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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宫端正篇一
一、六世祖大中公
六世祖大中，为性吾公之子。大中或者是大云，号吾一中或吾一云。居住在江西清江城东，所营造的房屋皆“峻敞”，院墙和城墙的高度一致，所以乡里之人，称呼他为“城墙刘氏”。“皆世以赀名于里”，结合刘子壮在《家谱传略》中多次提及先人“行辰、澧、荆、汉间”，或可推测，刘子壮六世祖大中是以做货物转运为业的。六世祖大中有三子，长子自贵，次子自衡，三子自重。三子皆子承父业。自贵和自衡皆早丧。六世祖大中后来“去城，居蛟湖”。蛟湖，今江西鄱阳湖边上一湖泊。
二、五世祖自贵公
自贵公，六世祖大中公之长子。“娶程氏，无子。妾生子”，为竹亭公。在竹亭公年少时，自贵公丧亡。大中公三子自重公有子八人。
三、曾祖父竹亭公
曾祖父竹亭公，妾所生。在其父自贵公早丧以后，寄养在叔父自衡家，不久，自衡又丧，大概竹亭公当时还没有成年，便又寄养在叔父自重家。竹亭公是南雍国子生。“为人长身丰硕，意豁落，轻财，好交游。”竹亭公在居所处建造了一座亭子，在亭子的周围栽种了数千株竹子，还引进流水，环绕其中。自己题写亭子的名字为“竹亭”，并且自号“竹亭公”。“里之人与四方来至者，燕止其中。”里，是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清光绪八年的《黄冈县志》载，黄冈县行政区划为9个乡，下辖76个里。竹亭公喜好写诗作赋，有“赠序、传、赋、记、诗、歌、词、曲盈册”。刘子壮在儿时还能背诵曾祖父竹亭公的一首诗，题为《聂双江豹》：“亭外一溪，流水亭前；几个，檀板轻尊；追赏清风，皓月徜徉。”竹亭公的文册最初由其子小亭公，即刘子壮的叔祖父保留，后来传给他的儿子允大，即刘子壮的叔父，允大后来将文册给了刘子壮家。遗憾的是文册在癸未之乱时，被焚烧亡佚了。刘子壮在《十八日又书》重新提起癸未之乱给他的家族造成的灾难，说“癸未之变，荡然无存”［4］。竹亭公有五子，与妻子余氏所生二子，即是长子国纲，邑诸生；次子国?，国?即是刘子壮的祖父少亭公。与妾夏氏生一子，即次子国光，另外还有国政和国定。竹亭公后随其子国?（少亭公）迁至黄冈团江，即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市团风县。“以寿终，葬于城西北五十里慕义乡”。明代时的慕义乡在邾城镇郊，邾城，即今黄冈市黄州区堵城镇禹王城。其慕义乡的乡名取自《续瓦屑坝考》中“以幕义效忠于当时”的“幕义”二字，表现了移民尚德的传统。据笔者目前所见文献资料，竹亭公及其子少亭公都安葬在慕义乡，这可作为刘子壮家世在明代从江西迁居湖北黄冈的一个辅证。
四、伯祖父国光
国光，竹亭公次子。“竹亭公游扬州，纳夏氏女，生子国光。为县吏，长身、美须，善谈论，好酒色。”当时，县令“委计事至京”，国光“尽縻其赀”。计事，即由县令长在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国光办理此事不力。“令怒，系之”，并且按照当时的法律，要对宗族中的其他人进行惩罚，“以法中诸宗族”。“时竹亭公为国子生，在南雍。子国纲（国光的哥哥）邑诸生，令弗敢取。取自重诸孙。”自重诸孙皆受笞刑。
五、祖父少亭公国喆
少亭公国喆，竹亭公次子。“仁厚不欺人，人皆推为长者，目不识权衡，人亦莫有欺之者。”权衡，为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由“目不识权衡”，或许可以推测，少亭公识字不多。少亭公是刘子壮的家世中第一个由江西迁居到湖北黄冈的人。刘子壮《家谱传略》记载了少亭公迁居黄冈的原因：少亭公“少时与里人戏，其人怒，夜唆其妻缢梁上②。旦日，率其徒噪于家。是时，国法重死，公不能白，故尝从竹亭公督课澧、汉。遂以家趋楚，始居黄州之黄冈。”待这件事情平息之后，少亭公又想回到江西清江，但是原来的房屋已经毁坏，在重建房屋时，仆人挖出了黄金。少亭公“知为先人藏”，没有告诉其弟小亭公，“弟小亭怒”，兄弟之间产生了矛盾。少亭公“又以是复趋黄，居团江”。少亭公“数避祸”，家道日益中落。虽努力重振家业，但是没有成功。少亭公“虽贫，意气落落。每夕必置酒，自为欢”。少亭公虽识字不多，但喜欢结交读书人，让里中士人教授子孙向学，“里中士人相遇，辄具食，出其子文以质先”。刘子壮在《家谱传略》中说自己后来在举业上的成功与少亭公提倡读书是分不开的。少亭公“老而亦健”，他的几个儿子长大成人，各有所长，“家复饶”。老年的少亭公“无日不宴”，“年七十而卒”，葬在城西慕义乡，“竹亭公之东二里许”。少亭公妻周氏，有子五人，皆“周氏出也”。长子绍圣，次子绍贤，三子绍祥，四绍熙，五子绍伊。
