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散文的特点篇一
漫漫人生路，平坦之途少之又少，上坡路与下坡路荆棘交织，坎坷纵横，成为贯穿人生之旅的一道独特风景，其间，有人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有人内心充斥着失败的痛苦！
人在一生中走过的路很多，归根结底其实只有两条：“上坡路和下坡路！”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立特说：“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一条路，上坡也好，下坡也罢，不在于选择路径的状况，关键在于你‘行走’时的人生哲学！”
行走在人生的“上坡”路上要低头，人生的“上坡”路，可以泛指一个人在生活与事业的春风得意之时，如日中天之际，光彩照人的时候，为什么偏偏要低头？这就是要你在这欣喜之时好好看一看，人生之路是多么漫长、曲折而艰辛，好好想一想，你的春风得意、如日中天承接了多少人的关爱、企盼、支持和帮助，从而让你低头铭记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思考今后又该如何去珍惜！
行走在人生的“下坡”路上需抬头，所谓“下坡”，当然是指一个人人生陷入低谷或受到失败挫折之时，“下坡”为什么要抬头而不是相反呢？这是因为失意、受挫或者从岗位退下来的时候，正是需要你抬起头正确面对的时候，特别是这时如果碰到有人对你的态度与你春风得意时出现落差时，你的失落感也许会涌上心头，抬起头，正是要通过你那高昂起的头，以开阔的视野去净化这一切，以“海纳百川”的气度鞭策自己，让自己获得一个良好的心态，一个合理的定位，一个重新开始的目标！
低头走好上坡路，昂首走好下坡路，这应是树立在每个人心中的人生路标，谁也不能保证一生都受到逆境的冷遇而与顺境相伴，谁也不能坚信一生都只受到逆境青睐而与顺境无缘，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以一种自省的方式拣起散落在人生路上的多彩珍珠，给自己一个警示和希望！
站在人生的高峰，低头看看上坡的路，不正是随时可以途经的下坡路吗？站在人生的低谷，抬头看看下坡的路，不正是将要迎来的上坡路吗？走上坡路要低调而不得意忘形，要有山重水复多险滩的忧患，走下坡路，要坚持而不自暴自弃，要有峰回路转别有洞天的信念！
俯仰之间见精神，诗人艾略特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就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人的生命中充满了大浪和暗礁，有被大浪和暗礁吞噬的人，同样也存在战胜大浪和暗礁的快乐的人，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与目标，确立目标，就是定位人生，实现目标，就是升华人生，而为目标拼搏，就是充实人生！
得意，失意，切莫在意；顺境，逆境，切莫止境！人生之路，上坡路与下坡路总会与你不期而遇，上坡需要冷静和沉稳，下坡需要自信和勇气，走好人生的上坡路与下坡路，既是一种觉悟，更是一种智慧！
散文的特点篇二
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下文是小编整理的名家散文的特点，欢迎阅读参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他的散文创作特点有三：1、文体多样，议论、叙事和抒情兼备;2、采“古文”与骈文之长，融成新的风格;3、富于变化，开阖自如，具有和谐的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或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解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
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着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着，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炼、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象《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中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议论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达到超越常规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强的意志，此外，别无捷径可寻。
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性居多。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从感情上打动人，而是多针砭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主张。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语言简炼、朴素，立意非凡。
散文的特点篇三
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张爱玲自创新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双音节词组合，二是叠音词组合。双音节词组合中，一些词语虽前所未见，但贴切鲜活，而富于表现力，如“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借银灯》），“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忆胡适之》），“贴恋”、“艳异”简洁意丰，颇能达意。尤其突出的是色彩词素的组合。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偏正式的，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心里、生理感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寒灰”、“冻白”、“闷蓝”，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视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阴黑”、“脏白”。偏正式组合融合了不同感觉，使色彩富于生动的感性，予人深刻印象。另一种情况是并列式的，如“宽黄”、“圆白”、“低黄”等，则别具干脆爽利的韵味。叠音词组合也分两种形式，一是单音词素加单音重叠，如“红焰焰”、“白浩浩”、“肥敦敦”、“晕陶陶”、“滑塌塌”、“棉墩墩”、“木渣渣”等；二是双音重叠。如“兴兴头头”、“森森细细”、“跌跌冲冲”等等，这类词语，无论在书面用语中还是口头用语中，都不多见，但被张爱玲创造出来，却是十分准确、生动。如《华丽缘》中的“跌跌冲冲”，“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十分准确地通过慌不择路的动作传达了主人公突然被奔涌而上的痛苦所袭击的心理状态。
（二）巧妙搭配
修饰语的使用倒未见得自创新词，但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出乎常例的搭配，也别具特色，如“狭窄地一笑”、“怯怯的荒凉”、“钝钝的恨毒”之类，皆具有陌生化效果。“狭窄”本用于形容空间的，但用以形容笑的动作，仅两个字就透露出主人公的勉强与尴尬。又如有意为之的错离语境的搭配，也予人异样效果。如“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惊风骇浪”本义指航海之风险，引申为命运的动荡起伏，此处则指不习“莲步姗姗”的女性走路时因腰臀摆幅度过大而引起的身体刺激和诱惑。又如“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本是形容人际交往，但在此用以描绘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十分传神地传达了作者对于金钱且爱且惜的心态。其他类似搭配还有，“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地坐着，满脸的心虚”，“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等等。张爱玲对文字的敏感还直接受益于丰富的阅读经验。她的有些词语并非自创，而是直接从古典文学中挪移而来，且雅俗并举。雅者如“睽隔”“怅惘”“迢遥”等词语，以及“如匪浣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类诗句。俗者则如“没奈何”“打量”“抽凉气”“胡闹”“打饥荒”“耍贫嘴”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张爱玲的文字不但在精神资源上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亦有“创旧”（化旧为新）之奇。
当然，由于虚无主义无时不在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对现世细节无比爱恋，这使她俗字俗语的活用或创造往往直接取用现实生活。如“韭菜边”“灯果边”“线香滚”等女红用词，如“腰梅肉”“粘粘转”“草炉饼”等饮食用语。有一部分惟妙惟肖的拟声词，更得自予她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贴心贴肺的喜爱。例如她写走路声，寥寥数字，就能写出人穿的什么鞋、动作快慢，甚至直见人之性情，“我父亲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拍达拍达”四字足见父亲盛怒之状；又如“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蹬蹬”二字可见它穿的不是拖鞋而是皮鞋之类，更可见她之缺乏淑女状。而写汽车声音，又有“叭叭”、“哔！哔！”、“铺拉铺拉”、“泼喇泼喇”、“轰隆轰隆”之别。至于电话声、小贩叫卖声、口哨声更不一而足。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特异的语言美感。
二、新鲜的语言之趣——比喻与移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陈言务去，不落案臼，“缠枝莲花”般的比喻和别具一格的移用，使文章充满了新鲜的语言之趣。
（一）绝妙的比喻显现幽默与睿智
