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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源实业有限公司 新景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篇一
河北圣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公司在企业发展战略、内部运营系统、企业变革管理等方面拥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顾问，并同多家知名咨询企业组成战略伙伴关系。公司在生产制造业管理咨询领域、教育培训领域、拥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管理咨询经验，并积累了大量的行业资料和数据库。
凭借功能强大的信息资源网络、雄厚的师资力量、前沿的培训项目、专业的培训服务团队，我公司致力于为客户快速、准确的完成相关的培训任务。使客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更加独占鳌头。圣景咨询——有容乃大知行合一
培训项目：
1、电力行业课程介绍：公司联合了电力行业的众多资深专家，针对电力行业的不同部门不同组织架构制定最适合的培训课程和系统，旨在为电力行业提供最具专业的服务，完备的电力行业培训课程： 《行业培训类》：
流程管理体系课程、标准化建设、三标一体化管理课程、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安全风险管理课程、基建管理课程、现代电力企业班组管理
《管理课程》：
执行力、战略管理、绩效管理、6s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精益化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创建学习型组织、生产企业管理、创新思维、职业规划 《党政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建理论知识、党支部工作实务、标准花电子党务管理系统、企业文化理论及实施、国网公司企业文化体系及价值观解读、时事政治、党性修养、金融危机的解读及对中国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回顾
2、通讯行业课程介绍
圣景教育咨询依托丰富的通讯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培训实践经验，以及从国内外众多通讯业咨询项目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及专业知识、洞悉通讯行业、市场及企业的内部机制，协助客户认识可能面对的挑战，为客户企业探索新的培训项目，并协助客户解决培训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我们的知识、信息和培训经验。
管理技能类：
《卓越领导力训练》《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 《现代企业精细化管理》《打造高效执行力》 《九型人格与领导力》《高效经理人的八个技能》 《全面管理技能提升与训练》
《管理者的健康与精力管理》《管理者的压力管理和情绪管理》 《沟通与影响力》《部属的沟通与授权技巧》 《目标绩效管理》《绩效管理与绩效面谈》 《员工消极行为管理与改善》
《非人力资源的hr管理》《营业厅一分钟前台营销》
《营业厅顾问式销售技巧》
《渠道规划与建设》《渠道终端精细化管理》《渠道管控与冲突管理》 《运营商渠道管理的方向与策略》
综合素质类：
《酿造轻松—压力与情绪管理》《高效能人士的七项修炼》 《跨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女性员工情绪压力管理训练》 《高绩效目标管理》《六项思考帽》 《管理者有效沟通训练》
《目标与计划管理》《公众表达与沟通》 《成为企业最受欢迎的人—卓越员工的12项修炼》
内训师类：
《培训师训练之语言表达提升》《培训师训练之授课技巧提升》 《课程体系设计与课程开发技巧提升》《培训规划与管理》 《呼叫中心在职内训师培训（高级级）》 《呼叫中心在职内训师培训（初级）》 《大客户经理在职内训师培训（高级）》 《营业厅在职内训师培训（高级）》 营销类
《营业厅前台主动营销实战培训》《营业厅顾问式销售技巧》《自营渠道管理》《运营商渠道管理的方向与策略》《渠道终端精细化管理》《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策划与管理》《外呼与渠道管理部门的互动营销策略》《区域营销市场开发与管理》《消费者行为研究与定位》 《客户心理分析与销售技巧》客服类
《服务品质控制与管理》《服务质量提升训练》《从“心”出发的服务技巧》《营业厅顾客感知度提升》《营业厅导购员全面提升训练》《综合服务台席岗位提升特训》
《咨询台席岗位提升特训》《客户不合理要求前台处理技巧》《营业厅一分钟前台营销》《渠道规划与建设》
《合作渠道开发与管理策略》《渠道管控与冲突管理》《多渠道的营销组合设计》《新产品上市的体验营销》《服务期望管理》
《服务提升项目操作实务》《客户满意—经营客户的心》《乐在服务—五星服务心态》《业务受理台席岗位提升特训》《前台投诉抱怨处理技巧》
《深度营销与经销商的开发与管理》
《营业员高效沟通技巧》 《现场管理与优质服务》
营业厅类
《营业厅运营管理能力培训》《沟通100优秀厅经理》 《营业厅360°管理》《值班经理综合管理技能提升》 《营业厅现场点对点动态督导培训》《店面管理之辅导技巧》 《冲突管理》《高效率的团队管理训练》
《营业厅班组长技能提升训练》《营业厅值班管理与危机管理》 《值班经理督导管理》《值班经理执行力提升》
3、金融行业课程介绍：
《北京大学银行高层研修班》项目 培训背景：
从2007年起，中国金融银行业将走向全面开放，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经济大国的银行架构与金融体系，更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深谙现代银行经营之道，熟悉银行风险防范与风险管理的有效规则，掌握金融衍生工具与银行衍生工具，洞察汇率走势、熟练运用外汇交易规则，深刻理解银行监管法规的现代银行管理人员。 目标学员：
银行分、支机构行长；各市县信用社理事长、主任等银行高层管理人员 课程时间：7 天 课程地点： 上海，或北京等地
《北京大学银行业务高级研修班》项目 培训背景：
营业网点作为银行最基本的机构，是直接对外办理业务的窗口，与客户的关系最密切，员工的一举一动，都毫无保留地看在客户的眼里，它关系到银行品牌的营销和形象的树立，所以营业网点在银行经营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网点主任管理技能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点的服务品质，影响着整个银行的经营业绩和美誉度。于是提升网点主任的管理能力这一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目标学员：
基层机构负责人、支行或分理处主任等银行中层管理人员 培训目标：
了解网点主任的核心职能和零售银行发展趋势 市场营销及客户关系管理技能 团队管理水平 课程时间： 7天 课程地点： 上海，或北京等地
《客户经理能力提升培训班》项目 培训背景：
要建立合格的个人客户经理队伍，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展持续性的员工培训是解决客户经理素质问题的关键。因此，国内银行应顺应世界金融行业经营潮流，引进、培养和贮备一批精通营销技巧、熟悉理财规划和外汇、基金、证券、期货和保险业务的高、精、尖专门业务人才，培养一支拉得出、打得响、忠诚敬业的个人客户经理队伍，发挥他们作为银行个人金融业务主力军的作用。 培训对象：
银行大客户经理、服务经理等一线营销及服务人员 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使客户经理随时更新知识结构，培养前瞻性的业务拓展和服务理念，提升客户经理的客户关系管理、沟通和产品营销能力以及理财策划能力，使客户经理成为银行产品及理念的传导者，提升其客户服务的响应能力，为银行业务嬴得竞争优势，迎接市场机遇与挑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课程时间： 7 天 课程地点： 根据银行情况安排 新加坡或香港培训考察项目—— 《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培训班 目标学员：
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 接待方：
新加坡银行公会或香港银行学会 参观考察：
新加坡及香港本地银行及跨国银行 师资阵容：
跨国银行高管/银行公会负责人 金融界高管/上市公司高层主管 企管顾问/咨询公司的资深顾问 香港或新加坡著名金融学院教授 课程时间： 10天左右
景源实业有限公司 新景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篇二
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10万吨果沙饮料项目简介
河南景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2007年4月，依托当地丰富的果蔬资源进行果蔬精深加工，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员工1200余人。公司主导产品浓缩果蔬汁/饮料浓浆、果蔬罐头系列、水果浓浆系列、果沙饮料系列、果汁饮料系列、乳品饮料系列、花果饮系列、果酒系列等八大系列100多个品种。
公司根据国家和省十大振兴产业规划支持重点，结合企业发展状况，在灵宝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在灵宝市城东产业园区建设年产10万吨果沙饮料项目。
一、项目概况：
年产10万吨果沙饮料项目总投资2.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51亿元，企业自筹6900万元。该项目2009年11月经河南省发改委批准备案，备案文号豫三灵市工[2009]00079，环评报告表已由北京嘉和绿洲环保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目前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果沙饮料系列产品已试制成功，包括苹果沙、白桃沙、黄桃沙、杏沙等，该系列产品具有鲜果的独特风味，且营养全面，填补国内同行业市场空白，具有产品差异化优势。公司将果沙系列产品进行精细化小包装小批量试制，在郑州、洛阳等部分区域开展品尝活动，由于该产品“新、奇、口感好”而深受消费者欢迎。
二、项目建设内容：
建成年产10万吨果沙饮料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购置无菌灌装机、冷打浆-酶钝化一体机、真空转鼓过滤机、超滤机、管式超高温杀菌机等40余台（套）设备，土建工程包括果沙车间、果沙饮料车间、成品仓库、原辅料仓库、锅炉房、变电站、食堂、浴池、办公楼、宿舍楼等1万余平方米。
三、经济和社会效益
该项目建成后，年新增销售收入4.5亿元，年上交税金9500万元，同时可带动当地农民种植果树1万余亩，年增加农民净收入700余万元，解决劳动就业500余人。该项目的建设可提高果农收入，带动劳动就业，对当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景源实业有限公司 新景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篇三
一 封 家 书
阿荣旗复兴中学 八年级二班 杨景源
指导教师 王凤亭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们好！
我不知道您们能不能看见我写的这封信，可是我还是要给您们写封信。
我今年16岁了，在您们身边时一直不知道分开是什么滋味。我现在终于尝到了。分开的滋味很不好，我特别想念您们，您们是不是也很想念我。
还记得在您们身边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可是因为我成绩不好，总是惹您们生气。您们经常批评教育我，让我把成绩提上去，希望我将来有出息。
现在您们都不在我身边，在千里之外打工赚钱。我每天都很希望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您们就在我身边唠叨我，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抱有幻想。我很想念您们，我知道您们都是为了给我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供我读书。您们放心，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可北方这几天还是很冷，风也很大，您们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尤其是爸爸，您天天在海边工作，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妈妈也是，尤其是您的手，一定要多注意保护它们。您的皮肤爱过敏，所以干活时一定要小心点儿，虽然您不用在室外风吹日晒，但也要多添衣物，别生病啊！
爸爸妈妈，我现在住在学校宿舍，这里的同学很照顾我，老师们对我也很好，很负责任。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一放假就回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的身体还是挺好的，您们也不用担心。而且放假回家，我都会帮爷爷奶奶干活，这样他们就能轻松点，你们在家里时会帮爷爷奶奶干活，现在你们不在他们身边，就让您们的儿子替您们照顾他们，您们就放心吧！
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天气虽然不太好，总是忽冷忽热，但是我们会注意身体的，您们不要担心，好好工作，不用太惦记我们。您们今年过年回来吗？应该会回来的吧！爸爸妈妈，我会好好学习，让您们回来时因为我的进步而高兴。
您们在外打工，家里的亲戚朋友也很想念您们。我也特别想念您们。现在通信发达了，我放假了一定经常跟您们联系，跟您们报个平安。爷爷奶奶的头发，又白了许多，我也希望您们能给爷爷奶奶多打打电话问候问候。虽然爷爷奶奶没跟我提他们很想念您们的话，但是每次放假回家，爷爷奶奶都会问起您们在那边的生活，所以我想，他们肯定也很想念您们。
爸爸妈妈，我们分别之后，一定有同学去找过我吧！希望您们能帮我转告告诉他们，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也很想念他们，很想能再次见到他们。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肯定也很想我和爷爷奶奶，但是爸爸他们单位一年也不给几天假，想回来太难了。可是我真的很想念您们，希望您们能早点回家看望我和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我爱您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最爱您们的儿子：杨景源
2016年4月16日
景源实业有限公司 新景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篇四
温病学讲稿
刘景源，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1943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教于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古典医著教研室、温病教研室，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近四十年，曾讲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温病学》、《中医内科学》等课程，在温病学领域造诣尤深。
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经典课程示范教学项目《温病学》主讲教授，教学光盘已在国内外发行，受到广泛好评。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中医药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指导专家、《中国临床医生》杂志顾问。
曾应邀到美国、法国、捷克、日本等10余个国家与国内多个省、市讲学及主持国际中医、针灸专业人员水平考试，进行学术交流。历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 《李今庸金匮要略讲稿》 《凌耀星内经讲稿》
《印会河中医学基础理论讲稿》 《程士德中医学基础讲稿》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王洪图内经讲稿》
《李德新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刘景源温病学讲稿》 《郝万山伤寒论讲稿》
《连建伟金匮要略方论讲稿》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温病学》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临床各科都有实用价值。从《温病学》的性质来说，它应该是临床课程，但是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基础理论知识，所以历来就把它列为从基础向临床过渡的桥梁课程，可以说是临床基础课程。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曾经有人主张把《温病学》的内容归入内科学中，这种做法应该说不太合适。为什么？因为温病涉及到很多发热性疾病，而发热性疾病不只见于内科，如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都可以见到，所以必须把它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提出来。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不一样，它形成的年代较晚。人们对伤寒病的认识很早，从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伤寒就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它本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在《黄帝内经》中虽然也提到了温病，但是并不多，后世发展得也比较缓慢。温病学说形成的时期应该说是清代的中期，到现在也就是260年的时间，所以说它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是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努力才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学术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因为《温病学》涉及到的古代医学书籍和学术观点较多，所以学习温病学就应该首先对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在谈这个题目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温病、什么是温病学。温病与伤寒都是急性外感热病．，但伤寒是外感寒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寒邪；而温病是外感热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热邪。由于病因不一样，所以温病与伤寒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辨证论治都有很大的差异。温病学就是研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预防与辨证论治的一门学科。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从根源上应该说导源于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黄帝内经》开始，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战国至隋唐时期----萌芽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国至隋、唐时期。战国时期是公元前475-221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这段时间出现了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还有和它同时期而稍晚的《难经》，在这两部书里都有关于温病的论述。而后，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以及隋、唐时期的一些重要医学文献中，对温病的论述逐渐丰富。
