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我眼中的中国论文篇一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来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使各国文化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其中。经济全球化必然会给全球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使各种文化都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巨大推动力的作用下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文化将在冲突与融合的交互中走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阶段。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关注全球化，不仅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更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由于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弱势，全球化对发展中的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以及带来的文化安全都够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幅度要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更是要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发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是面临着危险和困境。
全球化过程中，随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不断扩大，西方文化如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在这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守住我们民族文化的底线。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是，随着西方节日文化传入中国，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洋节”情有独钟，而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节日却不闻不问，甚至忘却。诚然，这里面有商家对洋节的炒作的原因。但从深层次反映的是，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盲从与不适的状况。而就是由于这种盲从与不适，才导致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传统节日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甚至某些传统节日走向了没落。
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在生产上从国外引进了大批先进的高端技术，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后来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对国外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过大，具体表现为只会积极引进，而很少对其从事消化吸收工作，直接影响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
在学术研究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只能被迫同别人接轨。对于这一点，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起步要比西方国家晚。而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找不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结点，缺乏在科学文化发展观上的积极竞争与进取变革的精神，不能够通过中西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构建。
我眼中的中国论文篇二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20xx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我眼中的中国论文篇三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是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其对我国现在的设计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相互碰撞后的共融所形成的。视觉设计的特征越来越趋向统一，我们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冷静而清醒，应该更认真的去思考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国际化的问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多得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纹样是中国悠久历史的独特产物，其应用广泛，形式丰富，题材内容也极为繁博，不仅形式美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内涵，云纹作为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纹样，是我国文化史上经历历史发展时期最长、变化最为丰富、功能特色最多、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基本纹饰之一，中国传统云纹元素已经开始在现代招贴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2.1 云纹的历史与风格特点
“云”是一个漂浮的物体，它是由水滴和冰晶聚集而成的。中国古代将其赋予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云纹”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气息，使我们相信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云纹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云”的认识和中国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以及审美观念密切相关。
云纹图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不断丰富，各个历史时期的云纹，都融入了各自不同时代因素的不同特征。因此，中国的云纹纹样才能显示出其所具备的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具有无穷的魅力。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云纹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
2.1.1 早期阶段
