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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意识的感悟 危机意识的文章篇一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９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７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１０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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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危机意识的感悟 危机意识的文章篇二
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中国意识的危机》是一本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林教授运用现代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成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思想史，其所提问题之精锐、见解之深邃，与海外寻常所谓“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八十年来，著述薪积。因为论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迥异，结论自然大不相同。
概而言之，有四种“历史记忆方式”：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五四”运动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颠覆；以胡绳、彭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将五四运动看作由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社会运动；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视“五四”为反抗传统思想文化秩序、溶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次理性启蒙运动；而以余英时、张灏、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出发，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复杂关系，对其非理性、反历史的思想误区作出鞭辟入里的检讨。当然，除此之外，尚有“文艺复兴”说、“启蒙运动”说、“思想革命”说、“西方主义”说、“不完全的现代性”说，“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说等多种论点。相比之下，林毓生先生的这本书则提倡“意识危机”说，他灵活采用了“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思路，并辅助性地使用了韦伯、席尔思的“奇里斯玛权威”理论，因此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作者在该书中，运用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和波泥拉科学哲学中两个崭新的概念：“奇理斯玛”（意为“神圣的天赋”）和“支持意识”作为其论证的理论基石。这两个概念，本来名异质同，前者来自基督教语汇，指经过了“神”点化的权威人物。后来马克斯•韦伯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作为定界个人权威最高标志的特殊名词。一般地讲，在各个行业中具有特创力的至高无上者便是“奇理斯玛”权威，但这时仅指各人权威。再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将产生社会秩序（或社会意识）的至高无上的行为角色、物质等等均归结为“奇理斯玛”权威。而后一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的好友、世纪初有成就的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尼尔的创造。“支持意识”的要旨，是说人们在过去经验过程中所慢慢形成的、并不断指导人们行动的一种潜在的意识。不论是“奇理斯玛权威”还是“支持意识”，在最初均是均是针对个人“权威”与个人的无法扭转的“经验”而言的。但是毕竟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个人的放大，个人之权威——“个人的无法改变的经验”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便形成了该国家或民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最后，形成民族意识的沉淀和结构，这种结构俗谓之“传统”。其特殊的魅力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其充分条件，即支配人们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奇理斯玛权威”和“支持意识”是具有活力的，而绝非是僵化的，一触即溃_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林教授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被人们人为地一刀切断，不能被彻底“焚毁”，重新创造，而只能在原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成为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奇理斯
玛”。
中国意识之在中国，大概至少四千余年了，四千多年来，其通过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并经过历代学人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全体中华民族成员们的共同不断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显稳定的传统结构。
每个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生活现象，此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虽然，“天理”和“人伦”在这里经常被人们连用，但认真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人们用以警告、吓唬他人的手段，而真正富于现实情感意义的，或者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永志难忘的只是人伦。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天理”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心理结构中所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地导引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其留下深刻痛创的“奇理斯玛权威”。
儒家的学说，从客观上讲，适合于中国社会人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实际；从主观上讲，符合于统治者欲以强化其政治统治的要求。于是家—国一致，君—天、忠—孝相连，“三纲五常”便成了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无上法宝。不但如此，他们对这些法宝还进行了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创造。这种创造首先是身份上的，历代儒家都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弄清身分。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之后，其社会待遇便因名异而异。关于这点，以下引文最具代表性：“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
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多么森严壁垒的身份之图！多么精细繁琐的“等差”秩序！难怪当孔子听到只能享受四侑之乐的大夫季氏竟违背自己的法定身份所应得到的享受而“八侑舞于厅”时，气愤难忍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言下之意，是指背礼违法，犯上作乱，莫异乎此、大乎此者。这样，家族的身份关系就被顺理成章地移植到社会和政治领域。
在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中，该抽去的是“血缘”二字，认真说来，“血缘”二字对中国造成的祸端实在太大，人们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往往以情胜理，而情的首当其冲的基础，在中国是血缘。由于这两个字导致了任人唯亲的悲剧，也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者大同盟，使官僚阶层有恃无恐地倚权背法，惨民贼国。古代思想家曾设想过一个选贤任能，不唯血缘，不唯私情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古代开明的统治者总是没法进行改革，以改变血缘伦理至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厄运。曹操倡导“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那么脍炙人口的《短歌行》招来了多少“周公”？孙权“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
不决问公瑾”；唐太宗知人善任，把魏征做为他的“一面镜子” ……而最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由董仲舒始作俑、并盛行于隋唐以来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它不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而且成为东方奉献给西方文官制度的奠基石。今天，研究文官制度的西方专家们每每来到中国讲学时总要不无激动地感谢“老师”一番。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将这一制度贯彻到底，直至本世纪初所实行的还是帝制世袭制！曹操没有开明到将最高统治权交给他人，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唐太宗同样如此！思想家们的设想在历史上亦不过是海市蜃楼。当然一定的社会存在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物质生然而条件相联系，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不操守今日的观念。但历史的观念传至今日，影响今日、阻碍今日之发展，时人的确负有改革它的任务。
危机意识的感悟 危机意识的文章篇三
中国梦需超越中国意识危机
2013年05月14日10:20 来源：新华国际
新华网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发表题为《“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深刻危机激发梦想
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早些时候，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
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着“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讨论。这一次“球籍危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球籍危机”的反动。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其指标就是赶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三十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过于理想的主义，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者，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不高兴。近年来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种“不高兴”现状的反应。非理性的“不高兴”，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
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是转型中社会。所有国家的转型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国特别像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面临食品不安全、药物不安全、环境污染、社会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展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不过，中国的问题更为深刻。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
再者，如果和日本与“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有很多问题。东亚经济体尽管也经历过同样高速度的发展经历，但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中国社会，人们往往把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欧洲、美国和东亚经济体做比照，而不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这种比照往往导致悲观的结论。