张爱玲对于色彩、音符、字眼的极度敏感还体现在比喻的使用上。谈到比喻的运用，人们都推钱钟书和张爱玲。钱钟书式的比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而张爱玲的比喻是站在女性角度，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述说。周芬伶的《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中说：“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接，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如果说这些比喻是“冒”出来的话，那也绝对是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奇妙的小荷。
张爱玲的比喻堪称一绝，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她的文章添上了一抹抹耀眼的亮色。张爱玲的散文语言中之所以常常充满新奇巧妙的比喻，归根到底于她是一个幽默的人，她的幽默使她的语言俏皮明丽、细腻可感，她的比喻充满曼妙之感。她的幽默又缘于她对生活的感悟异于常人、对世间万物的超凡洞察力——张爱玲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被父亲打过、软禁过直至逃离父亲的家；跟随母亲生活，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青年时代，又遇到胡兰成，心灵又再次受了重重的打击。生命给予了张爱玲许多的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敏感，所以早慧；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痛过，所以洞悉。还记得张爱玲说过“人生有飞扬，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可是我热闹不起来。我可以逃离一切，但我逃不出这生命的苍凉。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中的安稳与真实”。“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都发了凉”。区区几十字，作者就勾勒出了老母亲受宠若惊的窘态，可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种心酸之感。这些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的人生况味，透彻心肺，幽幽地穿透了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今时，还为无数人所痴迷回味。张爱玲又是何以安放这从心灵深处、从天地深处释放出来的苍凉之感呢？人情练达即文章。张爱玲选择了当一名冷静的叙述者，通过比喻，以幽默、诙谐、睿智来还击生命予她周遭的一切。因此，她的比喻是绝对的经典黑色幽默：“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征文比赛时、才18岁那年写的那篇《天才梦》结尾的一句比喻，堪称妙到极致，体现了她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这个比喻把生命的悲喜醒目地展示给人们，给那些在幸福的云雾里沉睡的人们以警醒，而这些内涵的表达又仿佛是在不经意间点出来的，我相信现代人大多会有这种感觉，生命的确是美好的，是值得让人好好享受的，可是总有那么些许的烦恼，就像藏在身上或头发里的跳蚤，让你不至于无法忍受，但常处于一种尴尬的、难以言说的境地，却也让你无法充分享受生命。“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衣服的黯红色竟然是碎牛肉的颜色，穿在身上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憎恶与羞耻感是如此的深重，可以用“厌恶至极”“无地自容”来形容了。“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在她的散文中，透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回忆原来是有味道的——“甜而怅惘”的，云糕片吃着吃着就会变成带着涩味的薄纸片，战争期间的黎明是“寒噤、瑟缩、靠不住”的。
她散文的语言基调是冷的，看什么都像是在无关痛痒地看戏，因而她的比喻句总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又说得那么生动，那么耐人寻味。比喻与幽默是张爱玲散文语言的表象，洞悉与体谅才是张爱玲内在的精神世界。她深谙人生的苦与痛，敢于正视和接受人性的弱点。明白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和一件事情的原委，常常“哀矜而勿喜”。在《烬余录》里，到处充斥着战火，一批学生过着无耻而又快乐的生活，张爱玲时刻不忘记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可是最后又往往原谅了：逢着乱世，人性的自私面无限膨胀，只顾一时。战争开始了，港大的学生却欢蹦乱跳，仅仅因为可以免了大考，他们已经没有了是非感，无法权衡战争与考试孰重孰轻。宿舍的女同学发急也不过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尤其是在战争中抢救衣服的愚蠢和无耻。死人反倒让人欢欣了。尽管张爱玲会反思着：“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的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张爱玲直面人生的悲与喜，不囿于已有的观念，不为唱赞歌而唱赞歌，即使是公认的母爱题材，她也认为在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她能原谅人的自私，偷窥欲，没有公德心：“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片刻的欢愉？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予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是这样一种闪烁奇异智慧的散文让我们读来觉得真实而又不做作。
眼见着张爱玲表面的“冷幽默”，却感悟到她心里的“暖人心”——她不曾纵容人生的虚妄，打碎了易碎的迷梦，但与此同时，她又宽容着人性的弱点，深爱着人性，从张爱玲幽默的比喻中，我们又再次感受到她那建立在广大的悲情智商，对人生苦难的无线悲悯和谅解，她的睿智、她的洞悉世间万物，看穿世事后体谅的超脱心，她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细腻、丰富，令人敬佩。
（二）别样的移用凸显饱满与美感
词语移用，在张爱玲文字中也是一种富有特意美感的修辞手法，虽不及讽刺、比喻那么普遍，但也多见。词语移用又称“移就”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移情，即以人的感情、情绪来描写物，或反之以物之属性来描写人的情感心理；二是移觉（通感），即大同人的各类感官，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都交互融通。无论移情还是通感，张爱玲在文字中皆有有意识的实验。
以人写物的，如她写“铅笔一般瘦弱的裤脚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与“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更衣记》），“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盖脑打下来的”（《谈音乐》），而《公寓生活记趣》写得特别明显，“自从煤价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而借用物的属性来刻画人的心理、性格的移情手法，亦为常见，如“被掠买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谈跳舞》），《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评述京戏的表演程序说，“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珠子，元整，光洁”“珠子”乃以物劈人，是为移情，而“声音的珠子：则是移觉（通感），将听觉、视觉与触觉汇而为一了。显然，这类语言修辞往往要求作者有想落天之外的七一构想能力。但在张爱玲笔下，通感实在不算稀见。《谈画》中称，“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的温柔”，同时打通了视觉（“光致致”）、触觉（“粥似的”）和心理感觉（“温柔”）。而“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更衣记》），将触觉、视觉混为一体。“那音乐也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音乐怎么会“痒”呢？张爱玲以同感的方法写出了音乐引起的听觉上的不愉快。
移情和移觉的修辞手法，使张爱玲的散文读起来有珠玉满目之感。这种词语移用的方法，与新词的创造及搭配，以及讽刺和比喻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的语言风格，此种文字之魅堪称久远。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美感。
三、亦雅亦俗——语言风格彰显人生态度
有人说散文起码要求是真实。我认为看散文大可以跟看小说一样，不必拿着辩证的眼光、手持放大镜去考究。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的语言不算直白、也不算隐晦，读来干净、通透。实写的作品很多，如《天才梦》、《炎樱语录》、《姑姑语录》、《必也正名乎》、《童言无忌》等等名篇，写的或是她自己生活、身世、感悟或是亲人朋友的智语，从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优雅的、从容的张爱玲。虚构的也有，如《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丈人的心》等，这一类的散文经常会诉说一些小故事、让人或微笑或蹙眉中去思索其中的深意。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散文中有着一种参差的美。的确，张爱玲常在一篇散文中写得很“散”，如《诗与胡说》中写到：由生病引起谈诗、又转到谈顾道明的小说、转而又讲到了路易士的诗最后结尾处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一些差异，一篇散文里面写的内容多而杂，却又形散神不散，因为题目就是“谈诗”与“胡说”，诗与胡说居然能合成一文、着实新颖、别致。
