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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一
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积极保护本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世界遗产保护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遗产保护理论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实践工作，详细论述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xx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xx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xx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在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类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续的过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由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到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共同保护的认识历程。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不论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本身，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划之初就应在国际视野下对遗产地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把握遗产地的文脉和地脉，重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以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二
法官文化论
我们在对文化的考察中不难发现，文化的构成包括了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和改造社会的文化产品三个方面，法官文化的构成也不例外，其内容也应包含法官的知识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
一、法官的知识文化
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法官司法的智能之源。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审理的案件大到社会稳定、企业生死，小到邻里纠纷、家庭官司等等，所涉及的知识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法官要有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知识结构。对此，国外有的大法官提出，一个优秀的法官不只是一个熟练的法律工匠，他还应当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先知，一个哲人。美国著名法官和法学家汉德也曾给法官提出这样一个应读书目名单，其中不仅包括法律专业的书，还包括许多哲学、历史、文学名著。
据此，法官所应具备的与审判相适应的知识文化，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学知识。法官作为一个法律人，不是机械搬用法条的法律工匠，必须掌握相当法学理论知识，才能对相关法律从文字含义、立法宗旨、法律原理、条文体系等多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从而保证正确的运用法律。
二是政治知识。法官还是个政治人，是国家政治的维护者，担负着国家统治的使命。学习政治是法官的天职，是法官能否作出公正和正义判决的重要因素。忽视政治学习，法官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并难于正确运用法律促进社会的进步。
三是历史知识。法官应是一个历史学者。一名法官不了解历史，他对各项法律制度就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无法对其实施的法律后果进行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明智推断，从而，也就无法完成依法治国的神圣使命。
四是文学知识。法官要有丰厚的人文底蕴。法官阅读文学名著，不仅可以锤炼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有助于法官更深刻的了解社会、认识人生、加深人文底蕴、增添人格魅力，并在严肃的司法活动中体现社会主义的人文关怀。
五是与审理案件相适应的其他知识。法官应当要有丰厚的人生历练，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阅历，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并了解所审理案件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惟有如此，才能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二、法官的精神文化
法官的.精神文化，体现着法官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它包括法官的司法思想、理念、道德、精神等诸多方面，是法官文化的核心。
一是在司法思想上，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因为法官履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等神圣职责，最终是为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
二是在司法理念上，必须树立大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等现代司法理念。因为自觉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正确司法的前提和关键，是检验法官政治坚定性的重要标准。
三是在司法道德上，必须树立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等职业道德观，并具备正直善良、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等高尚的道德操守。
四是在司法精神上，必须大力弘扬潜心研究专业知识、善于审判疑案难案的专家型法官精神，长期扎根山区、默默奉献的基层法官精神，勇于创新、不断探索办案新思路的执行法官精神，擅长调解、一心一意为群众排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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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三
所谓会计模式，是指对一定社会环境下会计活动的各种要素按照一定逻辑进行综合描述，反映各种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联系与结构形式的有机整体。其组成要素包括:会计目标模式、会计管理模式、会计规范模式、会计核算模式、会计报告模式、会计监督模式和会计教育模式。会计模式的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会计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展开，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科技教育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本文拟从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影响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申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茬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以下将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子系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会计管理模式是指国家对全社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它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会计管理模式取决于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但文化环境同样具有影响作用。