1.《黄帝内经》与《难经》关于温病的记载
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温病的病因、病名及某些症状，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又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两篇中都指出了冬天感受了寒邪，春天必然要发生温病。至于为什么冬天感受了寒邪，春天才发生温病，这两篇里都没有讲，但是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就给后世对伏气温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后世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温病是伏邪发病。就是说，冬天感受了寒邪，当时不发病，寒邪伏于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天发病。虽然这种理论是后人对《黄帝内经》进行的解释，但是可以说“冬伤于寒”是温病病因学说的肇始。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说：“气乃大温，草木乃荣，民乃疠，温病乃作。”这段话是说，春天气温升高了，自然界的草和树木开始繁茂，自然界就流行着一种疠气，人类感受疠气就发生了温病。诸如此类的内容，在《黄帝内经》的 l62篇文章里，有几处叙述，但是不太多。书中提到了温病的名称，提到了温病的病因，有的篇目中还提到了温病的症状，但是没有提到温病的治疗。不过既然它是经典著作，而且已经提出于温病的问题，这对后世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就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温病进行研究，所以应该说温病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之后，就是《难经》。《难经·五十八难》中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在这里，“伤寒”这个名词出现了两次，一个是“伤寒有五”；一个是“有伤寒”。“伤寒有五”中的“伤寒”，是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统称。就是说，当时把所有的外感病都称为伤寒，范围很广。“有伤寒”中的“伤寒”，是狭义伤寒，是一个具体的病种，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所讲的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这两种证候。也就是说，这两种证候是真正的外感寒邪所导致的急性热病。而湿、热、温与寒邪无关，湿温、热病、温病当然与伤寒不同。可见在《难经》中已经提出了湿温、热病、温病与伤寒是并列的两大类外感病。也就是说，在广义伤寒的范围里，把外感病分为两大类，一是伤寒类，它包括中风与伤寒；一是温病类，它包括湿温、热病、温病。《难经》中虽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还是把温病放在广义伤寒里，还是没能脱离《黄帝内经》的范围，还认为温病的病因是“冬伤于寒”。
2．《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对温病的认识
《伤寒论>的作者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他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0-219年。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与华佗、曹操都是同时代人。这个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外感病非常多，疫病也非常多，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张仲景在《伤寒论序》里写得很清楚，他的家族人口很多，有200多人，从建安纪年起，不到10年的时间，就因为外感病而死亡了100多人。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研究这一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书著成后不久就“亡于兵燹”，“燹”是焚烧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连年的战乱，遭到兵火洗劫，使原书散佚。后来经过西晋太医令王熙（字叔和~）对他所得到的残本进行整理编次而流传于世。什么叫编次呢？就是指王叔和把他收集到的《伤寒杂病论》散乱的书简加以整理，按照他的想法编排次序，重新确定了书名，称为《伤寒论》。这不是张仲景原来的书名，原书名是《伤寒杂病论》。当然，原书名中的“杂病”二字准确与否也需要讨论，下面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讲温病要讲《伤寒论》呢？因为<伤寒论》中提到了温病的内容。比如在《伤寒论·平脉法》篇里说：“师日：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胃之内，欲有伏气，当须脉之。”这里所说的“伏气”指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伤寒，因为伤寒是感而即发，冬天感受寒邪当时就发病。感受寒邪当时不发病，邪气伏于体内，以后再发，就称为“伏气”。关于伏气伏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病的问题，书中也有说法。在《伤寒论·伤寒例》中就接着讲这个问题：“《阴阳大论》云：„„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这句话明确指出了寒邪是“藏于肌肤”，这是讲“伏气”所伏的部位。至于什么时候发病，文中说“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也就是说，伏邪至春、夏发病。这是《伤寒论》中引用的《阴阳大论》中的说法。那么《伤寒论》本书中讲没讲温病？温病和伤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简称就是“太阳上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太阳上篇”第1条是太阳病辨证的总纲，文中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句话是说，凡是太阳病初起，都有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的临床表现，是太阳病初起的共有症状。第2条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这一条讲的是太阳中风的具体症状。第3条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一条讲的是太阳伤寒的具体症状。第6条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一条讲的是太阳温病的具体症状。在“太阳上篇”前六条中提出了三个证候名称，一个是太阳中风；一个是太阳伤寒；一个是太阳温病。实际上“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就是太阳中风的定义。“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就是太阳伤寒的定义。“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就是太阳温病的定义。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这三个名词’．就是明确地把太阳病分成了三类：一类是中风，一类是伤寒，一类是温病。“太阳病”是什么意思呢？太阳病是表证的代名词，因为足太阳膀胱经主一身之表，所以太阳病就是表证。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都属于表寒证，其中太阳中风是表虚证、太阳伤寒是表实证，而太阳温病则属于表热证。太阳温病为什么不恶寒呢？前面已经讲了，它是伏气发病，是冬天感寒，邪气伏在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天腠理开泄时，从里向外发。它不是新感受的邪气，它是郁热从里向外发，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发热而渴，不恶寒”。但是它从里向外发也是发到体表来，所以也属于太阳病。关于太阳病的治法，《伤寒论》中指出：太阳中风，“桂枝汤主之”；太阳伤寒，“麻黄汤主之。”但是太阳温病怎么治疗？条下无方，没有下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后人就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就认为，《伤寒论》中关于温病的内容丢失了。为什么这么说？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伤寒卒病论集》，就是张伸景自己给《伤寒论》写的序，现在把它简称为《伤寒论原序》。他在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序中所说的是他的家族人口很多，以往有二百余口。文中的“稔”字，就是年的意思，谷物一熟为一“稔”，从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死亡了三分之二，也就是一百四十口左右。“伤寒十居其七”，三分之二中的十分之七，就是大约有一百口人死于伤寒。面对这么悲惨的局面而束手无策，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于是他就“勤求古训”，对《素问》、《九卷》（就是<炅枢经》）、《八十一难》（就是《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这些古代的医学书籍反复进行研究，又“博采众方”，搜集当时民间的治疗的方剂，“并平脉辨证”，结合自己诊脉辨证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一共是十六卷。
这段话中有两个疑点。一个疑点是，在《伤寒卒病论集》里写了“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就茌这篇序里就有两个书名：一是《伤寒卒病论》，一是《伤寒杂病论》。那么，这部书的名称到底是《伤寒卒病论》还是《伤寒杂病论》？第二个疑点是，张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王叔和整理出来，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十卷，其它的六卷在哪里？内容是什么？这是千古之谜。《伤寒论》是王叔和在他当时能收集到的《伤寒杂病论》的残简里整理出来的，定名为《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方论》一书，也是张仲景所著，但这部书并不是王叔和整理的，是北宋初年，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故纸堆里发现了一部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残书，这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里面有与《伤寒论》相同的内容，也有不相同的内容，后来经过林亿等人校订整理，删掉了与《伤寒论》相同的内容，保留了论述杂病与妇人疾病的部分，题名为《金匮要略方论》。这部书虽然以论述杂病为主，但它是否就是张仲景所说的十六卷中的那六卷，也不得而知。
后世对那六卷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书名是《伤寒杂病论》，其中十卷是伤寒，那六卷就是杂病。也有人认为，书名是《伤寒卒病论》，那六卷就是温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卒与猝同义，是忽然、突然、仓促之意，就是快的意思《伤寒卒病论》写的就是伤寒卒病。关于卒病的解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伤寒卒病”是伤寒与温病的统称。就是说，伤寒与温病都是突然而发的外感病，因为它们都有起病急、发展快的特点，所以统称为“卒病”。这里的“伤寒”，是指广义伤寒，“卒病”，就包括伤寒与温病。持这种观点者以《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为代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伤寒卒病”是个合称。“伤寒”是指伤寒病，“卒病”是指温病。因为温病是外感温热邪气，相对来说，温病比伤寒发生、发展更快，所以称之为“卒病”，《伤寒卒病论》就是“伤寒温病论”．是这两种病变的合称。持这种观点者以《伤寒温疫条辨》的作者杨栗山、《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为代表。吴又可与杨栗山、吴鞠通对“卒病”的看法虽然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伤寒论》应该是十卷加六卷，其中十卷是论伤寒，另六卷是论温病，这六卷由于亡佚于兵火而失传了。因为它论温病的内容失传了，所以后世对温病的认识就不如对伤寒的认识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从原书来看，《伤寒论》确实对伤寒病的论述非常详细，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讲得都非常详细，但是对温病只零零落落地提到了一些内容，没有一个辨证论治的体系，所以古人说它是“详于寒而略于温”。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伤寒论》只有十卷，那六卷没有了，这个谜就解不开了，就认为是把温病的内容丢失了。因为现在见到的《伤寒论》是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不是原本，所以大家对张仲景并不怀疑，而是把责任归咎于王叔和，认为《伤寒论·伤寒例>里关于温病的那些内容是王叔和伪造的，不是张仲录的原文。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道理不充分。为什么？我认为王叔和没有必要伪造这部分内容，他有自己的著作《脉经》，如果他想伪造，可以把他的观点写到他自己的著作里去，没有必要往《伤寒论》里加。另外，<伤寒论·伤寒例》里关于伏气温病的内容写得非常清楚，明确指出是：“《阴阳大论》云”。《阴阳大论》虽然已经亡失，无从考证，但是王叔和也没有必要伪造这么一段话加在《伤寒论》里。后世有人说，把温病搞混乱了不是《伤寒论》原书的问题，始作俑者是王叔和，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清代，直至现代也有人这么看。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伤寒论》中温病的内容残缺不全是由于《伤寒论》这部书残缺所造成的，所以不应该把古代文献的缺失所造成的遗憾强加于为整理《伤寒论》做出巨大贡献的王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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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这部书里也有关于温病的论述。如“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喝，是指伤暑，是暑病口这里说得很清楚，太阳病中的“中热”，是外感暑热邪气而致病，暑病当然属于温病的范畴。其表现是汗出，恶寒，身热，口渴，治疗用白虎加人参汤。在这一条中，对病因、症状、治疗都讲得很清楚。可以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这两部书中都涉及到了关于温病的内容，但是记载不多，只是零散地见于各篇之中。
由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从战国到东汉末年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医学对温病已经有所认识，对温病的病名、病因、临床表现以及治疗都有所涉及，但都是散在的，内容不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因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这四部书历来都被视为中医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伤寒论》，它是现存的第一部讲辨证论治的重要临床经典著作，所以后世把它称为“方书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因为《伤寒论》里提到了温病，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后世的医家一般都认为《伤寒论》里的所有治法也就包括了温病的治疗在内。《伤寒论》里清法的代表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白虎汤，下法的代表方剂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这些经方也确实被后世温病学派所广泛应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伤寒论>对外感病初起的治疗用辛温解表，而温病初起是表热证，不能用辛温解表，可见伤寒法不能完全包括温病的治疗。虽然《伤寒论》里的一些法、一些方对后世温病学派很有启发，而且直到今天也被采用，但是并不能说《伤寒论》就包括了温病。因为《伤寒论》是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家所尊崇，所以从它问世以后一直到公元1200年左右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温病的认识始终不能跳出<伤寒论》的框框，不仅认为温病是伏寒化温而致病，而且认为《伤寒论》的治法也包括了温病的治法。从这方面来看，《伤寒论》也确实限制了温病学的发展，所以一直到宋代以前，温病学说一直是徘徊不前，没有大的进展，这种尊经崇古、缺乏创新恩想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导致温病学说发展缓慢的原因。
3．《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对温病的认识