就是在这些虚虚实实，参参差差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大俗，如写人们穿衣的，她写到“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谈睡觉，她写到“淋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在这些写俗事的文字里，我们不禁感叹：有几位作家能把穿衣、睡觉等等最世俗化的寻常人生图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优雅、从容地当成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画面来欣赏呢？又有几位作家能让这些“俗”登上大雅之堂来谈论呢？同时，看到了大雅，文雅时她又会引用《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笔下的雅与俗一点都不矛盾、也不突兀，只显现出新意、雅致还有痛快——真正的雅俗共赏，俗中现雅，俗中悟雅。张爱玲笔下流泻出的华美瑰丽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文学语言的众多营养，成长为盛开在中国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连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她的小说集《传奇》往往被人认为过于华靡。傅雷则认为她的成名作《倾城之恋》“华彩胜于骨干”，这都是她过分注重文采和语言美所惹的祸。与小说相比，散文更算得上是语言的艺术，更注重语言美。她散文集的语言就像像一树一树璀璨的花，一瓣一瓣轻缓的飘下，在空中飞旋，划出体操般优雅的弧线，树下，落英缤纷。张爱玲的文字是一种凋零了的美丽，每一个字都像精灵，每一个字都洗尽铅华，每一个字都优雅、从容。也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出身阀阅门第，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深爱《海上花列传》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使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非一般人可及。出洋留学的母亲和姑姑送她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又使她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可以熟练的运用英文给报社投稿。这样的教育背景与天资的聪慧，使得张爱玲“气”——优雅、从容之气“自华”，散文中语言与内心都散落一种华美的优雅、华美得让人心痛。花落会再开，水流涌不断，优雅的女人是一杯茶，喝后回味无穷，优雅的女人是一口井，她内涵丰富越挖越深越深越多。只有优雅、从容不迫的人才能让文字如此恣肆、坦荡、无所畏惧。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一文中如此说过：大约在近代的白话散文中，张爱玲的文字是最精致最聪明的。
读着张爱玲的散文，仿佛看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在袅袅娜娜地低徊着；仿佛听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以她独特的不加掩饰的坦率语言诉说衷情，那绝妙的比喻仿如月落金盆般美妙，于俗人、俗事、俗世中教你体味人生的悲凉、教你洞悉与体谅世间万物、教你如何雅致地活着；仿佛触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那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宽容、所以率性，所以有超脱的慈悲心。
散文的特点篇四
不分明了。”冰心的写作本于爱心，如此文末的点题，自是融合了抒情与哲理。
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当雾变成了牛毛雨，仍是笼罩着。文中还写到红鲤鱼的轨外行动，分明也就是对雾的反抗，反抗那种沉闷。很显然，雾是愁闷的象征，作者经过诅咒来表达一种抗争。
散文的特点篇五
1、浅谈汪曾祺散文的特点
汪曾祺（193月5日—19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20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19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2、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特点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散文的特点篇六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韫，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地考虑这种选择——这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拿自己最重要的事业去碰运气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至少他本人看来是伟大的，而且如果最深刻的信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认为这个目标是伟大的，那它实际上也是伟大的，因为神决不会使世人完全没有引导的人；神总是轻声而坚定地作启示。
但是，这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我们认为是灵感的东西可能须臾而生，同样可能须臾而逝。也许，我们的幻想没油然而生，我们的感情激动起来，我们的眼前浮想联翩，我们狂热地追求我们以为是神本身给我们指出的目标；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很快就使我们厌恶——于是我们的整个存在也就毁灭了。
因此，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常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伟大的东西是光辉的，光辉则引起虚荣心，而虚荣心容易经人以鼓舞或者一种我们觉得是鼓舞的东西；但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
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感到大厌倦、始终不会松劲、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
但是，不只是虚荣心能免引起对这种或那种职业突然的热情。也许，我们自己也会用幻想把这种职业美化，把它美化成人生所能提供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分析它，没有衡量它的全部份量，即它让我们承担的重大责任；我们只是从远处观察它，而从远处观察是靠不住的。
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走过了漫长的生活道路，饱尝了人世辛酸。——我们的心这样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份量，了解它的困难以后，我们仍然对它充满热情，我们仍然爱它，觉得自己适合它，那时我们就应该选择它，那时我们既不会受热情的欺骗，也不会仓促从事。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免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们的体质常常威胁我们，可是任何人也不敢藐视它的权利。
诚然，我们能够超越体质的限制，但这么一来，我们也就垮得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冒险把大厦建筑在松软的废墟上，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但是，一个不能克服自身相互斗争的因素的人，又怎能抗拒生活的猛烈冲击，怎能安静地从事活动呢？然而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
尽管我们由于体质不适合我们的职业，不能持久地工作，而且工作起来也很少乐趣，但是，为了克尽职守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思想激励着我们不顾体弱去努力工作。如果我们选择了力不胜任的职业，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它做好，我们很快就会自愧无能，并对自己说，我们是无用的人，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妄自菲薄。还有比这更痛苦的感情吗？还有比这更难于靠外界的赐予来补尝的感情吗？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
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业，但总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使我们感到压抑。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以自我欺骗来解救又是多么糟糕！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本身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待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散文的特点篇七
刘白羽(1916--)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深刻的哲理性是他散文的特色。刘白羽散文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艺术上，刘白羽善于通过一幅幅典型的“形象”展现时代的真实画面，比如《青春的闪光》中，他见到天安门工地上一位“昂起胸脯，大踏步行走”的年轻建筑工人时，就联想到前天安门前插着太阳旗的侵略者的坦克车隆隆开过。然而，今天，第一个十月一日，“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走上建设的步伐。”随后，建设队伍中的伐木者、农民、战士的画面又闪现出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出现，迸发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另外，作者善借景抒怀，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刘白羽散文的语言激情充沛，词句鲜亮峭拔，富有充实感。
散文的特点篇八