有部分学者认为，彩陶上面的原始螺旋图案是最早的云纹形态。但是这种典型的抽象几何纹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存，它是否具有当时的“云”的意义，仍然不能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形态上面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汉云气纹、先秦卷云纹、商周云雷纹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旋纹，有着一种比较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现在人们一般将装饰于青铜器上的“云雷纹”视为云纹最早期的形态。在云纹的发展历史中，云雷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商周时期的典型装饰纹样，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云纹或雷纹的总称，曲线造型的称为云纹，直线回转造型的称为雷纹。
2.1.2 鼎盛时期
汉代是中国传统云纹发展的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汉代的云纹样式是最丰富和生动的，出现了很多新型的云纹样式：云气纹、卷云纹、云兽纹等等。
卷云纹是在云雷纹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它通过对云雷纹的构形元素的简化和打散，构建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其简化的勾卷纹样也成为了后期云纹形态变化发展的基本形式。
卷云纹成型以后，汉代又出现了以卷云纹为基础的云气纹，云气纹的形态极富时代感，其构形元素除了沿用了卷云纹的勾卷形以外，还出现了“云尾”这一全新的成分。这样的纹样构成增强了云纹的力量感和速度感，同时也增强了汉代云气纹特有的一种气势。这时云纹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2.1.3 成熟时期
隋唐时期流传的云纹的纹样多是朵云纹，宋代则延续了隋唐时期的云纹样式，元代依旧以朵云纹为主，不过其在形式上多强调了朵云纹的组合感。从唐宋时期开始，为了顺应时代的审美变化，云纹的样式变得越来越具装饰性，但是这样一来，使得朵云纹的结构显得负荷过重。不过在越来越强调云纹的装饰性的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云纹体系中最具抽象品格又认同普遍、应用广泛的一种云纹类型——如意云纹。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云纹形态的整体演变趋势可以概括为：在最原始的基础上，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造型变得越来越丰厚、形象变得越来越细腻。这些可以总结为越来越精致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了满足自身的审美需要以及顺应时代的审美变化而作的不断努力。艺术的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审美经验和审美要求的不断提高，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突破原有的形式，以寻求自己所需的表现形式。
2.2 云纹的文化内涵及价值
云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优雅而轻松地传递着东方文化特有的“面”和“线”，传递着天地自然、人本内在、宽容豁达的人文精神和喜庆祥和的`美好祝愿。
从艺术形式上看，云纹是一种具有中华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装饰图案。它通常以涡形曲线为基本结构元素，根据一定的结构模型和一些组合方式构成。云纹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从任何角度来看其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和适应性，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
不论从视觉艺术发展的进程，还是文化的传承而言，中国传统云纹与现代招贴设计都存在很多的契合点，并且也符合现代招贴设计的理念。如今有很多的设计者有意无意的将传统视觉语言融合到现代招贴设计中，其主要表现为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将传统视觉元素当作一种符号，通过现代设计的方法进行组合，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中国传统云纹视觉语言表现出来的自由散漫的结构，却有种强劲的力量和狂放的气势，云纹荡漾其间，都给予了传统视觉语言在现代招贴设计中的运用以重要启发。
3.1 优秀的应用设计案例分析
3.1.1 靳埭強——《九九归一 澳门回归》
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一向擅长在设计中巧妙的把中国传统元素的精髓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他说这种相融并不是单纯的相加，而是要基于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上的相互融合。靳埭强先生创作的《九九归一 澳门回归》的招贴海报中，画面运用中国传统水墨手法绘成九九勾云纹的涟漪，托起红白相间的莲花花瓣，以宽宏淡然的意念表现不染的精神。云纹在“焦、浓、重、淡、清”的水墨丹青中表现出道家崇尚的黑色的审美观，靳埭强先生很好的利用了中国水墨黑与白的独特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图形创意观念和视觉设计语言，他将现代设计的法则、材料、技法语言与传统玄学神韵和意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其独特的色彩情感语言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从中也体现出云纹黑与白的道家审美观念已经融入到图形创意设计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设计语言，也显示出黑与白的道家审美观念所具有的独特应用价值。
3.1.2《雲》
这是以“雲”字为主题的招贴设计，将繁体字“雲”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采用汉字创意方法中笔画变化的方法将雲字变形，笔画变化是指将笔画加粗、变细、变形、添加装饰等在笔画自身上做处理的表现手法。这幅招贴以云纹纹样代替“云”字，将云纹以现代视觉设计手法稍作变形使其从外形上更贴合于汉字“云”，既取云纹的“形”也取了它的“意”。云是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悬浮在空中的物体，画面中雲字的背景做了天空的样子与“云”的涵义相吻合，化作云纹的部分的背景辅以大面积的云朵，突出主题，同时与英文“cloud”相呼应。这幅招贴很成功的将文字进行了创意变形并且结合了现代英文的元素。
3.2 有待改善的应用设计案例分析
3.2.1 《禅》
这一幅招贴设计中云纹的应用就稍有欠缺了，画面中心以中国传统书法字体“禅”为主体，本意想表现的诗意宁静，画面下方的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与主题字相呼应，禅意人生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当一个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后，最终把名和利都看淡，知道一切都不重要。最后随遇而安，落花如流水一般，服从自然法规，莫强求。戒贪心，戒妄心，心境如明，这才是“禅”。而画面上方云纹的应用可以说破坏了这种“禅意”，云纹跳跃的色彩与排列方式都不太符合“禅”的精神内涵。个人认为将此处云纹的颜色改为黑色，以中国传统水墨的形式表现出来会更符合这则招贴的意境。
3.2.2 《西门烤翅》
这一则招贴设计中云纹的应用显得有一些生搬硬套，它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西门烤翅”，而在这则招贴上并不能体现烤翅的特点，达不到太多促进销售的目的，显得有一些为了用而用。云纹本意象征“吉祥”，是在产品宣传设计中运用较多的纹样之一，但是宣传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应用并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在应用云纹以及其它的创作元素时要尽量做到“形神合一”，取法自然，不做作、不累赘。