继《伤寒论》之后，隋、唐时期有几部重要著作也涉及到与温病有关的内容。隋代巢元方主持编写的《诸病源候论》，大概成书于公元610年，从书名来看——《诸病源候论》，“源”是指病因，“候”是指证候。这部书对各种疾病的病因与证候进行了分析，其中把温病列为三十四候，对它的病因和证候进行了分析。但是只有三十四候，从内容上看，虽然比《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的条目清楚，但是并没有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干金要方》大约成书于公元652年，《千金翼方》大约成书于公元681年。在这两部书里，关于温病的记载，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书中滋阴解表的葳蕤汤与清热凉血的犀角地黄汤这两个方剂，对后世温病学派有很大的启示。《备急千金要方》中收载“辟疫气”、“辟温气”、“辟温疫气”方剂36首，《千金翼方》中有治疗温病的“杂方附”6首。在这些方剂中，既有预防的方剂，又有治疗的方剂，为后世防治温病提供了借鉴。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大概成书于公元752年，书中也收载了治疗与预防温病的数十个方剂。
总之，这几部著作对温病的认识有所进展，而且提出了一些防治温病的方剂，但是在理论水平与辨证论治的体系上并没有大的发展。可以说，从战国到隋、唐时朔，在四部经典著作以及后世这些重要著作里，虽然对温病有所记载，给后世提供了研究的题目，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温病学说，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温病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萌芽阶段。
宋、金、元时期----成长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宋、金、元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对温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有所发挥。
1．《伤寒补亡论》对温病病因与发病的新见解
《伤寒补亡论》的作者是宋代的郭雍，他生于北宋、南宋之间，字子和，号白云先生，后世多称他为郭白云。《伤寒补亡论》大概成书于公元1181年。在这部书中，郭白云提出：“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他既承认伏寒化温可以导致温病，同时又特别提出温病也可以由“春自感风寒温气”而发病，与冬天的寒邪无关。这种春天新感邪气发生温病的学术观点，是对温病病因与发病学的新见解，为后世把温病分为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两大类别提供了依据。从温病分类学的角度来看，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二者的区别在于：伏气温病初起就以里热为主，它可以没有表证，一发病就见高热，称为伏邪自发；有的伏气温病初起也可以有表证，但不是单纯的表证，而是表现为表里同病，而且以里热为主，称为新感引动伏邪。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不同，它初起必然有一个明显的表证过程，然后再由表入里。这两类温病的病种不同，初起的治法也不同。可以说，新感温病的学说发端于郭白云，这个学说是很有创见的新理论。从战国一直到隋、唐，都认为温病是伏邪引起发病，这种学术观点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始终是在伏气学说这个范围内徘徊，没有大的进展，直到宋代的郭白云才明确提出了温病也有因新感而发病的学术观点，为后世研究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的区别开拓了思路，郭氏书中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多，但是价值很高。
2．《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对温病治疗学的贡献
在金、元时期，对温病学贡献最大的应该说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他是北宋末年到金代的人，字守真，号通玄先生，因为他生于河北省的河间府，就是现在的河间市，所以后世就称他为刘河间。他的著作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等。这几部书不是温病的专著，但是都谈到了温病的问题。特别是《素问玄机原病式》，它发展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在十九条基础上，把火热病的范围扩展了，特别提出外感六淫，热证居多。所以叶天士总结刘河间的学术思想，指出他的学术思想核心是“六气皆从火化”。刘氏强调“六气化火”、“五志化火”，认为外感病、内伤病都以火热为主，在治疗上主张寒凉清热，因此后世称他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他特别提倡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这几个方剂。双解散、防风通圣散是表里双解之剂，他用表里双解的方法治疗热病，发表用麻黄，清里攻下用石膏、大黄、芒硝，以辛温药与寒凉药配合使用，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天水散就是六一散，方中滑石与甘草的用量是六比一，是清热解暑的常用方。他的用药思路开创了用寒凉清热药治疗热病的先河，所以有“伤寒宗仲景，热病用河间”的说法。虽然他的几部著作并不是温病学专著，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温病学辨证论治体系，但是他的用药理论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世尊称他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3．《医经溯洄集》对伤寒与温病之区别的诠述
《医经溯洄集》的作者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生于元末明初。他在《医经溯涸集》中明确地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至于温病为什么不能混称为伤寒？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他说：“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火郁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伤寒的发病季节是冬季感寒邪，发病特点是受邪的当时就发病，病变部位“在表”，病机是“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受寒邪之后，皮肤、毛孔、肌肉收缩，腠理闭塞，所以治疗非用辛甘温的麻黄、桂枝这类药物组成方剂发散寒邪不可。温病、热病不是外感寒邪当时就发病，而是“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认为温病是伏邪发病，是冬天感受寒邪，当时不发病，寒邪潜伏在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季气候温暖，阳气升发，腠理开泄，体内的郁热从里向外发，'所以他说温病的病因与发病是“火郁自内而达于外”。明确指出不是外来的寒邪由体表向里去，而是体内蕴郁的热邪从里向外发。“郁其腠理”这句话，是说温病与伤寒的病机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腠理是闭塞的，所以非辛温发散不可。温病是热邪从里向外发，火热郁于体表发散不出去，而导致气机郁滞，邪无出路，体表并没有寒邪，腠理并不闭塞，所以非用辛凉、苦寒、酸苦的药物组成方剂治疗不可。治疗温病不用“散之”，而是用“解之”，是指应当周辛凉、苦寒、酸苦来清解里热，不能用辛温发散。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伏气温病的框框，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病因、病机、治法的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塞腠理，治疗必须用辛温发散；温病是热邪从体内向体表而来，郁滞在腠理，治疗必须用寒凉清解。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就是说，王安道第一个从理论上突破了《伤寒论》用辛温解表法治疗温病的旧习，阐明了温病的辨证与治法。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但是吴鞠通也指出：“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鞠通提得很中肯，王安道虽然从理论上对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位、病饥、治法的不同进行了阐述，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但是论述并不详细，立法也不完备。这是因为，在王安道那个时代，温病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么高的水平，所以他也不可能把温病学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除了郭白云、刘河间、王安道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医学家也对温病进行了研究，如宋代的庞安石提出，西北之人，用麻黄桂枝解表，但到了南方，就应该加凉药。由上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经过一些医学家的努力研究，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有所提高，育所进步，提出了温病与伤寒不同，治法也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在这个时期，仍然没有形成温病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可以说温病学是在萌芽的基础上有所成长，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温病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成长阶段。
明、清时期----形成与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是在明代和清代，特别是明代的后期至清代的中期，温病学说开始形成，而且形成以后发展得很快，所以这个时期的温病学著作较多。
1．《伤暑全书》论暑病
《伤暑全书》的作者张鹤腾，字风逵，安徽颍州人（现在的阜阳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57-1635年。他是进士出身，官至户部陕西司郎中，所以后世多称其为张司农。《伤暑全书》共两万多字，对暑病的论述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治法方面他提出了“署证不分表里，一味清内，得寒凉而解，苦酸而收，不必用下”的观点。这句话被叶天士引用到《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并加以发挥。叶氏说：“张风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可见他的学术观点对后世颇有启示。这部书成书比吴又可的《温疫论》早，但流传的稍晚，而且内容仅限于暑病，涉及范围较窄。
2．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
《温疫论》的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82-1652年，时在明末清初，大约在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顺治年间。他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温疫的流行，他在《温疫论·序》中说“崇祯辛巳年”（就是公元1641午）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波及到“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南北两直”是指南直隶省江苏、北直隶省河北，由南往北，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四个省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死了很多人。当时医生都是用《伤寒论》的方法治疗，也有的按《伤寒论》“七日愈”、“十四日愈”的说法不去治疗，等待患者自愈，实际上是等死。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这种病，不知道应该怎么治疗，所以死人很多。吴又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温疫的“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自己的治疗实践，在公元1642年著成了《温疫论》这部书。从病因上说，他首先反对“非其时而有其气”的说法，他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说，温疫的病因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湿，它与气候的变化无关，不是气候反常致病，而是自然界另外有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异气”。他把这种异气又称为“疠气”，也称“戾气”。“疠”就是形容它致病力很强，传染性很强烈。“戾”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宇上边是“户”，下边是“犬”，“犬出户下”，很暴戾的意思，“异气”、“疠气”、“戾气”含义相同。从病因上讲，他提出了“戾气学说”，而且指出戾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是《伤寒论》所说的由皮毛而人，而是从口、鼻进人人体。侵人人体以后的病变部位，并不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他认为邪气从口、鼻进人人体后，直走中道，一直到“募原”。“募原”也称“膜原”，他说这个部位既不在表，又不在里，而是在胸腔的里面，在胃的外面，称为半表半里。关于治疗方法，他提出初起应该用疏利透达的药物，疏通气机，使潜伏在募原的邪气溃散、外达，出表而解。他所创制的方剂命名为“达原饮”，又称“达原散”，是通过清热燥湿，疏通气机，透达邪气，使邪有出路。，从学术观点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伤寒论》外感病初起用辛温解表法的框框，开拓了新的治疗思路。吴又可还指出，如果邪气向里传变，并不是如《伤寒论》所说的那样按六经传变，而是由于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分别有九种传变形式，应该分别针对其病情进行治疗，可以用吐法、可以用清法、也可以用下法。总之，吴又可对温疫的论述，从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治疗的方法，到具体方剂，都与《伤寒论》不同。可以说，他在温病的治疗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温疫论》这部韦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温病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但是也应该承认它所述及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书中只讲了温疫，温疫当然包括在温病的范围之内，但是温疫也有多种，它只讲了其中的一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温疫论》中所说的温疫，是一种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吴又可对这种病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辨证与治疗的方法。可惜只涉及到这一种病，范围很窄，所以这部书仍然没能把温病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在《温疫论·正名》里，吴又可还对“温”、“瘟”、“热”、“疫”这几个字进行了考证。他说：“《伤寒论》日：‘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就是说，瘟字是由温字去掉了“氵”，加上一个“疒”而来，只是偏旁的变化，实际止两个字完全相同，所以温病与瘟病没有区别。关于“温”与“热，”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就是说，温与热之间仅仅是程度的差别，其本质没有区别，温就是热，热就是温，所以热病也就是温病。关于温疫，他说：“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为疫。”也就是说，疫病就象“徭役”一样，“众人均等”，这种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论男女老少，症状相似，所以就把“役”字去掉“彳”，加“广”，就成了“疫”字，“疫”与“役”实际上含义相同。古代没有“瘟”字，也没有“疫”字，是由温与役两个字的偏旁变化而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疫”与“温”，也没有区别，疫病就是温病。既然温疫与温病没区别，为什么他这部书不叫《温病论》而叫《温疫论》呢？他说：“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名者，弗遗其言也。”就是说，因为近年来大多数人把温病称为温疫，所以也就用了温疫这个名称。吴又可这种把温病与温疫划等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温病有很多种类，而温疫只是温病中传染性很强的一个种类，温病的范围广而温疫的范围窄，温疫包括在温病的范围内。按现代的说法，温病包括多种感染性疾病，也包括多种传染病，其中只有传染性强烈的温病才称为温疫，但并不是所有的温病都具有传染性，所以吴又可把温疫与温病等同看待是错误的。
归纳前面所讲的内容，吴又可的贡献在于他写出了温病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温病学专著。在书中，他突破了《伤寒论》的框框，提出了温疫的治法不同于伤寒，对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具体的治法、传染性等都有非席明确的阐述。他对“温”、“瘟”、“热”、“疫”这四个字的考证，对后世也很有启发。吴鞠通对《温疫论》给予了很高的的评价，他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指出了吴又可的学术观点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具有独创性，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他又说：“细查其法，未免支离驳杂。”就是说，这部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句话说得也很中肯，《温疫论》确实是不成体系，因为它只讲了一个病，不可能成体系。他又进一步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书“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就是说，吴又可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学术不精。这个评价，今天看来有点苛刻，因为在吴又可那个时代，温病学的学术水平不能和吴鞠通那个时代相比，到了吴鞠通那个时代，经过叶天士、薛雪等很多医学家的努力，温病学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比吴又可那个时代要高得多。应该说并不是吴又可本人的“学术未精”，而是受当时学术水平所限。吴又可那个时代对温病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他在书中论述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具体病种，可以说是专病专书，当然就不可能使温病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今天分析这部书，应当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它，既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也应该承认它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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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治心传》----—部几乎被湮没的湿病学重要文献