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述性的某些特点。在本质上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和想象；在资料上它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在形式上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韵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述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散文诗是一种现代文体﹐是适应现当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征而发展起来的。
散文的特点篇九
龙井”、“碧螺春”历来都是绿茶中的极品，气质典雅，高贵大方，而又深藏不露。捧一撮投入杯中，开水一冲，雀舌般的芽叶徐徐舒展，茶香四溢，汤色明亮。绿茶的风采与风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品一口香茗，于是人也显得宁静祥和、高贵脱俗起来。
泡一壶花茶。“茉莉花茶”、“玳玳花茶”、“珠兰花茶”、“玫瑰花茶”都很不错。花茶是绿茶和红茶的。混合体，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却将所有的芬芳无私地沁入你的心脾。细细啜饮，自己也不知不觉中变得平易与亲和起来。
我钟爱茶味深长的茶，是因为她能怡情悦性，消烦去躁，使我身心舒展；她能清心醒脑，其乐融融，使我振奋精神。
而茶的真味，一小口，苦涩中甘甜，在一小口，甘甜中苦涩。这样喝下去，自己的一生都会在这茶里面走来。
茶，是一种人生。
茶，是真正的生活。
散文的特点篇十
碧野(生于19)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散文的特点篇十一
游记由于同时具备文学、旅游以及审美的内涵和要求，因此在思想资料和手法上都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
一、折射出时代特征，表现出较为深刻的社会好处
游记这种体裁，虽不适应表现重大的主题，但透过记游写景来抒情言志，寄托感慨，生发议论，表现出不同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情怀，也能折射出某一时代的特征。如元结在《右溪记》中，透过描述右溪的“无人赏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从侧面反映了社会不公的黑暗现实；王质在《游东林山水记》中，透过描述朋友的“积岁忧患”和自己的“羁旅异乡”的愁情，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离乱；柳宗元在《钴姆潭记》中，除了借山水倾吐自己横遭贬谪的悲愤外，还借潭上居者“不胜官租私卷之委积”、“愿以潭上田贸才以缓祸”的事实，直接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好处。
二、其中一部分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杰出的科学著作
如《徐霞客游记》中，作者对所经历过的山川，除描述景色外，还一一辨析了它们的源委脉络，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关梁要塞、名胜物产作出生动、详细的记载，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游记文学的同时，又充实和发展了我国的水文、地理科学，为后人对地质、水文、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带给了宝贵的资料。
三、从选材到描绘，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选材上，游记作者总是根据美学的观点、游览的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自然的景物，使所描述的对象，在既贴合历史、地理和生活真实的同时，又能从不同的角度给读者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在具体的描绘上，吸取了我国国画的特点，利用虚实相生、以少胜多的技巧，让观赏者借助于自己的想像，读出文中本来没有而又确实能感受到的东西。如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一段:“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傲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尽管没有一字一句是描述潭水的，但潭水的清澈却从游鱼的形态、活动中完全能够感觉得到。
四、具有多样的风格和丰富的语言
古代游记虽然每篇都不外乎是描述山水景物，但是由于作者们的生活经历、气质素养的不同，游记所呈现的风格也千姿百态:有的清丽，有的雄浑；有的翔实，有的简朴；有的空灵，有的凝练；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如奇峰邃洞，充分表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古代游记的语言也是因人而异，各具特色，丰富多彩。但是就大体而言，都显得精练准确、生动优美、流畅自然、明净简洁，到达了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的境界。
我国古代游记成就斐然，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多读这些作品，有利于提高我们鉴赏大自然的美的潜力，培养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自然的完美情怀；同时，在美的熏陶中，我们的视野将更加开阔，我们的智慧将得到更多启迪。
一、先游后记，亲见真闻游记是一种纪实性的散文。它的写作，务必在游览之后，或在游览之中，而决不能未游先记，或不游而记。众所周知，一切文艺创作，都得先有生活。而游记更强调作者的亲见真闻，强调第一手材料，强调现场感受。不身历其境，就不可能写游记；不从游览、观察的休验出发，而从某种概念出发，不可能写好游记。游记要写得美，但首先要写得真。人们读游记，除了需要从巾获得文学的美感享受之外，还要借以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并透过这面景物和世态的折光镜，寻觅时代的影子。因此，不仅仅自然风光、人物和事件要真实，作者的观感也要真实。明朝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因记载详实准确，有广博的地理、水文、气象、风七人情、社会风貌方面的科学资料，当然也还由于文笔清新流利，绚丽多彩，所以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古今纪游第一”的不朽之作。作者在旅游中所见所闻所感的记述，是作者思想感情与自然人文画面融为一体的美文。篇中有"我"，情景融合；捕捉特点，寻找角度；移步换形，注意穿插；勾勒风俗画等，是写作游记的基本方法。
第三，必须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思考认识，不能纯粹是客观纪实的，否则就是历史资料，而不是散文作品。
散文的特点篇十二
一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雄深雅健”(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刘禹锡说柳文“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同上);《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上);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河南穆修公集》卷二);梅尧臣说“其言粲星斗，百岁犹比晨”(《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苏轼“流转海外……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东坡续集》卷七)：吕南公谓“繇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与江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老僧头去”(《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附录);李褫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纬略》卷三)：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鹤林玉露》卷十四)。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谈薮篇》，《草木子》卷四);茅坤说柳文如“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见《澹斋内言》)。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孙琮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垠，与昌黎倡和千古”({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艺概》卷一)。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禹锡编成《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即百家注本)及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463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寓言、山水记和杂文。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文学作品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二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悒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杜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悒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堙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塞臲臬兀，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讠互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悃愊郁结”情词俱苦：