如同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美国和法国，会计管理模式却大相径庭，不能说与文化环境没有关系。在美国，会计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协会模式，民间性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权限很大，作用明显，会计行业的自律性较强，政府的管理作用极其有限。这与结构松散的美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权力差距及思维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国的管理模式与我国类似，属于政府模式，即国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会计工作的管理权力，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作用极其微弱，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国家的会计法规政策。这与法国比较注重集体主义、权力差距较大、强调社会组织程序、对不确定性问题和不明朗因素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会计核算模式是对会计核算的依据标准、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等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其构成元素更多地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会计的自身运动规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环境的作用则是错误的。美国与法德等国比较，会计核算的保守程度为什么偏低?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为什么较快?为什么更强调实用性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会计监督模式是围绕会计监督的对象范围、组织机构、依据标准以及运作方式而建立的经济监控体系。按照国际惯例理解?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内部审计机构，企业外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社会审计（民间审计)机构。因此，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会计教育模式是关于会计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总称。会计教育是人类传授、延续和发展会计学文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构成会计教育模式的各个因素，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存在联系，所不同的是，各个因素具体受哪种文化现象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大小有所区别。
先看会计教育目标。西方许多国家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会计教育的目标，认为会计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让学生一走上岗位就成为专业化的会计工作者，而是要使学生具有作为一名会计人才所应具备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为在日益拓展的会计职业界工作做好准备，使学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在会计专业外其他方面也终身受益。而我国的会计教育目标尽管在学历教育的各个层次有所区别，并随着会计教育的改革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基本上都把培养会计专门人才作为最高目标，把学生上岗后能否立即适应专业工作要求作为目标实现与否的衡量标准。这种中西方会计教育目标的差异，与中西方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社会成员的信念追求等文化因素不同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人才的评价，除专业能力外，非常重视其想象力、创造力、决断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对挫折和失败的承受能力，社会成员在信念追求方面甚欢自我表现，张扬个性，全面发展，从而获取成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会计教育目标岂能局限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狭小圈子里。在我国，对人才的评价是以政治思想为基础，以专业能力为核心，另外才考虑组织观念、群众关系等，因此大多数社会成员把一技之长作为立身之道和终身追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即使把综合能力的培养作为会计教育目标，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
再看会计教育内容。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教育不仅要传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识，而且要灌输道德标准和敬业精神。因为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比技巧和知识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会计人员遇到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时，技巧与知识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唯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发挥作用。为此，美国的会计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道德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许多学校在会计专业的第一间会计课程中，就专门讨论职业道德问题，使学生一开始学习会计就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树立起会计职业的尊严感。相反，我国的会计教育至今未把职业道德纳人其内容体系。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应当说与中美两国对人性。的看法不同有关。主张性善论必然忽视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认为职业道德水准会因人之善良本性自发地提高。反之，则认为只有加强教育和培养，才能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和道德决策能力。
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四
张守岩（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摘要]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有助于观照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学研究。首先简述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批评主体和批评方式，接着阐释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最后分析了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繁盛的原因。
[关键词]通俗文学批评；商品经济；市民阶层；审美消费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0209-0111-03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俗文学越发繁盛，通俗文学研究也加紧前行。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通俗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我国当前的通俗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概貌