《证治心传》这部书在中国医学史上没有记载，在温病学发展史上也没有人提到过，但是应该承认它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部很特殊的著作。这部书的作者袁班，字体庵，明末江苏秦邮人，就是江苏省高邮县人。此人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所以生卒年代无可考证。袁班是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宾，他不是从业的医生，但懂医学，也给人看病，他这部书是以临证及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的。史可法在公元1643年为他这部书写过一篇序，可见他这部书是完成于公元1643年以前。在序中史可法评价这部书说：“阐古今所必由之理，实天下所未见之书。”这个评价不算过分，因为在袁班之前，确实没有人讲过他书中所说的话，在他之后，叶天士说过，但是比他晚了近一百年，所以说确实是“天下所未见之书”。吴又可的《瘟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他与袁班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江苏人，成书的时间基本相同，但是书中的内容完全不同。《证治心传》这部书，共一万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到温病的部分有两篇。一篇是“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一篇是“温热瘟疫辨”。在文中，他提出一年四季气候不同，用药也不一样。其中讲到了治疗春季的风温、春温、夏季的暑热，长夏的湿温，秋季的秋燥，冬季的冬温等各种温病所用的药物。在秋燥中虽然没有提出凉燥、温燥的名词，但是他已经提出了秋燥有兼凉和兼温的不同，用药也不一样。袁班的用药思路和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用药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用轻凉的药物。在“温热瘟疫辨”中，他对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瘟疫的区别以及一年四季中不同季节发生的各种温病的看法、具体用药，都有非常明确、详细地论述。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提出：若时值初春，严寒将退，风木司权，其气善升而近燥，多犯上焦┈┈取轻清之味清肃肺卫。若失治久延，渐入荣分，有逆传、顺传之候┈┈又有热极旁流，名为顺传胃腑。”就是说，治疗春天发生的风温，要“取轻清之味”“清”，是用凉药清热；“轻”，是指药物的质地轻扬，他特别提出薄荷、桑叶、菊花、连翘、牛蒡等药物，取其质地轻扬宣透，能够清解表热，以“清肃肺卫”。这里提出了“肺卫”这个名词。指出要清解肺卫的风热。如果治疗不不及时，则“失治久延，渐入荣分”，荣字与营字通，这里的“荣分”，就是指营分。他又指出，温病的传变，有顺传与逆传的不同证候。而且还指出“又有热结旁流，名为顺传胃腑”。这里明确提出了“顺传胃腑”这个名词。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1条中就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但叶天士这篇文章自始至终只提了一个“逆传”，并没有提到“顺传”这两个字。后世王孟英等人经过分析，认为有逆必有顺，逆传是传入心包，顺传就应该是向下传到胃，这是后人分析出来的结论，并不是叶天士文中提出来的。大家公认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卫气营血辩证的理论也是叶氏首创，而袁班的书比叶天士的文章早了近一百年，书中已经提出了“肺卫”、“荣分”、“逆传”、“顺传”这些名词，说得都很明确。那么，他和叶天士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叶天士是不是看过他这部书，或者是得过他后人的传授，都很难说。袁班这部《证治心传》是公元1643年完成的，而《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是他晚年给学生口述的，叶天士殁于公元1746年，由此可以推断，叶氏这篇文章大概是口述于公元1740年前后。所以说袁班之论比叶天士之论早近一百年，而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这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确实是个不解之谜。这部书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得到推广、流传呢？史可法给他写序是在公元1643年，史可法认为这部书非常好，非常实用，因为当时正处于明、清交战之际，在战乱期间没有条件出版，史可法表示“俟锋焰稍息，亟付手民，以饷世之习医者。”就是说，史可法准备在战乱稳定之后把这部书刻板印刷发行。可惜，明崇桢甲中年，就是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了，史可法殉国了，这部书也就没有刻成，因而就默默无闻了。到公元1858年，这部书稿传到他的玄孙手里。他的玄孙有一位在一起修邑志的同事，名叫赵观澜，从他的玄孙手里看到这部书，已经是“蠹蚀过半”的残本了。赵观澜就根据残本重新抄了一遍，但是也没能出版。直到公元1923年，浙江的裘庆元，字吉生，在杭州成立了“三三医社”，于公元1924年刻版印书，称为《三三医书》，里面收集了99部书，其中就有这部《证治心传》，刊在《三三医书·第二集·第二十五种》，这部书从此才得以传世。书中关于温病的发生发展、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温疫的区别、四时温病的治疗用药，都讲得非常清晰、透彻。
赵观澜抄这部书的时候加了按语，他说这部书和吴又可的《温疫论》是同时代，但是比《温疫论》的水平要高得多。他还说，后人只知道“温邪上受”这个词是叶天士提出来的，而不知这种观点在叶天士之前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如果葭班与吴又可他们两位能有机会在一起研究讨论的话，温病学的形成肯定要比叶天士提前很多年，赵观澜的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
4.《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温病的阐发
继明末吴又可的《温疫论》之后，清代初期与温病学有关的著作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简称《尚论篇》，成书于公元1648年；《医门法律》成书于公元1658年。这两部书的作者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新建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所以喻嘉言晚年又自号西昌老人，生卒年代为公元1585-166年，是明朝的万历至清朝的康熙年间。他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温病学专著，但是这里面都涉及到了温病的问题。在《尚论篇·卷首·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中，他提出了温疫病的邪气入侵途径及所犯部位，他说：“然从鼻、从口所人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明确地指出了邪气从口、鼻先进入中焦，然后再弥漫到上焦、下焦。他这种邪犯三焦的说法，对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以三焦辨证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应该说不无启示。关子温疫和伤寒的区别，他指出：“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人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关于温疫的治法，他特别提出：“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人，此为上也。邪既人，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他所说的“上焦如雾，升而逐之”，是指用轻扬的药物升浮透邪；“中焦如沤，疏而逐之”，是指用行气的药物，疏通气机，气行则邪却；“下焦如渎，决而逐之”，是指用开决水道的药物，通利小便，使邪从下祛。同时，三焦都要加解毒之药“兼以解毒”。他这种洽温疫用芳香、逐秽、解毒药物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启发很大。吴鞠通总结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经验，制定了银翘散一方，他在银翘散的方论中就明确地说：“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银翘散里用银花、薄荷、芥穗等芳香药，就是“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的具体体现。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耳”，把温病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应该说是受到了喻嘉言的很大启发。
《医门法律》里有一篇“秋燥论”，是专论秋燥的。《黄帝内经》里很少论及燥病，《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也没有燥的病机。刘完素扩展了病机十九条，提出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提出了燥病的病机。喻嘉言在这个基础上写了“秋燥论”，深入地讨论秋燥。《医门法律》中的清燥救肺汤，是治燥热邪气犯臃的代表方剂。“秋燥论”与清燥救肺汤，为后世对秋燥病的认识与治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尚论篇》、《医门法律》虽然不是温病学的专著，但书中的温病内容比较深刻，它的成书年代与吴又可的《温疫论》及袁班的《证治心传》基本上是同时代。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医界对温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个时期开始酝酿着温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5．《广瘟疫论》对《温疫论》的发挥
《广瘟疫论》的作者戴天章，字麟郊，号北山，所以后世多称他为戴北山或北山先生，江苏上元（就是江宁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44-1722年。他非常推崇吴又可的《温疫论》，但惋惜这部书在当时未能得到推广，于是他就对原书进行了删削增改，把书名中的“温”字改为“瘟”字，于公元1675年著成了《广瘟疫论》。这部书当时并没有刊行，由他的儿子戴雪村手抄后存在他家的“存存书屋”。大概是在公元1750年前后，戴北山的孙子戴祖启看到一部坊刻本的书，与他祖父的《广瘟疫论》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把书名改成了《瘟疫明辨》，署名是歙县的郑奠一。为此，戴祖启就在公元1778年把家藏的手抄本刊刻出版，以纠正讹传。于是这都书就有了两个书名，而且正版的《广瘟痰论》比《瘟疫明辨》的出版时间反而晚了将近30年。清末的陆九芝把《广瘟疫论》加以删订，收入他所著的《世补斋医书》中，题名为《广温热论》。关于把书名中“瘟疫”改为“温热”的理由，陆九芝认为，温病可以统称为温热，其中也包括了瘟疫，戴北山的这部书不是仅论瘟疫，其中也涉及到不是瘟疫的其他温病，范围很广，所以就改名为《广温热论》。清末民初的名医何廉臣又把《广温热论》加以重订，并补充了一部分内容，题书名为《重订广温热论》。
戴北山对《温疫论》的发挥，首先在于辨证方面，他说：“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开卷先列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五条。”在治疗方面，他总结出汗、下、清、和、补五法。这些内容都对《温疫论》有所补充，使之更为系统化。但这部书也有它的局限性，恽铁樵评论说：“此书浅而狭隘，读之既久，恒偏于用凉，转以凉药误事。”
6．《温热暑疫全书》论温、热、暑、疫
《温热暑疫全书》成书于公元1679年，作者周扬俊，字禹载，江苏吴县人，生于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他这部书分为温、热、暑、疫四卷，划分为温病、热病、暑病、疫病四类分别论述其证治，并指出：“黄芩汤，治温本药也。”也就是说，他以黄芩汤为治疗温病的主方，这种治疗思路对后世治疗温病热郁少阳的病变有所启发。因为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较早，所以对温病的论述不够全面，也没能明确地揭示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7．《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温病学体系形成的标志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作者叶桂，字天士，号番岩，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67-1746年。他14岁丧父，随其祖父的门人学医，非常勤奋好学，十年间先后从17师，集思广益，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功底。他成名很早，毕生忙于诊务，没有留下亲笔所写的著述，现在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叶天士的著作，都是后人整理刊刻的。叶天士关于温病的论述，主要见于《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简称为“叶论”。这篇文章不是叶天士亲笔写的，据说是叶天士带着学生游太湖洞庭山时，他的学生顾景文随行于舟中，叶天士一边口述，他一边记笔记，是以笔记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这篇文章的早期来源有两个版本，一是“华本”，一是“唐本”。
“华本”来自于华岫云。华氏在叶天士去世后收集了一些叶天士当年的医案，他认为这些医案的价值非常高，对后世很有指导意义，所以就对这些医案进行了整理、分门别类而成书，题名为《临证指南医案》，刊行于公元1766年。这部书刊行后，他又收集了一部分叶天士医案，开始选编《续选临证指南医案》一书，在他选编的内容里就有这篇文章。在选编的过程中，他于中途就去世了，由岳廷章继续选编完成，于公元1775年刊刻了种福堂《续造临证指南医案》。把这篇文章放在了这部书的“卷一”，题名为《温热论》。公元1829年，又出版了卫生堂《续刻临证指南医案》，实际上是按种福堂的《续选临证指南医案》再版的，但卫生堂本里加上了华岫云的眉注。比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华岫云加的眉注是“辛凉开肺，便是汗剂”。这说明，这篇文章是经过华岫云亲手整理的，所以后世称之为“华本”。种福堂“续选”本和卫生堂的“续刻”本中，在《临证指南医案》>原书的基础上后续的内容都是单独的，分为四卷。公元1844年出版经锄堂《临证指南医案》时，把种福堂“续选”的四卷附到后面去了，前面是《临证指南医案》的原书十卷，后面四卷把种福堂本“续选”四卷改名为《种福堂公选良方》四卷，其中“卷一”就是叶天士的这篇文章，经锄堂本把它分为'33条。
“叶论”的早期版本，除了“华本”之外，还有“唐本”，这个版本出于唐大烈之手，与“华本”的内容稍有不同。唐大烈字立三，号笠山，是清代比叶天士稍晚的医学家，他把那个时代江苏名医给学生讲课的讲稿，或他们平时写的论文，还有别人口述的一些内容收集起来，编辑成一部书，名为《吴医汇讲》，于1792年出版。书中收入了叶天士这篇论文，在“第一卷”的第二篇，题名为《温证论治》。同是叶天士这篇文章，在“华本”称为《温热论》，在《吴医汇讲》称为《温证论治》。在《吴医汇讲》中，每位医学家的论文之前都加了一个作者小传，在叶天士，小传中说：“叶天士，名桂，号香岩,.世居阀门外下塘，所著《温证论治》二十则，乃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一时未加修饰，是以词文佶(jié)屈，语亦稍乱，读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窃以语句少为条达，前后少为移缀，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唐大烈对“叶论”的原文有所改动，而华岫云对这篇文章只加了眉注，原文没有改动，于是就导致了两个版本的内容稍有不同。另外，唐氏说将原文分为“二十则”，在《吴医汇讲》中实际上是二十一则。“华本”是分为33条，也就是分为三十三段；“唐本”是“二十则”，实际上是二十一则，也就是分为二十一段，两个版本的分段也不一样。
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版本。一是《医门棒喝》，出版于公元1825年，作者是清代的医学家章楠，字虚谷，他从“唐本”中把“叶论”收迸《医门棒喝》中，题名为《叶氏温病论》，他在书中给叶天士的原文加了注释，注得较早，也较好，多被后世采用。
再一个重要版本是《温热经纬》，作者是请代的著名温病学家王士雄，字孟英，他收集古代文献中有关温病的重要论述，编辑成书，名为《温热经纬》。书中从“华本”收进了叶天士这篇文章，题名为《叶香者外感温热篇》，分为36条。怎么知道是从“华本”收入的呢？因为它的正文与“华本”的文字相同，分段基本一致，但与“唐本．”不一样，所以知道他是从“华本”收进书中的。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是，把“华本”与“唐本”进行了对校，凡是“唐本”与“华本”不一致的地方，他都写上“唐本作„„”把两个版本作出了对照。同时，他又引用了章虚谷等人的注释，在书中，凡不标示姓名的，都是章虚谷的注释，其他人的注释都标明姓名。最重要的是他给每一段都加了按语，称为“雄按”，他的按语非常精辟，对叶天士的原文作了深入阐发，同时也对章虚谷的注释进行了分析，有肯定，也有批评，都比较精当公允。王孟英对唐大烈改动原文颇有意见，他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篇后的按语中说：“雄为原论次序，亦既井井有条，而词句之间并不难读，何必移前缀后。紊其章法，而第三章如玉女煎去其‘如’字之类，殊失庐山真面目矣，兹悉依华本订正之。”王盂英的这段话说得是很中肯的，因为叶天士原文中说“如玉女煎”，是指用玉女煎加减，唐大烈去掉了“如”字，则变为用玉女煎原方了，而玉女煎原方中的熟地黄与牛膝是不能用于治疗温病热邪伤津的。可见唐氏之改动，确属大谬不然。像这类改动，“唐本”中还有数处，凡其改动之处，大多与叶天士原意不符，王孟英都据“华本”予以校订，并加以批评，其评论确有真知灼见。