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
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行不容之峥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鸥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柙，而作者则是牢柙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悒郁不平!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钴鉧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钴鉧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钴鉧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佶之。
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懑。“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
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禹锡说柳文“芒寒色正”(《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
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子》所说的耻，是说不做正当的事：而世人对耻的解释，就是知道羞耻而不去干不正当的事。柳宗元认为，无论是《管子》对廉、耻的解释，还足世人对廉、耻的理解，廉、耻都属于义的范围，足义的小节，不能把它们同义相提并论而视为维。他认为只有二维，那就是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就是爱人，断就是处理得当。圣贤提倡的道、德、礼信都包含在仁、义当中。如果没有了义，廉、耻也就不会存在，因此“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不能成立。《四维论》多用反问，语势逼人。柳宗元对历来被视为圣贤的管子(管仲)毫不客气。文章—开头就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当中隐含着深刻的讥讽。结尾又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言外之意是：管子是个庸人，他才会说出这一番谬论;要是他稍为懂得治理国家之道，他就不会有“四维”之说。对管子可谓极尽冷嘲热讽。《四维沦》文笔尖锐冷峭，这正是柳文的风格。再看《愚溪诗序》的议论部分：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悄，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文章运用反语，表达自己忠而见弃、怀才不遇的悲愤。表面看来，文章语势平和：而反语当中，隐藏着尖锐的讥讽，平和的背后，透露出逼入的冷峻。《愚溪对》写愚溪之神因不满作者以“愚”为自己命名，觉得名实不副，引出与作者梦中的对话。此文同样运用正话反说的手法，抒写作者贬谪蛮荒的强烈不满，诣谑中表现出冷峻。除上述的几类文章之外，柳文的冷峻随处可见。如《复杜温夫书》中的一段：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杜温夫求名心切，不择手段，屡次向柳宗元写信献文，为达到柳宗元为他延誉的日的，在来信中对柳宗元阿谀奉承，将柳宗元比作周公、孔子。柳宗元在复信中直斥其“悖乱浮诞”，说：杜温夫至柳州见到他，就尊他为周公、孔子;到连州、潮州，又会称刘禹锡、韩愈为周公、孔子：京城以文章出名的人数以千计，到了京城，岂不是又会发现成百成千的周公、孔子?《复杜温夫书》对杜的轻浮荒诞作了无情的讥讽。又如《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杨海之的批评：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自度果能不逾矩乎?而遽乐于纵也!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絷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棰，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踣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舍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里批评杨诲之生性狂放而又不行悔改，词锋尖锐。柳宗元指出杨海之年纪轻轻便“遽乐于纵”，难免要“逾矩”，并以“轻躁狠戾异甚”的猴子最终也可以驯服为例，说明只要他肯下决心改正狂放的毛病，也可以成为圣贤。文章冷峻中又表现出恳切。又如《骂尸虫文》中骂尸虫的一段：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盲是处兮，不择秽阜;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羃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蛔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已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叱付九关，贻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主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骂尸虫文》以尸虫(寄生虫)喻皇帝身边的谗佞之徒，指出他们“潜下漫上，恒其心术，妒入之能，幸入之失”的本性。文章运用生动的比喻，对他们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并指出他们必然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死后也会受雷霆轰市，“糜烂纵横”，文笔冷峭，语气凌厉。
宋人王十朋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了东坡。”(《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十九)用“奇”字概括柳文的风格特点。宋人朱熹也认为柳宗元“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奇，确是柳文显著的风格特点。
柳文之奇，表现在立意构思。《童区寄传》通篇围绕一个“奇”字来写，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文章通过区寄奇异的经历，突出其机智勇敢的性格。《愚溪对》设想梦中与愚溪之神对话，抒写自己忠而见弃的幽愤，构思极为奇巧。《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命题着一“喜”字就出人意表。太学诸生“百数十人”为阳城赴阙请愿，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大逆不道的非常事件，文章以“喜”字命题，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文中用“抚手喜甚，震扑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来表达作者听到太学诺生赴阙请愿事件后的狂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贺进士十参元失火书》也是千古奇文。失火是不幸之事，“失火”而“贺”，命题甚为奇特。信一开头就写道：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下面通过说明“贺”的原因，揭露官场黑暗造成人才埋没的社会现实，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到“贺”得有理。全文立意构思，奇异新巧。《李赤传》中的李赤原是士人，后来沦落为江湖浪者，他自命“喜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他或许得了颠狂病，或许为厕鬼所惑，视溷厕为“帝居钧天、清都”，觉得它“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反而把人世看作溷厕。他三番四次地自投厕中，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救起，最终他还是溺死于厕。《李赤传》塑造了一个香臭不辨、美丑不分、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灭亡的士人的形象。立意新巧，构思奇特。虽然有人说李赤真有其人，但无论怎样，此文虚拟性很强，与作者同时代流行的传奇小说相类。《敌戒》以立意新奇为人们所称誉。全文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既除，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遣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文章列举人量事实，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秦有六国为敌，它兢兢业业而日益强大：秦灭六国，它冈得意忘形而走向火亡。晋败楚于鄢，晋大夫范文子感到：晋厉公以为胜利了就不励精图治，结果举国怨声四起。孟孙讨厌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却感到忧虑说：“治病的药石没有了，我死期不远了。”《敌戒》闪耀着辩证的光芒，表现了作者卓异的见识。此外《囚山赋》、《憎王孙文》也是立意构思翻新出奇的突出例子，这里就不再多述。