六、伯父绍圣
绍圣，少亭公长子，字正子。“为人颀伟，高颧，无须”，“少从叔父小亭公游判，常落拓不羁，性直倨，常忤人。”中年未有子，母亲周氏命他“纳媵”，绍圣“乃为具召亲故、乡党，取弟之子，拜于祖考而子之”。绍圣的嗣子为子俊，是其弟绍贤与妻崔氏所生。中年后的绍圣性格发生了变化，“性勤慎，夜户必亲。虽寝，必起”。绍圣作为家中长子，对弟弟及子侄们要求很严格，“诸弟已成人，少不率，即捶之”。常常谆谆告诫曰：“先世积累，其后不克守为戒。”刘子壮少时曾听闻伯父绍圣的几则箴言：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xxx；尝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似有时。“此言虽俚，可以垂戒，严谕类此。”绍圣年六十六而卒，从母葬。嗣子子俊，邑庠生；有子二，“孙芝，郡庠生；孙蕙，邑庠生”。
七、生父绍贤
绍贤，少亭公次子。据刘子壮《家谱传略》曰：“本生考讳绍贤，号养吾，娶崔氏，生子子俊，黄冈县邑庠生，为伯父后；继娶单氏，生子壮，后叔父家，女一；继娶邓氏，生子子翶，江夏县生员，早卒。”由此可知，刘子壮生父是绍贤，养父是叔父绍祥。刘子壮在十六岁时，生父绍贤卒。由于在生母单氏亡后，就被抱养在叔父绍祥家里的缘故，刘子壮感慨“时年亦不小矣，而不能详知我府君之行也”。在《家谱传略》中所记载的生父绍贤的事迹，是听闻长辈所述而留存下来的。绍贤仁厚，谦和，“里之人识与不识，未尝不和颜色，交善”。其兄绍圣性躁而易怒。当绍圣“视诸弟严，小失意，辄捶之”时，绍贤“必齐颜为解曰：‘弟稚，宜子劳；毋贻老母忧。’即兄疾怒而立解”。绍贤“以为先业之丧，自兄弟失睦”，因此，非常注重兄弟之间的团结。绍贤为了重新振作祖先的事业，“越洞庭，蹑天柱，与崆蛮为市，益振先业”，“所致尝累数千金，与兄弟共业，终其身不渝”，绍贤亦乐善好施，“宗族来归，必留赡之，视其才，予之资，为生业”，“贫不能振者，辄数贷之，即不偿，未尝倦，岁终，率焚券不能偿者”。绍贤年五十而卒，“卒之时，里之人叹息于闾，亲故知识悲泣于堂，兄弟宗族哀恸于室”。有子三人，但“本宗未有主”，长子子俊，为伯父绍圣后；次子子壮为叔父绍祥嗣子；三子子翶死于癸未之乱，早卒。癸未之乱的第二年，子翶之子又早殇。
八、叔父绍祥
绍祥，少亭公次子。刘子壮的叔父，也是养父。鼎力支持兄长绍贤“睦兄弟，事父母，为复先业”。“娶同邑长者林氏女，生子数不育，视诸兄子如己子，林氏与诸姒姆如姊妹，亦视其子如己子”。刘子壮的生母单氏“尤与母（指刘子壮的养母林氏）善，戊午（公元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生母亡，乃从母久，所生子辄殇”，此时，刘子壮只有九岁，尚幼。于是，刘子壮就由叔父一家抚养。叔父绍祥“与诸兄弟而出入沅、澧”，重振祖先的事业。当归家后，就教育子侄，“凡行止卧坐，必以礼。每登涉、宴饮、祭祀、悲喜无不训诫。或有所见，引述古今得失兴败示鉴”，“指美善可传法，劝诲痛切，虽触人所忌，未尝退焉”。绍祥亦好读书，“暇即读书，诸稗史不释手，诵说始末”。
九、叔父绍熙、绍伊
绍熙，字文敬，少亭公四子，刘子壮叔父。由于其父少亭公喜好交结里中士人，绍熙受其父影响，也喜好诗书文字，并且由绍熙指导刘子壮学习，可谓是刘子壮年幼时的塾师。刘子壮《家谱传略》曰：“叔父文敬私淑诸君，以教小子壮。”绍熙死于明末癸未年张献忠攻陷黄州之乱。刘子壮在《文昌阁死难序文并辞》一文中，痛悼在癸未之乱中，因守战而死难的亲友及乡邻。曰：“自守令奔避洲者，咸?。而诸君子益坚，无敢离越，有与贼间者，辄磔之。”“吾家之臂，先叔父殒于水，家之亡者十七；友邻之亡者十五；仆妾以百数，而洲中不可算计者矣。”在该文中，刘子壮特别强调说：“其以水殉者，余叔父刘文敬讳绍熙也。”少亭公第五子绍伊，字君敬。在癸未之乱后不久，因为伤心过度，“其以悲伤而终者，叔父君敬讳绍伊”。
十、兄子俊，弟子偁
子俊，字克章。绍贤长子，母崔氏，伯父绍圣嗣子，刘子壮之兄。黄冈县邑庠生。癸未之乱后，“其以悲伤而终者……兄克章讳子俊。”子翶，刘子壮之弟，绍贤第三子，母邓氏。江夏县生员。癸未之乱中丧生。“其登舟复归迎母不得者，余弟子宣、子翶、元则、子俨也”。刘子壮《家谱传略》中说“（绍贤）生子子翶，江夏县生员，早卒”，子翶“生子觉殇”。
