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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篇一
该规定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为人民法院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实现及时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目的提供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法律依据。
《若干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人提出，《若干规定》第15条关于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91条相抵触，其内容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超越基本法，最高人民法院无权作出与《民事诉讼法》内容相违背的司法解释。
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相悖。
有人之所以提出《若干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抵触的观点，主要是混淆了调解协议与调解书、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
一、调解协议与调解书之间的关系
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一种文书形式，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文书，是调解书的基础。
它本身无法律效力，一方或双方反悔，人民法院无从约束。
调解书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记载当事人之间调解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
它既是当事人平等协商结果的记录，又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协议予以确认后，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
《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是受理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
作为程序法，其目的在于保障民事实体法的实现。
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属于私权，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国家不应有过多的限制。
依私权自治理论，当事人在法院主持调解下所达成的`协议，应等同于当事人解决争议的一种“契约”，若无特别约定或规定，“契约”从成立时生效。
以生效调解协议为基础的调解书在送达时，当事人不应有反悔之权。
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只是对当事人合意形成的“契约”的一种确认，用固定形式的法律文书确定下来，便于当事人履行和法院的强制执行。
从《民事诉讼法》第90条规定中可看出，立法者并未一概否定调解协议的效力，其第4项“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的规定，为《若干规定》留下了适用的余地。
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90条只规定了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部分案件，调解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并没有规定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该条第1款“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规定，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可以制作调解书。
对该条的理解不能作反面解释，应理解为“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也可以制作调解书”。
若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对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应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
因为该条的立法目的是减少诉讼环节，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可约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而无需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确认，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依“举轻以明重”之民法解释方法，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以当事人调解协议为基础，人民法院按法定程序制作的调解书，当然具有法律效力。
二、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可制作调解书和不制作调解书两种情形。
制作调解书属民事诉讼调解的一般规定，不制作调解书则属民事诉讼调解的特别规定。
此特别规定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三种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情形;二是用概括的方式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情形。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尚需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对当事人的调解协议进行确认。
一是强调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严肃性，显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让其对自己的处分行为有足够的考虑时间和余地。
从而使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成为效力待定的“契约”。
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既不能显示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严肃性，也未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损害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剥夺了当事人的权利。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程序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均已签字确认，说明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都进行了处分，法律若不赋予其效力，还谈什么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制作的调解书，在送达给当事人之前，当事人可任意反悔，调解书便成为一张废纸，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还有何严肃性可言。
《民事诉讼法》之所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两种方式，规定当事人的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
是因为用列举的方式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案型，而概括式的方法可弥补成文法僵化和封闭的局限性，将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案型涵摄之中。
如同《婚姻法》第32条第3款第1至4项亦用列举的方式，列举出4类8种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其4类8种情形远不能涵盖社会生活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所有情形，该款第5项又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以涵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除上述法定的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情形以外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情形，从而使《婚姻法》调整夫妻关系具有更大的弹性。
《民事诉讼法》第90条中“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和“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应包括《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
《若干规定》第15条第2款“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
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规定，其调解书的效力，并不是由当事人签收后方才产生的效力，而是依据当事人约定生效的调解协议而产生的效力，成为便于当事人履行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与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在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为尽早摆脱纠纷的困扰，喜欢以和解方式来化解矛盾。
然而，公众对和解行为的效力缺乏正确的认识，致使一些案件“和而不解”的现象普遍存在。
诉前民事和解协议是指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发生争议后，争议双方关于民事赔偿或补偿内容，经过自愿协商一致，于诉前自行订立的和解协议。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只对《人民调解协议》确认其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但未对其法律地位做出规定。
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实际是当事人之间反复协商的自由过程，始终都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来实现。
诉前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民事契约的缔结过程与结果。
民事契约行为又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契约”的订立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又符合合同订立所具备的要件，故诉前民事和解协议效力的判断应以《合同法》的效力规则为准。