后世为什么对叶天士这篇文章特别重视呢？因为它是温病学形成的标志。没有这篇文章之前，温病一直包括在伤寒里，从这篇文章问世后，温病学派就独立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篇文章中多处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特别是原文的第1条与笫8条，论述尤为精辟。《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1条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病因、邪气入侵的途径、所侵犯的部位及发生、发展的规律都不相同。叶天士的这段话，不能把它只看成是对温病的论述，实际上讲的是寒温之辨，是伤寒与温病的区别。伤寒是外感寒邪，温病是外感温邪，邪气的性质不同。其侵入人体的途径，寒邪是下受，温邪是上受。其侵犯的部位，伤寒是先侵犯足太阳膀胱经，温病是先侵犯手太阴肺系。其传变的途径、向里传变的过程，伤寒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是顺传于胃，或逆传心包。所以说伤寒与温病虽然都是营、卫、气、血的损伤，但是因为邪气的性质不同，对营、卫、气、血损伤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治法也就迥然不同。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总共才43个字，就把“寒”与“温”给区分开了，所以温病就不能用伤寒法治疗．它就必然要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体系。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温病的治法与伤寒太异，而且叶天士在第8条中又明确地指出了温病各阶段的治法，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茌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人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加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这一条虽然仅有92个字，但它是纲领性条文，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指出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传变及其治法，给后世对温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结叶天士的成就，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寒温分论。也就是说，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致病后的发生发展规律、治法的不同。二是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明确地指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是按卫→气→营→血逐步深入。他不仅提出了辨证纲领，而且指出了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治法，从而创立了温病学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所以说叶天士这篇文章是温病学派形成的标志。另外，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医诊断学也有较大的发展。比如辨舌，在温病的望舌上，他在文章中讲得非常详细。再比如验齿，他提出：“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特别是他对温病过程中斑、疹、白痦的形态、色泽、治法、预后都讲得非常清楚，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总之，叶天士的这篇文章虽然仅有五千余字，但它有重大突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学科，他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后世把叶天士称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
8．《薛生白湿热病篇》——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
《薛生白湿热病篇》的作着据传说是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81-1770年，与叶天士是同时代、同乡，都住在苏州城。薛生白是诗人、诗词理论家、又兼及丹青，而且还精通医学。据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介绍，这篇文章最早见于舒松摩的《医师秘笈》，名为《湿热条辨》，共三十五条，在后面有一个小注，说是薛生白著。章虚谷从《医师秘笈》把它收入了《医门棒喝》，加了注释。王盂英从朋友顾听泉那里得到四十六条的抄本，把它收入《温热经纬》中，题名为《薛生白湿热病篇》。这篇文章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讲得比较全而，是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补充了《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不足。“叶论”虽然既讲温热病又讲湿热病，但是它毕竟重点在温热病，湿热病讲得少，《薛生白湿热病篇.补充了“叶论”的这一不足。章虚谷把这两篇都收入《医门棒喝》中，王孟英把这两篇都收到《温热经纬》中，章虚谷加了注释，王孟英加了按语，这两篇文章并行，对后世治疗温热病与湿热病有很大指导意义。
9．《伤寒温疫条辨》论伤寒与温病之辨 《伤寒温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公元1784年刊行，作者杨璿(xuan)，宇玉衡，晚号栗山老人，河南夏邑入，大约生卒于公元1706-1798年。他在书中指出，温病的病因是“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其传入人体的途径是“杂气由口鼻人三焦，怫郁内炽”。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是表证，皆里热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关于温病的治疗，他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唯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书中以升降散为主方，并以它为基础加减化裁，列出“轻则清之”八方，“重则泻之”六方，共十五首方剂。升降散中用蝉蜕、僵蚕、姜黄、大黄四味药，杨栗山解释这个方剂的功用说：“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流毒顿消矣。”
10．《通俗伤寒论》论广义伤寒
《通俗伤寒论》的作者俞肇源，字根初，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734-1799年。书名虽然称为《通俗伤寒论》，实际上“伤寒”二字是指广义伤寒，书中既讲伤寒，又讲温病，如春温伤寒、暑湿伤寒、大头伤寒、冬温伤寒等，实际上都是温病。他在温病的病名前都加上“伤寒”两个字，意思就是广义伤寒包括温病。这部书对四季的各种温病论述都比较详细，而且书中的许多方剂被近世广泛使用，比如加减葳蕤汤、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芩连二陈汤、陷胸承气汤、犀地清络饮等。俞根初写成这部书的手稿后交给了他的朋友何秀山，何氏认为这部书非常好，他就全文抄录下来，而且随录随加按语。何秀山的抄录本传到他的孙子伺廉臣手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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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讲稿
刘景源，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1943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教于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古典医著教研室、温病教研室，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近四十年，曾讲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温病学》、《中医内科学》等课程，在温病学领域造诣尤深。
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经典课程示范教学项目《温病学》主讲教授，教学光盘已在国内外发行，受到广泛好评。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中医药交流与合作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指导专家、《中国临床医生》杂志顾问。
曾应邀到美国、法国、捷克、日本等10余个国家与国内多个省、市讲学及主持国际中医、针灸专业人员水平考试，进行学术交流。历年来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任应秋内经研习拓导讲稿》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 《李今庸金匮要略讲稿》 《凌耀星内经讲稿》
《印会河中医学基础理论讲稿》 《程士德中医学基础讲稿》 《王绵之方剂学讲稿》 《王洪图内经讲稿》
《李德新中医基础理论讲稿》 《刘景源温病学讲稿》 《郝万山伤寒论讲稿》
《连建伟金匮要略方论讲稿》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
《温病学》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临床各科都有实用价值。从《温病学》的性质来说，它应该是临床课程，但是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讲基础理论知识，所以历来就把它列为从基础向临床过渡的桥梁课程，可以说是临床基础课程。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曾经有人主张把《温病学》的内容归入内科学中，这种做法应该说不太合适。为什么？因为温病涉及到很多发热性疾病，而发热性疾病不只见于内科，如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都可以见到，所以必须把它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提出来。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不一样，它形成的年代较晚。人们对伤寒病的认识很早，从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伤寒就形成了完整的学说，它本身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在《黄帝内经》中虽然也提到了温病，但是并不多，后世发展得也比较缓慢。温病学说形成的时期应该说是清代的中期，到现在也就是260年的时间，所以说它在中医学领域里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是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努力才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学术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因为《温病学》涉及到的古代医学书籍和学术观点较多，所以学习温病学就应该首先对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
在谈这个题目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温病、什么是温病学。温病与伤寒都是急性外感热病．，但伤寒是外感寒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寒邪；而温病是外感热邪所导致的外感热病，它的病因是热邪。由于病因不一样，所以温病与伤寒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辨证论治都有很大的差异。温病学就是研究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预防与辨证论治的一门学科。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从根源上应该说导源于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从《黄帝内经》开始，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战国至隋唐时期----萌芽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国至隋、唐时期。战国时期是公元前475-221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这段时间出现了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还有和它同时期而稍晚的《难经》，在这两部书里都有关于温病的论述。而后，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以及隋、唐时期的一些重要医学文献中，对温病的论述逐渐丰富。
1.《黄帝内经》与《难经》关于温病的记载
在《黄帝内经》中，提出了温病的病因、病名及某些症状，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又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这两篇中都指出了冬天感受了寒邪，春天必然要发生温病。至于为什么冬天感受了寒邪，春天才发生温病，这两篇里都没有讲，但是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就给后世对伏气温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后世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温病是伏邪发病。就是说，冬天感受了寒邪，当时不发病，寒邪伏于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天发病。虽然这种理论是后人对《黄帝内经》进行的解释，但是可以说“冬伤于寒”是温病病因学说的肇始。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说：“气乃大温，草木乃荣，民乃疠，温病乃作。”这段话是说，春天气温升高了，自然界的草和树木开始繁茂，自然界就流行着一种疠气，人类感受疠气就发生了温病。诸如此类的内容，在《黄帝内经》的 l62篇文章里，有几处叙述，但是不太多。书中提到了温病的名称，提到了温病的病因，有的篇目中还提到了温病的症状，但是没有提到温病的治疗。不过既然它是经典著作，而且已经提出于温病的问题，这对后世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就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温病进行研究，所以应该说温病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之后，就是《难经》。《难经·五十八难》中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在这里，“伤寒”这个名词出现了两次，一个是“伤寒有五”；一个是“有伤寒”。“伤寒有五”中的“伤寒”，是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统称。就是说，当时把所有的外感病都称为伤寒，范围很广。“有伤寒”中的“伤寒”，是狭义伤寒，是一个具体的病种，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所讲的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这两种证候。也就是说，这两种证候是真正的外感寒邪所导致的急性热病。而湿、热、温与寒邪无关，湿温、热病、温病当然与伤寒不同。可见在《难经》中已经提出了湿温、热病、温病与伤寒是并列的两大类外感病。也就是说，在广义伤寒的范围里，把外感病分为两大类，一是伤寒类，它包括中风与伤寒；一是温病类，它包括湿温、热病、温病。《难经》中虽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还是把温病放在广义伤寒里，还是没能脱离《黄帝内经》的范围，还认为温病的病因是“冬伤于寒”。
2．《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对温病的认识
