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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自由的人说说 做一个自由的自己篇一
我的自由其实一直拘束在家庭里，爸爸妈妈觉得我该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他们觉得我不该做什么，就不该做什么，而他们限制我自由的借口就是：你还小，你懂什么。我是小，是懂得不多，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我懂得最基本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使我哪里错了，爸爸妈妈，你们只能够指引我走回来，而不是替我安排一切，或许你们会说这么做是为了我能有个美好的将来，如果你们这么想，那么就错了，我的未来应该由我做主，在你们的拘束下得出来的将来可能是美好的，但不一定是幸福的，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强烈的想要渴望自由，是精神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
有人说在天上飞，是享受自由的最高境界，也许说得是对的，因为有个无边无际的天，也就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有时，我好羡慕，好羡慕那些在天上自由自在的小鸟，它们的自由是我们所不能体会到的，它们能够在无边际的天空中冒险，生存，是最快乐的，这或许就是小鸟为什么总会在枝头歌唱的原因了，因为它们快乐，自由，一生都在享受人生最大的乐趣。要是认真比较起来的话，可能最幸福快乐的是雄鹰，它们除了跟小鸟一样能享受人生最高境界之外，它们还有极高的追求，或是飞向那无人问津的地方去，或是飞到最高的地方去，，亦或是飞到最远的地方去，都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到的。
我们在争求自由的过程被称为叛逆，我们不过是想要有一点自由，想要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我们想要的自由，我们犹如轮船失去了船砣，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失去了方向。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条自由底线，凡超越这条底线就是我们所不想要的拘束了。有人说，难道现在你们还不够自由吗?是的，我们不够自由，那是什么在拘束我们呢，是家庭，是学校，是社会，是他们一直在拘束着我们，所以，我渴望自由，想要自由。
自由要靠别人的给予，也需自己去创造。自由，说的就是我们能够自己自由的抉择。
谢谢大家!
做一个自由的人说说 做一个自由的自己篇二
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
自由，是人人所向往的。它能使人觉得身心轻松，心情愉快。没有老师的逼迫，没有家长的唠叨，没有作业的压力，没有试卷的束缚。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逍遥快活。没人会管我，没人会束缚我，没人会给我压力。自由，对于学生来说，是多么渴望得到又那么遥不可及。
我也像普通的孩子渴望自由，我希望父母能给我多一点点的独自空间，多一点点的自由空间。从小，我就是个对读书极其有兴趣的人，读书成绩也不错。家里难得看到读书之才，把我管得紧紧的，不能像其他孩子般无拘无束的玩耍;不能像孩子般玩过头都不怕被骂;不能像孩子般跟知心朋友畅谈……
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展翅高飞的小鸟。因为鸟能在辽阔的天空尽情飞翔;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让自己能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着;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海草，在海底静静的观赏着这美丽的世界，偶尔还跟朋友说几句话……
人需要自由，孩子更需要自由。还在只有在自由的条件能甘心情愿的学习，能露出真心实地的笑。孩子的成绩，孩子的笑容，孩子的幸福难道不是父母最希望也是最想他们得到的吗?
长大了，我们的自由时间是越来越少，整天充斥在耳边的只有学习学习，可我们真的情愿吗?我们负背压力很重，老师、家长、亲人，他们的期望使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不想做一个为了争第一而在老师面前做乖乖女，为了能应付家长成为一个虚假的好孩子，整天活在虚假的世界里，一点都不真实，一点都不自由。还在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就等于没了心和灵魂啊!
自由这个词，让我理解很多，懂得很多。自由，是人人都需要的，是人人都应该渴望的。自由，它是七彩的，是温暖的。自由，是我们孩子的心灵和精神上的支柱啊!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做一个自由的人说说 做一个自由的自己篇三
胡适：不自由，勿宁死
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
作为一定要钉在历史上示众的人，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因鲁迅和胡适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敌我相向的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人的悲哀还是他们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嘴里喊着的头上举着的至理名言，却在实践的时候抛到了九霄云外。
胡适在《梦与诗》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别人做一样的诗歌，甚至做一样的梦呢?做不成鲁迅，也做不成胡适，是不是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以为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实则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失去了他们两个人最基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失去独立自由的灵魂，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隶，无论所依附的人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崇高，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终其一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不过是在一些残迹中搜索到可以赖以生存的残羹冷饭。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证癖成通病。假如胡适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镜，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有人去考证他眼镜的来历，跌碎的原因，当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眼镜就从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哪个角落都必须有特定的意义。放在显微镜下的人，是无隐私可言的，所以胡适的婚姻成了饭后茶余的点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不管胡适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适夫人是不是满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结论，殊不知，幸福的结论是胡适与他夫人一起写的，是与旁人毫无关系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这自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别人。1920xx年，在《晨报》被烧事件之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时候，他能说实则他与鲁迅是一个阵营里的，而这个阵营就是自由之营。鲁迅与胡适无论曾经多针锋相对，有过多少公案，多少过节，都在自由的旗帜下站在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云的奴才与走狗。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发生矛盾的时候，胡适勇敢的放弃了个人自由而选择了与国家共进退，这绝对不是有些人单纯意义上所说的向政治靠拢，向政权妥协，胡适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而转成政府的建言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实则是对自由更大意义上的一种诠释。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胡适报效之国，绝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不难理解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当时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这样的悲壮，该是怎样的一颗爱国之心，无论是否对他的政治主张或者哲学思想赞同，我都为这样的一颗心而感动。在美任职期间，给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这样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我想这话已经充分诠释了胡适关于国家与自由的关系。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有一段话我以为今时今日之官员们该是羞愧汗颜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节省外汇。”，在两个月没有领到薪俸的时候说：“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为学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梁实秋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祸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
人。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统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党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定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因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当然，在鲁迅生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有人说胡适之49年的哀号，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实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样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是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之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独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的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从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胡适的谁都放过，都是社会需要的，我们无须选择，批判与宽容在自由中得以释放和融合。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义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