从上述对刘子壮家世的考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刘子壮家族有“尚文”的传统家风。其先祖钦公作步云楼，读书其中，与解缙之间有诗作唱酬。曾祖竹亭公营建“竹亭”，以文会友。有诗集赋册留世。祖父少亭公虽不识文字，但交接“里中士人”，刘子壮的“叔父文敬私淑诸君，以教小子壮。则公之遗也”。二是刘子壮的家世从曾祖到其父辈，大都以“赀货”为业，家道有盛有衰。祖父少亭公因“兄弟不睦”等原因，在明代从江西蛟湖迁至黄冈，家道衰落，至其子辈，“家复饶”。尤其是刘子壮的生父绍贤，“所致尝累数千金”，但轻财好施，注重兄弟之间和妯娌之间的团结。经“癸未之乱”，家道中落。三是刘子壮的生活环境应分两个阶段来考察，一是十六岁之前，即“癸未之乱”前，生活优越。虽其生母早卒，寄养在叔父绍祥家，但叔父及养母“视如己出”。其《十八日又书》写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优渥生活曰：“予自幼赖先人，生事颇饶，又早有名，遭时之盛，非舆不出，非肉不食，侍从数人……未尝离侧。夏月侍者中夜未息，秋冬近寒，围炉。置别业颇赓，兼植树护池观花鸟之乐，然意尝恨未为足。”二是“癸未之乱”后。刘子壮的生父悲伤过度而死，“诸父伯兄没，弟侄五六人孤弱，拊而训之。婚娶成礼，虽乱离不苟也”。“癸未之乱”造成了刘子壮家族在黄冈数次迁徙，家道渐至衰落。
正宫端正篇二
如何让每个成员都参与课堂，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体验到学习的欢乐和做人的尊严呢我在评价机制上动脑筋，不仅仅采用将全员参与作为评价小组的重要指标、提高幅度大的成员为小组双倍加分等方法，还利用沟通平台（每个班级门外墙壁上一块由各任课教师书写，用来公示班级优秀小组和提高学生的小黑板）来放大他们的成功，让各班师生一整天都能见证他们的光荣。还别说，这种做法真让我收获着因学生提高而带来的欣喜和幸福呢。
课上，分配好朗读的展示任务后，各组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当我走到四组巡视时候，正好组长劝说组员冯世阳，“你读倒数第二段吧”，“我能行吗”冯施洋细心翼翼地说，拒绝的语气里却分明又是热烈的期待。我明白他底子太差了，他想读却又怕读不好，影响小组……我连忙俯身轻拍着他的肩膀和大家说：“我看你们组长有眼力，他能读好，你们说呢”“是的，你要是不读，咱们就少一个人次分呢。”同学们鼓励道。
展示时间到，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第四组冯世阳的时候，同学们诧异第四组怎样能让他单独亮相呢！因为冯施洋在大家眼中就是一个胆小、说话吞吞吐吐的同学。那一刻，屋子里更是格外宁静，宁静里还带着紧张。他开始读了。“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起他以往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过……”他的声音里像是凝聚了所有的磁力，个别地方还有些不连贯，但在这个文段的朗读中竟然让人感觉到是激动和难忘的回味，当他坐下，片刻的宁静后是一片雷鸣的掌声。“给第四组加2分，因为他们组员提高大！”我说，“你们的掌声就是加分的最好理由，对吧。”“对！”全班同学大声地喊道。当我把加分写在黑板的小组评价栏里后，我看到他的小脸涨得通红，正如他所读的文段里的话一样，“他感到太幸福了”。
为小组加分的愿望，让他超越了自我，勇敢地站起来；而小组合作学习的评价日趋提高，让这样的丑小鸭享受到成功的幸福。
课后，当我来到走廊在沟通平台上写评语的时候，围过来的同学说，“教师，写冯施洋！教师，写冯施洋！”我笑了，同学们多可爱呀，他们怀着一颗好的心和我一样为同学的提高而品尝到了互帮互助、合作学习的欢乐，他们都在成长，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更有人格的完善。我在沟通平台上写下有力的几个大字：“我为冯施洋本节课的表现而骄傲，我为第四组的力量感到震撼！”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朵花，每一朵花都有自我的名字，让每一个名字都闪光，每一阵风吹过，都是一片幸福的颤抖。倾心于课堂的每一个细节，巧用团队评价和沟通平台让我听见学生成长的拔节之声，收获着帮忙学生成功的欢乐。
正宫端正篇三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着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正宫端正篇四