《伤寒论>的作者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他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0-219年。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与华佗、曹操都是同时代人。这个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外感病非常多，疫病也非常多，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张仲景在《伤寒论序》里写得很清楚，他的家族人口很多，有200多人，从建安纪年起，不到10年的时间，就因为外感病而死亡了100多人。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激励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研究这一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书著成后不久就“亡于兵燹”，“燹”是焚烧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连年的战乱，遭到兵火洗劫，使原书散佚。后来经过西晋太医令王熙（字叔和~）对他所得到的残本进行整理编次而流传于世。什么叫编次呢？就是指王叔和把他收集到的《伤寒杂病论》散乱的书简加以整理，按照他的想法编排次序，重新确定了书名，称为《伤寒论》。这不是张仲景原来的书名，原书名是《伤寒杂病论》。当然，原书名中的“杂病”二字准确与否也需要讨论，下面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讲温病要讲《伤寒论》呢？因为<伤寒论》中提到了温病的内容。比如在《伤寒论·平脉法》篇里说：“师日：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胃之内，欲有伏气，当须脉之。”这里所说的“伏气”指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伤寒，因为伤寒是感而即发，冬天感受寒邪当时就发病。感受寒邪当时不发病，邪气伏于体内，以后再发，就称为“伏气”。关于伏气伏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病的问题，书中也有说法。在《伤寒论·伤寒例》中就接着讲这个问题：“《阴阳大论》云：„„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这句话明确指出了寒邪是“藏于肌肤”，这是讲“伏气”所伏的部位。至于什么时候发病，文中说“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也就是说，伏邪至春、夏发病。这是《伤寒论》中引用的《阴阳大论》中的说法。那么《伤寒论》本书中讲没讲温病？温病和伤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简称就是“太阳上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太阳上篇”第1条是太阳病辨证的总纲，文中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句话是说，凡是太阳病初起，都有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的临床表现，是太阳病初起的共有症状。第2条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这一条讲的是太阳中风的具体症状。第3条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一条讲的是太阳伤寒的具体症状。第6条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一条讲的是太阳温病的具体症状。在“太阳上篇”前六条中提出了三个证候名称，一个是太阳中风；一个是太阳伤寒；一个是太阳温病。实际上“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就是太阳中风的定义。“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就是太阳伤寒的定义。“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就是太阳温病的定义。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这三个名词’．就是明确地把太阳病分成了三类：一类是中风，一类是伤寒，一类是温病。“太阳病”是什么意思呢？太阳病是表证的代名词，因为足太阳膀胱经主一身之表，所以太阳病就是表证。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都属于表寒证，其中太阳中风是表虚证、太阳伤寒是表实证，而太阳温病则属于表热证。太阳温病为什么不恶寒呢？前面已经讲了，它是伏气发病，是冬天感寒，邪气伏在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天腠理开泄时，从里向外发。它不是新感受的邪气，它是郁热从里向外发，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发热而渴，不恶寒”。但是它从里向外发也是发到体表来，所以也属于太阳病。关于太阳病的治法，《伤寒论》中指出：太阳中风，“桂枝汤主之”；太阳伤寒，“麻黄汤主之。”但是太阳温病怎么治疗？条下无方，没有下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后人就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就认为，《伤寒论》中关于温病的内容丢失了。为什么这么说？下面就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伤寒卒病论集》，就是张伸景自己给《伤寒论》写的序，现在把它简称为《伤寒论原序》。他在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序中所说的是他的家族人口很多，以往有二百余口。文中的“稔”字，就是年的意思，谷物一熟为一“稔”，从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死亡了三分之二，也就是一百四十口左右。“伤寒十居其七”，三分之二中的十分之七，就是大约有一百口人死于伤寒。面对这么悲惨的局面而束手无策，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于是他就“勤求古训”，对《素问》、《九卷》（就是<炅枢经》）、《八十一难》（就是《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这些古代的医学书籍反复进行研究，又“博采众方”，搜集当时民间的治疗的方剂，“并平脉辨证”，结合自己诊脉辨证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一共是十六卷。
这段话中有两个疑点。一个疑点是，在《伤寒卒病论集》里写了“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就茌这篇序里就有两个书名：一是《伤寒卒病论》，一是《伤寒杂病论》。那么，这部书的名称到底是《伤寒卒病论》还是《伤寒杂病论》？第二个疑点是，张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王叔和整理出来，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十卷，其它的六卷在哪里？内容是什么？这是千古之谜。《伤寒论》是王叔和在他当时能收集到的《伤寒杂病论》的残简里整理出来的，定名为《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方论》一书，也是张仲景所著，但这部书并不是王叔和整理的，是北宋初年，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故纸堆里发现了一部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的残书，这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里面有与《伤寒论》相同的内容，也有不相同的内容，后来经过林亿等人校订整理，删掉了与《伤寒论》相同的内容，保留了论述杂病与妇人疾病的部分，题名为《金匮要略方论》。这部书虽然以论述杂病为主，但它是否就是张仲景所说的十六卷中的那六卷，也不得而知。
后世对那六卷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书名是《伤寒杂病论》，其中十卷是伤寒，那六卷就是杂病。也有人认为，书名是《伤寒卒病论》，那六卷就是温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卒与猝同义，是忽然、突然、仓促之意，就是快的意思《伤寒卒病论》写的就是伤寒卒病。关于卒病的解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伤寒卒病”是伤寒与温病的统称。就是说，伤寒与温病都是突然而发的外感病，因为它们都有起病急、发展快的特点，所以统称为“卒病”。这里的“伤寒”，是指广义伤寒，“卒病”，就包括伤寒与温病。持这种观点者以《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为代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伤寒卒病”是个合称。“伤寒”是指伤寒病，“卒病”是指温病。因为温病是外感温热邪气，相对来说，温病比伤寒发生、发展更快，所以称之为“卒病”，《伤寒卒病论》就是“伤寒温病论”．是这两种病变的合称。持这种观点者以《伤寒温疫条辨》的作者杨栗山、《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为代表。吴又可与杨栗山、吴鞠通对“卒病”的看法虽然有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伤寒论》应该是十卷加六卷，其中十卷是论伤寒，另六卷是论温病，这六卷由于亡佚于兵火而失传了。因为它论温病的内容失传了，所以后世对温病的认识就不如对伤寒的认识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从原书来看，《伤寒论》确实对伤寒病的论述非常详细，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讲得都非常详细，但是对温病只零零落落地提到了一些内容，没有一个辨证论治的体系，所以古人说它是“详于寒而略于温”。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伤寒论》只有十卷，那六卷没有了，这个谜就解不开了，就认为是把温病的内容丢失了。因为现在见到的《伤寒论》是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不是原本，所以大家对张仲景并不怀疑，而是把责任归咎于王叔和，认为《伤寒论·伤寒例>里关于温病的那些内容是王叔和伪造的，不是张仲录的原文。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道理不充分。为什么？我认为王叔和没有必要伪造这部分内容，他有自己的著作《脉经》，如果他想伪造，可以把他的观点写到他自己的著作里去，没有必要往《伤寒论》里加。另外，<伤寒论·伤寒例》里关于伏气温病的内容写得非常清楚，明确指出是：“《阴阳大论》云”。《阴阳大论》虽然已经亡失，无从考证，但是王叔和也没有必要伪造这么一段话加在《伤寒论》里。后世有人说，把温病搞混乱了不是《伤寒论》原书的问题，始作俑者是王叔和，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清代，直至现代也有人这么看。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伤寒论》中温病的内容残缺不全是由于《伤寒论》这部书残缺所造成的，所以不应该把古代文献的缺失所造成的遗憾强加于为整理《伤寒论》做出巨大贡献的王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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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这部书里也有关于温病的论述。如“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喝，是指伤暑，是暑病口这里说得很清楚，太阳病中的“中热”，是外感暑热邪气而致病，暑病当然属于温病的范畴。其表现是汗出，恶寒，身热，口渴，治疗用白虎加人参汤。在这一条中，对病因、症状、治疗都讲得很清楚。可以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这两部书中都涉及到了关于温病的内容，但是记载不多，只是零散地见于各篇之中。
由前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从战国到东汉末年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医学对温病已经有所认识，对温病的病名、病因、临床表现以及治疗都有所涉及，但都是散在的，内容不多，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临床体系。因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这四部书历来都被视为中医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伤寒论》，它是现存的第一部讲辨证论治的重要临床经典著作，所以后世把它称为“方书之祖”，称张仲景为“医圣”。因为《伤寒论》里提到了温病，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后世的医家一般都认为《伤寒论》里的所有治法也就包括了温病的治疗在内。《伤寒论》里清法的代表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白虎汤，下法的代表方剂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这些经方也确实被后世温病学派所广泛应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伤寒论>对外感病初起的治疗用辛温解表，而温病初起是表热证，不能用辛温解表，可见伤寒法不能完全包括温病的治疗。虽然《伤寒论》里的一些法、一些方对后世温病学派很有启发，而且直到今天也被采用，但是并不能说《伤寒论》就包括了温病。因为《伤寒论》是经典著作，被历代医家所尊崇，所以从它问世以后一直到公元1200年左右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温病的认识始终不能跳出<伤寒论》的框框，不仅认为温病是伏寒化温而致病，而且认为《伤寒论》的治法也包括了温病的治法。从这方面来看，《伤寒论》也确实限制了温病学的发展，所以一直到宋代以前，温病学说一直是徘徊不前，没有大的进展，这种尊经崇古、缺乏创新恩想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导致温病学说发展缓慢的原因。
3．《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对温病的认识
继《伤寒论》之后，隋、唐时期有几部重要著作也涉及到与温病有关的内容。隋代巢元方主持编写的《诸病源候论》，大概成书于公元610年，从书名来看——《诸病源候论》，“源”是指病因，“候”是指证候。这部书对各种疾病的病因与证候进行了分析，其中把温病列为三十四候，对它的病因和证候进行了分析。但是只有三十四候，从内容上看，虽然比《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书的条目清楚，但是并没有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干金要方》大约成书于公元652年，《千金翼方》大约成书于公元681年。在这两部书里，关于温病的记载，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书中滋阴解表的葳蕤汤与清热凉血的犀角地黄汤这两个方剂，对后世温病学派有很大的启示。《备急千金要方》中收载“辟疫气”、“辟温气”、“辟温疫气”方剂36首，《千金翼方》中有治疗温病的“杂方附”6首。在这些方剂中，既有预防的方剂，又有治疗的方剂，为后世防治温病提供了借鉴。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大概成书于公元752年，书中也收载了治疗与预防温病的数十个方剂。
总之，这几部著作对温病的认识有所进展，而且提出了一些防治温病的方剂，但是在理论水平与辨证论治的体系上并没有大的发展。可以说，从战国到隋、唐时朔，在四部经典著作以及后世这些重要著作里，虽然对温病有所记载，给后世提供了研究的题目，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温病学说，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温病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萌芽阶段。
宋、金、元时期----成长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宋、金、元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对温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有所发挥。
1．《伤寒补亡论》对温病病因与发病的新见解
《伤寒补亡论》的作者是宋代的郭雍，他生于北宋、南宋之间，字子和，号白云先生，后世多称他为郭白云。《伤寒补亡论》大概成书于公元1181年。在这部书中，郭白云提出：“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他既承认伏寒化温可以导致温病，同时又特别提出温病也可以由“春自感风寒温气”而发病，与冬天的寒邪无关。这种春天新感邪气发生温病的学术观点，是对温病病因与发病学的新见解，为后世把温病分为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两大类别提供了依据。从温病分类学的角度来看，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二者的区别在于：伏气温病初起就以里热为主，它可以没有表证，一发病就见高热，称为伏邪自发；有的伏气温病初起也可以有表证，但不是单纯的表证，而是表现为表里同病，而且以里热为主，称为新感引动伏邪。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不同，它初起必然有一个明显的表证过程，然后再由表入里。这两类温病的病种不同，初起的治法也不同。可以说，新感温病的学说发端于郭白云，这个学说是很有创见的新理论。从战国一直到隋、唐，都认为温病是伏邪引起发病，这种学术观点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始终是在伏气学说这个范围内徘徊，没有大的进展，直到宋代的郭白云才明确提出了温病也有因新感而发病的学术观点，为后世研究伏气温病与新感温病的区别开拓了思路，郭氏书中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多，但是价值很高。
2．《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对温病治疗学的贡献
在金、元时期，对温病学贡献最大的应该说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他是北宋末年到金代的人，字守真，号通玄先生，因为他生于河北省的河间府，就是现在的河间市，所以后世就称他为刘河间。他的著作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宣明论方》等。这几部书不是温病的专著，但是都谈到了温病的问题。特别是《素问玄机原病式》，它发展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在十九条基础上，把火热病的范围扩展了，特别提出外感六淫，热证居多。所以叶天士总结刘河间的学术思想，指出他的学术思想核心是“六气皆从火化”。刘氏强调“六气化火”、“五志化火”，认为外感病、内伤病都以火热为主，在治疗上主张寒凉清热，因此后世称他为“寒凉派”的代表人物。他特别提倡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这几个方剂。双解散、防风通圣散是表里双解之剂，他用表里双解的方法治疗热病，发表用麻黄，清里攻下用石膏、大黄、芒硝，以辛温药与寒凉药配合使用，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天水散就是六一散，方中滑石与甘草的用量是六比一，是清热解暑的常用方。他的用药思路开创了用寒凉清热药治疗热病的先河，所以有“伤寒宗仲景，热病用河间”的说法。虽然他的几部著作并不是温病学专著，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温病学辨证论治体系，但是他的用药理论对温病治疗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世尊称他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人。
3．《医经溯洄集》对伤寒与温病之区别的诠述