柳文之奇，还表现在行文用笔之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一起笔便出入意表，显得峭拔奇言诡。《四维沦》开篇就否定《管子》“四维”之说，并对管子冷嘲热讽，令读者为之惊异。又如《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开篇：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鞮伯华，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韩丰，字茂实。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韩丰的弟弟韩泰(字安平)任监察御史，由于这种关系而认识韩丰。文章赞誉韩丰“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的品德和淡泊功名的性格，并表达送别之意。文章在进入正题之前，以春秋时晋国伯华、叔向兄弟为例，况明“进退两尊”的道理，为卜文赞扬韩丰“遗名居实，淡泊如也”作铺垫。《送韩丰群公诗后序》以史开篇，横空而起，峻拔奇伟。又如《答问》开篇：
作者借问者之门，以谐谑之笔，用对比手法，把自己嘲讽一番，写山自己被贬谪后身陷蛮荒，亲朋见弃，孤立无援，任人毁骂的处境。自嘲之中，激射出悲愤;嬉笑里面，隐含着悒郁。起笔如奇峰异嶂，灾兀奇诡。再如《送崔群序》开篇：
贞松严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
《送崔群序》以赞扬崔群道德人品为中心，而以高矗于岩岭之松为开篇。由松之“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干仞之表”的外在形象，写及它的“贞心劲质”，为下文写崔群的道德人品起象征和烘托作用。开篇如奇峰峻岭，凌空矗立。《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厅》也有类似的开篇。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观，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悫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杜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乐杜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政绩、学问、文章、品性。开篇奇峰陡起，卓异不凡。再看《送诗人廖有方序》。全文如下：
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粉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键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渭之恒人也，实亦世之罕也。
此文以赞誉廖有方的品德诗才为中心，开篇却写交州的奇珍异木，横中起笔，峻拔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在行文中突然转折，令读者惊诧不已。《送崔群序》从松写到崔群、引司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由房屋写及杜周士，都采用突转的手法。《送独孤中叔侍亲往河东序》这篇短文两处突转，奇峰迭起，巉岩峭拔：
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徒，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独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爱慕文雅，甚达经要，才与身长，志益强力。挟是而东，夫岂徒往乎?温凊奉引之隙，必有美制。倘飞以示我，我将易观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导志义，不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作者先写河东是自己的故土，那里山川雄壮，自己对故土十分想望。然后突然转入正题，赞扬独孤中叔的才能学问，今往河东，必然有所作为。最后又突然转到关于序文的议论，说古人作序，“期以中导志义”，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今人则不同。人们一定会说这篇序过于简短，希望他到河东后不要随便示人。两处转折，均出人意表。《复吴子〈松说〉》在解答了吴武陵提出的“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天、贵贱”跟造物主的关系问题之后，突然转到对当今现实的批判，最后又突然转到责备吴武陵不探究社会弊病，而提出“木肤有怪文”这样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问题。两处转折，均出人意料，行文奇峭突兀。《钴鉧潭西小丘记》前面记小丘之位置、竹树、怪石及在小丘上远望所见之浮云、溪流、鸟兽等等，结处突然转到关于小丘命运的议论。这种行文中的陡转突折，在柳义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结构密致回转
《旧唐书·柳宗元传》在评价柳文时，突出其结构上“精裁密致”的特点。宋入欧阳修极力贬斥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但对柳宗元的才能文章却多所赞誉，他谈及柳文之工时，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十四)这里谈出“穷而后工”的道理，同时指出柳文“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上就是精严有序。
柳宗元的议论性敝论证条理清晰，段与段之间，不仅有内在严密的逻辑联系，而且有外在文字上的连结、转折和呼应，布局谋篇，一丝不苟。以《封建论》为例。此文论述分封制之不可取，郡县制之不可改。全文分三个大段。第一大段正面论述论点。这个大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说明早期实行分封制并非圣人的旨意，而是客观形势使然。这个小段先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观点，然后以事实论证，最后用“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小结，并与前边呼应。第二小段由周室实行分封制最终分裂败亡的.史实，说明分封制之不可取。这个小段用“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周而甚详”领起，以下详述周代实行分封制走向分裂败亡的史实，最后以“则周之败端，其在此乎”归纳，并与开首呼应。以上两个小段正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前半部分。第三小段从实行郡县制以来的历史，正面论述中心论点的后半部分。这个小段由秦而汉而唐，按照朝代的顺序展开，最后以“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小结。第二大段批驳敌论，从反面论证中心论点。行文时用“或者曰”、“或者又曰”、“或者又以为”等语将敌论逐一摆出，逐一批驳。第三大段是全文的总结。文章以“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结束，与第一大段第一小段结句遥相呼应。全文正反论述，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处处照应，无论大段或小段均精心安排，紧密联结。就结构而言，《封建论》就像织工精细的锦缎，经纬分明，紧密联结，浑然成幅。清人林纾说：“《封建》;!论，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今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再以《六逆论》为例。文章分四段。第一段提出“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闩乱”这…-论点。下面则通过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的批驳，从反面论证沦点。第二段从理论上驳斥：先驳“贱妨贵”，再驳“远间亲、新间旧”。第三段举历史事实驳斥：先驳“贱妨贵”，次驳“远间亲”，再驳“新间旧”。最后一段归纳出“斯言殆可以废矣”的结论，与文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呼应，并由此推及“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劝诫人们应“定其是非”，不要盲从。全文层次分明，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二、三、四段分别用“大”、“呜呼”、“噫”领起，形成语气卜的连接和呼应。《六逆论》结构密致有序，可谓“极于精思”。
柳宗元的记叙性散文脉络连贯，环环紧扣。《游黄溪记》、《罴说》就是突出的例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先写耳之所闻，次写目之所见，再写身之所感，分别从听觉、视觉、感觉描写小石潭水声之悦耳、景色之清丽、环境之幽邃。从写水声到写潭景，以“伐竹取道”为过渡;从写潭景到写环境，以“坐潭上”为转折。其中潭上之景为详写，水声、环境为略写。潭上之景依次写潭水之清，潭底之奇，草树之美，游鱼之乐。全篇结构布局，“精裁密致”。再看《石渠记》的记叙部分：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鲦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文章先写石渠的位置和水声，次写石渠的广、长、流向及流经的石泓、小潭之景，最后总写石渠两岸的景色。写石渠的流向，用“抵”、“又折西行”、“北堕”、“又北曲行”等连接，而石泓、小潭之景则以石渠贯串。结构精密谨严。
明人茅坤说：“子厚之文，多峻峭巉岩，而骨理特深。“(《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评柳文)柳文结构精严而不平直，密致当中又显得曲折回环，波澜迭起。如《桐叶封弟辩》，宋人谢枋得就曾指出它结构上“七节转换”的特点(《文章轨范》卷二)。又如《童区寄传》，亦以曲折起伏著称。这篇传记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从“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儿童多被劫卖，被劫卖者“少得自脱”的情况，引出“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作为全篇领起。第二大段是文章的重点，详叙区寄被二豪贼劫持终得白脱的经过，环诡跌宕，扣人心弦。他被二豪贼劫持至40里外的墟市贩卖，伪装恐惧啼哭以麻痹贼人，使他们放松警觉，后来趁一个贼人到墟市做买卖、一个贼人醉卧之机，割断绳索，把醉卧的贼人杀死，这是一个起伏。一贼人被杀，区寄以为可以选出劫贼之手，殊不知“逃未及远，市者还”，这又是一个起伏。在贼人正要将他杀害之时，他巧妙说服贼人，选过被杀的厄运，这又是一个起伏。贼人把他捆缚得更牢，他乘黑夜用炉火烧断绳索，手刃劫贼，逃出生天，这又是一个起伏。“植刃道上”这一细节描写为下文埋下伏笔，对情节发展至关重要。这个大段开首以“童区寄者”承上启下，结处用“愿闻于官”引出第三人段。第三大段是故事的尾声，写官吏将区寄的事迹层层上报，“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最后得以还乡，并以“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的畏惧，从侧面衬托他的机智勇敢。《童区寄传》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联系紧密，故事围绕-个“奇”字展廾，环环紧扣而又回旋曲折。再看看《辩(鶡冠子)。其文如下：