摘 要：陈廷敬的为官之道，深受陈氏家族良好家风的熏陶。以“崇儒经且致于用”为原则的理学思想是其为官执政的学理基础，将礼治作为治理家族和国家的根本；推崇“民为邦本”以及在政务实践上奉行“中正之道”。在官德上，陈廷敬始终恪守清正廉洁，慎言慎事，勤政爱民的为官准则。
关键词：陈廷敬；家风；学理基础；为官准则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163-03
清相陈廷敬生于明朝末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人。陈廷敬在顺治年间中三常进士，后担任过左都御史后转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在康熙四十二年任职文渊阁大学士，是康熙年间重要的宰辅近臣[1]002。在一生的官宦旅途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而获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对康熙王朝的文治武功及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为官之道的家风陶冶
陈廷敬高尚的为官处世品德，与他的家庭教育和良好家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陈氏家族从其世祖三代陈秀开始便是以儒为业的文化世家。三世祖陈秀任于陕西西乡县少尉十几年，为官期间“清操劲节著闻”“民戴之若慈母”“清严刻励，挂冠于墙壁，多惠政”[2]446。陈秀作为陈氏家族为官的第一人，写下许多教子诗，例如“想浊富徇利亡身，怀私心违天害理”“百岁光阴易掷梭，痴儿莫得等闲过。起家绍业由勤俭，处事交人贵缓和”[1]290的诗句来告诫子孙为官要清勤廉正，治家要轻财好施、处事要懂得忠厚忍让，为学要懂得惜时用功。陈秀的教子诗对陈廷敬的家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陈氏后代树立了良好的家风。陈廷敬也曾在《陈氏家谱》中写道，“迄今予家食醇厚和平之福者，实肇于此也。”[3]以耕读为业，礼义传家的陈氏家族世世代代都十分重视后代的学习，虽然陈氏长辈在衣食上讲求清贫乐道，但是在培养子孙学习上却从不吝啬。陈氏家中建有专供子侄后辈读书的家塾以便家人安心准备科举考试和读书治学，可见，陈氏家族的先人对子侄孙辈认真读书考取功名非常重视，而其后代子孙也大都成为刻苦攻读的优秀人才，代代皆有读书人，整个家族的文化修养也愈来愈高。陈家历代都有许多考取功名的族人，陈氏宗祠悬挂的楹联“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词林”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陈氏族人中，为官者皆是清明廉政的好官；经营家业者也多是轻财好施，慷慨救济穷苦人民的品德高尚之人。在这种文德优良的家风熏陶中，陈廷敬自然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及感染。
在青年时期，陈廷敬就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恪慎清勤的为官之道，这更多地来自于其父母陈昌期夫妇和他的堂兄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其父陈昌期虽未考取功名，但喜好读书且对经学有很深的研究，并且主张读经致用常常教导子侄要用圣人的德行来作为自己道德行为的标准，提出要立品为先，制业为后。其母张氏亦是“孝仁恭俭，德专行淑”的才女良母。在幼时他的母亲就承担起对陈廷敬的启蒙教育，在陈廷敬三五岁时口头教授给他四子书和《毛诗》等书籍，而在其进入家塾读书后还会每日夜晚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其母的训诫比其父更加严厉。在陈廷敬十岁家塾老师辞职之后，他的堂兄陈元也为陈廷敬的学习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凤台县志》也有陈廷敬的文章能够名扬四海多亏于他的表兄陈元的记载。