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受理后至案件宣判前就侵权赔偿内容或其它债权债务内容自行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
由于诉讼和解行为是民事诉讼行为的一种，而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也不是民事契约关系。
因此，《诉讼和解协议》的生效实际是以履行完毕为生效条件，只要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当，《和解协议》视为撤销或失效，法院不能根据《诉讼和解协议》作为裁判的依据。
现行法律虽未对《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赋予强制力，但可以借助外部的法律手段，使之具有法律强制力。
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并制作调解书”。
由此可见，《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裁判效力，使之具有执行力。
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指民事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经协商一致达成的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变更或终止的和解协议。
执行和解实际上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执行和解协议也是一种程序性协议，不具有可诉性，也非民事契约关系，不具有民事合同得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文书的执行。”由此观之，立法机关并未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只是暂时“冻结”了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力。
甲方：
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
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一、甲方除向乙方表示诚挚道歉及慰问外，同意为犯罪嫌疑人支付给乙方人民币 ， 作为给乙方的包干赔偿款，该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后续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依法应由犯罪嫌疑人承担的全部民事法律责任。
乙方就上述款项的内部分配处理与甲方无关，但乙方同意其本人或受害人的其他近亲属不再对甲方或犯罪嫌疑人提出其他诉求，也不会对本案案情或本协议内容以任何方式对外公开宣扬及披露，否则，此协议按无效协议处理。
二、甲方应当将上述款项存入 公安局刑警大队指定之帐户，并在乙方提供合法、有效及完整的法律手续(含亲属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后，由刑警大队转付给乙方指定帐户(户名： ，开户行： ，账号： )。
三、乙方应按照本协议附件之内容向 政法委员会及司法机关( 公安局、 人民检察院、 法院)出具《刑事谅解函》(共六份，其中两份由甲乙双方留存)，该《刑事谅解函》应在甲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将款项存入刑警大队指定之帐户并确认后，由刑警大队直接或是由甲方自行提交给上述部门。
四、本协议一式六份(含附件)，双方各执一份，其余提交上条所列之司法部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如果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同意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 解决。
甲方： 乙方：
月 年日
年月
1.
调解协议书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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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协议书及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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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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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协议书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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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协议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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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协议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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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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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民事调解协议书
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篇二
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广西)南宁市某公司职员杨某却因公司年度考核排名末位遭到了解聘。在与公司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领取了1.8万多元补偿金后，杨某将单位告上法院。杨某认为，公司单方面解聘，违反了《劳动法》，应按工龄支付自己3个月的劳动赔偿金差额、支付额外一个月工资差额，共计1.68万多元。日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驳回了杨某的诉讼请求。杨某不服，提出上诉。
虽然拿到了补偿金，但对于公司解聘自己，杨某始终无法释怀。他认为，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即使自己考核排名末位，也并不意味着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如果自己经考核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公司也应先对他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而公司这样武断地将他“扫地出门”，他认为公司已经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随后，杨某向南宁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令公司按工龄支付自己3个月的劳动赔偿金差额、支付额外一个月工资差额共计1.68万多元。
南宁市仲裁委认为，杨某与公司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单位与杨某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今年1月，南宁市仲裁委作出裁决：驳回杨某的申诉请求。杨某不服，遂向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向其支付赔偿金等共计1.68万多元。
实行“末位淘汰制”，将排名末位的员工解聘，单位这样做到底合不合法?法院审理后认为，南宁市某公司以杨某20xx年度绩效考核分数排名在本部门末位为由，通知杨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属单方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行为。即使杨某确经考核不能胜任工作，该公司也应先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故该公司20xx年2月1日对杨某所作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杨某虽然收到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但双方的劳动关系并不必然因杨某收到该通知而解除，而应以杨某实际不再为该公司提供劳动或双方确认解除时间等事项为准。
20xx年3月9日，杨某与某公司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是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所订立，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在该协议中，杨某与某公司双方已确认劳动合同关系于20xx年2月28日解除，并明确了某公司应支付给杨某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杨某也已领取了该款。在该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杨某再次要求某公司按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标准支付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赔偿金及一个月额外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法院依法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所谓“末位淘汰”，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其企业战略和具体目标，设定一定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此指标体系为标准对员工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得分靠后的员工进行淘汰的绩效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可该管理制度是把“双刃剑”。根据我国《劳动法》三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一)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因此，用人单位以“末位淘汰”为由，单方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现实劳动关系中，单位绩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劳动者，并不一定是不能胜任工作的，即使不胜任工作，用人单位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为其提供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如果劳动者仍不胜任工作的，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企业就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