《医经溯洄集》的作者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生于元末明初。他在《医经溯涸集》中明确地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至于温病为什么不能混称为伤寒？二者的区别在哪里？他说：“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甘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火郁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这段话说得很明确，伤寒的发病季节是冬季感寒邪，发病特点是受邪的当时就发病，病变部位“在表”，病机是“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受寒邪之后，皮肤、毛孔、肌肉收缩，腠理闭塞，所以治疗非用辛甘温的麻黄、桂枝这类药物组成方剂发散寒邪不可。温病、热病不是外感寒邪当时就发病，而是“后发于天令喧热之时”。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认为温病是伏邪发病，是冬天感受寒邪，当时不发病，寒邪潜伏在体内，郁而化热，到春季气候温暖，阳气升发，腠理开泄，体内的郁热从里向外发，'所以他说温病的病因与发病是“火郁自内而达于外”。明确指出不是外来的寒邪由体表向里去，而是体内蕴郁的热邪从里向外发。“郁其腠理”这句话，是说温病与伤寒的病机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其腠理”，因为寒主收引，．腠理是闭塞的，所以非辛温发散不可。温病是热邪从里向外发，火热郁于体表发散不出去，而导致气机郁滞，邪无出路，体表并没有寒邪，腠理并不闭塞，所以非用辛凉、苦寒、酸苦的药物组成方剂治疗不可。治疗温病不用“散之”，而是用“解之”，是指应当周辛凉、苦寒、酸苦来清解里热，不能用辛温发散。这段话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伏气温病的框框，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病因、病机、治法的不同。伤寒是寒邪在表，闭塞腠理，治疗必须用辛温发散；温病是热邪从体内向体表而来，郁滞在腠理，治疗必须用寒凉清解。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就是说，王安道第一个从理论上突破了《伤寒论》用辛温解表法治疗温病的旧习，阐明了温病的辨证与治法。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但是吴鞠通也指出：“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鞠通提得很中肯，王安道虽然从理论上对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位、病饥、治法的不同进行了阐述，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但是论述并不详细，立法也不完备。这是因为，在王安道那个时代，温病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么高的水平，所以他也不可能把温病学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除了郭白云、刘河间、王安道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医学家也对温病进行了研究，如宋代的庞安石提出，西北之人，用麻黄桂枝解表，但到了南方，就应该加凉药。由上面所讲的内容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经过一些医学家的努力研究，中医学对温病的认识有所提高，育所进步，提出了温病与伤寒不同，治法也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在这个时期，仍然没有形成温病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可以说温病学是在萌芽的基础上有所成长，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温病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成长阶段。
明、清时期----形成与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是在明代和清代，特别是明代的后期至清代的中期，温病学说开始形成，而且形成以后发展得很快，所以这个时期的温病学著作较多。
1．《伤暑全书》论暑病
《伤暑全书》的作者张鹤腾，字风逵，安徽颍州人（现在的阜阳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57-1635年。他是进士出身，官至户部陕西司郎中，所以后世多称其为张司农。《伤暑全书》共两万多字，对暑病的论述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治法方面他提出了“署证不分表里，一味清内，得寒凉而解，苦酸而收，不必用下”的观点。这句话被叶天士引用到《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并加以发挥。叶氏说：“张风逵云：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可称要言不烦。”可见他的学术观点对后世颇有启示。这部书成书比吴又可的《温疫论》早，但流传的稍晚，而且内容仅限于暑病，涉及范围较窄。
2．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
《温疫论》的作者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582-1652年，时在明末清初，大约在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顺治年间。他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温疫的流行，他在《温疫论·序》中说“崇祯辛巳年”（就是公元1641午）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波及到“山东、浙省、南北两直”。“南北两直”是指南直隶省江苏、北直隶省河北，由南往北，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四个省发生了一场大的温疫，死了很多人。当时医生都是用《伤寒论》的方法治疗，也有的按《伤寒论》“七日愈”、“十四日愈”的说法不去治疗，等待患者自愈，实际上是等死。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这种病，不知道应该怎么治疗，所以死人很多。吴又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温疫的“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自己的治疗实践，在公元1642年著成了《温疫论》这部书。从病因上说，他首先反对“非其时而有其气”的说法，他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说，温疫的病因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湿，它与气候的变化无关，不是气候反常致病，而是自然界另外有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异气”。他把这种异气又称为“疠气”，也称“戾气”。“疠”就是形容它致病力很强，传染性很强烈。“戾”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宇上边是“户”，下边是“犬”，“犬出户下”，很暴戾的意思，“异气”、“疠气”、“戾气”含义相同。从病因上讲，他提出了“戾气学说”，而且指出戾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是《伤寒论》所说的由皮毛而人，而是从口、鼻进人人体。侵人人体以后的病变部位，并不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他认为邪气从口、鼻进人人体后，直走中道，一直到“募原”。“募原”也称“膜原”，他说这个部位既不在表，又不在里，而是在胸腔的里面，在胃的外面，称为半表半里。关于治疗方法，他提出初起应该用疏利透达的药物，疏通气机，使潜伏在募原的邪气溃散、外达，出表而解。他所创制的方剂命名为“达原饮”，又称“达原散”，是通过清热燥湿，疏通气机，透达邪气，使邪有出路。，从学术观点可以看出，他已经摆脱了《伤寒论》外感病初起用辛温解表法的框框，开拓了新的治疗思路。吴又可还指出，如果邪气向里传变，并不是如《伤寒论》所说的那样按六经传变，而是由于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分别有九种传变形式，应该分别针对其病情进行治疗，可以用吐法、可以用清法、也可以用下法。总之，吴又可对温疫的论述，从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治疗的方法，到具体方剂，都与《伤寒论》不同。可以说，他在温病的治疗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温疫论》这部韦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温病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但是也应该承认它所述及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书中只讲了温疫，温疫当然包括在温病的范围之内，但是温疫也有多种，它只讲了其中的一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温疫论》中所说的温疫，是一种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吴又可对这种病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辨证与治疗的方法。可惜只涉及到这一种病，范围很窄，所以这部书仍然没能把温病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
在《温疫论·正名》里，吴又可还对“温”、“瘟”、“热”、“疫”这几个字进行了考证。他说：“《伤寒论》日：‘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就是说，瘟字是由温字去掉了“氵”，加上一个“疒”而来，只是偏旁的变化，实际止两个字完全相同，所以温病与瘟病没有区别。关于“温”与“热，”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就是说，温与热之间仅仅是程度的差别，其本质没有区别，温就是热，热就是温，所以热病也就是温病。关于温疫，他说：“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为疫。”也就是说，疫病就象“徭役”一样，“众人均等”，这种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无论男女老少，症状相似，所以就把“役”字去掉“彳”，加“广”，就成了“疫”字，“疫”与“役”实际上含义相同。古代没有“瘟”字，也没有“疫”字，是由温与役两个字的偏旁变化而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疫”与“温”，也没有区别，疫病就是温病。既然温疫与温病没区别，为什么他这部书不叫《温病论》而叫《温疫论》呢？他说：“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名者，弗遗其言也。”就是说，因为近年来大多数人把温病称为温疫，所以也就用了温疫这个名称。吴又可这种把温病与温疫划等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温病有很多种类，而温疫只是温病中传染性很强的一个种类，温病的范围广而温疫的范围窄，温疫包括在温病的范围内。按现代的说法，温病包括多种感染性疾病，也包括多种传染病，其中只有传染性强烈的温病才称为温疫，但并不是所有的温病都具有传染性，所以吴又可把温疫与温病等同看待是错误的。
归纳前面所讲的内容，吴又可的贡献在于他写出了温病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在世界传染病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温病学专著。在书中，他突破了《伤寒论》的框框，提出了温疫的治法不同于伤寒，对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侵犯的部位、传变的形式、具体的治法、传染性等都有非席明确的阐述。他对“温”、“瘟”、“热”、“疫”这四个字的考证，对后世也很有启发。吴鞠通对《温疫论》给予了很高的的评价，他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指出了吴又可的学术观点是前人所没有提到的，具有独创性，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他又说：“细查其法，未免支离驳杂。”就是说，这部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句话说得也很中肯，《温疫论》确实是不成体系，因为它只讲了一个病，不可能成体系。他又进一步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书“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就是说，吴又可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很好的，但是学术不精。这个评价，今天看来有点苛刻，因为在吴又可那个时代，温病学的学术水平不能和吴鞠通那个时代相比，到了吴鞠通那个时代，经过叶天士、薛雪等很多医学家的努力，温病学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比吴又可那个时代要高得多。应该说并不是吴又可本人的“学术未精”，而是受当时学术水平所限。吴又可那个时代对温病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他在书中论述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具体病种，可以说是专病专书，当然就不可能使温病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今天分析这部书，应当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它，既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也应该承认它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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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治心传》----—部几乎被湮没的湿病学重要文献
《证治心传》这部书在中国医学史上没有记载，在温病学发展史上也没有人提到过，但是应该承认它是温病学发展史上一部很特殊的著作。这部书的作者袁班，字体庵，明末江苏秦邮人，就是江苏省高邮县人。此人在历史上没有记载，所以生卒年代无可考证。袁班是明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宾，他不是从业的医生，但懂医学，也给人看病，他这部书是以临证及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的。史可法在公元1643年为他这部书写过一篇序，可见他这部书是完成于公元1643年以前。在序中史可法评价这部书说：“阐古今所必由之理，实天下所未见之书。”这个评价不算过分，因为在袁班之前，确实没有人讲过他书中所说的话，在他之后，叶天士说过，但是比他晚了近一百年，所以说确实是“天下所未见之书”。吴又可的《瘟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他与袁班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江苏人，成书的时间基本相同，但是书中的内容完全不同。《证治心传》这部书，共一万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到温病的部分有两篇。一篇是“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一篇是“温热瘟疫辨”。在文中，他提出一年四季气候不同，用药也不一样。其中讲到了治疗春季的风温、春温、夏季的暑热，长夏的湿温，秋季的秋燥，冬季的冬温等各种温病所用的药物。在秋燥中虽然没有提出凉燥、温燥的名词，但是他已经提出了秋燥有兼凉和兼温的不同，用药也不一样。袁班的用药思路和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用药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用轻凉的药物。在“温热瘟疫辨”中，他对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瘟疫的区别以及一年四季中不同季节发生的各种温病的看法、具体用药，都有非常明确、详细地论述。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提出：若时值初春，严寒将退，风木司权，其气善升而近燥，多犯上焦┈┈取轻清之味清肃肺卫。若失治久延，渐入荣分，有逆传、顺传之候┈┈又有热极旁流，名为顺传胃腑。”就是说，治疗春天发生的风温，要“取轻清之味”“清”，是用凉药清热；“轻”，是指药物的质地轻扬，他特别提出薄荷、桑叶、菊花、连翘、牛蒡等药物，取其质地轻扬宣透，能够清解表热，以“清肃肺卫”。这里提出了“肺卫”这个名词。指出要清解肺卫的风热。如果治疗不不及时，则“失治久延，渐入荣分”，荣字与营字通，这里的“荣分”，就是指营分。他又指出，温病的传变，有顺传与逆传的不同证候。而且还指出“又有热结旁流，名为顺传胃腑”。这里明确提出了“顺传胃腑”这个名词。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1条中就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但叶天士这篇文章自始至终只提了一个“逆传”，并没有提到“顺传”这两个字。后世王孟英等人经过分析，认为有逆必有顺，逆传是传入心包，顺传就应该是向下传到胃，这是后人分析出来的结论，并不是叶天士文中提出来的。大家公认叶天士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卫气营血辩证的理论也是叶氏首创，而袁班的书比叶天士的文章早了近一百年，书中已经提出了“肺卫”、“荣分”、“逆传”、“顺传”这些名词，说得都很明确。那么，他和叶天士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叶天士是不是看过他这部书，或者是得过他后人的传授，都很难说。袁班这部《证治心传》是公元1643年完成的，而《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是他晚年给学生口述的，叶天士殁于公元1746年，由此可以推断，叶氏这篇文章大概是口述于公元1740年前后。所以说袁班之论比叶天士之论早近一百年，而他们的内容却惊人的相似，这在温病学发展史上确实是个不解之谜。这部书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得到推广、流传呢？史可法给他写序是在公元1643年，史可法认为这部书非常好，非常实用，因为当时正处于明、清交战之际，在战乱期间没有条件出版，史可法表示“俟锋焰稍息，亟付手民，以饷世之习医者。”就是说，史可法准备在战乱稳定之后把这部书刻板印刷发行。可惜，明崇桢甲中年，就是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了，史可法殉国了，这部书也就没有刻成，因而就默默无闻了。到公元1858年，这部书稿传到他的玄孙手里。他的玄孙有一位在一起修邑志的同事，名叫赵观澜，从他的玄孙手里看到这部书，已经是“蠹蚀过半”的残本了。赵观澜就根据残本重新抄了一遍，但是也没能出版。直到公元1923年，浙江的裘庆元，字吉生，在杭州成立了“三三医社”，于公元1924年刻版印书，称为《三三医书》，里面收集了99部书，其中就有这部《证治心传》，刊在《三三医书·第二集·第二十五种》，这部书从此才得以传世。书中关于温病的发生发展、温病与伤寒的区别、温病与温疫的区别、四时温病的治疗用药，都讲得非常清晰、透彻。
赵观澜抄这部书的时候加了按语，他说这部书和吴又可的《温疫论》是同时代，但是比《温疫论》的水平要高得多。他还说，后人只知道“温邪上受”这个词是叶天士提出来的，而不知这种观点在叶天士之前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如果葭班与吴又可他们两位能有机会在一起研究讨论的话，温病学的形成肯定要比叶天士提前很多年，赵观澜的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
4.《尚论篇》、《医门法律》对温病的阐发