陈廷敬在入京走上官宦之路后，陈氏夫妇也常常劝戒他要不能贪恋公家的一分一毫，要全身心报效国家，无论衣食或是娶妻，家中都会供给不用有后顾担忧。陈廷敬最初在翰林院为官时，其父曾和他说，对我来说，你对为父最大的回报就是你在为官期间能够一直保持清廉正直品德。陈廷敬能够居官自守几十年与陈昌期夫妇的声声告诫以及对圣贤书中忠孝义列等优秀品格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在《百鹤阡表》中，陈廷敬也写道，我能够居官几十年一直兢兢业业自坚操守，这都得益于我父母对我孜孜不倦的教诲。到了其暮年时期，陈廷敬回顾自己一生仕途生涯，为官期间始终坚持清慎廉政的本色，确实没有亏负父母当年的劝导和愿景，曾经和父亲的许诺都得到了实现。陈公当时便写诗云：“不负当年过庭雨，先公曾许是清官。”[4]
二、为官之道的学理底蕴
清初开明的政治环境和儒学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繁荣发展都为陈廷敬的实心实政、实理循理思想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清代以满人入关确立朝代以来，就树立了以文治理天下的治国策略。清圣祖顺治皇帝在其继位七年时就有下：“帝王敷治，文教为先”的圣谕。其子康熙皇帝也同样是一位“治道崇儒雅”[5]的皇帝，推崇与当时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相适应的程朱理学为清王朝的国策。作为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在儒家经典的研习方面尤其是对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他的“崇儒经且致于用”的思想为其卓越的为官之道奠定了基础。
陈廷敬对程朱理学的造诣之深，一方面源自于其经学素养颇高的父亲和“博览古人传记”“下笔风起泉涌”的堂兄陈元的教导，另一方面熟知他的人都知晓他的治学思想受明初河津派学儒廉吏薛文清颇多，姜宸英在书《大司农陈公寿宴序》就写道：“公资质学，即以圣贤自期，得心法于其乡薛文清公《读书录》。”在《午亭文编》林佶写的后序中亦言：“作为诗古文词，其标准一以河津为的。”由此可见，陈廷敬对理学的研究和思想就是以学习河东学派的理学思想开始的，这一思想成为陈廷敬为官之道的学理基础，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礼治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受儒学经典思想影响颇深的陈廷敬，在目及明末清初的兴衰治乱后，让他更加觉得在这种历史涌动的潮流中将经学思想的研究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陈廷敬提倡崇读经实用反对空谈学术，他认为学习经学就是要和身体力行结合起来，研究经学的意义就是要将其有益的含义作用到治世的行为之中。在它看来，经学之义的宗旨就是历代社会意识的沉淀积累，经学的立足和发展就是看经学是否能够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陈廷敬在清朝初期经学兴盛的浪潮中，作为庙堂学派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陈廷敬在传统经学的研究中更重视理学中关于人与自然或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义理，在通解理学的言论含义中也更重视经学的实践价值。一方面，他承袭了薛文清“帝王为治之本在德”以y以仁的为政思想并提出了“齐家治世，莫善于礼”“准乎礼，则无过严之失”[3]的思想，他认为礼治是治理家族和国家的基础，是帝王为君之道的根本。同时他还指出以礼治世时要有适度的法治相结合，在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依然要有礼制教化的辅佐，才能够使统治下的每一位黎民百姓都真正领会社会公共规范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遵守的必要性，这样有益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坚守在社会中应遵循的规范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
（二）“民为邦本”的治世之道