在该案中，南宁市某公司以“末位淘汰”为由解聘杨某的行为不合法。不过，杨某与单位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并领取了补偿金，也就意味着杨某认可了公司的解聘行为。在此前提下，杨某要求单位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就没有法律依据。
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篇三
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债务如何处理、子女归谁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共同意思表示协议书。所以，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离婚、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等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因此，离婚协议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合同。这与离婚诉讼是一种复合之诉的道理是一样的。
首先，我国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解除采登记要件主义和诉讼要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即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登记离婚，也可以选择诉讼离婚，两者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未经登记或诉讼离婚，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就不能解除。
其次，当事人关于离婚的意思表示可能随着时间、环境、对方言行、自我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一方当事人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反悔不同意离婚，是很正常的，婚姻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证明夫妻感情曾经出现过重大裂痕。
。除非有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否则，人民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应当将协议作为分割夫妻财产的重要证据，即法院要按照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判决。
对于要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说，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有必要的。男女双方就财产分割、个人财产界定等方面的问题提前作出合理的约定，一旦日后离婚时产生分歧，就按照婚前协议书上所约定的进行处理。但是很多夫妻对于婚前协议书都不怎么了解。究竟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下面由余婧律师团队为您介绍。
一、什么是婚前协议书？
在西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签订关于财产、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等问题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普遍的。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签订婚前协议在我国并不流行。很多恋人在结婚前根本不会想到签订结婚协议书，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认为签订婚前协议太伤感情，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但是，目前全社会离婚率呈上升态势，夫妻离婚时，产生争议最多的往往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准夫妻”在向往美好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婚姻危机有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未来到底如何发展。而一份未雨绸缪的婚前协议，不仅能避免夫妻双方在将来离婚时产生争议，也能在争议发生时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同时还可以简化离婚程序和节省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要看婚前协议书是约定什么的。婚前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前提下，才具有法律效力。男女双方约定的事项必须是合法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任何的欺诈或胁迫。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需要公证，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是否公证，应该由你们当事人自己决定。当然，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法律效力会强些，但也不绝对。通常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法院是会优先采用的。
【要点提示】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典型案例】
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上海市闽行区人民法院的一个判例。 原告曾某（男方）离婚后通过征婚，与也曾离异的贾某（女方）相识。经过短暂的接触，几个月后双方登记结婚。由于两人均系再婚，为慎重起见，20xx年6月，夫妻俩经过“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协议签订后，在婚姻存续期间，贾某发现曾某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20xx年5月，曾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与此同时，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依据双方达成的忠诚协议，判决曾某支付对方“违约金”30万元。后曾某不服上诉，二审中经法官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曾某向贾某支付25万元，双方握手言和。 此判决一出，实际是认可了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立即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轩然大波，由此也引发了夫妻忠诚协议到底是否有效的争论。在此情形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法律适用问答选登（二）》，就忠诚协议方面问题作出了回答：《婚姻法》第4条所规定的忠诚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夫妻一方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协议，不能理解为确定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如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解答，实际上又否认了忠诚协议的效力。
【各方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协议有效。夫妻忠诚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并不违法，夫妻忠诚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条款，法院应当予以认可；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着积极作用。
合同来调整。
【律师观点】
律师查阅了大量法院判例，并与多位法学专家研讨，认为当前法律界对待夫妻忠诚协议效力上，主流观点还是趋向于有效说，但应该注意其约定而区别对待。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应该区别对待，单纯性的“忠诚协议”的约定或承诺，例如“损失费”、“赔偿款”、“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的约定或承诺属于违约责任，应确认其有效；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如“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一）、民法理论而言，“忠诚协议”属于私法范畴，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夫妻双方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签署了忠诚协议，意在实现关于婚姻的某种意思自治。但这种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无边界的自由，要受到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约束，也即其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如果上述条件全部满足，则该行为应被评价为民事法律行为，并产生相应的法律约束力。那么在“忠诚协议”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时，该行为应当是对夫妻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
（三）、并不是所有的夫妻忠诚协议都是有效的，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
1、受胁迫、欺骗情况下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无效。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这里的胁迫应该是指比较严重的情形。
2、“不得离婚、必须离婚、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等涉及特定人身关系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否主张离婚，只能是单方权利。夫妻之间“不得离婚”、“必须离婚”等约定，因违反婚姻自由的法律原则是无效的。同时，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子女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夫妻双方事先通过忠诚协议约定或承诺“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可能损害到子女的合法权益，并以此排除或者否定了司法监督权和裁判权，该约定显然无效。
综上所述，就具体个案来说，笔者倾向于应当认定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这是因为，认定利大于弊，且具明显的意义优势。同时，律师忠告那些准备付诸协议的夫妻，一定要慎重对待，不仅不能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也不能不切实际约定过高的数额，如果显失公正，法官也不会支持。