继明末吴又可的《温疫论》之后，清代初期与温病学有关的著作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简称《尚论篇》，成书于公元1648年；《医门法律》成书于公元1658年。这两部书的作者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新建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所以喻嘉言晚年又自号西昌老人，生卒年代为公元1585-166年，是明朝的万历至清朝的康熙年间。他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温病学专著，但是这里面都涉及到了温病的问题。在《尚论篇·卷首·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中，他提出了温疫病的邪气入侵途径及所犯部位，他说：“然从鼻、从口所人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明确地指出了邪气从口、鼻先进入中焦，然后再弥漫到上焦、下焦。他这种邪犯三焦的说法，对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以三焦辨证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应该说不无启示。关子温疫和伤寒的区别，他指出：“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人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关于温疫的治法，他特别提出：“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人，此为上也。邪既人，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他所说的“上焦如雾，升而逐之”，是指用轻扬的药物升浮透邪；“中焦如沤，疏而逐之”，是指用行气的药物，疏通气机，气行则邪却；“下焦如渎，决而逐之”，是指用开决水道的药物，通利小便，使邪从下祛。同时，三焦都要加解毒之药“兼以解毒”。他这种洽温疫用芳香、逐秽、解毒药物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启发很大。吴鞠通总结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的经验，制定了银翘散一方，他在银翘散的方论中就明确地说：“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银翘散里用银花、薄荷、芥穗等芳香药，就是“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的具体体现。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耳”，把温病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应该说是受到了喻嘉言的很大启发。
《医门法律》里有一篇“秋燥论”，是专论秋燥的。《黄帝内经》里很少论及燥病，《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也没有燥的病机。刘完素扩展了病机十九条，提出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提出了燥病的病机。喻嘉言在这个基础上写了“秋燥论”，深入地讨论秋燥。《医门法律》中的清燥救肺汤，是治燥热邪气犯臃的代表方剂。“秋燥论”与清燥救肺汤，为后世对秋燥病的认识与治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尚论篇》、《医门法律》虽然不是温病学的专著，但书中的温病内容比较深刻，它的成书年代与吴又可的《温疫论》及袁班的《证治心传》基本上是同时代。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医界对温病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这个时期开始酝酿着温病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5．《广瘟疫论》对《温疫论》的发挥
《广瘟疫论》的作者戴天章，字麟郊，号北山，所以后世多称他为戴北山或北山先生，江苏上元（就是江宁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44-1722年。他非常推崇吴又可的《温疫论》，但惋惜这部书在当时未能得到推广，于是他就对原书进行了删削增改，把书名中的“温”字改为“瘟”字，于公元1675年著成了《广瘟疫论》。这部书当时并没有刊行，由他的儿子戴雪村手抄后存在他家的“存存书屋”。大概是在公元1750年前后，戴北山的孙子戴祖启看到一部坊刻本的书，与他祖父的《广瘟疫论》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把书名改成了《瘟疫明辨》，署名是歙县的郑奠一。为此，戴祖启就在公元1778年把家藏的手抄本刊刻出版，以纠正讹传。于是这都书就有了两个书名，而且正版的《广瘟痰论》比《瘟疫明辨》的出版时间反而晚了将近30年。清末的陆九芝把《广瘟疫论》加以删订，收入他所著的《世补斋医书》中，题名为《广温热论》。关于把书名中“瘟疫”改为“温热”的理由，陆九芝认为，温病可以统称为温热，其中也包括了瘟疫，戴北山的这部书不是仅论瘟疫，其中也涉及到不是瘟疫的其他温病，范围很广，所以就改名为《广温热论》。清末民初的名医何廉臣又把《广温热论》加以重订，并补充了一部分内容，题书名为《重订广温热论》。
戴北山对《温疫论》的发挥，首先在于辨证方面，他说：“意在辨瘟疫之体异于伤寒，而尤慎辨于见证之始，开卷先列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五条。”在治疗方面，他总结出汗、下、清、和、补五法。这些内容都对《温疫论》有所补充，使之更为系统化。但这部书也有它的局限性，恽铁樵评论说：“此书浅而狭隘，读之既久，恒偏于用凉，转以凉药误事。”
6．《温热暑疫全书》论温、热、暑、疫
《温热暑疫全书》成书于公元1679年，作者周扬俊，字禹载，江苏吴县人，生于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他这部书分为温、热、暑、疫四卷，划分为温病、热病、暑病、疫病四类分别论述其证治，并指出：“黄芩汤，治温本药也。”也就是说，他以黄芩汤为治疗温病的主方，这种治疗思路对后世治疗温病热郁少阳的病变有所启发。因为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较早，所以对温病的论述不够全面，也没能明确地揭示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7．《叶香岩外感温热篇》----温病学体系形成的标志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作者叶桂，字天士，号番岩，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67-1746年。他14岁丧父，随其祖父的门人学医，非常勤奋好学，十年间先后从17师，集思广益，从而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功底。他成名很早，毕生忙于诊务，没有留下亲笔所写的著述，现在流传下来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叶天士的著作，都是后人整理刊刻的。叶天士关于温病的论述，主要见于《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简称为“叶论”。这篇文章不是叶天士亲笔写的，据说是叶天士带着学生游太湖洞庭山时，他的学生顾景文随行于舟中，叶天士一边口述，他一边记笔记，是以笔记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这篇文章的早期来源有两个版本，一是“华本”，一是“唐本”。
“华本”来自于华岫云。华氏在叶天士去世后收集了一些叶天士当年的医案，他认为这些医案的价值非常高，对后世很有指导意义，所以就对这些医案进行了整理、分门别类而成书，题名为《临证指南医案》，刊行于公元1766年。这部书刊行后，他又收集了一部分叶天士医案，开始选编《续选临证指南医案》一书，在他选编的内容里就有这篇文章。在选编的过程中，他于中途就去世了，由岳廷章继续选编完成，于公元1775年刊刻了种福堂《续造临证指南医案》。把这篇文章放在了这部书的“卷一”，题名为《温热论》。公元1829年，又出版了卫生堂《续刻临证指南医案》，实际上是按种福堂的《续选临证指南医案》再版的，但卫生堂本里加上了华岫云的眉注。比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华岫云加的眉注是“辛凉开肺，便是汗剂”。这说明，这篇文章是经过华岫云亲手整理的，所以后世称之为“华本”。种福堂“续选”本和卫生堂的“续刻”本中，在《临证指南医案》>原书的基础上后续的内容都是单独的，分为四卷。公元1844年出版经锄堂《临证指南医案》时，把种福堂“续选”的四卷附到后面去了，前面是《临证指南医案》的原书十卷，后面四卷把种福堂本“续选”四卷改名为《种福堂公选良方》四卷，其中“卷一”就是叶天士的这篇文章，经锄堂本把它分为'33条。
“叶论”的早期版本，除了“华本”之外，还有“唐本”，这个版本出于唐大烈之手，与“华本”的内容稍有不同。唐大烈字立三，号笠山，是清代比叶天士稍晚的医学家，他把那个时代江苏名医给学生讲课的讲稿，或他们平时写的论文，还有别人口述的一些内容收集起来，编辑成一部书，名为《吴医汇讲》，于1792年出版。书中收入了叶天士这篇论文，在“第一卷”的第二篇，题名为《温证论治》。同是叶天士这篇文章，在“华本”称为《温热论》，在《吴医汇讲》称为《温证论治》。在《吴医汇讲》中，每位医学家的论文之前都加了一个作者小传，在叶天士，小传中说：“叶天士，名桂，号香岩,.世居阀门外下塘，所著《温证论治》二十则，乃先生游于洞庭山，门人顾景文随之舟中，以当时所语，信笔录记，一时未加修饰，是以词文佶(jié)屈，语亦稍乱，读者不免晦目。烈不揣冒昧，窃以语句少为条达，前后少为移缀，惟使晦者明之，至先生立论之要旨，未敢稍更一字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唐大烈对“叶论”的原文有所改动，而华岫云对这篇文章只加了眉注，原文没有改动，于是就导致了两个版本的内容稍有不同。另外，唐氏说将原文分为“二十则”，在《吴医汇讲》中实际上是二十一则。“华本”是分为33条，也就是分为三十三段；“唐本”是“二十则”，实际上是二十一则，也就是分为二十一段，两个版本的分段也不一样。
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版本。一是《医门棒喝》，出版于公元1825年，作者是清代的医学家章楠，字虚谷，他从“唐本”中把“叶论”收迸《医门棒喝》中，题名为《叶氏温病论》，他在书中给叶天士的原文加了注释，注得较早，也较好，多被后世采用。
再一个重要版本是《温热经纬》，作者是请代的著名温病学家王士雄，字孟英，他收集古代文献中有关温病的重要论述，编辑成书，名为《温热经纬》。书中从“华本”收进了叶天士这篇文章，题名为《叶香者外感温热篇》，分为36条。怎么知道是从“华本”收入的呢？因为它的正文与“华本”的文字相同，分段基本一致，但与“唐本．”不一样，所以知道他是从“华本”收进书中的。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是，把“华本”与“唐本”进行了对校，凡是“唐本”与“华本”不一致的地方，他都写上“唐本作„„”把两个版本作出了对照。同时，他又引用了章虚谷等人的注释，在书中，凡不标示姓名的，都是章虚谷的注释，其他人的注释都标明姓名。最重要的是他给每一段都加了按语，称为“雄按”，他的按语非常精辟，对叶天士的原文作了深入阐发，同时也对章虚谷的注释进行了分析，有肯定，也有批评，都比较精当公允。王孟英对唐大烈改动原文颇有意见，他在《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篇后的按语中说：“雄为原论次序，亦既井井有条，而词句之间并不难读，何必移前缀后。紊其章法，而第三章如玉女煎去其‘如’字之类，殊失庐山真面目矣，兹悉依华本订正之。”王盂英的这段话说得是很中肯的，因为叶天士原文中说“如玉女煎”，是指用玉女煎加减，唐大烈去掉了“如”字，则变为用玉女煎原方了，而玉女煎原方中的熟地黄与牛膝是不能用于治疗温病热邪伤津的。可见唐氏之改动，确属大谬不然。像这类改动，“唐本”中还有数处，凡其改动之处，大多与叶天士原意不符，王孟英都据“华本”予以校订，并加以批评，其评论确有真知灼见。
后世为什么对叶天士这篇文章特别重视呢？因为它是温病学形成的标志。没有这篇文章之前，温病一直包括在伤寒里，从这篇文章问世后，温病学派就独立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篇文章中多处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不同，特别是原文的第1条与笫8条，论述尤为精辟。《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1条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病因、邪气入侵的途径、所侵犯的部位及发生、发展的规律都不相同。叶天士的这段话，不能把它只看成是对温病的论述，实际上讲的是寒温之辨，是伤寒与温病的区别。伤寒是外感寒邪，温病是外感温邪，邪气的性质不同。其侵入人体的途径，寒邪是下受，温邪是上受。其侵犯的部位，伤寒是先侵犯足太阳膀胱经，温病是先侵犯手太阴肺系。其传变的途径、向里传变的过程，伤寒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是顺传于胃，或逆传心包。所以说伤寒与温病虽然都是营、卫、气、血的损伤，但是因为邪气的性质不同，对营、卫、气、血损伤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治法也就迥然不同。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总共才43个字，就把“寒”与“温”给区分开了，所以温病就不能用伤寒法治疗．它就必然要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体系。文章中不仅指出了温病的治法与伤寒太异，而且叶天士在第8条中又明确地指出了温病各阶段的治法，他说：“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茌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人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元参、羚羊角等物；人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加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这一条虽然仅有92个字，但它是纲领性条文，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指出了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传变及其治法，给后世对温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结叶天士的成就，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寒温分论。也就是说，明确地指出了伤寒与温病邪气的性质、入侵的途径、致病后的发生发展规律、治法的不同。二是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明确地指出了温病的发展规律是按卫→气→营→血逐步深入。他不仅提出了辨证纲领，而且指出了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治法，从而创立了温病学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分离出来。所以说叶天士这篇文章是温病学派形成的标志。另外，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医诊断学也有较大的发展。比如辨舌，在温病的望舌上，他在文章中讲得非常详细。再比如验齿，他提出：“再，温热之病，看舌之后，亦须验齿。齿为肾之余，龈为胃之络。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齿若光燥如石者，胃热甚也„„若如枯骨色者，肾液枯也。”特别是他对温病过程中斑、疹、白痦的形态、色泽、治法、预后都讲得非常清楚，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总之，叶天士的这篇文章虽然仅有五千余字，但它有重大突破，使温病学从伤寒学说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学科，他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后世把叶天士称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
8．《薛生白湿热病篇》——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
《薛生白湿热病篇》的作着据传说是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代大约为公元1681-1770年，与叶天士是同时代、同乡，都住在苏州城。薛生白是诗人、诗词理论家、又兼及丹青，而且还精通医学。据王孟英在《温热经纬》中介绍，这篇文章最早见于舒松摩的《医师秘笈》，名为《湿热条辨》，共三十五条，在后面有一个小注，说是薛生白著。章虚谷从《医师秘笈》把它收入了《医门棒喝》，加了注释。王盂英从朋友顾听泉那里得到四十六条的抄本，把它收入《温热经纬》中，题名为《薛生白湿热病篇》。这篇文章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讲得比较全而，是湿热病辨证论治的代表性文献，补充了《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的不足。“叶论”虽然既讲温热病又讲湿热病，但是它毕竟重点在温热病，湿热病讲得少，《薛生白湿热病篇.补充了“叶论”的这一不足。章虚谷把这两篇都收入《医门棒喝》中，王孟英把这两篇都收到《温热经纬》中，章虚谷加了注释，王孟英加了按语，这两篇文章并行，对后世治疗温热病与湿热病有很大指导意义。
9．《伤寒温疫条辨》论伤寒与温病之辨 《伤寒温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公元1784年刊行，作者杨璿(xuan)，宇玉衡，晚号栗山老人，河南夏邑入，大约生卒于公元1706-1798年。他在书中指出，温病的病因是“天地疵疠旱潦之杂气”。其传入人体的途径是“杂气由口鼻人三焦，怫郁内炽”。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是表证，皆里热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关于温病的治疗，他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唯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书中以升降散为主方，并以它为基础加减化裁，列出“轻则清之”八方，“重则泻之”六方，共十五首方剂。升降散中用蝉蜕、僵蚕、姜黄、大黄四味药，杨栗山解释这个方剂的功用说：“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流毒顿消矣。”
10．《通俗伤寒论》论广义伤寒
《通俗伤寒论》的作者俞肇源，字根初，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代大约是公元1734-1799年。书名虽然称为《通俗伤寒论》，实际上“伤寒”二字是指广义伤寒，书中既讲伤寒，又讲温病，如春温伤寒、暑湿伤寒、大头伤寒、冬温伤寒等，实际上都是温病。他在温病的病名前都加上“伤寒”两个字，意思就是广义伤寒包括温病。这部书对四季的各种温病论述都比较详细，而且书中的许多方剂被近世广泛使用，比如加减葳蕤汤、羚角钩藤汤、蒿芩清胆汤、芩连二陈汤、陷胸承气汤、犀地清络饮等。俞根初写成这部书的手稿后交给了他的朋友何秀山，何氏认为这部书非常好，他就全文抄录下来，而且随录随加按语。何秀山的抄录本传到他的孙子伺廉臣手中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