陈廷敬始终坚持推崇“民为邦本”的思想，认为治世的根本就在于为政为民。他民为邦本的治世思想来源于对《彖传》的《损》《益》两卦中“益下”之概念的引申。陈廷敬主要对这两卦之中“益下”之“下”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提出卦中的“下”就是百姓的含义，“上”指统治者也就是君王。“损上益下”的字面意义就是损害君主的利益来增加百姓的利益。但是陈廷敬认为“损上者，正所以益上也”，因此陈廷敬将“损上益下”引申为“天下之大道在于得民心”的含义。虽然从形式上而言是损害了君王的利益，但从长远看来，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使人民富足安乐才是治世之道。而他在《讲筵奏对录》中还进一步提出“得民心之道，惟在圣君贤臣朝夕讲求，以实心行实政，非一切权宜之计所可机也。”他认为治世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的方法在于君臣合心合力日夜将百姓的利益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立足点，用实心去为政实施更多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和法令，福泽于百姓才能够有益于社会并有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而不是将体恤民情作为一时一刻的权宜之计。同时，陈廷敬还指出只有在“圣君贤臣”的“朝夕讲求”下以实心为实政才可以得到民心，而“圣君贤臣”实属难得。他指出世间不贤之臣举目皆见，很多奸臣大多贪恋权位固宠，凭借手中权力“损下益上”，谋害忠良，夺取百姓的利益，而这些奸臣贼子所做的恶端也就是历代王朝衰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损上益下”的思想中陈廷敬认为“上”即君主和官吏是非常重要的。陈廷敬认为治世的重要条件就是能够得到民心，实心实政也是为了能够为百姓争取利益，做民众受益的事情，这样必然也就直接利于君圣臣贤、河清海晏盛世的建立。
（三）在政务实践上奉行“中正之道”
陈廷敬经学中的实学实理思想虽较多受明朝儒者薛■的影响，但是其经学研究中有所扬弃并推陈出新。在理气观的论述中，薛■主张理气为同一物不能分离且提出“理在气先”的矛盾论断。陈廷敬认为，天地万物包括气在内都应当依照理来行事，他在释义《易传》的艮卦时写道：“行既是动，止即是静，行止动静，无不有理，止其所而时出之。故曰时止而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1]183其意是说，天地万物都在运动中变化，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动态静态行动停止，都不是绝对的静止状态，只是不如行动状态下那么明显罢了，但是也是在慢慢前进中。万事万物在动的状态时，因为比静态时移动速度快稍瞬即逝，所以想要知晓事物的实理就存在很多的难题。按照这一理解逻辑，陈廷敬在研究儒学大家的中庸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正之道”。他认为中正是事物发展的最佳关系，并提出“中正，真嘉耦也”的论断。陈廷敬“中正之道”的思想一方面体现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中，例如就君臣关系而言，要使二者关系趋于平衡，君主和臣民就要一直保持彼此信任的状态，臣子的政见与君主所施行的策略大体相同时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在君臣关系中，陈廷敬认为身为人臣责任更加巨大。作为大臣应具备能够分辨善恶、公私的能力，要做良臣而不是盲目遵从君主的忠臣，要将天下黎民的幸福放在心上，做事中要将“中正之道”为则，不受任何客观原因而失之偏科，力做“实心为国之臣”。另一方面，“中正之道”也应运用于社会运行之中，如果人人都有中正的思想，那么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有序，而不是单靠刑法诉讼或者道德评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
三、为官之道的基本准则