综上所诉，云纹这一中国传统视觉语言中的装饰纹样，不仅仅只传递给我们它的艺术形态，还传达着中国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古老而厚重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招贴设计来说，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极富动感和浪漫情怀的中国传统云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且运用。如果设计的形式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同时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意境，会让公众有一种情感共鸣，作品也更容易被诠释和接受。
从一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云纹纹样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而我们现在需要去做的是更好的将传统元素“古为今用”，让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化的设计思想相结合，将中国传统元素运用现代化的设计方法进行“再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同时还要传承中国传统元素的文化内涵。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意味着设计也在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努力将中国传统元素的内在精神融合到现代招贴设计中。为现代招贴设计的精神内涵的多样性提供理论参考，让中国传统元素在国际化世界艺术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
现代招贴设计本身就是视觉语言的表达，设计者向受众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告知和劝说的目的。图形作为招贴设计中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受众直接感知的重要媒介，这就需要设计者充分把握视觉语言所包含的意义，这是现代视觉语言转换和融合必须关注的，我们在今后的设计学习过程中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设计符合现代大众的審美心理的情况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将中国传统纹样的视觉语言融入现代化的设计浪潮中。
我眼中的中国论文篇四
文学院中文系张培锋教授发表的《论南北朝时期僧团与诗歌声律论及吟诵发展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一文指出：中国佛教的梵呗、读诵、吟唱传统非外来，而是源于中国本土，是中国上古礼乐的延续和继承；中国佛教僧团对于中国古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后世流传的吟诵腔调与寺院的传承有着重要关系。研究传统吟诵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认识到古代音声必须依靠口耳相传，因此无法保留下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僧团作用的主要表现为：由于华夏礼乐崩坏，春秋时期外流到西域地区的华夏古乐主要保留在当地大乘佛教僧团中，并借助僧团的严格戒律、法系传承、仪轨需要等因素代代流传下来，在魏晋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重新回传中原，当时掌握音声传承的多为僧人，以往被人们视为“胡乐”的.其实正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古乐”。这种音声传承又经由萧子良、沈约、王融、王筠、刘勰等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审音之士重新传回世俗社会，并在南朝形成以“吴音”吟诵诗歌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着其后一千五百余年中国诗歌的发展。
我眼中的中国论文篇五
文艺走出为政治服务的圈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出现了“乡土美术”等创作流派，他们在创作中大都引入了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借鉴、模仿西方元素，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采取的策略。因此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大都是从西方元素的模仿上进行探讨的，忽略了其本土元素。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元素表现的也很明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元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中表现出的与西方现代艺术趋同的图式。但任何艺术家都深深扎根于其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离不开他成长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本土元素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体现也是很明显的，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国当代艺术中使用本土元素也是一种策略，表面上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本土元素是对西方文化扩张采取的一种自卫策略，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这可以用中国当代艺术家运用本土元素创作的艺术作品获得的国际声望来证明。
中国元素最早出现在政治波普艺术中，中国波普艺术的最早示范者及典型代表人物是王广义。他敏锐的领会波普艺术的实质，用幽默的方式解构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使当代艺术充满了政治趣味。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里，引用文革中流行的斗争姿势作为表现符号，把文革时期工农兵宣传画的形象与美国的可口可乐等商业文化符号组合在一起，是大胆的尝试。中国当代艺术中借用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符号，使中国的典型符号更为凸显，也迅速得到了西方的认可。
《大批判》系列使王广义完成了现代艺术家向当代艺术家的转换，实践了全新的艺术图示，将两种相悖的艺术图像并置在一个画面中，引发了对现实文化的反思，产生了幽默、讽刺的效果。虽然在形式上还是借鉴西方，但内容却结合了中国实际，形成本土化的创作图式。王广义的艺术图式经过了几次转变，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图式是他较为稳定的图式，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找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本土元素的契合点。
2017年王广义接受采访时道出了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使用本土元素的看法，他认为当代艺术源于西方，中国当代艺术基本上属于二手货，大都是对西方艺术的拷贝。他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艺术家应该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必须是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及与这种经验相关的文化资源，《大批判》系列中的工农兵图式就是来自社会主义的视觉经验，这是他最熟悉的创作材料。也即是说，王广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作，是否要与西方艺术接轨并不重要。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寻找本土元素，找到了本土元素与当代艺术的契合点，使他的艺术本土化，也因此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