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执政党对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理论准备。无论是官方所坚持的理论教条，还是盛行于社会上的各种不断变化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毫无解释能力，无论是积极的发展和消极的现象，官方和社会群体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拿着西方的东西来看中国，评判中国。不过，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官方对其陈旧、教条的坚持，还是左、右派对西方话语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养中国意识，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国意识。和前两次危机一样，当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滥的时候，尤其当这些概念走出书本和校园，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
其三就是前两者的综合症。因为不知道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说明不了这些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就导致了社会成员深刻的焦虑症状，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如何，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这种情形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过，也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过。
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确立中国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样，关起门来，说自己优越。人们必须一方面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人为地把中国价值和普世价值对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价值，都是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体。应当抛弃“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简单的想法。西方的一些价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价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国价值也是如此。再者，在全球化的状态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普世价值的流通和传播。当中国成为世界共同体一员时，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普世价值，也不断影响其他国家。但同时，正是因为有些价值是特殊的，在实践层面，人们也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切实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国国情相冲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国国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应当加以中国化，进而把其整合进中国本身的核心主流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意识危机”能否克服，取决于，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各种社会问题。从前面两次危机的经验看，前者是关键。只有有了主流意识，社会才会有共识;有了共识，社会就会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动员资源来克服危机。(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危机意识的感悟 危机意识的文章篇四
读《中国意识的危机》有感
姓名：聂学利学号：10091110122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经常把中国人视为停滞的传统主义典型。但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了很多人向往的革命之乡，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决裂的社会。有读该书后的人评论说，如果思考一下，为什么特别是中国会成为不改变传统的象征，人们就会感到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认识到，中国曾设法使它完整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秩序又被一个企图在它内部既体现社会政治权威，又体现社会精神权威的阶级所控制。这种传统的持续性似乎是它的包罗一切的整体性功能的结果。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后，人们敏锐地觉察出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中有外国的根源。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明确主张要与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实行完全革命性的分裂。
为本书作序的本杰明·史华兹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早在中共胜利之前，就对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领导人献身于林毓生教授所谓的那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程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书作者林毓生教授认为，在本质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涉及到两种预设：第一，必须把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视为一个整体；第二，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被否定。林毓生教授同其他很多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者一样，一直很重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五四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他们同样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后数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因而他们觉得中共的领导是五四运动的必然产物。
作序者主张，现在很清楚，无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冲动如何真实、有力，也不管过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结合得如何实在，如果把这种同整个传统完全决裂的简朴而辩证的描述，看作是对现代中国复杂历史的全面概括，是有很大缺陷的。他说，最近数十年来，不少人都写过文章来竭力纠正通过去完全决裂的那种僵硬的形象。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它内部的多样性特征，正在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对过去文化在当代中国每一生活层次上尚未察觉或尚未认识的连续性，正在进行彻底的研究。
必须指出的是，面临这种修正的观点（其中很多是有道理的），林教授在这本精深而又严谨的著作里，不再肯定原来的那种形象。他绝不认为，传统的中国事实上是由各个不可分离部分所组成的毫无问题的一个整体，绝不认为人民中国的建立事实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完全决裂的标志，不管这些传统文化是好是坏。他分析的核心是，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看法已牢固地形成了反映传统主义者本身的观点。
林教授强调，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纷纭复杂，尽管这种文化内部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倾向，但是它的各个部分的整体性观念，社会和文化在各个方面受政治秩序控制的观念，以及思想|
意识对转变人类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观念，都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在该文化传统内部广为人们接受的思想之综合。他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化倾向以很多隐微难查的方式甚至影响了那些对过去持坚决否定态度的人。作序者指出，作者在这本书中还有其他的功绩。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一种过分的“修正论”可能将反传统主义混淆的时候，作者使我们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他所说的那种鲜明的反传统的现象。如果把各种斟酌保留的意见都加以考虑没有其他人比林教授更考虑这一点，事实就很清楚，他所论述的那些观点无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或政治历史，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当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段解释，就能将中国过去的坏成分视为与一切高等文明过去的普遍坏成分所共有，就能毫无保留地赞扬过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以及多少采取一种称赞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流行的高尚文化的各个方面，但这是就否认它们目前价值的外国观念模式而言的。
有人注意到，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和中国的政治历史，与其他非西方文化地区例如印度和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加以对比，林教授的论述所强调的意义就十分清楚了。的确，这些地区也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将来也许还更多，正如现代中国有很多知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家”那样。人们也许会说，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很多知识分子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肤浅的、不真诚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企图在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之间，在印度教和民主主义之间找出它们的和谐共存，而不是明显对立。在这些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对群众的传统信仰发动一场正面的冲击。林教授的分析提示我们，无论有其他什么因素发生作用，在那里，旧政治秩序的瓦解，不像在中国对政治秩序瓦解后依然存在的文化产生了完全否定的意义。他的分析还暗示，那些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也许不相信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即林教授所说的的那些主张以思想文化来解救问题的人，有力量实现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
林教授的功绩还在于，他不是以抽象的命题来提出他的这些论点，而是通过研究五四时期三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来证明他的论点。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研究途径。这三人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然而林教授相信，固然他们彼此迥殊，但都具有某些他所论述的基本倾向。他的观点说服力强，而且他对三人的分析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他们的新视角。同时，作序者说，这本著作还对中国遗产本身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所以，本书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世界最棘手的问题，都是有启发、有教益的贡献。
该书的作者以研究“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为主题，发表了他关于中国意识危机的思考，提供了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