余渎贾谊《鹏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少，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鶡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共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鶡冠子》书，亦必不取《鹏赋》以充入之者。何以如共然耶?曰：不类。
这篇短文不仅精严密致，而且层折回转。文章开篇摆出学者以为贾谊《鹏赋》“尽出《鶡冠子圹这一见解。下面对这种错误见解展开层层批驳。先由自己读过《鶡冠子》之后，觉得它“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取。这一事实，引出《鶡冠子》是“好事者”的伪作，是他用《鹏赋》来文饰自己的作品，而“非谊有所取之”的判断。这是一层。接着说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没有提及《鶡冠子》，而司马迁“博极群书”，要是当时真有《鶡冠子》其书，他不可能没有见过。用推理方法，证明《鶡冠子》是后人的伪作。这是又一层。最后退一步假设如果真有《鶡冠子》其书，作者亦不可能取晚出的《鹏赋》充入其中。而《鶡冠子》与《鹏赋》文字不相类，《鶡冠子》“用《鹏赋》以文饰之。显而易见，由此证明《鶡冠子》非真有其书，是后人的伪作。这又是一层。全文156字，议论部分仅137字，而三层三折。
语言精炼形象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最能反映作家的功力和才华。语言运用水平的高下，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枳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把字句即语言看作是文章之本，认为掌握了这个“本”，则“振本而木从，知一而万毕”。前人谓“韩如海，柳如泉”(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引李耆卿评义)。韩文汪洋恣肆，柳文“精裁密致”。宋人罗大经认为“柳子厚文章精丽。(《鹤林玉器》卷十四)，“柳如精金”(同上卷十五)。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也表现在语言。清人王士祯说“柳子厚妙于语言”(《香祖笔记》卷十二)，这是正确的评价。在古代散文当中，柳文语言之精妙显得异常突出，这是柳宗元被奉为文章宗师的重要原因。柳文语言的精妙，具体表现为精炼、形象。
精炼的一个表现是简洁。柳文固然有洋洋数千言的鸿篇巨制，但更多的是千言以下的短篇。柳宗元的散文绝不拖沓冗繁，没有多余的句子，甚至没有多余的字，往往不能增减一句、一字。宋人谢枋得评{桐叶封弟辩}云：“字字经思，句句着意，无一句懈怠。”(《文章轨范》卷二)评《晋文公问守原议》也云;“字字经思，句句有法，无一字一句懈怠。”(同上)评《送薛存义序》亦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同上卷五)明人唐顺之谓《驳复仇议》“无一字懒散”(《山晓阁选唐人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试看《晋文公问守原议》：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全文分四层：第一层先用20个字把《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用许多文字记载的故事概述出来，然后由此引出派谁去管治原地这样的政治大事不该征询宦官意见这一论点。第二层以晋文公当时不乏能议事的大臣这一事实，说明“晋君疏而不咨，外而小求，乃卒定于内竖”之不可效法，从而论证论点。第三层用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兴盛，进用宦官招致衰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沦点。第三层指出后来秦孝公因宠臣景监的推荐而任卫鞅为相，汉元帝听了近臣弘恭、石显的谗言而杀害建议罢中书宦官的萧望之，其根源都在晋文公重用宦官的错误，从反面深入论证沦点。第四层是全文的总结。《晋文公问守原议》论证了不该让宦官干预朝政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文章正反议沦，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而全文仅用326个字，确实“无一字一句懈怠”。再看看别的例子。如{辩(亢仓了)}：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此文辩《亢桑子》(一作“亢仓子”)之伪。全文分为四个层次：司马迁写《庄周列传》，他写书的时候，《畏累》、《亢桑子》皆空洞而无事实，这是第一层。今世有《亢桑了》一书，其首篇即出自《庄子》，而且增加了一些无用的活。庄子所言尚且不能有事实，又何况窃取《庄子》而加以增益的?这是第二层。刘向、班图收录诸子百家的书而没有收录《亢桑子》，这是第三层。现今搞异术的人却廾始为它传注，拿它来教给世人，这种人实在糊涂，这是第四层。前三层从不同的角度论辩《亢桑子》之伪，最后一层对“今之为术者”为《亢桑子》传注加以嘲讽，作为全文的总结。这篇短文仅98字，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论证有力，真是字字千钧，无一虚设。又如《封建论》的第二段：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面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这一段先用几句话描述人类最初出现时的蒙昧状态和生存环境之恶劣。然后以荀卿的一句话为过渡，叙述人类由个体而群居，由“群之长”的产生到太子的出现的漫长的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故”以下，则是上文叙述的理论总结。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内容如此之丰富，而且有描写，有叙述，有议论，写得层次清楚，条理井然，总共也只用283个字。
语句的简洁是文章简洁的基础。柳宗元之所以能用尽可能短的篇幅，表现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是因为他十分注意语句的锤炼。举些例子看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底岩石露出水面之状：
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用八个字就将岩石的各种形状形象地描写出来。同一篇文章写树木藤蔓的情态：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蒙络摇缀”四字，写出“翠蔓”遮蔽、缠绕“青树”和随风摇摆、互相连缀的情况，可渭异墨如金!同一篇文章写注水入潭的小溪之状：。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远望小溪，像北斗星座—般屈折，如蛇行一般弯曲，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这种情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八个字，表现那么丰富的内容，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无怪乎千载以下，人们惊叹柳文之精了。《黔之驴》写虎试探着冒犯驴的情景：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稍近，益狎”四个字写山虎欲行冒犯而又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和由“近”而“狎”的行为渐进过程。“荡倚冲冒”四宁写虎碰撞、靠倚、冲击、冒犯四种行为动作。八个宁写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谓字字珠玑!《敌戒》论述了敌之“为利之大”以后，用八个字作总结：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这个总结言简意赅，饱含深刻的哲理，令读者长久地回味。《送薛存义序》写薛存义在永州零陵任代理县令的政绩，仅用13个字：
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
狱讼得到公平的处理，赋税合理公平，老的少的对薛存义没有心怀欺诈，外露憎恨。前六字写他理政公平，后-匕字写他取得百姓的信任和好感。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厂丰富的内容。
精炼的另一个表现是准确。柳宗元散文的语言既简洁又准确，因而能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丰富的内容，表现深刻的思想，清楚地说明道理。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
邵博引录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一段文字，说明柳文用字之准确。郭晞军士17入残杀百姓，段太尉斩杀行凶军士，仅带一牵马老卒，徒手入郭晞军营，责备郭晞。“吾戴吾头来矣”是进郭晞军营时说的一句话。“吾头”的“吾”字，看似多余，其实非常重要，不仅表明是谁之“头”，而且表现出段太尉大义凛然，拼死伸张正义的精神品格。删去这个“吾”字，不仅语意不清，这句话的表现力也大为逊色。这样的例子很多。《骂尸虫文》以尸虫喻朝中谗害忠贤的奸佞，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尸虫的描写：
膏盲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
“潜”、“默”准确地写出谗佞之徒躲在暗处窥视别人行动，偷听别人说话，暗中搜集材料害人的无耻行为。“导”意为引诱，与“潜”、“默”二字配搭得非常恰当。《斩曲几文》写制作曲几的生长不良的曲木：
禀气失中，遭生不完;托地硗垤，反时燠寒。
这些树之所以生得奇形怪状，是因为它们禀受的元气失当，生长发育不完全;生长在硗瘠之地，所处环境又冷热反常。这里的“禀”字、“失”字、“托”字、“反”字都用得十分准确。《送李渭赴京师序》写李渭浪游南方各地：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