对于康熙年间的朝臣长吏，对一代帝师的陈廷敬来说，致力于君主利益和尧舜之学确实是他最恒远的政治抱负，但是从他的实心实政的理学思想中即可看出，他并不是一位空谈心性理性，只专注于经学书籍的老学究式般的臣子，而是一位致力于躬行理学思想的辅弼廉臣。他不仅饱读圣人经典且将儒学中传统伦理道德充分地应用到其为官修身的思想中，能够在清初顺治年间到康熙年间稳步官场几十年获得帝王青睐，一路高升至文官最高位，且能得到同僚和下属的赞赏和尊敬，与他始终坚持廉洁奉公、崇俭尚廉并以“清、慎、勤”三字作为官员行为准则是非常分不开的。
（一）清正廉洁
在“清、慎、勤”三个做官行为准则中，廉洁从政也是陈廷敬为官思想中最重要的基本做官守则，在其任职左都御史的《劝廉祛弊详议定制疏》奏疏中就写道：“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而宏奖官方，廉尤为重”[1]215，在他看来廉在治理百姓和治理官员的四项纲纪礼义廉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如果没有清正廉洁的官员那么“国家太平，海宇■宴”的盛世景观就没有建立的可能，如果某个地区的黎民生活安详和谐、食饱衣足，那么这里一定有以民心为利的清明廉吏所在，如果一个地区“狐鼠昼行，魍魉纵行”民不聊生，那么这里一定有贪官猾吏存在。作为当时的近臣之首，陈廷敬也以其言行合一、廉洁奉公的为官作风以身作则影响着身边的同僚下属。
在康熙甲子年间，陈廷敬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督理京省钱法风纪，在监察制钱时，一次从废铜中陈公选取了一文秦钱观看，手下官员说佩戴古钱在身上十分吉利，他便应允佩戴了。另一次在数月之后，铸钱机关宝泉局的吏史因铸好新钱请陈公去检阅，检阅完毕后局人走前故意将一文钱隐落在陈公的桌子上后离开，因为这两枚文钱的存在陈廷敬一整月都心惊胆战，随即叫来宝泉局的局吏将两枚文钱交还，并和局吏说道：“吾誓不受一钱，前后取其二，其何以自明[3]”。因为这两枚制钱，位居二品高官的陈廷敬写下了《二钱说》以警示自己要做到处脂不沾。
同时，他认为官吏生活奢侈无度是导致全社会贪婪腐败、趋利忘义之风妄行的根本原因，他的奏疏中就曾进谏言：“奢俭者，贪廉之根底。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然而不能遽致者，则积习使之然也。”[3]而要想让官吏们有廉洁的品格必须要先培养他们节俭的生活作风，从日常生活起居穿衣吃食到出差所用马车和侍者都应有节有度。言必躬行的陈廷敬即使在身居高位之时也始终过着紧衣缩食、简朴单调的生活并且以此为乐。在帝王身边做官五十几个春秋，即使官阶至极却也一生操劳忙碌，但在退休回乡之时除了几间年久未修的房屋之外行囊中并未有任何值钱之物。贵为文官之首帝王之师，其外出郊游时没有自己的马车还要借于同朝为官的王方若。纵使其平日饮食中没有山珍海味甚至新鲜时蔬都没有，在冬季是都只有腌制的咸菜可吃还是乐在其中，并且写诗云：“残杯冷炙易酸辛，多少京华食旅人。索莫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因陈廷敬生活常常以唐朝陆鲁望所言的“忍饥诵书，率尝半饱，此亦处贫之一法”作为生活标准，其门下之人常常戏呼他为半饱居士，他也因此赋诗名为《半饱居士诗》道：“我自长贫甘半饱。”表现出其俭约恪己的品格。
（二）慎言慎事
“慎”也是陈廷敬为官伦理思想之一。在陈廷敬看来，为官之慎，一方面是指在与人交谈时上要言辞谨慎不能够逞一时之快，他提出“向来病痛只是言语不慎。以言乎求存养难矣。可勿戒诸言语，当快意时截然而止，勇之端也。”[3]在仕途中陈廷敬即使身居高位，饱受当朝者康熙皇帝的赏识和信赖也从未有骄傲自喜之心，与同僚和下属官吏交流始终保持谦逊宽大的态度，且做官几十年间从没有因为攀附权势或是金钱利益而加入任何一个权贵帮派结交私党，只一心为朝廷为百姓办事。并且从没有因为一己之利或者家人的利益在外人甚至家眷面前透漏任何一点朝廷机要信息。
另一方面，陈廷敬认为为臣者不仅要做到慎言更要做到“慎事”，所谓“慎事”就是要严谨做事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运用到“中正”的原则。为官者处理事务中，不仅不能因为自己主观的想法和利益而失之偏颇，也不能因为客观的任何原因扰乱使判断偏离正道。他认为为臣者做事的初衷，既不能只为自己的衣饱食足或是名利富贵，也不能只一味地为君主的利益而服务，最关键的是要以黎民苍生、国家的利益为志。以其事为例，在平日里一向谨言慎行从不在官场拉帮结派并且不参与官吏之间的是非瓜葛的陈相，在一次保举地方州官县令升职时，经过考察知晓灵寿县的县令陆陇其清廉并且贤明、清苑县的县令邵嗣尧廉洁并且刚正耿直，便向皇上奏言推举二人，时日不多两人便都被升任至御史。