（一）批评主体简述
参与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批评家，还有作家、书商和伪托名家的一般评者。较著名的批评家有冯梦龙、凌鞒酢⒔大器、汤显祖、金圣叹等。
这些名家或受人之托为之褒赞，或有感而发自述褒贬，或与友人互答、争言论辩。其批评都较为深刻精湛。作家自评虽少，但仍有之，如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论述。书商述评常有，是书商的一种促销手段。杭州书商夏履先曾评点过《禅真逸史》，苏州书商袁无涯曾评点过《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在明代，伪托名家撰文者屡见不鲜。其中，李贽被人伪托最多，李卓吾之名也多被假借。除此，被假冒者还有汤显祖、陈继儒、金圣叹、钟惺等。虽然这些伪文常被视为“坊间伎俩”，但其对通俗文化的支持和维护，在通俗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湮没的功绩。
（二）批评方式举隅
明代文学批评形式多样，常见的有名家著作、序跋笔记、文论诗论、题辞题记，此外还存于各种书信杂感、史传碑志、散文小品之中。
在明代众多的批评形式中，评点最为流行。它包括序跋、批语、符号三种主要形式。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序跋式批评颇多。例如，蒋大器（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冯梦龙的“三言”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除了序跋，批语也是评点的主要手段，可分为前批、出批、眉批、夹批、尾批，见于各类评点本中。例如“，李评”曲本“，陈评”曲本，钟敬伯、谭友夏批点的《想当然》等。此外，符号作为一种评点样式，也散见于各类评本中。圈和点最为常见，有突出强调、警示读者之用；抹是戏曲评点中的独特符号，是在曲词、道白旁所画的粗黑的竖线，亦有强调指示之用；删在评点中较为少见，用以去除多余、不雅之处。
除了评点，名家论著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开先的《词谑》，王骥德的《曲律》，沈德符的《顾曲杂言》等。此外，还有一种较为间接的批评方式―――选本。如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臧懋循的《元曲选》等。这些选本都是根据编者的审美趣味选编的，故通过分析选本中作品的风格、特征便可知道选编者的部分文学观念。
二、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
（一）以俗为尚、谐于里耳
文学的通俗性一直是通俗文学批评家们所倡导的，明代尤甚。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家认为，诗词、经史虽在言道、传道，但其语意精深，指事用典艰涩玄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望而却步，岂敢卒读。而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作品，语言明白晓畅、句句家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因此，文学的语言、题材、审美等都应通俗化，使接受者（尤其是下层读者）容易接受和玩赏，从而使文学传播得更广，增大文学对生活的`影响。
语言通俗化是通俗文学的基础。文学作品中日常用语、俚语的使用，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增进了阅读的愉悦感。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俚语运用。序中指出，《金瓶梅》“寄意于时俗”、“语涉俚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1]（p197）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针对文学接受群体的具体状况―――“里耳多”，也认为文学语言要通俗化。除了方面，批评家们还倡导题材、审美的通俗化。在《隋史遗文序》中，袁于令强调要以“俗趣”为题材，以达到“慷慨足惊里耳”，“奇幻足快俗人”[2]（p267）的审美效果。然此通俗不是纯粹的俗，它既不同于病于艰深、伤于藻绘的文言之作，也不同于浅薄弗馨的过俗之篇，而是一种与雅相参、纯净自然的俗。
（二）戏谑娱情、寓教于乐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同时也关注作品的教育性。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就指出了小说“导愚”的教育性和“适俗”的娱乐性。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举出了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小说的两个主要功能“：振励世俗”的教化作用和“娱悦耳目”的娱乐作用。
虽然批评家们皆看到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和教育性，但在批评论述中各有侧重。一些批评家看重娱乐性，所谓“娱乐性”，指的是作品的戏谑性，幽默风趣程度“，奇幻”程度等。汪道昆在《水浒传叙》中认为，通俗小说是“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3]（p167）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指出作品“贵幻”。[4]（p267）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佚名也强调小说“消谴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5]（p6）的娱乐功能。另一些批评家则把娱乐性视为手段，将教育性视为目的，故更强调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正所谓“寓教于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称，《三国演义》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是以“裨益风教,广且大焉”。[6]（p311）凌鞒踉凇抖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认为小说创作要“颇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7]（p2）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强调小说应“有关世俗，大裨风教”。[8]（p136）但不论侧重于哪一方面，批评家们都主张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统一。
（三）真情为美、本色自然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认为作家应写“真”弃“伪”，抒发胸臆，表露自然之本色。以此发人肺腑，以情唤情，浸润人心。
“真情”论者，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经常出现。
“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就主张以真情作文。在《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中，汤显祖称赞王玉峰为文之情真，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9]（p1）冯梦龙在《〈太霞新奏〉序》中也指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0]（p72）这里所谓“自然而然”之“中情”，就是指真情。在谈及民歌时，明代批评家们更是以“真”为要则。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以“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作品为“可喜”。[11]（p76）冯梦龙在评点《挂枝儿》、《山歌》时，也常提“真”字。
明代批评家们的“真情”论是对“为情而造文”的创作理念的继承。然此时，这种“真情”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真实情感，也是指人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种种欲望。这是对宋明理学的极大对抗，带有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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