“过”、“上”、“逾”、“下”、“出”几个动词，与宾语配搭得恰到好处。洞庭是湖，故用“过”;溯湘江而行，故用“上”;临源岭山高路险，故用“逾”;漓江在南，故用“下”;离廾荔浦再往南，故曰：“出”。《晋问》写晋地之形势：
晋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
晋是昔日的封地，太行山是它的掎角，首阳山是它的起点，黄河弯曲而来，大陆伸展到无边无际。“掎”字、“起”字、“迤”字、“靡”字都下得精确。《答韦中立沦师道书》谈自己的为文之道：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抑”字、“扬”字、“疏”宁、“廉”字、“激”字、“发”字、“固”字、“存”宁的运用，确实是经过“苦心危虑”：而“抑”与“奥”配搭、“扬”与“明”配搭、“疏”与“通”配搭、“廉”与“节”配搭、“激而发”与“清”配搭、“固而存”与“重”配搭，都恰到好处。“羽翼”用为动词，准确而生动地说明了“文”与“道”的关系。
形象是柳宗元散文语言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柳宗元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都有过人的天分，这是他作为出色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先决条件。他的文章中心突出，思路明晰，思想表述得生动形象。说理与叙事相比较，柳宗元更长于叙事。
柳宗元的寓言、传记、山水记等记叙性散文以生动形象著称。《临江之糜》写群犬初见小鹿的情景：“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垂涎”写见小鹿垂涎欲滴之状，“扬尾”弓见小鹿而高兴之态，均形象生动，跃然纸上。犬始终是犬，既害怕主人，又情不自禁：“大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寥寥数笔，便将犬与小鹿相处时复杂的行为、心理形象写出。《黔之驴》对虎的描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初见驴，“以为神”，“蔽林问窥之，稍出近之”，“驴一呜，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益习其声，又近山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反复的试探之后，知道驴“技止此”时，终于“跳踉大口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作者以生动之笔，形象地写出虎的心理、行为的渐进过程。《黔之驴》以其语言之生动形象世代为人们所传诵。柳宋元善厂描写人物语言。请看《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徒手只身入郭晞军营劝谕郭曦的一段对话描写：
……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日：“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之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思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大尉曰：“吾未哺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段太尉来到郭晞军营;遇到披甲士卒阻拦。他晓之以理，让士卒向郭晞通报。见到郭晞，他先对郭晞“卒十为暴”严辞斥责，然后指出郭晞的错误有损其父郭子仪美誉，终于使郭晞明白自己的错误，翻然悔悟。这里通过生动的对话描写，突出段太尉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勇于为民请命的性格。《梓人传》写梓人(木匠)指挥群工的一段，令读者如临其境：
众人或手执斧子，或手拿刀锯，站在梓人四周，等着他下令操作。梓人左手拿着长尺，右手执着手杖，站在中间。他测量房宇各种结构的可承受重量，察看木料的功能，然后举杖指挥，说：“用斧砍!”执斧的就奔向右边;梓人回头看，指着另一些木料说;“用锯子锯!”拿锯子的快步奔向左边。群工拿斧的用斧斫，拿刀的用刀削，都依梓人的脸色、说话行事，不敢自作主张。那些不胜任的，就把他们斥退，也不敢脸有愠色。……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群工中有绝对的权威。此处着墨不多，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写得栩栩如生。《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景物描写生动形象著称。此文写潭上之景，由写水声引人。以佩环之呜响，形容水声琮琮悦耳。写潭上之景，用“伐竹取道”过渡，以“水尤清冽”领起。写小潭，先写潭底之石，次写潭上树蔓，再写潭中之负，再写注水入潭的小溪，最后写环境之凄寒。写潭底，用“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八字，形象地描写露出水面的潭底岩石之状。“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寥寥几笔，便写出树木、藤蔓相遮蔽、缠绕、摇摆、连缀、披拂的景象，有颜色，有情态，形象生动，如在眼前。写潭中游鱼最为出色，无论是古代作家，还是今天的作家，都难以匹敌。不仅游鱼写得生动无比，出神入化，而且通过“皆若中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等描写，从侧面衬托潭水之清，笔法之高妙、语言之形象，令人叹为观止!小溪之屈曲而流，时隐时隐现亦写得生动异常。《石渠记》也有许多形象的描写：写泉鸣，如闻其声;写渠水，似见其流。“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风吹动竹梢树杪，发出阵阵响声：看着被风吹动的竹树静止不动了，而被吹动时发出的声响，才从远处传来。几句写回声，形象细致，是神来之笔。(石涧记)写涧底：“亘石为底，达于西涯。若床养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写水流：“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均比喻生动，状物传神。
柳宗元的议论文、杂文、书信等待往往也有生动形象的描写。《断刑沦》下写死囚求速死而不得的痛苦：
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更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暝，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
文章通过对死囚所受痛苦的生动描述，对“刑必秋冬”作了有力的批判。《封建论》用“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两句，形象地描写人类早期生存环境之恶劣荒凉.《鹘说》通过对鹘的议论，说明不能从表面分辨人的善恶的道理。文中写鹘之仁：
有鸷曰鹘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有年矣。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为余说之曰：“冬日之夕，是鹘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焉。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东矣，则是日也不东逐，南北西亦然。”
栖身于长安荐福寺佛塔的那只鹘，每逢冬夜，必完整无缺地带一只小鸟回巢，它用自己的爪捂热小鸟的爪，还左右爪不停地轮换着来捂。次日清晨就带小鸟登上佛塔之项，把小鸟放走，还伸长脖子翘首而望，望着小鸟飞往远处，就背着小鸟飞去的方向离开。如果小鸟飞向东，这一天鹘就决不会往东觅食，其他南、北、西三个方向的情况亦是如此。文章对鹘如何温暖受冻的小鸟，如何将它放生，又如何不跟它争食，都写得细致入微，形神兼备。《复吴子松说》以“云之始作”为例，说明“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跟造物主无关：
“勃怒冲涌”写云起之状，“击石薄木”写云涌之势，“肆乎空中”写云铺天盖地的情景，“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嵑山蘖为宫室”写云之变幻，都异常生动。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柳宗元用“文锦覆陷阱”来比喻“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骈文对青年的危害，生动形象，揭露深刻。《寄许京兆孟容书》写他在永州收到京兆尹许孟容来信时的情景：
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
那种欣喜雀跃、激动不宁之状，写得何等传神!《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贬谪永州之后的精神状态：
目毛目毛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
用“眊眊然”写眼睛之蒙昧昏乱，用“霾雾填拥”形容心绪之悒郁惨淡，用“蹶气震怖，抚心按胆”写自己内心之惊恐，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述，写出作者被贬14年来的险恶处境、求助无门的苦况和对李夷简的热切企盼，令读者为之动容。《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写读《毛颖传》时的情景：
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
这几句不仅形象地写出《毛颖传》的卓异不凡，而且将读《毛颖传》的独特感受表现得生动突出。接着用“模似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写骈体文之竞尚浮艳，内容空洞，也十分生动。《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写朋辈在送别幸南容聚会上联句的情景：
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
幸南容，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人。与柳宗元是同榜进士，后任职南方。这几句把文才之盛、诗句之美、声韵之悠扬以及朋友相聚联句的情景形象地描绘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编贝”、“贯珠”喻联句之精美，形象而富于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