共计228面，650152字。清代又补刻了《孟子》一书9石，合称十三经。中国历史上曾经组织过7次经籍石刻，只有这一部保存得最完整。加上时代又早，史料价值极高，人们赞叹它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书籍“。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碑林的第二展室。这里主要陈列唐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碑石，历来都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其中有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皇甫诞碑》，以及他的儿子，也就是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有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还有晚唐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和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又被称为“千金贴”。这里还有中外驰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书法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时代。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自唐太宗以来历任皇帝的酷爱和提倡，造就了全社会对书法的普遍重视。一大批书法家涌现出来，如同百花齐放。
各位游客请看这块碑石。在中国古代石碑上出现外国文字的碑石在碑林中有好几块。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概就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了。它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81年，由波斯人景净述事，吕秀严书写。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大秦寺内，后来埋没土中。明天启三年，也就是公元1620xx年被重新发现，清末移入碑林。“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景教，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称聂斯脱利派，公元431年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派创立于费城，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克城以北。据碑文记载：“由波斯人阿罗本率领的传教代表团欲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接待,并准许其传教。从此，景教在中国大范围流传开来。“景”是光明、美好的意思。碑首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架。这块碑石记载了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以及教规、教义，还有古叙利亚和汉文对照刻了72个景教僧侣的名字。为研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亚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资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近代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此碑拓片曾经传到了国外，并译成了拉丁文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注意。一些外国人认为，欧洲多基督徒，那么像这样记载景教的碑石应该运到欧洲供人瞻仰。1920xx年，丹麦人荷尔漠受英国政府指使，企图以3000两白银复制的假碑换取此碑，受到舆论反对，只得将复制的碑石运往伦敦。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国家有这块碑石的复制品。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面，我们看到的这几通碑石是唐代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分别是《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以及《争座位稿贴》。颜真卿不仅书法潇洒，而且在历史上也以忠贞有节、刚正不屈著称。在发生“安史之乱”时，他作为平原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太守，联络他的兄弟颜篙卿起兵抵抗，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力地牵制了叛军，成为平息叛乱的中坚人物，被封为鲁郡公。后来，李希烈叛乱，他前往劝降，被杀害。颜真卿的书法字如其人。他初学褚遂良，后来跟随张旭学习草书，在正楷中参用篆书。颜真卿的书法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圆、大、厚、方”。他的行书气势开张，挥洒自如，对后世影响很大，人称“颜体”。《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所写，是留存下来的颜书中的最早作品，代表了他的早期风格，常被人们作为学习颜体的入门范本。《颜氏家庙碑》是他73岁时所写，笔力雄健，气韵醇厚，书法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争座位稿》是他55岁时所写，是写给当时另一位官员郭英义的书信手稿，指责郭在公众场合把宦官鱼吵恩的座位安排在许多大臣之上。行笔苍劲有力，一气呵成，是颜体行草书中的精品。
现在我们来到了碑林的第三陈列室。通过这里陈列的碑石，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所以人们称仓颉为“造字圣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仓颉庙碑》。其实文字的发明不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它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篆书是流行至今最古老的字体，在碑林的这个陈列室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他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讲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由篆到隶是我国书体的一大变革。隶书到了汉代成为通用文字，逐渐趋于成熟美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为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从这块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的特点：蚕头燕尾，外柔内刚。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楷书和行草书在这里都有代表的作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概述了。
石刻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较早、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汉唐盛世石刻以众多的数量和高超的技艺驰名海内外，在我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集中了散存在陕西各地的从汉到唐的圆雕、浮雕和线刻艺术品共70余件，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陵墓石刻是用刀砸在石面上的图画，起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20xx多年来以它独有的特色显示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极盛，在贵族阶层中“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强。他们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宠幸爱慕的东西雕刻于墓室以尽人间之乐。汉代画像石便是在这种厚葬风气中逐渐产生的。石刻艺术室陈列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陕北。内容除少数神话故事外，其余的大量取材于现实生活，如牛耕、狩猎、乐舞，贵族生活等。汉画像石记载了大量的历史史实。因此，它们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研究东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牛耕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代表作，画面上有一人双手扶犁，前面有两头牛拉着,两头牛的牛颈上有一横杠,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汉朝时农业的耕作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在陕北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500件,西安卑林博物馆收藏有133件。隋唐时期的陵墓石刻在这里陈列的有献陵石犀和昭陵六骏。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这尊石雕是献陵石犀，它原来位于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刻于公元635年，重10吨，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这种犀牛的品种非常奇特。大家来看，它头上没有角，鼻子上方有一圆包，因此叫做“圆帽犀”。这种犀牛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现已灭绝。据史料记载，唐初，林邑国，也就是今天越南顺化一带，以这种犀牛向唐王朝进贡，李渊非常喜欢。建造献陵时，唐太宗李世民就特意把石犀置于陵前。这一石雕注重写实，结构匀称，比例准确，显然是以活犀牛为“模特儿”，使人感到它温顺驯服，憨态可掬。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这一组石雕为“昭陵六骏”。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询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戒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由于六骏雕刻精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1920xx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这两骏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幅完整的浮雕作品，便是拳毛弧与飒露紫的复制品。1920xx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人们发现拦存了下来。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四幅残损的浮雕。它们虽然是残缺的，但却是真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庄严的石像是老君像，是道教的石刻。老子像是道教的教主李耳的雕像。因为它是唯一反映道教的石刻，所以就非常珍贵。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子像的眉目不像我们中原人。据说这是因为这个作品的雕塑者是西域的一个著名雕塑家，名叫元伽儿。他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的圈子当中，作画、写生都是以本民族的人为摹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这种独特的风格。老子的形象庄严肃穆，耐人寻味。台座的变形牡丹花图案疏密有致，匀称饱满。它原先位于骊山的华清宫朝元阁内，当年接受过唐玄宗的膜拜。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朝元阁倒塌了，使老子像的外面裹了一层泥塑，所以至今保存完整。于1963年移存到这里，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碑林博物馆之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