此事发生时，有很多官员劝诫陈廷敬说像陆、绍这样的人虽然刚正，但也因此在官场上很容易得罪其他官员，恐怕今后要连累陈公您。但他也并没有因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而退缩，且回应这些人说“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6]他认为只要二人能够为官贤明清廉，即使自己因此受到牵连也无妨。从此可看出，陈廷敬在进入宦途的几十年中，在清初权贵分帮结派、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官场中能够独善其身，走到文官最高阶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臣子整日相伴的师友，与其清淡养心、慎独其身的道德情操是分不开的。
（三）勤政爱民
陈廷敬认为勤政爱民也是做官之人应该拥有的重要品格，当然崇尚实心实政的他也身体力行的做出了表率。为官期内不论是任职有关教育、工程、刑法、财政和人事的官位，还是作为康熙帝的讲师和辅佐重臣都勤奋敬业，政绩昭彰有目共睹。当时的大学士李■也曾在他的《北镇集序》中写道：“其尽职之勤及立言立意，则朝廷之所重子端。”认为子端能够倍受君主的器重和信任是因为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的高尚品格，也源自于他对朝廷和君主的一片忠心。作为历时最长的日讲经筵讲师，他抱着能够塑造康熙皇帝变成一位“天德与王道同功，修己c治人兼至”[6]君主的愿望，竭尽全力为其讲述儒学经史，与其他日讲官不同，他在讲解时还会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并在为政选官上面提出一将些自己的建议。在任吏部御史监管钱法时，清除了当时铸钱机关贪污腐败的积弊，并且提出了相关措施改善了当时铜钱短缺钱价太贵银价下跌严重的现象。作为朝廷的重要官员，陈廷敬一直积极践行着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在任职期间他始终将民生作为工作的主要宗旨，另一方面他在进讲和上奏时一直向圣上陈述当下社会治安、社会经济生产的实时情况，并提出很多建议得到皇帝的认可并实施，促进了清初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康熙皇帝以编纂辞书典籍的举措来繁荣清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中，陈廷敬自任内秘书院检讨以来就一直参与各类书籍及各类政书、史书、志书、字书等书籍，像《明史》《康熙皇帝》《世祖实录》等都是后世珍藏的国学、史学宝藏，在编纂书籍之时“惟早夜兢兢”常常到“几近鸡鸣”还在查阅撰写，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图书编纂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廷敬进入仕途的五十几年间能够身为汉臣但仍“独蒙眷注优渥”，获得君主高度的赞誉和信任，与其始终基于实心实政、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而奉行清正廉洁、谨言慎行、勤政为民的为官守则是分不开的。而其充满儒学思想的官德思想和理论虽然根本目的是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也对我们当代官员道德的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任茂堂.陈廷敬传[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2]任茂堂.陈廷敬大传[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清]陈廷敬.午亭文集[m].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4]刘伯伦.阳城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5]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